Der Spiegel - 28.08.2026.pdf

镜报 (DER SPIEGEL)

气候保护 太阳能的 全球成功

菲利普·阿姆托尔 与这位 基民盟（CDU）奋斗者的同行之旅

饮食失调 五位女性讲述 长期影响

街道之战

中国如何碾压德国汽车工业

比荷卢 € 8,40 丹麦 dkr 102,95 芬兰 € 10,40

法国 € 8,80 希腊 € 9,20 意大利 € 9,20

克罗地亚 € 9,50 挪威 NOK 149,- 奥地利 € 7,80

葡萄牙 (cont) € 8,80 瑞士 sfr 10,30 斯洛伐克 € 8,80

斯洛文尼亚 € 8,80 西班牙 € 8,60 西班牙 / 加那利群岛 € 8,90

捷克 Kč 260,- 匈牙利 Ft 4190,- 德国印刷

德国邮政

你们的生活有时很混乱。我们的递送始终可靠。

即使你们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周一至周六依然在为你们服务。

如今的邮政如此运作：post-erklaert.de

当她离开时，她带走了那些声音，那些色彩，他独自坐在那栋小房子里。

Seite 106

封面故事

当李斯特拉在 90 年代在那里开始工作时，比亚迪（BYD）是一家向飞利浦和摩托罗拉销售手机电池的小型初创公司。如今，这家来自科技大都市深圳的企业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汽车集团，而且可能是全球最成功的电动汽车制造商。现在，在李斯特拉的推动下，比亚迪正凭借其廉价车型进军欧洲。这位经理已晋升为副总裁，《镜报》编辑亚历山大·德姆林在过去几个月中与她多次会面，例如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最大汽车展上。他的同事弗朗切斯科·科利尼在匈牙利塞格德进行了调研，比亚迪正在那里建设其首个欧洲工厂。生产预计最迟在年底启动。德姆林认为，像比亚迪这样的中国制造商是德国汽车制造商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危险的对手。他说：“在大众汽车和梅赛德斯-奔驰在中国和美国的业务萎缩的同时，他们还面临着一场关于本土市场的争夺战。”

Seiten 8, 16, 18

Hauke Schriebert Fabian Ritter / DER SPIEGEL

青少年法医精神病学

在下萨克森州韦嫩的青少年法医精神病机构中，居住着患有精神疾病或药物成瘾且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年轻男性：抢劫、故意伤害、杀人。他们将留在该法医机构中，直到法院认为他们不再具有危险性，最极端的情况下将终身监禁。《镜报》编辑朱莉娅·科帕茨基在四个月的时间里随访了青少年法医精神病机构的日常生活。科帕茨基想知道，如果在如此年轻的时候来到这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该如何继续生活。在 2 月份的首次访问中，患者们带领她参观了病房。其中一人在一个报警按钮前停了下来。他说，有这些安全措施是好事，因为毕竟他们是患有精神疾病的犯罪者。这句话让科帕茨基记忆深刻。她说：“有些患者似乎连自己都不敢信任。治疗的任务之一就是向他们证明，他们并非受疾病摆布。”

Seite 60

饮食失调

今年年初，《镜报》编辑尼娜·韦伯（Nina Weber）在一篇关于间歇性禁食的文章中公开透露，她在青少年和成年早期曾患有厌食症和贪食症。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韦伯收到了许多读者的电子邮件，她们有着类似的经历。她与其中五位女性进行了交流，部分是面对面，部分是通过视频。其中最年轻的 20 岁，最年长的布里塔·施密特（Britta Schmidt） 70 岁。施密特此前从未与任何人讨论过这个话题，甚至没有告诉她的丈夫。直到在前往汉堡的《镜报》编辑部与韦伯会面前，她才告知了丈夫。这些女性讲述了那些关于身材的无心之谈至今仍如何令她们受伤，以及她们在困难情况下是如何设法保持健康饮食习惯的。韦伯询问每一个人，她们最喜欢自己身体的哪个部分。“以宽容的态度审视自己，会对很多人有好处，”韦伯说道。

政治播客

蒂莫·克诺尔（Timo Knorr） / 《镜报》

《镜报》本周推出一个新的政治播客。在《疯狂之王：德国的权力考验》（Mad Kings: Machtprobe für Deutschland）中，《镜报》资深驻外记者布里塔·桑德伯格（Britta Sandberg）和首都办公室负责人克里斯托夫·希克曼（Christoph Hickmann）将讨论新世界秩序给德国带来的后果，以及这个世界的那些“疯狂之王”——即那些不再遵守规则的政治人物——在多大程度上威胁并给我们的民主带来了压力。像唐纳德·特朗普、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习近平这样反复无常的独裁者每天都在展示权力政治是如何运作的：通过威胁姿态、恐吓和暴力。与此同时，处于民主边缘的右翼政党也发起了挑战。《疯狂之王》从现在起将在每周四探讨德国如何应对这场权力考验。第一集将讨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以及为什么远在莫斯科的普京希望 AfD 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获胜。针对 9 月 6 日的选举结果，计划推出一集特别节目。

目录

封面故事

8 工业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竞争对手正碾压大众汽车、梅赛德斯-奔驰等公司

16 技术 中国汽车是移动的间谍吗？

18 爱国主义 汽车大国中国的新自信

政治舞台

20 昆都兹指挥官克莱因的静默告别 / 改善精神疾病患者的护理 / 澄清声明

德国

6 社论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展示了如何与唐纳德·特朗普打交道

26 国防 对德国军费开支的质疑日益增加

北京的钢铁大军

封面故事 中国制造商意欲征服德国。他们的成本更低，且现在也在欧盟内部生产。德国汽车工业还能挽救吗？

第 8, 16, 18 页

曼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 州总理谈论 AfD 的大规模增长。

菲利普·阿姆托尔（Philipp Amthor） 这位年轻的 CDU 政治人物如何塑造其特立独行的形象

31 移民 边境的放行现象是否将继续下去？

32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 在与《镜报》的访谈中，州总理曼努埃拉·施韦西格认为联邦政府对 AfD 的强势负有共同责任

35 游说 基督教社会联盟（CSU）是否为一名来自大麻行业的党派捐赠者奔走？

36 职业生涯 菲利普·阿姆托尔如何铺就通往总理府之路

42 东德 游客在吕根岛一个露营地如何看待国家局势

41 实地考察 一个海滨浴场变成了泥潭

如何利用特朗普的弱点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正确的时机选择了与美国总统对抗。欧洲人应当以此为榜样。

作者：勒内·普菲斯特（René Pfister）

美国总统目前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唐纳德·特朗普发动了一场与伊朗的战争，这场战争目前已让美国损失了超过 370 亿美元。他在德黑兰巩固了一个政权的权力，而该政权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发现了一种与原子弹同样有效的武器。因此，美国的油价暴涨，激起了选民的愤怒。

在他自己的党内，曾经忠诚的同僚们正在反叛，因为特朗普最初不愿公开关于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文件。而且，总统的家人正通过可疑的加密货币交易中饱私囊。11 月将举行国会选举，共和党可能会在这次选举中遭遇失败。

现在是发起一场针对加拿大的新贸易战最愚蠢的时机。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无论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他们对加拿大都抱有深厚的同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成为首位没有试图安抚特朗普的西方政治家，这并非巧合。相反，他以一种近乎圣经般的语气宣布，将以反击应对每一项惩罚性关税：“如果你受到攻击，你就处于战争之中。而我们受到了攻击。”

欧洲应当向卡尼学习。可能没有哪个政治家像这位加拿大总理那样洞察特朗普的性格。卡尼在去年赢得了一场看似毫无希望的竞选，因为加拿大人感觉到，他不像他的保守派竞争对手那样，不会任由美国总统摆布。在卡尼关于中断关税谈判的演讲中，透露出一种人们希望在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身上看到的高度认知。卡尼向他的公民明确表示，特朗普不仅想为美国争取经济利益，而且其目的是为了羞辱并征服加拿大这个国家。但对此他绝不允许：“在加拿大，从一个海洋到另一个海洋，我们才是自己家中的主人。”

无论在语气还是姿态上，这都与冯德莱恩的表现形成了令人欣慰的对比。去年 7 月，在特朗普宣布

将对来自欧盟的进口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后，冯德莱恩仍微笑着坐在他身边。卡尼也绝不会想到像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那样去讨好特朗普。法国总统在 6 月中旬邀请特朗普前往凡尔赛宫进行私人访问，仿佛是在感谢特朗普此前对法国政府倾泻的所有嘲讽。

早在 1 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卡尼就是一个例外：当大多数欧洲人以一种近乎诡异的感激之情接受特朗普关于不会用武力占领格陵兰岛的声明时，卡尼发表了一场演讲，提醒人们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可以建立一个价值观联盟，以打破特朗普的专断。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从未像现在这样虚弱。如果共和党在 11 月的国会选举中失败，他将成为一只“跛脚鸭”，一个随时待命的总统，越来越多的党内好友将与他切割，因为他留下的政治遗产让人不可能赢得选举。届时，特朗普仍有足够的时间和权力制造混乱。但许多共和党人仅出于赤裸裸的生存本能，也会有兴趣阻止特朗普实施那些最疯狂的想法。

这是一个对西方并不光彩的证明：在过去的两年里，并非欧洲人

坚决地抵制特朗普的新帝国主义政策。相反，是北京政权以如此强硬的态度回应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以至于这位美国总统迅速撤回了他的关税。当北约的领导者是一位像马克·吕特（Mark Rutte）这样表现得如同法国绝对君主制下随从的秘书长时，谁还会相信所谓的“价值共同体”？

如果欧洲人采取一种损害自身利益的夸张姿态政策，那将是毫无意义的。但卡尼（Carney）至少和欧盟一样有许多可以失去的东西。他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屈服只会进一步刺激特朗普。梅尔茨、冯德莱恩和马克龙也应该尝试从特朗普的衰落中获益。而且不应对这位总统表现出一种只能被他理解为软弱的谦卑。

埃普斯坦俱乐部 We will see Victoria, Btby an den Gesamtstiffer aktie.

《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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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中国企业正用优质且廉价的电动汽车充斥市场。比亚迪即将开设其首家欧洲工厂。德国制造商是否还有机会？

标题

在塞格德市郊，傍晚时分，中国建筑工人们开始了他们的行进。数十人步行或骑着沾满泥泞的自行车，前往匈牙利南部这座建筑工地对面的一家超市。

在39摄氏度的高温下，八月的夕阳依然灼人，他们穿过一片尘土飞扬的田野和一条新铺好的沥青路。

在通往工厂的环岛前的路牌上，印着建设方的红色标志：比亚迪（BYD），中国最大的汽车集团，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不到一百米远的地方，他们已经搭建起了约20米宽的工厂大门。

目前，通过大门的主要是工厂班车、混凝土搅拌车，以及载着工人的本田或欧宝的锈迹斑斑的燃油车。但一旦工厂完工，未来的汽车将从这里驶出。

这家来自中国科技之都深圳的集团正在建设其首个欧洲工厂，包括焊接车间、冲压车间、涂装车间、办公室和公寓，占地面积大约与柏林的滕佩尔霍夫机场（Tempelhofer Feld）相当。约40亿欧元将投入到这座工厂中，预计年产车辆最高可达300,000辆。

随着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启动生产，比亚迪将全面进入欧洲。德国汽车业的高管们对这座最后堡垒被攻占感到恐惧。在中国，比亚迪和其他本土品牌多年来一直在抢夺大众汽车等公司的市场份额；而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关税则吞噬了它们的利润。

只有在欧洲，德国人——尤其是在高端细分市场——仍是无可争议的霸主。但这种情况可能即将结束。

目前令大众、宝马和保时捷员工感到恐慌的巨额削减成本计划，其主要目标只有一个：让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与中国企业日益激烈的成本竞争中武装自己。

作为汽车的发源地，德国正面临战后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挑战：其最令其自豪的主导产业面临衰落的威胁。在极端情况下，在电动时代，德国既不再是自身汽车工业的实验室，也不再是其工厂，最多只能成为一个注册地址。就像苹果公司的格言那样：中国设计，东欧组装。

或者，现在已经太晚了？

比亚迪是一个巨头，2025年全球销量达460万辆，其成功程度相当于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的总和。该公司在欧洲的销量在短短一年内增长了150%，2026年上半年乘用车销量接近175,000辆。

与此同时，该集团属于一种新型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它们不是臃肿的国企，而是上市公司，由企业家领导。比亚迪将成为他们中第一个在欧洲开设自有汽车工厂的企业——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今年，所有中资背景的制造商在欧洲新注册乘用车中的市场份额合计已达11%，仅6月份就达到了12,1%。在德国各地，人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需要习惯其标志和名称的汽车：小鹏（Xpeng）、吉利（Geely）、零跑（Leapmotor）或杰酷（Jaecoo）。

在德国，这些品牌的增长率同样惊人，尽管德国约6.5%的中国品牌份额在欧洲反而处于落后地位。在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一比例已经是德国的三到四倍。

来自中国的威胁是预告过的，这是一场经济体制的碰撞：当大众等公司在2010年代还勉强地研究电动汽车时，共产党已经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精心策划其汽车、电池和电子工业的崛起。

中国创造了一个生产能力远超其国内市场需求的工业体系。德国汽车制造商们遇到了一位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对手。

当日本的丰田在 70 年代、韩国的现代在 90 年代进入欧洲时，它们是在内燃机的故乡销售内燃机汽车。但如今人们讨论的中国电动汽车不仅比成熟的竞争对手更便宜，在某些方面还被认为技术更先进。

例如，小鹏（Xpeng）的 SUV G9 在理想条件下，其电池可在 12 分钟内从 10% 充电至 80%。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的新旗舰车型还远未达到这一水平。位于贝尔吉施格拉德巴赫的汽车管理中心（Center for Automotive Management）负责人斯特凡·布拉策尔（Stefan Bratzel）今年将比亚迪评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汽车制造商，排名领先于大众汽车和梅赛德斯-奔驰。

在茨维考抗议的大众员工，集团首席执行官布鲁默：人们极其严肃地对待来自深圳的宣告

Ralph Köhler / action press Niels Starnick / BILD

这关乎一场全球权力转移。比亚迪计划在五年内超越丰田，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尽管这家中国集团在其本土市场的份额目前正在萎缩，且尽管美国通过高额关税和软件禁令将其汽车市场与中国车辆严密封锁。而剩下的未来市场是：欧洲。

是狂妄自大吗？也许吧。但在目前全球第二大汽车集团大众汽车内部，人们极其严肃地对待来自深圳的宣告。当集团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默（Oliver Blume）在 4 月向监事会描述阴郁的局面时，竞争对手比亚迪也是讨论的重点。

在的一张幻灯片中，布鲁默展示了自家与竞争对手的单车工厂成本。最左侧是大众、奥迪或保时捷在德国工厂组装一辆车的平均成本：近 6500 欧元。最右侧则是：“比亚迪——匈牙利”：每辆车 2000 至 2400 欧元。

这种差距也体现在个别车型的价格标签上。比亚迪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旅行车 Seal 6 DM-i Touring 最低配版本售价为 42,990 欧元，而大众的一款可比肩的帕萨特（Passat）则贵了约 10,000 欧元。而且，这还是在中国制造商需要支付关税并将汽车运往欧洲的情况下。很快，他们将不再需要面对这两项成本。

中国人希望在欧洲生产，是对欧洲大部分地区普遍采用的工业模式的一次冲击。这一系统在德国包含集体谈判工资、共同决定权和法定劳动保护，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这被认为成本过高。

中国的工厂：欧洲

为了在匈牙利塞格德（Szeged）建成工厂，比亚迪不仅带来了工人，显然也将其工作条件一并带到了这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业多年来一直处于危机之中。而匈牙利则缺乏建筑工人，尤其是针对此类大型项目。因此，在塞格德，数百名中国人和匈牙利人并肩工作。

其中一人是鲁道夫·博德纳尔（Rudolf Bodnár）。他是一家匈牙利分包公司的员工，三十多岁。8月初的一个晚上，他坐在塞格德一家快餐连锁店的餐厅里，这里距离塞尔维亚边境不到20公里。由于担心后果，他不希望自己的真实姓名出现在媒体上，但《镜报》（SPIEGEL）已知晓其真实姓名。他在笔记本电脑上展示了一些他声称是在工地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旨在揭示那里的状况：自行制作的起重机吊钩，部分安全装置已损坏；起重机之间距离近得令人担忧；车辆从碎石路掉入水中。

Noémi Melegh / DER SPIEGEL

“在欧洲，每个流程都更复杂一些。”

李斯特拉，比亚迪副总裁

在比亚迪工厂的施工现场已经有两名工人死亡，该公司在回复《镜报》的询问时予以确认：一名于2月在起重机作业时死亡，另一名于6月被卡车撞击。美国组织“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r Watch）专注于中国工人的劳动权益滥用问题并获得美国政府资金支持，该组织声称在对60多名工人的采访中，发现了塞格德工地存在过度加班、克扣工资以及部分签证操作违规等迹象。匈牙利当局已启动调查。

比亚迪在回复《镜报》的询问时表示，将全力配合调查，但在结果公布前不愿对这些指控作进一步评论。保护劳动权利以及遵守匈牙利和欧洲法律具有“最高优先级”。

博德纳尔说，他在该工地工作已一年多。尤其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那里非常混乱。“他们想要达成无法实现的目标，做事像没头苍蝇一样，”他说。事实上，比亚迪已经两次推迟量产启动时间：最初计划于2025年底启动，随后改为2026年第二季度，现在则推迟至年底。这位建筑工人表示，工作速度明显放缓了。他的理论是：公司意识到，匆忙造成的损失比确保安全成本更高。

比亚迪副总裁李斯特拉将责任归咎于欧洲的官僚主义：欧洲确实“非常缓慢，每个流程都更复杂一些，”她说。这是他们低估的地方。在中国，建成这样一座工厂仅需11个月。

Matthias Balk / dpa / picture alliance

VCG / IMAGO 比亚迪副总裁李斯特拉，以及在成都展会上演示的比亚迪两栖车：技术作为实力的展示

据该公司称，在汽车生产方面，将主要依赖当地劳动力。由总理彼得·马扎尔（Péter Magyar）领导的匈牙利新政府比前任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更强调遵守社会和环境标准，而后者曾极力讨好中国企业。尽管如此，问题依然存在：随着比亚迪塞格德工厂的落成，来到欧洲的不仅是一个强力竞争对手的工厂，是否中国标准也将随之确立。

生存之战

对于大众、梅赛德斯-奔驰等公司来说，这将成为一个生存问题：正如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所计算的那样，每辆车数千欧元的成本优势，并非引擎盖上一个熟悉的标志就能弥补。低廉的工资绝非比亚迪唯一的成本优势：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之一，其汽车的许多零部件均为自产。

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布卢梅希望将工厂成本平均降低至 3000 欧元，以保持竞争力。为此，这位 58 岁的主管必须缩减这家欧洲最大的汽车集团的规模。他将大众和奥迪的四家德国工厂列入处置名单，未来几年全球范围内可能会削减高达 100,000 个工作岗位。布卢梅正走向与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的激烈冲突。

上周二在沃尔夫斯堡已经出现了一次预演。在总部工厂的 11 号车间，大众各大工厂的一系列特别员工大会拉开帷幕。“我们对这家集团董事会，尤其是其主席奥利弗·布卢梅的信任已经受损，”职工委员会主席丹妮拉·卡瓦洛表示。在布卢梅登场之前，现场响起了嘘声。

近日，这位经理正试图安抚员工。他表示，关闭工厂尚未被决定。

“但谁还会相信他？”一名身穿黑色夹克、三十出头的大众汽车工人周三站在茨维考工厂的西门前说道，“反正我不信。”他认为董事会经常在宣布某事后不久就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该男子不希望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他在喷漆车间工作。

对工厂关闭的担忧现在已无处不在。这种担忧笼罩在休息时间的交谈中，在面包店里，在花园的围栏边。气氛极其“糟糕”。最糟糕的是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当天在茨维考出席活动的布卢梅对此也鲜有提及。

这位集团首席执行官坚持其目标：目前大众仍在德国生产的车型，未来应来自东欧或直接取消，沃尔夫斯堡和英戈尔施塔特的研发部门将缩减。所有这些必须在不损害大众汽车在客户心中“德国工程企业”形象的前提下完成。

因为新的攻击者不再制造西方车型的廉价且劣质的仿制品，而是制造出在导航流畅度和充电速度上往往优于熟悉的 Polo 和 Astra 的车辆。许多中国汽车制造商是在 2000 年代和 2010 年代由互联网百万富翁或电子技术专家创立的。比亚迪神秘的“董事长”王传福是一名电池化学家，而非像大众首席执行官布卢梅那样的机械工程师。对于小米首席执行官雷军来说，他的电动汽车只是其由智能手机、扫地机器人和智能煮蛋器组成的联网帝国中的另一个电子产品。

当地汽车制造商现在也承认，中国在技术上正在超越欧洲。大众正在考虑将其在中国研发的电动汽车也销往欧洲。欧宝将从 2028 年起生产一款采用其中国合作伙伴零跑汽车（Leapmotor）技术的 SUV。

一辆能游泳的越野车

在郑州的测试场——一个位于比亚迪最大工厂旁、设有赛道和沙坡的区域——正下着倾盆大雨。对于演示 U8 来说，这是理想的天气。比亚迪旗下仰望品牌的这款方正越野车，其设计承受的降雨强度远超这个 4 月底的周二。

U8 以步行速度驶入一个水池。当只有驾驶舱还露出水面时，车辆利用两个右侧轮毂中的电机向左转向。一名站在池边的比亚迪员工表示，这款越野车可以在水中漂浮 30 分钟。对于电流以 800 伏流动的电池来说，这种潜水操作没有问题。只是出于谨慎，建议之后前往维修站检查。这款两栖车在中国市场的价格折合 130.000 欧元。

当 U8 重新回到坚实地面且驾驶员打开车门时，水从底盘中涌出了一分钟。即使是梅赛德斯-奔驰卖给德国联邦国防军的 G 级装甲车，也无法达到如此出色的游泳能力。

这种技术的演示，同样也是一种实力的展示。

两天后，这辆车出现在北京全球最大车展的 E3 展馆中。该展馆是比亚迪的领地：这里将比亚迪核心品牌的端庄轿车与宽大的皮卡车排列在一起。甚至还为一辆穿着粉色毛绒外衣、车顶带有毛茸茸号角的微型车留出了空间。对面是一个比亚迪高端品牌腾势（Denza）的跑车，被安置在一个车库大小的冷冻室里。即便在零下 30 度的情况下，得益于比亚迪的闪充站，电力流入腾势的速度几乎与汽油从油箱口注入一样快。“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一名汽车测试员随后说道。

曾经是中国车展之王的德国制造商们，在他们的展位上宣传着“传承”（Heritage）、传统以及过去辉煌的成就。奥迪展出了一辆带有煤气灯大灯的阳光黄“Typ B”。这款车在 1911 年的柏林国际汽车工业展上曾是最前卫的时尚之作。

在比亚迪展位上方的一个独立包间里，副总裁李女士面对着一杯绿茶坐着。就在刚才，保时捷的技术负责人迈克尔·施泰纳（Michael Steiner）还访问了展位。李女士毫不掩饰地表示，在她全球扩张的征途中，那些曾让保时捷成名的“油老虎”正是她的目标。通过闪充站，比亚迪将夺走他们最后的优势——快速加油。

李女士是比亚迪的门面人物，一位偏好淡色套装的果敢女性。据《福布斯》报道，创始人王传福的身价接近 200 亿欧元，他在北京的展位上低调地穿梭，而李女士则像女主人一样登场。1996 年，即比亚迪成立一年后，她开始在王传福的初创公司担任营销经理，向诺基亚销售手机电池，后来在美国销售电动巴士。

在比亚迪内部，李女士被视为“对外负责人”（Mrs Outside），而王传福则是“对内负责人”（Mr Inside）。据称两人甚至已婚，尽管比亚迪并未对此予以确认。他们共同推动着全球扩张的进程。

价格优势：数千欧元

比亚迪若想在德国取得成功，需要像布尔哈德·韦勒（Burkhard Weller）这样的人。在一个炎热的七月周一，这位

中国处于超车道上

欧洲乘用车销量，单位：百万辆，按制造商国家划分

新车出口领先国家，单位：百万辆*

“在购买下一辆车时，您会考虑中国品牌吗？”回答占比 %

5• 来源：Alix Partners（2026 Global Automotive Outlook）；Carwow，针对德国客户的半年一次调查，参与人数在 1169 至 1879 人之间（不含 2. Hj. 2024）

72 岁的韦勒是德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之一，此时他正身处其位于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的一家汽车展厅二楼。一楼展出的是宝马（BMW），而这里四个月前开始展出比亚迪。

在楼下购买 X3 和 i7 的客户，是在一个由慕尼黑品牌设计的、价格贵出 8000 欧元的灯具所营造的温暖光线下签署合同的。这是宝马对经销商的强制要求。

而在上方简陋的比亚迪楼层，金属灰色的小型车和 SUV 毫无装饰地停放着。尽管如此，韦勒仅在奥斯纳布吕克南部的这家分店就售出了约 200 辆比亚迪，其中小型车 Dolphin Surf 的起售价约为 24.000 欧元。目前对该品牌感兴趣的人是谁？韦勒说：“是那些寻找廉价商品的人。宝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低于 30.000 欧元的车型了。”

比亚迪“价格实惠但不廉价”的口碑传播得很快。他甚至不需要投放广告。韦勒计划很快在奥斯纳布吕克开设一家“中国之家”，将比亚迪、腾势（Denza）以及竞争对手名爵（MG）分别安置在不同的楼层。

中国人已经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早在 2024 年，比亚迪在赞助欧洲足球锦标赛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由于缺乏密集的经销商网络，几乎没有增加汽车销量。如今，大多数制造商选择与传统的汽车经销商合作。

一名新任经理为比亚迪带来了转机：负责中欧地区的玛丽亚·格拉齐亚·达维诺（Maria Grazia Davino）招募了新的国家负责人以及像韦勒这样的经销商，此后该公司的销量大幅攀升。尽管如此，这位经理在七月辞职并跳槽到了福特（Ford）——后者在欧洲更像是一个衰落的候选者。据行业内部人士透露，达维诺曾极力争取成为欧洲区负责人，这使她与李斯特拉产生了冲突。

但在欧洲攻势的背后，还隐藏着巨大的压力。长期以来被视为增长天堂的中国汽车市场，今年至今已萎缩 20%。过多的制造商运营着规模过大的工厂。多年来，一场价格战一直在持续，几乎吞噬了所有汽车制造商的利润。

因此，欧洲至关重要：它是全球范围内中国人仍能征服的最具盈利能力的市场。他们希望在这里赚回在故乡蒸发掉的利润。

截至七月，市场领导者比亚迪在故乡的销量同比下降了 36%。但今年的出口增长了 81%，达到近 100 万辆。欧盟对这一威胁反应谨慎——部分原因是德国汽车制造商担心自己的中国业务，并担心针对 2024 年引入的中国电动汽车关税可能引发的报复措施，因此表示反对。

当时，结合了电力和内燃机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被排除在关税之外。中国人利用这一漏洞转向混合动力车。因此，大众汽车（VW）首席执行官布卢梅（Blume）最近要求对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也征收特别关税。目前，德国的高层政治人物也支持这一路线。这种观念转变的原因可以在注册统计数据中找到：今年五月，比亚迪在德国销售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数量首次超过了大众汽车。

如果欧盟堵住这个漏洞，比亚迪就直接在塞格德生产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以规避关税。中国制造商正与欧洲监管机构玩一场“猫鼠游戏”。他们从中国工厂向欧洲发送近乎成品电动汽车的模块化组件，旨在骗取与本地生产挂钩的补贴或规避关税。在欧洲，中国人只建造欧盟强迫他们建造的东西。

因此，布鲁塞尔现在希望加大压力。由欧盟工业专员斯特凡·塞茹尔内（Stéphane Séjourné）推动的《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将要求制造商从 2029 年起，必须在欧洲生产其汽车及其大部分零部件，否则将无法继续享受诸如德国公司车税收优惠或购车补贴等补贴。

仅仅是对更严苛规则的预期，就已引发了中国汽车制造商之间对欧洲汽车工厂的争夺。吉利已与福特合作，利用后者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的工厂；东风则利用斯泰兰蒂斯（Stellantis）在法国的一家工厂。奇瑞同样在西班牙，入驻了一家旧的日产工厂。

那么大众汽车想要摆脱的那些德国工厂呢？“还没有人来敲我的门，”一名大众汽车董事会成员一边说一边翻了个白眼。35 小时工作制、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比亚迪经理 Li 的亲密顾问阿尔弗雷多·阿尔塔维拉（Alfredo Altavilla）表示，即使是拥有许多产能利用率低下的汽车厂的意大利和法国，对中国人来说也更有吸引力。“德国甚至不是德国人的首选。”他指出，宝马与比亚迪一样，将其最新的工厂建在了匈牙利。

虽然有传闻称中国品牌可能会保障德国的就业岗位，但这些推测（通常来自中国渠道）看起来更像是新兴汽车超级大国对旧超级大国的挑衅。在伦敦的一次会议舞台上，一名小鹏汽车（Xpeng）的高管尖刻地表示，他们正与大股东大众汽车讨论使用其工厂的问题，只可惜那些工厂“有点太旧了”。

中国现正迎合全球口味——在德国的帮助下

汽车这个世界一个多世纪以来所熟知形态的终结，始于一个不起眼的时刻。2016年9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网上发布了一项法律草案：到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实施强制性的电动汽车配额。提出异议的时间仅有一个月，最好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qiche@miit.gov.cn。“Qiche”在中文里就是“汽车”的意思。整个行业得到的预警时间仅此而已。

在唐纳德·特朗普赢得选举后，德国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CDU）与中国国家和党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通过电话达成一致，将期限推迟一年。但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已经做出了决定：中国未来的出行将是电动的。

北京政府在官方层面将这次转型归因于雾霾。而事实上，这是极其强硬的工业政策：中国制造商在内燃机领域从未能追上奥迪、宝马或梅赛德斯-奔驰。电动汽车让这种差距变得无关紧要。

从此以后，进步变成了步调一致的推进。中国将电池、电子设备、软件和自动驾驶工业化。数百家在政府补贴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公司，从此开始押注这项新技术。

大约在那个时候，比亚迪开始崛起为汽车领域的全球强权。这家成立于1995年的公司曾以电子设备电池制造商而闻名。但作为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曾是业界的笑柄。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2011年

比亚迪设计师埃格尔：“通用美学”

在被问及比亚迪带来的威胁时，曾嗤之以鼻地回答道：“你看过他们的车吗？”

这种情况随着一名德国汽车设计师的到来而改变，他在北京车展上与李斯特拉一起坐在比亚迪展台同一张灰色沙发上。沃尔夫冈·埃格尔来自奥伯斯多夫，他用带有施瓦本口音的英语谈论中国人偏好的圆润、具有雕塑感的汽车，以及欧洲人偏好的戏剧化、线条锐利的汽车。唯有像中国腾势Z9这样的跑车具有一种“通用美学”，而对于其他车型，在每个大洲都要适应当地的偏好。对他来说，有一点至关重要：“我们不抄袭。”

埃格尔曾是奥迪的首席设计师，他在2014年离开大众集团，随后在2016年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比亚迪，令整个行业感到震惊。他建立了一个拥有1000名员工的设计中心。

一名设计师后来讲述道，对于他的第一辆公司用车——一个笨拙的丰田仿制品，他感到很羞愧，几乎不怎么开。但在埃格尔的领导下，比亚迪向市场推出了体面且符合大众口味的汽车，其速度之快令德国汽车巨头们感到眩晕。

豪华车级别的最后希望？

来自奥斯纳布吕克的汽车经销商韦勒（Weller）在底楼销售宝马，在一楼销售比亚迪，他依然对德国汽车工业抱有信心。在他的车行前停着一辆腾势 Z9 GT，标价约为 130,000 欧元。韦勒试驾了这款中国跑车三天。他表示，这辆车很“体面”，但他认为在高端车型领域，德国品牌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那么，拥有豪华车的德国工业是否仍有希望？

七月中旬的一个周四，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小鹏汽车在慕尼黑的 Showpalast 举办了一款车型的全球首秀，这是其在中国以外的首次全球首发，距离宝马总部仅约 15 分钟车程。小鹏汽车的首席执行官也出席了活动。何小鹏曾凭借一款互联网浏览器致富。在慕尼黑，他首先谈到了公司的人形机器人和飞行汽车。而新款 SUV L03 的发布会，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思想已在下一个十年生活的愿景家的“谋生工作”。

在德国，小鹏主要被视为大众汽车的合作伙伴以及其进入中国市场的“补习老师”。这家德国巨头在软件和 AI 芯片方面与这家中国初创公司合作，以弥补其在欧洲研发的电动汽车在技术上的严重滞后。在慕尼黑，何小鹏播放了一段视频，展示 L03 如何在城市街道上自动驾驶，经过圣母教堂。

克劳迪娅·格雷科 / 路透社

与提供廉价小型车的比亚迪不同，小鹏主要瞄准高端市场，而该市场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由德国品牌牢牢掌控。到目前为止，所有试图闯入奥迪（“突破科技，启迪未来”）或梅赛德斯-奔驰（“The Best or Nothing”）领地的制造商都失败了，包括中国品牌。例如，蔚来（Nio）曾在德国大都市建立专属俱乐部和电池更换站，驾驶员可以在那里将空电池更换为满电电池。但蔚来已经关闭了汉堡的俱乐部，该品牌交付给消费者的车辆不足 3000 辆。

然而，小鹏仅在今年就销售了近两倍数量的汽车。市场研究公司 Uranos 的联合创始人比约恩·韦尔泽尔（Björn Welzel）表示：“对于中国客户来说，互联功能和创意技术特性是购车时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豪华车买家大多在 30 多岁，他们经常在车里度过数小时，在宽大的屏幕上观看电影或玩电脑游戏。小鹏寄希望于这类趋势在德国也能重新定义什么是高端汽车。

这将是一款面向年轻一代的汽车，他们对技术尤为痴迷，且认为德国生产的新车价格过高。

因此，来自中国的冲击也可以被视为消费者的利好：他们很快将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中国品牌瞄准的是欧洲制造商长期回避的细分市场——可负担的电动汽车，尤其是小型车型。这种新的竞争对潜在客户来说是一份礼物，但同时也让他们陷入了困境：购买廉价的中国车辆可以节省开支，但会损害德国作为产业基地的地位。

现在应该由欧盟来确保公平竞争。而大众、梅赛德斯-奔驰或宝马则应当面对创新压力，更快地提供电动小型车，或者通过更好的产品来证明其高价的合理性。

在位于纽姆布雷希特（Nümbrecht，距离科隆以东约 40 公里）的托斯滕·舒马赫（Torsten Schumacher）经营的厂区中央，停着一辆车牌号为“S-YD 460E”的出租车。“S”代表斯图加特，那是梅赛德斯-奔驰的故乡，几十年来一直统治着德国城市的出租车停靠点。“YD”则对应比亚迪（BYD），即这辆出租车的品牌。此外，还有数十辆同样的车辆挤满了舒马赫的“Transform GmbH”公司的停车场。

以前，人们可以直接向梅赛德斯-奔驰工厂订购 B 级和 E 级出租车版本，自带计价器和车顶标志。但随后，梅赛德斯-奔驰突然取消了这一配置版本，显然是因为这家达克斯（Dax）指数成分股企业认为其形象

出租车改装商 舒马赫

Sandra Stein / DER SPIEGEL

“为什么我还要多付 10,000 欧元？”

托斯滕·舒马赫

咖喱香肠快餐店和能够抵御呕吐物的人造革座椅，并不符合其豪华战略。大众汽车（VW）最近也停产了 Touran，这是一款经典的大型出租车车型。

舒马赫是一名专业电工，留着极短的头发，在前臂上用英文纹了一句“我的命运是我唯一的敌人”。这位企业家绝不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人。

现在，在一家车库里，舒马赫的一名机械师正趴在一辆比亚迪（BYD）轿车的驾驶座前，摆弄着一束彩色的电缆。舒马赫在贝尔吉舍斯兰（Bergisches Land）经营一家出租车公司，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德国少数几家出租车改装厂之一。他现在将量产车改装成蛋壳色的车辆。

在短短几周内，舒马赫就卖出了 80 辆比亚迪出租车，到今年年底，他计划再改装 300 到 400 辆车，并交付给出租车和租赁车公司。这位企业家绕着这辆“S-YD”出租车走了一圈，赞扬其宽敞的后备箱和质感极佳的人造革。他说：“为什么我还要为一辆德国车多付 10,000 欧元？”

不久之后，在勃兰登堡门、森珀歌剧院或新天鹅堡，成排的中国出租车将等待着乘客。外国游客在“德国高速公路”上的第一次体验，可能是在一辆比亚迪车内。

到那时，中国人就真正地在德国站稳了脚跟。

弗朗切斯科·科利尼，亚历山大·德姆林， 克里斯托夫·吉森，马丁·赫塞，蒂莫·肖伯

轮上的间谍

技术：来自中国的汽车拍摄街道、建筑和行人：德国安全部门称这是一个风险。

对于电动巴士制造商宇通（Yutong）而言，过去几年在欧洲的业务发展极其顺利。这家中国集团在 2024 年将其销量翻了一番，在电动巴士的新注册量中攀升至第一位。在德国，宇通近期也加强了对客户的争取。在哈根（Hagen）和巴特克罗伊茨纳赫（Bad Kreuznach）这两个城市，相关车辆已经投入测试运行。中国人用更低的价格以及先进技术的承诺来吸引公共交通运营商。

然而，去年秋天，挪威公共交通公司 Ruter 发现，一款宇通车型存在安全风险。制造商拥有对每辆巴士的直接数字化远程访问权限，例如用于自动软件更新。此外，制造商还能影响电池和电源的控制系统：“理论上，这辆巴士因此可以被制造商停止或使其失效。”

中方否认对转向或制动等行驶系统有任何影响。尽管如此，挪威交通运营商仍宣布将采取“具体措施”以降低风险。丹麦和英国的当局也采取了行动。

联网汽车和巴士是交通工具、智能手机和计算机的结合体。最重要的是，它们是移动的数据采集器，收集关于驾驶员、其驾驶行为、周围环境及其生活的数百万条信息。这是一个庞大且宝贵的数据宝库，最终存储在制造商或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上——并引起了巨大的觊觎。

例如，保险公司希望通过较低的保费来奖励低风险驾驶。广告业希望显示附近商店和餐厅的广告或折扣券。以及情报机构。当局和研究人员警告称，这些是“轮上的间谍”。

蔚来（Nio）车型驾驶舱：庞大且宝贵的数据宝库

尤其是来自中国制造商的车辆，在欧洲越来越受欢迎，这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它们配备了大量的麦克风和摄像头，来自一个以数字化大规模监控而闻名的国家。

因此，一个问题变得愈发紧迫：谁在控制这些在欧洲街道上行驶的车辆所收集的数据？

尤其是新一代联网汽车，几乎不停地扫描周围环境。雷达传感器测量与前车的距离并辅助变换车道。摄像头识别交通标志并简化停车操作。辅助系统虽然便捷，但容易被滥用。专家警告称，同样的功能可被用于绘制敏感区域（如军事区）周围街道的地图。一辆定期经过关键基础设施（如变电站）的车辆，可以采集图像、位置数据以及交通流信息。据此可以重建道路走向、入口和移动模式。

消费者有时也会毫无防备地向车辆提供个人数据。将智能手机与汽车连接的人，会与汽车共享日历条目、消息、位置，甚至生物识别数据或银行数据。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数据也可能流向制造商以及能够访问这些数据的第三方。

“我们必须让人们意识到这些数据可能会流失——无论是为了广告目的还是为了训练人工智能，”托尔比约恩·舒尔茨（Thorbjörn Schulz）说道。他在联邦信息安全局（BSI）负责联网车辆研究。舒尔茨将间谍活动视为主要风险。

对中国可能利用联网汽车进行此类活动的担忧并非凭空而来。该政权可以强制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支持其情报工作，例如要求这些企业提供其在海外存储的数据。在美国，情况同样不乐观：基于美国《云法案》（US Cloud Act），当局可以强制特斯拉（Tesla）等公司披露客户数据。

华沙东欧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保琳娜·乌兹南斯卡（Paulina Uznańska）在 2025 年分析了中国政府部门的文件。结果显示：北京在处理联网汽车方面比许多欧洲国家要谨慎且严格得多。“中国主要将它们视为安全技术，”乌兹南斯卡说道。此外，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十分敏感。《镜报》在 7 月初曾揭露这两个大国目前的军事合作程度之深。乌兹南斯卡认为，在欧洲道路上收集的数据有可能流向俄罗斯。这位研究员使用了一个激进的比喻：联网汽车就像是“带轮子的无人机”。在安全政策上，必须像对待无人驾驶飞行器一样严肃对待它。

德国安全部门显然也拉响了警报。根据《镜报》获得的信息，他们在经过自身调查后，警告不要在安全关键领域使用此类汽车，甚至警告不要将它们停在敏感建筑附近。在机密文件中，他们指出了中国当局可能访问车辆数据的风险。

联邦内政部“目前认为存在抽象的滥用风险”。像国家干预制造商这样的安全风险“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完全排除”，因此联邦政府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国家风险分析。目前尚未“获悉”具体的违规事件。其他国家已经采取行动。在波兰，来自中国的车辆不得进入军事区域，且禁止与公务手机连接。在瑞士，对于国防部场所附近的联网车辆设有普遍限制。

相比之下，在欧盟层面，并没有关于处理联网汽车的专门规定。提供相关服务的企业主要受《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约束。吉利（Geely）、蔚来（Nio）和比亚迪（BYD）强调，它们遵守相关规定，且欧洲数据仅在欧洲境内处理。然而，据德国安全部门称，目前几乎没有有效的手段来监控数据是否仍被转发至第三方国家。

那么，欧盟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研究员乌兹南斯卡竟然将中国作为榜样。中国通过严格的规定来防止敏感信息流出该国。车辆数据原则上必须存储在境内，且对外国制造商的要求尤为严格。不符合标准者将被禁止在某些区域行驶。

1 月底，乌兹南斯卡作为专家被邀请参加欧洲议会相关委员会的会议。她表示，议员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该问题的紧迫性。然而，这些汽车早已到位，每天都在收集海量数据。

贝内迪克特·穆勒-阿诺德（Benedikt Müller-Arnold）、马塞尔-罗森巴赫（Marcel Rosenbach）、蒂莫-肖伯（Timo Schober）

新时代。全新政治播客。

在《疯狂之王：德国的权力考验》（MAD KINGS: Machtprobe für Deutschland）中，我们每周解码当前的权力斗争。新权势者拥有多少影响力——德国政界又将如何反应？每周四更新。所有播客平台及 spiegel.de / madkingspodcast 均可收听。

法拉利和梅赛德斯在北京就像恐龙一样

爱国主义 在离开六年之后，我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现这个汽车之国已完全改变。作者：伯恩哈德·赞德（Bernhard Zand）

在汽车方面，中国人的给我的感觉一直像美国人。越大、越显眼、越绚丽就越好。在经济崛起之年获得成功的人，会买下预算范围内最好的车。最受欢迎的是梅赛德斯-奔驰、法拉利或昂贵的越野车——梅赛德斯最好是粉色的，法拉利要是荧光绿的，而 SUV 的排气管则要像炉膛烟管一样粗。

如果其中一辆车在上海或深圳猛然起步，或者在尽可能多的人崇拜下惬意地停入车位——这里完全没有像在成熟的欧洲那样嗤之以鼻的情况。相反，人们会热情地赞赏：“很酷，很好看！”

直到六年前，这就是我对中国人与汽车关系的认知。几周前我回到了这里。一位朋友曾警告我：“‘老北京’已经不存在了。”在很多方面，这是一种夸张。但就中国的汽车文化而言，这话是对的。

那些来自西方的梅赛德斯、法拉利和改装 SUV 依然在街上行驶。它们甚至依然引人注目——但不再像以前那样作为富裕中上层阶级的地位象征，而更像是来自一个即将结束的汽车时代的恐龙。

中国的街景已经完全改变。在看到之前就能听到：市中心明显变得安静了——部分原因是房地产低迷导致建设减少，部分原因是公共交通网络现在如此密集，以至于开车的人减少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电动汽车的数量呈爆发式增长。

如今在北京过马路时，经常会经过一队挂着绿白车牌的电动汽车。它们静静地停在红绿灯前，当绿灯亮起启动时，同样悄无声息。挂着蓝色内燃机车牌的旧轰鸣车越来越少。那些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高端汽车，现在得费劲地寻找才能看到。

取而代之的是，如此多的品牌和车型主导了街景，以至于即使是汽车爱好者也会感到眼花缭乱。蔚来（Nio）、极狐（Arcfox）、问界（Aito）、迈克斯特罗（Maextro）、小米（Xiaomi）、仰望（Yangwang）以及其他数十个品牌——无论大小、丑美，除了电动驱动外，这些车还有一个共同点：除了极少数例外，它们都是中国制造，而且驾驶员看起来非常满意。在中国，开国产车不仅很普遍，而且变得时髦且具有爱国色彩。

在十年前，几乎没有人会对此下注，坦白说，我也一样。

2015年夏天，我参观了位于香港和上海之间富裕港口城市厦门的一次车展。当时有两个展厅，一个展外国品牌，一个展中国品牌。摆放着宝马、丰田和林肯的展厅看起来就像日内瓦车展一样：数以千计的访客付费入场，观看欧洲、日本和美国制造商的最新车型。展台布置精美，铺着柔软的地毯，礼貌的员工引导着参观流程。

而另一个展厅的感觉则更像中国省份的肉菜市场：灯光刺眼，空调功率不足，扩音器声音过载，里面推销着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和中型轿车。甚至有些参展商躲在自己的演示车里，以逃避那震耳欲聋的噪音。

当时的中国汽车名声非常糟糕。中国人将自己的汽车工业比作长期不成功的国家足球队，后者几十年来也一直徒劳地试图跻身世界顶端。中国当时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但在内燃机时代却没能产生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的品牌，这损害了一个在铁路建设方面早已超越竞争对手的国家的自信心。人们本可以预见到，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对于消费者而言，中国汽车工业的凄惨状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在中国确实生产出了好车，这些车是由中国国企与西方合作伙伴成立的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s）制造的。德国制造商也从中获益，其中包括大众集团旗下的高端品牌奥迪。

2012年底，我在四川的百万人口城市成都结识了当时可能是全球最成功的奥迪经销商：吴亚丽。这位企业家在前一年卖出了4300辆汽车，大约是德国一家平均奥迪分店销量的八倍。

奥迪在中国通过制造面向高级党干部的豪华轿车而闻名，这些车拥有超长轴距，以便官员们在后座能舒适地伸展双腿。

吴女士利用该品牌的知名度，开发出了一套迎合中国客户特殊需求的销售理念。在她的店里买奥迪的人不仅买到了一辆车，同时还成为了一个俱乐部的成员，该俱乐部组织赛车周末和品酒会、电影之夜，甚至包括预约名医。在一个几十年来任何阶级差异都被摒弃的社会中，这种俱乐部理念大受欢迎。

如今，这种排他性的理念已成为几乎所有中国高端汽车制造商的标配。他们在昂贵的购物中心而非城市郊区的汽车贸易区销售汽车。例如，高端品牌蔚来（Nio）在北京市中心的长安街设有旗舰店，距离天安门广场不远。在展厅上方的楼层，该公司经营着一个休息室，可以俯瞰这条中国共产党举行阅兵式的宽阔街道。

仅凭爱国雄心和聪明的销售创意，无法解释中国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2012年冬天，当我从成都返回北京时，那里的

CFOTO / Future Publishing / Getty Images 中国的道路交通：电动汽车车队

空气污染已上升到令人惊恐的数值。在某些日子里，细颗粒物污染量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限值的30倍。当我带着我们的狗散步回家时，我的女儿们会说：“你闻起来像篝火味。”

在这里，人们本可以预见到很快会有所改变。

政府首先禁止首都周边村庄使用私人燃煤锅炉，随后强迫更远范围内的焦化厂和钢厂降低细颗粒物排放。2016年秋季，政府向汽车制造商施压。他们被要求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必须为中国市场生产固定配额的电动和混合动力车型。

几个月后，我在北京的一次私人活动中坐在两名德国汽车经理旁边。就在不久前，我第一次乘坐了特斯拉。我赞美了这辆车，并询问这两位专家，在雾霾笼罩的中国，电动汽车是否比大排量内燃机车更有前景。

“我因此而招致的厌烦，至今仍记忆犹新。”其中一名经理问道：“特斯拉？那不是汽车集团，而是一家初创公司！”另一位则抱怨说，他在一次前往北京北部的电动车行程中，几乎因为电池电量耗尽而抛锚。他认为电动汽车绝对不是中国汽车工业的解决方案。我当时觉得自己像是在被说教。

事实上，特斯拉当时已经在与北京方面就建立其在中国的首个“超级工厂”进行谈判，该工厂于2019年建成并立即投入运营。正如中国工业部长所言，这家美国“初创公司”应当引发一种“鲶鱼效应”：它应作为技术领导者，激励那些在内燃机车型上处于绝望落后地位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去制造更好的电动汽车。

这个计划成功了，而且速度之快、影响之深，以至于现在可能连中国领导层自己都感到不安。在中国汽车工业转型七年后，许多制造商的仓库里堆积着数以千计的电动汽车。正如中国经济规划者在将一个新行业定为目标时经常发生的那样，电动汽车的繁荣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引发了毁灭性的价格战，现在正给北京的贸易伙伴带来压力。

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来说，这或许是好事。现在已经不难找到一辆能吸引好奇目光的国产汽车。两周前，我想前往北京的家具区，为我的新公寓物色一个衣柜。为此，我需要一辆大车。

我租了一款名为 Mega 的电动车型，这是一个巨型面包车，看起来一半像快艇，一半像宇宙飞船。开起来的感觉也是如此：如果你愿意，它可以平稳地自动驾驶，但其扭矩之大，足以应对任何激进的起步加速。即使车上载着那个衣柜，后排依然能容纳两名伸直腿坐着的共产党官员。但这次的目的不在于此。

我在酷热中将车停在家具店前。当我回来时，车辆向我发出警告：它处于“哨兵模式”，且在我不在此期间记录了一次“风险事件”。我按下播放键。画面中出现了一个拿着红色玩具旗的小男孩，他先是走过车旁，然后折返，好奇地看向车内，接着再次离去。多么美丽而诡异的汽车新世界。

顺便提一句，“哨兵模式”是由特斯拉推广的，而理想 Mega 的未来主义设计则出自一名德国工程师之手。在中国，这款车上市两年来，售价折合约 70,000 欧元。在德国目前还买不到，但这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伯恩哈德·赞德（Bernhard Zand），59岁，2012年至2020年担任驻华记者，自7月起再次在北京报道。

汉斯·克里斯蒂安·普兰贝克 / laif

这一瞬间：与关于经济、气候及其他所有话题的讨论一样重要的，是良好的氛围：国家应当知道，其政府不仅治理得好，而且治理得愉快。因此，在上次于诺伊哈登贝格宫（Schloss Neuhardenberg）举行的内阁闭门会议上，出现了大量在目光自信的总理主持下，内阁成员们示威般咧嘴大笑的照片。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内阁在意识到摄像机在场前几秒钟的状态：只有身材最高大的沃尔夫拉姆·魏默（Wolfram Weimer）似乎已经注意到了摄影师，或许还有多萝西·贝尔（Dorothee Bär），她在魏默身边通过菲利普·阿姆托尔（Philipp Amthor）的肩膀投去锐利的目光。其他所有人都沉浸在交谈中，如果这不是摆拍的话，那么看起来确实像是：气氛很好。KUZ

民主检查

此外，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已正式收到位于中央车站附近临时办公地点的钥匙。与正在翻修的贝尔维尤宫相比，这里显得明显更亲民。也许这个临时办公地点应该变成永久性的。

Stefania Pelfinila Waziya / Moment / Getty Images

医疗改革

改善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护理

Minus 一名《镜报》记者在 AfD（德国选择党）的一次夏季庆祝活动中遭到一名极右翼活动分子的攻击和骚扰。AfD 仅表现出敷衍的距离感。这表明了该党对言论自由的真实看法。HIC

绿党要求扩大门诊心理治疗的规模。“精神科医院的接诊压力正在增加，”绿党在健康委员会的发言人基尔斯滕·卡佩特-贡瑟（Kirsten Kappert-Gonther）警告道。通常情况下，医疗能力已几乎不足，门诊援助已超负荷。在绿党计划于 9 月提交给联邦议院的一项申请中，该反对党党团敦促联邦政府“进一步发展精神医疗护理，并确保患者护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保障”。卡佩特-贡瑟提到了将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治疗与门诊治疗相结合的模型。事实证明，在医院之外灵活地提供精神科治疗是行之有效的。“这些服务必须得到扩展，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绿党要求。政府虽然了解门诊护理的优势，但并未利用这一潜力。更有甚者：通过医疗改革，黑红联盟（联盟党与社民党）“为创新护理模型制造了额外障碍”。卡佩特-贡瑟批评道，这不仅浪费了改善护理的机会，“还导致了本可避免的住院治疗，从而产生了不必要的成本。” CTE

军事

昆杜兹指挥官克莱因静悄悄地离职

德国联邦国防军已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让少将格奥尔格·克莱因（Georg Klein）退休。克莱因曾于2009年9月下令轰炸北阿富汗昆杜兹的两辆油罐车，导致严重后果。周二，国务秘书尼尔斯·希尔默（Nils Hilmer）在国防部赌场的一个侧室举行了简短的内部会议，感谢这位65岁老将的长期服役。克莱因在军队中服役了46年。希尔默和克莱因都没有提及昆杜兹事件。

克莱因当时担任上校，于2009年夏末担任德国昆杜兹野战营的指挥官。9月3日中午，塔利班战士在营地周边绑架了两辆装满燃料的油罐车，克莱因认为这些车辆可能会被用作针对其营地的“滚动炸弹”。他请求两架美国战斗机提供空中支援，并下令在夜间轰炸这些卡车。在这次空袭中，至少有142人死亡，但其中大部分并非塔利班战士，而是从陷入泥泞的油罐车中抽取汽油的平民。此次事件被认为是联邦国防军在阿富汗最严重的失败之一。2010年，在接受联邦议院调查委员会的审问时，克莱因虽然没有为该命令道歉，但表示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轰炸后在营地的小教堂里请求上帝原谅。克莱因最后在位于法国里尔的一个北约指挥部担任副主管。MGB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热衷于主导世界，但在国内，他却经常在最基础的食品供应上遇到令人惊讶的问题，因为高昂的物价危及他的支持率。偏偏在2025年复活节前，鸡蛋的价格出现了戏剧性的失控。当一打鸡蛋的价格超过6美元时，他呼吁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向美国出售更多鸡蛋。现在，这位“世界关税之王”想再次通过廉价进口来解决短缺问题：牛肉馅的价格已失去控制。经过压制并用脂肪煎炸，它是美国汉堡的标志性食材。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如果肉类价格能降低，对他而言将是大有裨益的。特朗普宣布，因此在接下来的90天内，将免关税进口30万吨牛肉馅，并以低于市场价25%的价格销售。然而，许多共和党人担心，特朗普通过廉价进口会使国内市场饱和，且其过重的快餐补贴将与美国本土养殖户形成竞争。如果特朗普继续这样做，“使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将变成“使美国再次肥胖”（Make America Big Again）。DED

我们时代的象形文字

7% +1,27 €

10% +1,82 €

20% +3,64 €

与美国许多服务员依赖小费不同，在德国，小费被视为自愿的奖金。然而，在刷卡支付时，一种新形式正悄然流行：读卡机在屏幕上给顾客提供 7, 10 或甚至 20 Prozent 的“选择”。而选择不给小费的选项在视觉上则被弱化了。现在，消费者保护组织要求禁止这种“操纵性的设计陷阱”。确实如此！FRA

联邦财政部本周透露了新糖税的拟议方案。您可能还记得：政府曾在一个达成共识的时刻宣布，将通过对含糖饮料征税来对抗肥胖。计划中的年度额外收入，约 4.5 亿欧元，将用于法定医疗保险基金，例如用于预防方案和健康教育。这就是原计划。

因此，财政部现在将这个想法变成了什么样子，就显得格外令人惊讶。所谓的糖税现在不仅要加在含糖量极高的柠檬汽水上，而且几乎要加在所有热量高于纯矿泉水的饮料上：果汁、奶饮、冰茶。无酒精啤酒也在名单上，但在抗议之后被移除了，无糖柠檬汽水同样如此。

克林拜尔（Klingbeil）的人显然认真地认为，含糖量为零的零度可乐也可以被征收糖税，这简直是政治达达主义的巅峰之作，让人想起库尔特·施维特斯（Kurt Schwitters）的诗作《安娜·布鲁梅》（Anna Blume）：“你的黄发是蓝色的。”

我必须承认，我对糖税毫无热情。政府干涉人们的饮食偏好，违背了我心中关于能够自我负责的成熟公民的认知。而且在教育我的孩子方面，我并不需要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和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这两位“超级保姆”来指手画脚。

反驳：古古、达达、克林拜尔

作者：亚历山大·诺伊巴赫（Alexander Neubacher）

一个警告肥胖的国家在潜意识里鼓励年轻人计算卡路里，在我看来这也不是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合理方案。TikTok 和 Instagram 上已经有足够多的“纤瘦网红”在煽动青少年节食，政治层面没必要再火上浇油。

TikTok 上已经有足够多的纤瘦网红在煽动青少年节食。

有些人说，糖像毒品一样危险，可与尼古丁或更糟糕的东西相类比，因此，不，国家必须采取监管干预。但这种类比极其牵强，因为与即使小剂量也是毒药的尼古丁不同，在均衡且良好的饮食中，适量食用糖几乎是必需的。此外，像英国这样实施糖税的国家，其经验——保守地说——并不统一。

如果您问我的话，一个感觉已经穷途末路的政府，不应该将精力浪费在生活方式监管上。这看起来像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在糖税这个案例中，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在财政部长的提案中，已经不再提及为医疗保险基金增加收入的事宜。克林拜尔显然更想把这笔钱装进他巨大的税收锅里。黑红联盟对金钱的渴望超过了任何对糖的贪婪。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护理保险资金

大多数需要护理的人员由亲属在家中护理。因此，许多亲属只能减少从事有偿工作，甚至完全不再工作。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根据护理保险基金的缴费情况，他们在年老时在特定条件下可获得最高 740 欧元的养老金。实际上，这些养老金缴费并非传统的保险给付。因此，保险基金要求由税收资金支付。为了节省资金，前卫生部长尼娜·瓦肯（Nina Warken，CDU）此前打算将护理亲属的养老保险缴费削减 30%。这将在明年为护理保险节省 18 亿欧元。然而，这一计划不仅遭到社会福利协会的反对，在执政联盟内部也引发了大量批评。毕竟，亲属的护理工作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因为在护理院进行护理的费用要昂贵得多。新任卫生部长卡斯滕·林内曼（Carsten Linnemann，CDU）现在希望修正瓦肯的计划。但如果他想确保护理保险的缴费额也不增加，那么他必须在其他地方削减开支——或者必须向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SPD）争取更多的税收资金。法定医疗保险协会联合会早在 5 月就预计，护理保险将出现超过 40 亿欧元的资金缺口。也许林内曼能比他的前任想到一个在社会层面更可行的填补缺口的方法。M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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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议会夏季休会结束

作者：莱昂纳德·里格尔（Leonard Riegel）

梅尔茨真的完全结束假期回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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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者

“有时我们会使用一块‘发言石’”

Patrick Pollmeier / DER SPIEGEL 萨宾·韦伯（Sabine Weber），69岁，在奥斯纳布吕克的一所学校担任调解员。

“每周一到两次，我会在上午坐在‘良好解决方案之室’里。奥斯纳布吕克埃弗斯堡小学的孩子们在发生争执时会来到这里。作为一名志愿者调解员，我与他们一起练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解决冲突。

在成年人看来，这些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比如，一个朋友答应在课间和另一个朋友一起玩，结果却和别人组队了？这可能会引发争吵。操场上的足球赛也是经典场景：谁进哪个队？适用什么规则？情况升级，随后发生推搡。

孩子们来到我们桌前时，往往脸颊通红，头发被汗水打湿。第一个难题是：谁先开始讲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掷骰子决定。

我们教孩子们倾听彼此。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关乎情感和需求，没有正确与否之分。有时我们会使用一块‘发言石’：只有手里拿着石头的人才能说话。有时我们也会让他们用动物模型来模拟场景。这有助于让他们冷静下来。

这项服务由‘学校资深伙伴’（Seniorpartner in School）协会组织。我们是一个由六名志愿者组成的小组，每次由两人在岗。在周二和周四的接待时间，操场上会立一面旗帜。没有孩子被强制要求前来，对话完全是自愿的。大多数对话持续10到15分钟，如果情况比较复杂，有时也会持续半小时。

我之前在老年护理领域担任总经理。能做一些与孩子相关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份巨大的礼物。我是通过一篇报纸文章注意到这个协会的。在退休后的第一个月，我就开始了学校调解员的培训，至今我已经参与了四年。

学校管理层向我们反馈，我们的存在产生了明显影响；整体氛围变得更加安静。我喜欢这种即时的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快乐地离开我们的房间。”

寿命差异

女性的寿命终其一生都比男性长。在巴登-符腾堡州，这一差距为 4,1 年，而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则为 6,4 年。总体而言，东部的差距比西部更宽。原因之一是：前东德的女性吸烟较少，因此如今寿命更长。与此同时，东部联邦州的男性死亡时间更早，研究人员将其归结为失业率较高和生活方式较差等因素。统计指标为“出生时预期寿命”，它是将所有年龄段的死亡率汇总而成的。因此，这并非是对当今新生儿的预测。KFR

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比男性高 6,4 年。

在巴登-符腾堡州，这一差距为 4,1 年。

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较高值（单位：年）

* 2023 年至 2025 年间的出生预期寿命 S•来源：联邦统计局

镜报 (DER SPIEGEL)

德国最危险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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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联邦国防军的火箭模型

购物狂热

Friedrich Bungert / SZ Photo / picture alliance

国防：德国计划投入数千亿欧元，将联邦国防军打造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但即便在执政联盟内部，也有人怀疑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是否在合理地使用这笔资金。

斯特芬·迈耶（Steffen Meyer）是那种很难被激怒的公务员类型。作为联邦财政部的国务秘书，他负责国家预算，管理金额超过 0.5 万亿欧元的支出。

但最近，他觉得有些过分了。六月的一天，一叠所谓的“出口申请”再次落在他的办公桌上。这些申请是国防部向议会请求资金以购买昂贵战争装备的申请书。这位平日里极具耐心的国务秘书不再愿意在其中一份提案上签字。

这次涉及的是为半打 F126 型护卫舰申请的额外数百万欧元。这个于 2020 年启动的海军项目已经失控。一家荷兰造船厂显然承担了超出能力的任务，推迟了交付日期，成本也随之爆炸。现在由莱茵金属公司（Rheinmetall）接手，但这家德国军工巨头将价格进一步上调，达到了近 130 亿欧元。

在财政部国务秘书看来，这太贵了。迈耶召见了国防部的同事扬·斯托斯（Jan Stöß）和延斯·普勒特纳（Jens Plötner）。他认为该计划必须停止，应该订购更便宜的船只。

据后来传闻，这次会议气氛非常激烈，来自本德勒街（Bendlerblock）的官员们不愿让步。但不久之后，国防部长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停止了该项目。

这个案例是个例外。在一个军备项目失控后，由于政府成员对如此轻率地对待纳税人的资金表示担忧，该项目被终止。尽管如此，护卫舰 126 依然成为了一个“十亿欧元坟墓”。大约 24 亿欧元被白白浪费，这几乎相当于联邦政府整个文化预算的总额。

自 2022 年 2 月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以来，联邦政府向被忽视了数十年的军队投入了数千亿欧元的军备资金。政府设立了 1000 亿欧元的特别基金，国防支出的债务刹车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废除。

今年，约 1080 亿欧元将流向国防领域。根据计划，到 2030, 年度预算将增长至近 1840 亿欧元。这意味着军费预算将在十年内翻两番。联邦议员估计，联邦政府在未来十年仅在军备物资上的支出就可能达到 6500 亿欧元。在这种情况下，核销 24 亿欧元似乎是可以承受的。

但 F126 案例在国防部的采购政策中具有典型意义：首先是长年的规划，然后是订购，接着出现延迟，最后价格上涨。尽管皮斯托里乌斯希望一切都做得更好、更快，但这种情况依然经常发生。

一场高效的军备攻势迫在眉睫。西方情报机构警告称，最迟到 2029, 俄罗斯可能具备攻击北约联盟领土的能力。由于美国人的帮助可能不再可靠，德国和欧洲必须能够自我防御并投资于自身的安全。

资金已经到位，并且正在挥金如土地支出。订购的项目包括战斗机、运输直升机、军舰和潜艇、坦克、防空系统以及弹药。如果说联邦议会预算委员会在 2023 年批准了 55 项大型军备计划，那么去年这一数字已增加到 103. 在今年，这一数字可能会进一步大幅增加。

然而，数量并不必然意味着质量的提升。《镜报》分析了采购项目，审阅了机密文件，并与政府代表、议员、军事专家、经济学家以及企业家进行了交流。结果显示：尽管军工行业正处于一种“淘金热”般的狂热氛围中，但在执政联盟内部，甚至在政府核心部门，人们对于这场涉及坦克、战斗机和无人机的数十亿欧元豪赌正感到日益不安。

不惜一切代价的军备竞赛

国防开支发展情况：预算与特别基金，目标值*（单位：10亿欧元）

* 2027：政府草案，2028-2030：财务计划 5·来源：2017-2026, 联邦预算计划、联邦国防部（BMVg）、联邦财政部（BMF）

专家要求皮斯托里乌斯改进规划并提高成本效益，议员们则希望促使这位部长提高其战略的透明度。军备热潮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提出的问题就越紧迫：武器采购是否得到了良好协调？联邦政府购买的是正确的东西吗？价格是否合理？

到目前为止，国内大多数民众支持这种通过举债进行的军备扩张路线，尽管这将使后代承担巨额的利息支出。但如果人们产生一种印象，即在削减社会政策等开支的同时却在浪费资金，情况会如何？显然，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潜在的导火索。据《镜报》获得的消息，总理府未来希望在军备数十亿欧元的资金流向问题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4月底，梅尔茨在下萨克森州的蒙斯特披上了一件迷彩派克大衣，观察敌军如何进攻。在北约东翼，他跨越了边界，试图占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村庄。然而，联邦国防军击退了入侵者。他们使用了坦克、直升机、无人车辆和无人机群。

当训练场上虚拟战争场景的尘埃与喧嚣落定后，梅尔茨表示，他对“军队如今的能力”印象深刻。但这位总理错了。

梅尔茨在蒙斯特看到的，是未来的战场，是作为高科技军队的联邦国防军。现场展示了许多所谓的演示机、原型机或测试模型，而这些设备在军队的实际军械库中还远未普及。演习的核心——作战指挥系统（士兵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人工智能实时创建态势图）——距离投入实战还很遥远。

陆基作战数字化（简称 D-LBO）是联邦国防军最重要的未来项目之一。陆军终于要配备数字无线电，以取代易被窃听的模拟无线电。该系统不仅支持加密语音通信，还支持传输大量数据。

多年来，部队一直在为此努力，几乎所有车辆都必须进行改装。其复杂程度被低估了。与计划不同，集成工作将持续到下一个十年的深处。有些人在思考，是否像护卫舰那样完全重新规划，并将此前投入的近20亿欧元核销，会更有意义。

Friedrich Bungert / SZ Photo / picture alliance 在柏林展出的 F-35 战斗机：“并非未来的军队”

梅尔茨在蒙斯特承认，“我们面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这条路的终点，德国应当拥有欧洲最强的常规军队。这是总理设定的目标，也是国防部长在今年春天提交的军事战略中所载明的内容。

皮斯托里乌斯必须接受这一标准的衡量。多年来，根据民意调查，国内民众对这位社民党政治家的满意度高于内阁中任何其他成员。但在执政联盟内部情况则不同。那里传出的指责是，这位部长喜欢用宏大的宣布来制造头条新闻，但随后却无法兑现。

即使在部委内部——那里向来流行且毫不留情地议论他人——对皮斯托里乌斯的看法也变得阴暗了。起初，军方和官员们对这位新的指挥权持有者感到兴奋，他那种干练务实的方式很受欢迎，人们希望这是一个真正的重新开始。而现在，批评之声日益增长。

皮斯托里乌斯在下属眼中显得日益敏感且易怒。在走廊私语和聊天群组中，人们议论说，部长很乐于参加国际行程和媒体采访，但对于高度复杂的军备项目中的琐碎细节，他缺乏必要的耐心。其领导风格也引起了不满：在部门内部，一个由极少数亲信组成的圈子掌握着话语权，能够直接影响部长的决策。一些部门负责人觉得，他们的提案根本无法呈交给领导层。

梅尔茨是否相信他的国防部长能够像后者自己要求的那样，让联邦国防军具备“战争能力”？在公开场合听不到任何负面评价，但总理显然有沟通的需求。根据《镜报》获得的消息，梅尔茨与皮斯托里乌斯已约定在7月就采购问题进行更深入、更直接的交流。目前，两人在内阁会议间隙定期进行交谈。

此外，政府在5月成立了一个由国务秘书级别组成的一套政府内部军备委员会。目标是更好地协调和控制采购。除了总理府和国防部，参与其中的还包括必须关注贷款导致利息负担增加的财政部。由于涉及工业政策问题，经济部也参与其中。

总理府负责召集该小组，但国防部的部门职责并未被动摇。其他部门的参与旨在向联邦议院发出信号，表明

“直到今天，采购工作看起来依然缺乏计划，部分环节甚至显得随意。”

卡洛·马萨拉（Carlo Masala），安全专家

资金并非在轻率地被挥霍。但人们越来越怀疑政府是否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批评意见认为，政府依赖的设备错误，采购价格过高，且缺乏协调。缺乏一个宏大的计划。

“我们目前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并没有建立一支未来的军队，”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所长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表示。他抱怨道，数十亿资金中“80%到90%流入了旧系统”，指的例如坦克或军舰。“直到未来几十年的某个时间点，我们才打算认真对待新技术。这简直是疯狂。”

舒拉里克被认为是军备战略最激烈的批评者。但他并非孤身一人。“如果观察采购情况，人们会产生疑问：针对俄罗斯侵略者的防御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情景为基础的，”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教授卡洛·马萨拉表示。

对于经常与部门负责人沟通的马萨拉来说，答案令人沮丧。“直到今天，采购工作看起来依然缺乏计划，部分环节甚至显得随意，因为显然这些采购并非基于一个定义明确的战争图景。”

执政联盟内部成员同样不满。负责国防预算的社民党（SPD）预算员安德烈亚斯·施瓦茨（Andreas Schwarz）提到了乌克兰——乌克兰已从西方旧武器的接收者变成了现代战争的典范：“那里的战争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数字化方式进行，由网络化和通信驱动，以至于人们必须质疑，我们的计划是否能跟上发展步伐，以及是否真的始终具有针对性。”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政治人物、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托马斯·罗韦坎普（Thomas Röwekamp）要求：“国防部长必须确保联邦国防军获得具体的军事能力。而且要尽可能快。”

然而，采购程序依然缓慢。这些程序源自一个资金匮乏但时间充裕的时代。而今天情况恰恰相反。

皮斯托里乌斯（Pistorius）已开始加速流程，但这并不自动意味着交付速度会加快。士兵们目前已收到个人装备，包括服装、防弹背心和头盔。海军获得了新的远程侦察机。但在许多地方，部队仍在等待设备。陆军预计将在今年收到一些新型豹式主战坦克和美洲狮步兵战车。但大部分交付计划在随后的几年中。

8月的一个周一，国务秘书普勒特纳（Plötner）坐在他位于本德勒街区（Bendlerblock）的办公室里，边柜上摆放着小型塑料模型：一架欧洲战斗机、一枚陶鲁斯 Neo（Taurus Neo）巡航导弹和一架 Ghost Bat（未来的无人战斗机）。普勒特纳曾是顶尖外交官，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上为前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提供咨询，现在他在国防部负责军备与创新。他被认为是皮斯托里乌斯重建联邦国防军最重要的助手。

对于部队在战争爆发四年半后仍未取得进展的说法，他予以否认。“当然，”普勒特纳说，“如果能更快一些，我也很高兴。事实是，我们今天订购的武器系统，不可能后天就出现在院子里。这不像在宜家买东西那样简单。”

针对缺乏创新意愿的指责，普勒特纳表示，德国正在为“一场21世纪的战争”做准备。“但现在谁要是声称自己知道未来的精确战争图景，那他一定拥有一个水晶球。”他警告不要将乌克兰战争视为下一场冲突的“蓝图”。“我们必须为多种情景做好准备。”必须使联邦国防军“尽可能具备适应能力”。

因此，联邦国防军两者都需要：传统的战争装备和高科技武器。“我不认为应该在坦克和无人机之间做选择，”普勒特纳表示。这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在于这些系统如何互补”。

国防部必须首先填补冷战后的紧缩政策以及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所造成的缺口。仅此一项就是一项挑战，彪马（Puma）步兵战车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款步兵战车是部队中的“问题孩子”，虽然高度现代化，但也因此十分脆弱。几年前，在一次演习中，所有车辆全部故障。联邦国防军虽然让这些战车重新运转起来，但未能建立起昂贵备件包的库存。在过去几个月经历多次演习部署后，现在每两辆彪马战车中就有一辆处于停机状态。

由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明确表示，欧洲应将国防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些不久前还不在采购清单上的系统也成为了关注焦点：射程在 2000 公里及以上的精确武器。欧洲国家希望自行研发此类导弹。在实现该目标之前，联邦国防军计划通过采购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来储备。

与此同时，皮斯托里乌斯必须让部队适应一个现代技术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战场：电子战、信息的获取与处理，以及人工智能—。

皮斯托里乌斯面临的三大问题项目

F126护卫舰：该项目旨在打造联邦国防军战后历史上最大的战斗舰艇，于2020年启动，计划建造六艘护卫舰。然而项目出现延期，成本激增，挽救尝试失败。2026年6月，项目被宣布终止。损失的税款：约24 亿欧元。

陆基作战数字化：安全通信、联网、数据交换——转向数字化无线电是军队最重要的未来项目之一。多年来，在将该技术集成到联邦国防军车辆方面一直存在问题。部署就绪日期：不确定。成本：至少115 亿欧元。

Skyranger：这种移动防空系统对于无人机防御至关重要，联邦国防军计划采购数百套。但首批19套价值6.5 亿欧元的Skyranger交付已延期，至少延后数月。德国驻立陶宛旅迫切需要该系统，目前军队正在寻找过渡方案。

genz，无人武器系统。位于巴伐利亚州埃尔丁的一个创新中心正在进行无人机实验，并与初创公司合作。皮斯托里乌斯已经下达了首批自杀式无人机（即所谓的巡飞弹）订单。

在国防工业领域，军方的需求清单引发了淘金热。新供应商正涌入市场。像Helsing、Quantum Systems、Arx Robotics、Auterion或Tytan Technologies这样的初创公司筹集了部分高达数十亿欧元的风险资本，并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机向老牌军工厂发起挑战。

行业巨头则在予以反击。德国六大国防承包商——空中客车国防与航天（Airbus Defence and Space）、莱茵金属（Rheinmetall）、KNDS、亨索尔特（Hensoldt）、迪尔（Diehl）和TKMS仅在上一财年的营业额就平均增长了17%，总额达到350 亿欧元。订单簿已满，许多制造商越来越难以按时交付。

与此同时，许多项目的成本高于计划。根据麦肯锡（McKinsey）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最近超过一半的欧洲最大采购项目超出了原始预算的20%至40%。

原因何在？

得益于被突破的债务刹车机制，政府的战争金库充盈。菲利帕·西格尔-格勒克纳（Philippa Sigl-Glöckner）对此持特别批判态度。她是智库“未来部门”（Dezernat Zukunft）的经济学家，担任财政部顾问，同时也是社民党（SPD）成员。

西格尔-格勒克纳担心支出纪律。她批评说，在极短时间内将国防开支提高到经济产值3,5%的目标，实际上是在奖励“尽可能昂贵地向国防承包商采购”的行为。资金必须花出去，而且要尽可能快。按照这种逻辑，价格过高的采购甚至是有利的。

因此人们很容易怀疑，企业正在利用政府资金过剩的情况。但证明这一点很困难。坦克、榴弹炮或防空系统并非标准化商品，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配置进行订购，国际比较的作用有限。但确实存在异常现象。

作为失败的F126海军项目的替代方案，皮斯托里乌斯计划从制造商TKMS采购较小型的Meko型护卫舰。最初，每艘船的成本应在近10亿欧元左右。而现在，每艘船的账面成本约为16 亿欧元。

TKMS 指出，最初订购的船只数量仅为 4 艘，而非计划中的 8 艘，此外材料和人力成本有所上涨。国防部则强调，增加的成本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由于海军的特殊要求导致的。

今年春天，一个极其典型的价格操纵案例激怒了联邦议院的预算委员会成员。联邦国防军此前采购的大型柴油储罐单价约为 141.000 欧元，现在突然涨到了约 291.000 欧元，即两倍多。预算委员会停止了订购，不久后才勉强批准采购 300 个储罐，这些储罐是驻扎在立陶宛的德国旅队装备急需的。

安德烈亚斯·马特费尔特（Andreas Mattfeldt）和安德烈亚斯·施瓦茨（Andreas Schwarz）异口同声地表示，显然有人想借此“中饱私囊”。两人分别代表其党团在预算委员会负责国防预算，马特费尔特代表联盟党，施瓦茨代表社民党（SPD）。“不惜一切代价（Whatever it takes）”——这是总理此前为扩军制定的准则。但在行业内，这被理解为国防预算就是“军工产业的自动取款机”。

马特费尔特和施瓦茨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防止政府被欺骗。这份责任重大：预算委员会经常在只有几天提前量的情况下收到单个采购提案，这些提案是经过谈判的、长达数百页甚至数十份的高度复杂合同。涉及的金额极其巨大：在 2025 年圣诞节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预算委员会为 30 个项目批准了近 500 亿欧元。这大约相当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整个常规国防预算的总额。

预算委员会成员通常被认为自信心强，但像马特费尔特和施瓦茨这样敢于采取行动的人很少。他们不仅在柴油储罐问题上干扰了皮斯托里乌斯。1 月份，该委员会拦截了一项价值 6 亿欧元的移动侦察支持系统采购计划。议员们对其性能表示怀疑。2 月份，他们则给计划中的数十亿欧元无人机投资设定了上限。

作为执政联盟多数派的代表，这对“黑红组合”可以对任何成本超过 25 百万欧元的军备项目施加影响，或者将批准与特定条件挂钩。位于本德勒街区（Bendlerblock）的军备规划者和联盟党的国防政策制定者经常对这两个“安德烈亚斯”翻白眼。他们担心，预算委员会的这种“侧击”可能会进一步拖慢本就缓慢的

Doro Zinn / 镜报 (DER SPIEGEL)

延斯·普勒特纳（Jens Plötner），军备国务秘书

联邦国防军的扩军进程。

马特费尔特和施瓦茨则持有不同看法。来自基民盟（CDU）的马特费尔特表示：“我们必须能够随时可靠地评估我们在构建国防能力方面处于什么阶段，以及哪里仍然存在漏洞。在这方面我们仍有提升空间，并将继续向部长提出要求。”社民党人施瓦茨补充道：“必须进行自我批评并提出疑问：我们采购的是正确的东西吗？如果不是，最终将浪费纳税人难以想象的巨额资金。而且如果情况糟糕，还会危及士兵的健康和生命。”

在国防部，军备国务秘书普勒特纳指出，采购局每年签署的合同超过 10.000 份。个别负面案例必须放在整体比例中来看。他说：“国防部的所有人都意识到，国防支出是债务刹车机制的例外，这伴随着巨大的责任，必须格外谨慎地使用纳税人的钱。”

然而，要求使军备扩张更加透明且高效的压力正在增加。由 IfW（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舒拉里克（Schularick）领导的一组经济学家和军备管理人员最近在一份战略文件中敦促对采购政策进行根本性改变：重点转向大规模生产的自主武器系统，推动军备的欧洲化，以及增加所谓的“储备合同”，强制战争装备制造商为紧急情况保留产能。

议员们希望更详细地了解：购买什么、为什么购买以及价格如何？他们不再满足于模糊的原则性文件。CDU（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国防专家勒韦坎普（Röwekamp）要求，皮斯托里乌斯必须提交一份整体规划，明确“到 2029 年及之后应采购哪些装备”。为了让议会参与程度更高，同时维护安全利益，他建议成立一个秘密会议的联邦议院委员会，由国防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的成员在其中监督战略军备规划。

预算委员会强制要求皮斯托里乌斯创建一份“能力发展态势图”，用以解释联邦国防军现有装备与北约要求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以及计划如何填补这些差距。这份被标记为机密的文件已提交数日，但据《镜报》获得的信息，其内容除了关键词之外几乎没有实质性内容。国防部仅粗略地概述了其军备目标：到 2029 年，部队应至少具备防御和持久作战能力；到 2030 年代中期，力求实现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这一认知并非新鲜事。

这份卷宗恐怕无法让议员们满意。他们已经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下一个潜在的惨败。这次又是关于护卫舰，此次是 F127 型，计划将其作为海军的新旗舰。这 8 艘“海上防空舰”本应使部队在下一个十年中期起，能够从海上拦截导弹、无人机和高超音速武器。

然而，F127 的成本也在失控。最初的预算为 260 亿欧元，而现在预计每艘船至少需要 50 亿欧元，总计至少 400 亿欧元。主要原因是计划安装来自美国的昂贵的“宙斯盾”（Aegis）战斗系统。

规划已运行多年，目前仅签署了预备合同，尚未有大笔资金流出。议员们警告称，德国可能会因为这个项目而不堪重负。来自国防部的内部人士表示，该计划目前正在被“深入审视”。决定预计将在年底前做出。

马蒂亚斯·格鲍尔（Matthias Gebauer）、马丁·赫塞（Martin Hesse）、保罗-安东·克鲁格（Paul-Anton Krüger）、杰拉德·特劳费特（Gerald Traufetter）、菲利普·维特罗克（Philipp Wittrock）

“放行”现象是否仍在继续？

移民问题：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将欧洲的新避难系统誉为“里程碑”。但一项最新数据引发了质疑。

Am 1. Juli：一名阿富汗人试图从卢森堡跨越德国边境进入。Am 4. August 一名叙利亚人，这次来自比利时。Am 7. August 一名来自喀麦隆的女性，在德荷边境被拦截。以及 am 11. August：一名俄罗斯人试图通过奥地利潜入境内。

四个案例，四次非法入境尝试，以及四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人是如何穿过半个欧洲来到德国的？因为在 Eurodac 中都没有他们的指纹记录——该数据库存储了所有在欧盟境内被拦截或自行向当局报到的难民信息。至少理论上是这样。

但实际情况此前并非如此。欧盟外围国家的政府据推测一直反复地将人们“放行”，而没有采集指纹并录入系统。

对于不堪重负的欧盟前哨站来说，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他们可以迅速摆脱这些移民。第二，以后这些移民也不太容易被遣返回该国（例如由德国遣返）。因为如果没有来自匈牙利、保加利亚或西班牙的指纹记录，联邦德国往往无法证明一名难民确实是从匈牙利、保加利亚或西班牙进入欧盟的，从而无法证明这些国家应对其负责。

相反，在联邦警察看来，这些难民就像凭空出现在德国边境一样——因此，德国首先负责接收并进行可能的避难程序。

Seit dem 12. Juni 起，新的《共同欧洲避难系统》（Geas）开始生效。此次改革的一个核心点是：任何非法进入欧盟的人员都应比以往更严格地被登记，并将指纹存储在 Eurodac 中。从而结束这种推测中的“放行”现象——尤其是向德国方向的放行。

然而，最新数据并未显示情况有所改善。Vom 12. Juni bis zum 11. August，即 Geas 实施的前两个月里，联邦警察记录了 7314 起非法入境德国的案例及相关尝试。其中包括上述的阿富汗人、叙利亚人、俄罗斯人和喀麦隆女性。但计算机仅在 112 次中匹配到了 Eurodac 档案，命中率仅为 1,5 Prozent。

因此，对于大多数难民来说，情况依然是：据称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进入欧盟的。而且如果他们没有像上述四个案例那样立即在联邦边境被拦截并遣返，那么在疑问情况下，德国仍将承担责任。

那么，这次大规模的避难改革是否承诺了它无法兑现的东西？

这一承诺几乎达到了最高点：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CSU）在6月初赞美其为欧洲的一个“里程碑”。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称其为解决失控移民问题“最重要的一步”。通过 Geas，难民应在欧盟外围边境就被拦截、登记，并最好通过快速避难程序处理——在法律意义上，在他们正式踏上欧盟领土之前就完成。

与1月至5月的平均水平相比，Geas 启动以来，每月非法入境尝试次数减少了约 15 Prozent，这可能表明改革正产生政治意图中的效果。但也有可能，

边境管制：

命中率仅为可怜的 1,5 Prozent 这种下降与 Geas 无关。

辖区照片 / dpa / picture alliance

无论如何，仅 1.5% 的 Eurodac 命中率绝非好兆头。在德国安全部门内部，一些人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即便现在外部国家能获得更多欧盟资金来处理避难程序，但据推测，那种“放行”现象仍将持续。意大利本周坚决拒绝接收任何一名来自德国的避难申请者，这一事实也印证了上述情况。

联邦警察局在官方声明中指出，现在评估 Geas 在欧盟成员国的执行情况并得出影响结论还“为时过早”。原因之一是：在 Geas 实施的前两个月内，试图非法进入德国的 7314 人中，初期可能仍有许多人已经在欧盟境内停留较长时间，而非刚刚通过外部边境进入。

此外，欧盟边境并非封锁到让每个难民都能直接撞在警察怀里的程度。那些秘密抵达德国边境的人，通常不会出现在 Eurodac 数据库中。

因此，康斯坦茨的移民研究专家丹尼尔·蒂姆（Daniel Thym）在评估“放行”现象是否会持续时也持谨慎态度。但另一方面，蒂姆认为，数据并不支持 Geas 已经发生了转折。内政部长多布林特（Dobrindt）早在 6 月在德国电视二台（ZDF）中就表示，他可以想象“第一天不可能所有环节都 100% 运作”。然而，100% 与 1.5% 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事实上，Geas 早在 2024 年就已获得通过，欧盟各国原本有两年的时间进行准备。一份 5 月的欧盟报告显示，部分国家进度滞后。这尤其体现在欧盟边境的安置区，移民应在这些区域等待程序的最终结果。这些最初设有 30,000 个床位的住所应当确保安全，以防止人员随意离开或失踪。报告中提到：“11 个成员国必须紧急加强努力，以便能够建立并达到相应的容量。”已有 10 个国家错过了向布鲁塞尔报告此类设施规划地点的截止日期。

即便 Geas 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外部边境实际拥有多少个安置名额，但联邦警察局对此也不清楚。该局直截了当地表示，这一数字“不在本局知晓范围内”。

尤尔根·达尔坎普（Jürgen Dahlkamp）

“联邦政府在争吵，而不是在提供帮助”

《镜报》访谈：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长马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希望追上在民调中领先的德国选择党（AfD）。在此，她解释了为什么她更倾向于依靠“车载香氛”，而非来自柏林的支持。

当施韦西格（52岁）在施เว林州政府办公厅接待采访时，已经是傍晚了。她作为州长的办公室现代装修与政府驻地的古典主义辉煌形成鲜明对比。红色的皮沙发，一张白色的办公桌。边桌上放着一盒打开的巧克力，直到访谈结束，这盒巧克力也未被触动。

《镜报》：施韦西格女士，您为自己是东德人而感到自豪吗？

施韦西格：是的。

《镜报》：这对您意味着什么？

施韦西格：家乡和认同感。我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泽洛长大，26年多以来一直与家人住在施เว林。德国统一后的变革经历对我影响深远。我的家庭当时很艰难，我的父亲失业了。但与此同时，我也获得了机会。尽管面临所有挑战，我认为统一对于这个国家以及对我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幸运。我是一个拥有东德根基的全德国人。

《镜报》：您能记得上一次产生“我现在感觉非常东德”这种想法是什么时候吗？

施韦西格：就是最近环境部长蒂尔·巴克豪斯（Till Backhaus）骑出那辆红色辛姆森（Simson）摩托车的时候。那确实非常东德。我在东德时期攒钱买了一辆绿色的S51，我所有的青少年成年礼礼金都花在上面了。对于在小城镇长大的我来说，那辆摩托车突然意味着自由。我可以自己骑车去挖掘湖，去迪斯科舞厅。唯一我觉得丑的是我的头盔。像个蛋壳一样，现在可能成了文化符号。后来我用欢迎金买了一个时髦的新头盔。我们东德人对辛姆森寄托了很多情感。因此，AfD利用辛姆森来做文章的行为是非常无耻的。

《镜报》：为什么AfD比社民党（SPD）更早意识到可以用辛姆森来做政治宣传？

施韦西格：蒂尔·巴克豪斯也会进行这样的骑行。但社民党主要侧重于内容，而AfD则更倾向于抓住这些文化议题。AfD恰恰将辛姆森据为己有，这很卑劣。当年创立该公司的犹太家族的后裔对此表示反对。

《镜报》：辛姆森是东德自豪感的象征，AfD利用了这一点。那么社民党的象征在哪里？

施韦西格：这不是象征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问题。一场公民运动促成了和平革命，其中许多人最终成为了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也是为什么我加入了社民党。

《镜报》：您在竞选活动中分发印有施韦西格漫画形象、闻起来像清新洗涤剂的车载香氛。而AfD则分发印有“不适用于左手”字样的折叠尺。您认为在您曾经的核心客户群——工人阶级中，哪种方式更受欢迎？

施韦西格：我的政党在民调中处于29%的位置，我们在整个社会中都有根基。我的目标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基于内容和人员的独立选择。人们在9月20日决定的是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事，而不是联邦政府的事，不是欧盟的事，也不是世界的事。他们决定的是谁来担任州长领导这个州。在民调中我们看到，只有27%的人想要AfD的政府首脑，而49%的人希望马努埃拉·施韦西格继续担任州长。我认为数字说明了一切。竞选也可以有一点快乐，比如用车载的“香氛马努”。无论如何，这比到处散布负面情绪要好。

《镜报》：问题在于：谁更能理解工人阶级？我们在调查中看到，很大一部分人转向了 AfD（德国选择党）。为什么？

施韦西格：许多中低收入人群面临经济担忧。能源、燃油、食品价格上涨，对于月收入 3000 欧元以下的人群来说，这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坚定地支持中产阶级至关重要。我们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就在这样做，所以我早在六年前就取消了幼儿园费用。而且假期托管也是免费的。我们必须向那些工作的父母传递一个信号。

《镜报》：您列举的这些政策成就并没有阻止 AfD。根据该党自己的数据，他们在您所在的联邦州拥有 2900 名成员，人数超过了社民党（SPD）。前波美拉尼亚-吕根县的分会是全国最大的分会之一。自 2021 年以来， 在梅前州的民调支持率翻了一倍多。您认为您在责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导致该党崛起？ 施韦西格： 是全国范围内最强大的政党。如果假装 仅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或东德强大，那是错误的。

《镜报》：我们讨论的是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

施韦西格：如果 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最强大的力量，那么自然会对梅前州产生影响。2021 年，社民党在全国范围内获得 25.7%，而我们在州议会选举中获得了 39.6%。这高出了 14 个百分点。目前在民调中，这种“梅前州红利”甚至达到了 17 个百分点。但联邦社民党的支持率现在仅为 12%。

《镜报》：也就是说，您认为您在 2017 年起执政的这个联邦州中，对 如此强大不负有责任？

施韦西格：我没这么说过。但 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民调支持率达到了 24%，在不来梅达到了 17%。这些数值正是五年前我们在东德的情况。

《镜报》：您认为这是全国性趋势造成的。那么在您自己身上，或者在您领导的州社民党内部，您是否认为有导致 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增长的原因？

施韦西格：如果 在整个德国都如此强大，那么所有人必须扪心自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明确表示，生活成本负担这一整体议题起到了很大作用。如果联邦政府任由这种情况持续数周……

《镜报》：……您现在又在谈论联邦政府了。

施韦西格：我想说清楚一点：燃油价格很高，我们那些每天通勤上班的人在问：什么时候才能为我做点什么？我立刻就说了：必须延长加油折扣。或者需要像卢森堡那样实施价格上限。否则当地民众会愤怒，因为护理人员、手工业者、通勤者会说：我每天都在开车，但没有人为我做任何事。

《镜报》： 的成功是否部分在于，人们在像您这样承担责任的政治家身上，没有感觉到他们在进行自我反思？

施韦西格：这真的不能指责任何一位东德州长。多年来我一直奔波于公民对话之中，因为我想对这种情绪做出反应。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自我反思。

《镜报》：那么您在反思什么问题？

“如果 AfD 在全德国都如此强势，那么所有人必须扪心自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施韦西格：遗憾的是，仅仅指出 AfD 在部分领域具有极右翼和激进色彩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具体的日常生活议题上与该党进行更深入的交锋，并明确指出 AfD 是一个不顾社会福利的政党。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MV），它不支持幼儿园免学费政策，它反对《集体薪资忠诚法》（Tariftreuegesetz）——根据该法，我们仅将公共订单授予支付集体薪资的公司。它还反对拯救造船厂就业岗位的计划。

《镜报》：您将州议会选举称为一次方向性的抉择。听您的话，这还关乎拯救民主。您的竞争对手是莱夫-埃里克·霍尔姆（Leif-Erik Holm），许多人还记得他担任电台主持人的时期。您也记得吗？

施韦西格：不。他早年可能是电台主持人，但如今他是该党在州内的主席，而该党内部存在激进势力。通过吕根岛的州议会候选人汤米·索尔曼（Tommy Thormann），霍尔姆先生拥有一个显然威胁到了左翼的人。

《镜报》：索尔曼对此予以否认。他曾对着左翼的一次游行对着麦克风喊话，称如果他们接管政府，将把此类活动“彻底禁绝”。他表示很期待“当警察在早上六点按你们的门铃并把你们从床上拉起来的时候”。随后索尔曼声称，他指的是那些具有暴力倾向的活动人士。

施韦西格：这就是 AfD 的原则。先威胁，一旦遭到批评，就迅速退后一小步。AfD 并没有与极端分子划清界限，这个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该党在本州的秘书长就有着新纳粹的背景。

《镜报》：您认为莱夫-埃里克·霍尔姆是一个极端分子吗？

施韦西格：无论如何，他没有与极端分子明确划清界限。这次选举的关键在于谁来治理这个州。谁将在未来承担教育、内部安全以及警察部门的责任。

《镜报》：根据民调，教育是当地民众最紧迫的问题。在德国，没有任何地方的师生比像您所在联邦州的幼儿园和托儿所那样糟糕。

施韦西格：我们的幼儿园中专业人员的比例很高，因此每组的人数较多。而且我们正在改善：幼儿园的师生比已从 18 降至 14。托儿所、幼儿园和课后托管中心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镜报》：优质教育被认为是社会民主党关于阶级跃升承诺的基本前提。德国学校的糟糕现状是否是社民党（SPD）失去如此多信任的原因之一？

施韦西格：我只能就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情况做出判断。当我 2017 年就任州长时，还没有学校翻修计划。我立即启动了一项计划。

《镜报》：是因为您的两位前任（同样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问题上昏睡不觉吗？

施韦西格：不，但我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的投资。自从我担任州长以来，我们已投入 10 亿欧元用于学校的翻修和新建。在梅前州获得的 20 亿欧元专项资金中，另有 6 亿欧元将流向我们的学校。此外，我们还聘请了 4300 名新教师，并改善了德语和数学教学。

《镜报》：社民党在联邦层面暴跌的原因是什么？

施韦西格：社民党失去了很多信任，这受到了“红绿灯”政府永无止境的内斗影响。而接踵而至的危机导致了不确定性。许多人担心经济地位下降。与此同时，许多东西变得更贵了。

《镜报》：政治层面能为此做些什么？ 施韦西格：我们必须向人们证明，我们重视他们及其面临的问题。燃油补贴虽然成本高昂，但确实帮到了人们。这不仅是经济上的帮助，更是一个信号，表明政治层面对他们是可见的。然后呢？补贴一夜之间到期，而执政联盟至今未能就后续方案达成一致。我指的就是这类事情，这类事情是致命的。联邦政府在争吵，而不是在提供帮助。这就是目前主导人们的感受。

《镜报》：如果联邦政府不争吵，比如在养老金妥协方案上，州长们就会出来制造麻烦——您就是领头的人。在人们心中，那种“无法改革且陷入持久争端”的政治形象，您在其中扮演了多大的角色？

施韦西格：我不是在制造麻烦，我也并不反对改革。但如果民调显示 81% 的人都认为这些改革是不公正的，那么不可能所有人都错了。

《镜报》：大多数人不喜欢被剥夺某些权利，比如提前退休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改革仍可能是合理的。

施韦西格：改革是必要的，是的。但关键问题在于，谁因此承受了最沉重的负担。在医疗、护理和养老金方面，承受压力最大的一直是那些工作并支撑该系统的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此，我继续主张在缴纳 45 年养老金后，在 65 岁时可以无扣减地退休。目前，许多州长也支持这一立场。

《镜报》：社民党（SPD）需要改变路线吗？

Mauersberger / IMAGO 社民党人巴斯、施韦西格、克林拜尔：“不讨论人事”

施韦西格：社民党在所有决策中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那些每天在工作或曾经工作过的人，尤其是那些中低收入者。而且在改革中，不能只有削减。

《镜报》：这意味着什么？

施韦西格：在护理方面，卡斯滕·林内曼（Carsten Linnemann）现在宣布，对于那些在家里照顾亲属的人，将不再削减其养老金积分。这是我一直争取的结果。联邦政府应该以此为契机，重启护理改革。这离不开各联邦州，我们必须参与讨论。

《镜报》：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将您所批评的养老金改革称为“一件完整的艺术品”。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则表示，他不会在既定道路上动摇。他们两人还是党内最高领导层的合适人选吗？

施韦西格：我从一开始就支持拉尔斯·克林拜尔和贝尔贝尔·巴斯，并且与他们的合作也很愉快。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意见一致。但我欣赏他们两点：他们尊重不同的意见，并允许就此进行交流。

《镜报》：这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

施韦西格：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你们想进行人事辩论，而我不想。

《镜报》：进行人事辩论的不是我们，而是您党内的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求您在选举后接管领导权。

施韦西格：现在距离一场至关重要的州议会选举只有几周时间了。我整个州党组织和我本人都只专注于这次选举。对我来说，讨论内容很重要，而进行人事讨论则不重要。我参选是为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继续作为州长为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人民服务。

“我竞选的是州长一职。我并不打算成为党主席。”

《镜报》：您在担任党首的情况下也可以竞选。

施韦西格：我想再次强调：我竞选的是州长一职。我并不打算成为党主席。

《镜报》：施韦西格女士，感谢您接受本次采访。

巴伐利亚之材

游说活动：联合政府出人意料地通过了一项关于大麻药物的新规定。获益者是一位此前向基社盟（CSU）捐赠巨额资金的慕尼黑企业家。

在2025年圣诞节前不久，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Markus Söder）拜访了制药企业家克莱门斯·费舍尔（Clemens Fischer），后者是该行业的一颗新星。他位于慕尼黑附近的 Vertanical 有限公司当时正在研发一种新药：用于缓解慢性疼痛的大麻滴剂。

费舍尔同时也是基社盟的大额捐赠者：在联邦议院选举期间，他的控股公司汇款 200.000 欧元。在这次会面中，索德对该企业集团赞赏有加：“这家公司正在开创医学的新地平线。”

Vertanical 的大麻提取物 Exilby 当时尚未获得批准。直到 5 月底，联邦药品与医疗器械研究所（BfArM）才授予其许可。不久之后，黑红政府在《法定医疗保险缴费稳定法》（GKV-Beitragsstabilisierungsgesetz）中出人意料地对医保报销项目进行了修改：医生应首先为疼痛患者开具大麻成品药。只有在成品药无效的情况下，药房的个体配方药才能获得报销。

最大的获益者大概就是 Vertanical，其药物将于下周在德国上市。这一切纯属巧合？还是背后有高层的压力？

《镜报》掌握了关于审批程序的内部文件。这些文件揭示了政界对程序进度的关注。马库斯·索德的访问也出现在其中。而且：专业层面对于该药物的疗效表示了严重怀疑，但该药最终还是获得了批准。尽管基社盟至今仍谴责红绿灯政府将吸食大麻合法化，但在处方大麻方面，该党持有较为自由的态度。而且，如果制造商来自巴伐利亚，这种态度似乎更加明显。

克莱门斯·费舍尔，51, 因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药物 Kijimea 而成名。《福布斯》估计他的财产达 10 亿美元。为了让 Exilby 获得批准，Vertanical 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游说者。据费舍尔称，该制剂计划“到 2030 年成为治疗慢性疼痛的主导疗法”。2025 年 10 月，巴伐利亚州州长的访问临近。BfArM 主席卡尔·布罗伊希（Karl Broich）也得知了此事。根据《镜报》获得的信息，他在面对员工时提到了索德对 Vertanical 的访问，并表示他必须回答关于程序进度的相关问题。此外，联邦卫生部也希望获得相关信息。

索德是否施加了压力？ 和巴伐利亚州政府办公厅均否认存在政治干预。

2 月份，一名 的经办人写道，建议批准用于治疗特定慢性腰痛的申请。这“完全基于管理层的（口头）指令，即必须为该程序授予批准”。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一决定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一名熟悉审批过程的人告诉《镜报》：“根据专业评估，如果没有管理层的指令， 不会授予批准。” 解释称，批准是基于“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进行的全面科学评估”。Vertanical 不愿对该研究所的内部评估发表评论，但指出

Vertanical 创始人费舍尔： “为超过 10 亿人带来希望”

Exilby 在两项研究中显示出“显著的疼痛减轻”效果。

[...OMITTED...]

据该部门称，今年3月，时任联邦卫生部长尼娜·瓦肯（Nina Warken，CDU）在基社盟（CSU）州议会党团的邀请下访问了该公司。瓦肯的下属事先向联邦药品与医疗器械研究所（BfArM）询问了申请进度。两个月后，德国的批准许可便到手了。Vertanical 公司欢呼道：“全球10亿多人看到了希望”。

6月22日，联邦议院卫生委员会举行了一场专家听证会。来自慕尼黑的基社盟议员斯特凡·皮尔辛格（Stephan Pilsinger）从手机上读出他的一个问题：如何能“进一步强调并强制性地规定成品药的优先地位”。

从 Vertanical 的角度来看，更理想的回答来自约瑟夫·赫肯（Josef Hecken），他当时是联邦联合委员会（G-BA）的主席，该委员会决定哪些药物由医保基金支付。赫肯的建议是：在采用药房配制药之前，可以规定必须“至少进行为期六个月的成品药治疗尝试”。在卫生部关于医保削减方案的草案中，尚未包含此类规定。但在联邦议院投票前的几天，大麻成品药的优先权被悄悄写入了法律文本，随后由全体会议通过。

“数千名患者失去了他们的止痛药物，而一个通过可疑党捐获利的企业家却从中受益。政治不应如此运作，”绿党联邦议员保拉·皮肖塔（Paula Piechotta）表示。卫生部与执政党团之间对于谁该为该条款负责仍有争议。基社盟的皮尔辛格表示，他在此期间一直与 Vertanical 没有接触。他在委员会提出的问题符合他的“专业立场”；他对党捐一事并不知情。

前官员约瑟夫·赫肯表示，这种“分级治疗方案”是他的想法，且“基于经济效益考虑”在“许多领域是通用做法”。他在审批过程中参加了两次与 Vertical 的会面，这属于“常规操作”，且并未改变 G-BA 的立场。

Vertical 对有关政治接触的问题未予回应。克莱门斯·费舍尔（Clemens Fischer）的控股公司曾向自民党（FDP）捐赠 200.000 欧元，向社民党（SPD）捐赠 100.000 欧元，向基民盟（CDU）捐赠 60.000 欧元，该公司声明，捐赠是“透明的且符合现行法律规定”，旨在“支持政治中间派政党”。

斯文·贝克尔（Sven Becker）、汉内斯·蒙辛格（Hannes Munzinger）

国家书呆子

职业生涯 新任国务部长菲利普·阿姆托尔（Philipp Amthor）认为，最聪明、最勤奋且最坚韧的人应该成为政治家。这也是他投身政治的原因。他能凭借这一点走多远？作者：马克·胡耶（Marc Hujer）与汉内斯·荣（Hannes Jung）（摄影）

基民盟政治人物阿姆托尔

菲利普·阿姆托尔站在他位于柏林联邦总理府新办公室的露台上，指向一个在他下方至少十米远的地方。

7月24日，他就站在那里，与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在一起，后者当时准备在那里宣布内阁重组。排在他们身边的是被任命的总理府办公厅主任尼娜·瓦肯（Nina Warken）和被任命的联邦卫生部长卡斯滕·林内曼（Carsten Linnemann），他们是另外两名被提名者。

他们依次发言。谈论自己的期望。谈论自己的预想。表达感谢。首先是总理，然后是瓦肯，接着是林内曼。最后轮到了他，菲利普·阿姆托尔，被任命的联邦总理府联邦与州关系国务部长。“菲利普——最后但同样重要，”总理说道。随后，阿姆托尔开始发言。

他现在坐在新办公室的沙发上。在总理花园与梅尔茨共处的那个早晨，他本可以想到很多可以表达的内容。但当他注意到前几位发言者多么简短时——在他看来是“非常简短”——从该活动的视频中可以看到，瓦肯仅用了大约一分钟，而林内曼甚至只用了43秒就结束了发言——他不想在发言篇幅上做得太过火。他告诫自己不要说太多，更不能给人留下想要在这里开一次“讲座”的印象。但为什么不能比其他人多说一点呢？

“是的，联邦总理先生，女士们，先生们，”阿姆托尔这样开始他的演讲。为此他没有写任何草稿，但心中有计划：首先感谢总理。然后感谢现任联邦数字化与国家现代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博士（Dr. Karsten Wildberger），阿姆托尔曾担任其国务秘书一年多。接着谈谈改革努力。最后是对已被废除的“联邦参议院与州事务部”进行历史回顾，该部门的职责如今由他的新单位联邦总理府负责；在他看来，这当然是正确的。

他几乎轻盈地在自己的文本中穿梭，从一个关键词跳到另一个关键词。在林内曼总共发言的43秒后，他才刚刚说到“维尔德贝格博士及整个团队”；在瓦肯发言的一分多钟后，他才谈到改革努力。但他并未因此而分心。直到将近两分钟后——相当于瓦肯和林内曼两人发言时间的总和——阿姆托尔才结束发言。

阿姆托尔在办公室里说，他没有计时。但他很确定自己比瓦肯说得久，比林内曼肯定更久，只是没有比梅尔茨更久。这是一个合理的中间值，尽管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多说一些。但他对此感到满意。“我不是最短的那个，”菲利普·阿姆托尔说。

他现在33岁，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持续的挑衅。一个说话像老头一样的年轻人。他喜欢构建复杂的句子。他抓住每一个机会使用普通人不会自愿说出口的专业术语。兴致盎然，毫不掩饰。当他觉得预约过多时，他会说：“我得看看能不能把它‘轮转’（rotiert）一下”；当司机接送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时，他会说“我们‘移位’（verlegen）”。他用 ETA（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来表示预计到达时间，并且评价自己：“我打领带也能看起来很随性。”

他认为，最优秀的人应该进入政坛。“代议制民主的基本理念应该是，由最聪明、最勤奋且最强韧的人来制定政策，”阿姆托尔说道。这也是他投身政治的原因。“如果一个人拥有比他人更聪明、更强韧的天赋，那么他就有义务为整体做出贡献，”阿姆托尔说，“这其中必须基于一种竞争意识。”在这一道路上，他已经走得很远了。

距离他 24 岁首次当选德国联邦议院议员仅过去了九年。虽然他在任职两年半后遭遇挫折——2020 年 6 月，《镜报》揭露他曾利用联邦议院的信纸为 IT 公司 Augustus Intelligence 进行游说，随后获得了股票期权和董事职位。但不到四年后，他的回归同样惊人：首先是在 2024 年出任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总书记；随后在赢得 2025 年联邦议院选举后，先是担任新成立的数字化部的国务秘书，最终自 2026 年 7 月底起，出任联邦总理府的新任国务部长。他的未来将如何发展？速度又会有多快？

“用一场学术演讲更能让我进入状态。”

菲利普·阿姆托尔

2017 年，当他获得首个联邦议院议席，成为当时选举周期中 CDU 最年轻的议员时，他一夜之间变成了讽刺画中的素材：一张像婴儿般稚嫩的脸，却摆出长辈般的姿态。

起初，这对他是件好事。他经常出现在德国电视二台（ZDF）的讽刺节目《今日秀》（heute-show）中。人们为他撰写了大量的人物特写，主题相同，刻板印象也相同。他至今记得 2019 年《镜报》的一篇关于他的特写，标题为《伪老者》。该特写聚焦于他对比利时传统外套（Trachtenjanker）的偏爱以及他爱开男性笑话的倾向；文章以一个故事开头，在他看来，这并不算他的高光时刻：在汉堡的一次党内活动中，他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当咖啡师询问他是否需要加糖时，他回答道：“甜味由女性负责。”他认为，如果现在把这话告诉他的女友卡洛塔·福斯（Carlotta Voß），根本没必要开口。但这个故事在当时也加深了那个古怪的形象，使他获得了远超其议员席位重要性的关注：一个似乎与时代脱节的年轻人。

尽管他从中获益，但他也很快意识到，这个形象是一种负担，一个他终有一天必须摆脱的“小丑”固定角色。他也希望能在常规新闻中获得关注，而不仅仅是频繁出现在《今日秀》中。而且他很清楚：“仅仅靠‘年轻’这个标签很快就会被说尽。”这迟早会陷入死胡同。必须有更多内容，一些新鲜的东西。于是，他开始了一场与自己亲手塑造的刻板印象之间的赛跑。

阿姆托尔回忆道，在进入议会大约一年后，有一次他第一次没有被介绍为“CDU 最年轻的议员”，而是被介绍为“CDU 内政政治家”。在那一刻，他感觉到自己能够摆脱那个刻板印象。他意识到，只要他足够快，只要他继续努力变得更优秀，他的故事就不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枯竭。一个优秀的奋斗者。阿姆托尔认为，成为一个奋斗者也“没什么不好的”。

他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由单亲母亲抚养长大，他的母亲是一名受过培训的工具制造工，在一家呼叫中心担任教练赚钱。他与父亲没有联系。用他的话说，他的经历在身份政治方面是可以被挖掘利用的。有点像前社民党（SPD）总理格哈特·施罗德，他从卑微的出身一路走到了总理府。或者像联邦劳工部长贝尔贝尔·巴斯的故事，她同样是通过奋斗向上攀升，且其出身经常被提及。

他也并非出身于富裕家庭。如果必要，他也会这么说。例如，在一次与左翼政治人物格雷戈尔·吉齐关于社会福利国家的讨论中，吉齐对他说道：“我们两个现在都过得很好，根本无法感同身受……”而阿姆托尔则对吉齐回应道：“如果您说我们无法感同身受，那么对于您在东德时期也属于特权阶层的履历来说，这或许成立。我想说，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我是在单亲母亲的抚养下长大的。”

当他受到挑战时，就像当时被吉齐挑战那样，他确实会提及自己的出身。“但我认为，人不应该像举着圣体光荣盒一样把出身挂在嘴边。”他更倾向于就具体事务进行论证，而非凭感觉。阿姆托尔表示：“我对那种不针对客观论据，而针对主观叙述视角的‘履历论证’感到格格不入。用一场学术讲座更能让我进入状态。”

因此，在他所谓的“阶层跃升履历”中，重点不在于出身的差异，而“更多在于消除出身的影响”。他希望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证明，他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实至名归的。“我绝不会去摇晃总理府的围栏，”阿姆托尔说，“单从专业角度考虑就绝不会这么做。”

选举前夕

在2025, 年 11. 2月，即联邦议院选举前十二天，阿姆托尔访问了位于柏林一个购物廊内的麦当劳分店。他首先参加了一场关于“德国的未来与凝聚力”的小组讨论，随后拍摄了一段展示自己作为麦当劳粉丝的 Instagram 视频。

这是为本篇人物特写进行的首次会面，其中还涉及一个问题：对于一个首先是以《今日秀》（heute-show）明星而闻名的政治家，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真对待他。在坐到麦当劳提供的讲台上之前，阿姆托尔带着一种故作谦虚的语气说道：“《镜报》竟然认为我有能力担任某个职务。”

他很享受这次登台亮相，在发言中，他以极强的自信谈到了他认为不合格的社民党（SPD）税收方案，谈到了德国缺乏勤奋和职业道德的问题，以及在这个国家，有些人竟然将工作仅仅视为“对闲暇时间的令人不快的中断”。最后，他还谈到了对民主机制能否运作的质疑。阿姆托尔表示，德国的直接议席并非由“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和菲利普·阿姆托尔在密室里”决定，由此他顺便提及了自己与未来总理的亲近关系。

在他身边的人看来，此时他被视为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新任秘书长的潜在人选，据传他对这一职务颇感兴趣；毕竟，演讲和挑衅是他的强项。

小组讨论结束以后，他坐在一盘所谓的麦当劳最爱美食前，这些食物是由他的助手为了拍摄视频而准备的。阿姆托尔列举了在他看来，如果像他一样在德国行驶数千公里，在“汽车后座可以安全食用”的食物：薯条、双层芝士堡、配酸甜酱的麦乐鸡、麦里布。然后在拍摄结束时，他仅说道：“这不是在为快餐做广告：健康饮食很重要”，随后起身与团队告别。他没有一次结巴，没有一次需要重复句子。对他来说，一切都衔接得恰到好处。一次成片。

“一次成片团队”（Team One Take），他很喜欢这样称呼自己。

选举之后

在赢得联邦议院选举一个月后，阿姆托尔计划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党总部——康拉德-阿登纳大厦，与 CDU 财务主管弗朗齐斯卡·霍佩曼（Franziska Hoppermann）录制一档节目，即“ TikTok 直播”。一年多以后，在 进行大规模人事调整后，霍佩曼将升任秘书长。

联盟党及其执政伙伴社民党（SPD）仍处于组阁谈判中。作为 在第 9 工作组（“削减官僚主义、国家现代化、现代司法”）的谈判代表，阿姆托尔正处于风暴中心。他需要面对的是——用他的话说——“社民党方面”的现任联邦内政部长南希·费泽（Nancy Faeser），这一事实令他感到十分欣慰。一名联邦部长和他。此外，他在“ 方面”是第一把手，而她在“社民党方面”仅是第二把手。

而且，他负责的主题也恰到好处：国家现代化。这是当下的热门话题。像电锯一样彻底。颠覆性。所有人都在谈论它。唐纳德·特朗普、埃隆·马斯克、哈维尔·米莱——他们也像讽刺漫画一样夸张。但却是拥有权力的讽刺漫画。而这个认知同样适用：那些曾经被人们嗤之以鼻的人，突然之间统治了世界。

为了这次 TikTok 直播，阿姆托尔和霍佩曼预订了康拉德-阿登纳大厦一楼的电视演播室。阿姆托尔此前多次在该大厦的图书馆拍摄各种社交媒体频道的视频，并且对此感到惊讶——至少在他的印象中，那里的书是按颜色分类的。阿姆托尔和他的女友（他在讲述故事时偶尔会提到她）据称曾对此开玩笑说，应该在视频中加一个星号注释：这并非在阿姆托尔家中。否则人们会怎么看待他的“知识分子气质”？认为他把书按颜色分类？

领带之友阿姆托尔与梅尔茨：普鲁士美德

他讲述道，前一天晚上他参加了马库斯·兰茨（Markus Lanz）的节目，当时穿着梅尔茨送给他的“漂亮的 Falke 袜子”，那是阿姆托尔在梅尔茨的选区拜访他时收到的礼物。深色、带有精细罗纹结构的“Fine Shadow”系列袜子，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但它是梅尔茨送的。

托斯滕·海尔（Torsten Heil），一名不知疲倦地跟在阿姆托尔身后的工作人员，宣布 TikTok 直播预定时间正好为 20 分钟。“如果你觉得内容太冗长，后面没什么可说的，也可以提前结束，”他说。阿姆托尔好整以暇地看着他。他的员工怎么会认为他填不满 20 分钟？认为他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冗长”？“20 分钟后，”阿姆托尔说，“希望我不会觉得冗长——否则我今天就过得很糟糕。”他温和地笑了。

现在可以开始了。阿姆托尔和霍佩曼在演播室中面对面站立。主题将围绕组阁谈判展开。关于内容，也关于氛围。联盟党目前必须面对一项指责，即作为选举获胜者，过于听从选举失败者社民党的指令。他们讨论了准备互相提问的问题。“我也能给菲利普提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位 财务主管建议道。就在不久前，她与他一起参加了一场成员问答环节，一名 成员询问阿姆托尔在哪里买他那些“漂亮的领带”。现在，霍佩曼也想向他提出这个“领带问题”。

阿姆托尔认为，领带原则上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他对领带情有独钟，尤其是所谓的“图案领带”——那些只有近看才能辨认出图案的领带。从远处看，它们就像普通的带图案领带，有圆点、条纹或格子。他现在已经收集了大量这类领带：猫头鹰、鱼、海龟、雨伞。他有一条“滑板狗”领带，一条“打牌狗”领带，还有一条他称之为“Talking Horses”的会说话的马领带。阿姆托尔曾考虑过专门在 TikTok 上开一个账号来展示他的领带。“我目前还不提供时尚博主类的建议，”他说，“但我认为，带点幽默感总是可行的。”他提到，对于每一条领带，他总能想到一句所谓的“俏皮话”。例如，在社民党（SPD）参与的联合政府谈判期间，他有一天戴了一条海龟领带，以此含蓄地暗示他觉得一切进展得不够快。“这并不是缺乏严肃性，”他说，“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对某些事情持有幽默的态度。”无论如何，他表示每天早晨“伸手拿领带时”都感到很开心。

享乐主义者阿姆托尔：“我目前还不提供时尚博主类的建议”

这种偏好——无论巧合与否——让他与联邦总理产生了共鸣，后者同样非常喜爱图案领带。“弗里德里希，”阿姆托尔对霍佩尔曼说，“在图案领带方面绝对是走在最前沿的。”梅尔茨也拥有大量这类领带，图案包括火烈鸟、蛇、松鼠、大象、北极熊等。阿姆托尔偶尔会提到这种共同的爱好。他甚至允许自己——毕竟对联邦总理得保持一定的敬意——将其中一条图案领带以梅尔茨命名：他称之为“弗里德里希·梅尔茨领带”。领带上印着交替出现的云朵和小飞机——这是一个他被允许开的小内部玩笑。

“好吧，”他说。他现在准备好进行 TikTok 直播，面对霍佩尔曼及其“领带问题”了，他认为这个提问方式很合适。图案领带也是他希望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一个象征：严肃、稳重，但如果人们靠近他，也会发现他有幽默感。他说，之后他可以介绍霍佩尔曼。而且他已经想好了怎么介绍，用一种带有魅力的自嘲方式：“我可以这样说：你们可能在《今日秀》（heute-show）里见过我，为了让我们这里不只有玩笑，我们特意请来了专业的强力支持。”

宣誓就职前

2025年4月10日，在联盟谈判结束的一天后，阿姆托尔受邀前往柏林的维德舍市场（Wiederschen Markt），参加名为“面包与盐 2025”活动的专题讨论会，与他一同出席的还有来自社民党（SPD）的维雷娜·胡贝尔茨（Verena Hubertz）和来自绿党的安德烈亚斯·奥德雷奇（Andreas Audretsch）。这并非在此集结的第一梯队政治人物，那些顶尖人物，至少是联盟党内的顶尖人物，有更重要的行程。主持人就在开场致辞中直接提及了这一点，并对他们的“不计名利之承诺”表示感谢。“你们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只是替补，”他说。

阿姆托尔不想就这样任由其定义，他很少被如此不体面地当作替补人员来迎接。阿姆托尔带着微妙的讽刺说道，他被“优雅地介绍”了。“我经常受到如此友好的欢迎，但很少有人用‘不计名利’来迎接我。”

就职之后

2026年5月18.，在他就任联邦数字化与国家部议会国务秘书一年之后，他坐在刚刚搬入的办公室里。他讲述了政府工作的日常：比如他在周末校对的发给党团成员的“亲爱的朋友们”信函；比如依然在流通的“经典格栅文件夹”；还有总理府的文件夹，其中一个识别特征就是它们总是有点被挤压和卷曲，因为总理府里还保留着一套气送管系统。他谈到了那些用于“模拟掌握事实情况”的厚重卷宗。他还谈到了他所谓的“刨花板修辞法”——当他坐在政府席位上长时间倾听时，经常会注意到这种现象。“从外面看，它像一件家具，”阿姆托尔这样解释他对这种失败修辞的理解，“但如果你踢它一脚，它就撑不住了。”

战略家阿姆托尔在ARD首都演播室的化妆间：“不能缺乏严肃性”

他回忆道，在第一次内阁会议后，他心想：“这就像政治中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人们总以为更高一级的层面是极其宏大且具有星系级别的。但它通常也同样是世俗的。”不过他喜欢他所看到的一切，包括这个机构中那些极客式的琐碎细节。

在他身后的书架上放着由Hofmann和Henneke编写的《基本法评注》，这是一部超过3000页的宪法学标准著作。他在其中为两项基本法条款撰写了评注：第18条（基本权利的丧失）和第142条（基本法中的基本权利与州宪法之间的关系）。这在学术上相当于被封为骑士，每当被问起时，他总很乐意提及此事。而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一瓶紫色墨水。

他买这瓶墨水是因为作为议会国务秘书，他在卷宗上使用紫色标注。关于这一点他也很乐意谈论：关于德国部委官僚体系中所谓的“色彩学”。“可以称之为形式主义，”他说，“但我原则上觉得这并不坏。”部长使用绿色标注，职业文官国务秘书使用红色，而议会国务秘书则使用紫色。他现在还买了一个紫色的iPhone手机壳和一个紫色的iPad保护壳。他热爱这些关于其官方国务秘书颜色的细微暗示，并兴致勃勃地将其仪式化。

他认为，他所谓的这些“极客癖好”最终也有其好处，因为他觉得这具有“真实感”。也许他是对的。对第18,条的偏好、对德国部委官僚体系色彩学的痴迷、对紫色手机壳和紫色墨水的喜爱——仅仅因为联邦行政部门的议会国务秘书使用紫色标注——这些东西，一个没有这些癖好的人是编不出来的。

恰好两个月后，当延斯·施潘（Jens Spahn）辞去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 基督教社会联盟（CDU / CSU）联邦议院党团主席一职时，阿姆托尔并不感到特别惊讶。他说，施潘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关于施潘，他不想再说更多，包括施潘在处理代孕这一争议话题时的做法，而这最终导致了施潘的辞职。在内容立场上，阿姆托尔持有明确的保守立场，但与此同时，他与施潘的关系也很密切。在基民盟（CDU）主席团的会议上，他经常坐在施潘的对面；而且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忘记，当阿姆托尔在2020年因其为Augustus Intelligence公司从事游说工作而面临政治生涯危机时，施潘是那些支持他的人之一。

那么，他调任至总理府，是计划之中的吗？

阿姆托尔表示，其实完全有足够的理由留下来。那里还有这么多任务需要完成，很多方面都与他非常契合。例如国家现代化这一主题：至关重要。或者他与部长兼上级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博士（Dr. Karsten Wildberger）的关系：完美。“我是卡斯滕·维尔德贝格的粉丝，”阿姆托尔在办公室里说道，“他是个超级棒的人。”

他从维尔德贝格的管理经验中获益匪浅。反之，维尔德贝格也从他身上获益：获益于他对政治系统的经验，以及他对职场中“该做与不该做”之事的认知，以及维尔德贝格所称的政治日常中的“乱麻”。这本该是一个双赢局面。

但阿姆托尔说，在很多工作中，一年之后人们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现在已经全部见识过一遍了，所以现在我已经掌握了。”他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很傲慢，因此补充说，他绝不想给人留下他在数字化部感到无聊的印象。他也认为，长期地精通某件事绝对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勤奋、韧性、普鲁士美德，这些对他来说是价值观，因此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诺伊哈登贝格宫（Schloss Neuhardenberg）的画，以此暗示这些美德——当然，只有知道这座宫殿是以普鲁士国务大臣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亲王（Karl August Fürst von Hardenberg）命名的，才能理解这个典故，而这位亲王作为领先的改革者，代表了责任感、勤奋和国家更新。

但阿姆托尔的基本感觉依然是，他必须继续前行，他需要下一个步骤，下一个冲劲，这也是为了共同项目的利益。“‘边际效用递减’或许是个过于激进的比喻，”阿姆托尔说，“但现在确实有点像这样：他们现在都已经站稳了脚跟，适应得很好，没有我也能行。”他笑了。他预感到这样一个词可能会引发怎样的解读。边际效用递减——这是一个微观经济学的专业术语。他也请求不要误解这个词，将其视为傲慢。

当总理询问他是否愿意作为国务大臣调任至总理府时，他很快就做出了决定。“那是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阿姆托尔说，“但在这个问题上，谈话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关于这一点他没有透露更多。他说总理不喜欢关于他的故事被讲述得太多。

不久后，在7月24日，当他们一起站在总理府花园里，就在阿姆托尔新办公室露台下方约十米处时，阿姆托尔又系上了一条他的主题领带，这次是一条带有红色小爱心的领带。那天早晨他其实不需要言语，尤其是面对总理时。他的信息很明确：“在这样的时代，有一点点温情，”他在新办公室里说道，“应该不是件坏事。”

巴登湖正沦为泥潭

实地考察 自测量开始以来，博登湖在八月份从未像现在这样缺水。走访霍恩海滩浴场。

穆拉特·阿克塔斯沿着长长的木栈道走到尽头，走下梯子，在平时波浪拍打的地方小心地踏上他的运动鞋。他用鞋尖试探开裂的地面是否能承载他的体重，然后站稳了：他站在干地上。“这里平时一直有水，”博登湖霍恩海滩浴场的承租人阿克塔斯说，“我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他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经历过洪水，也经历过所有人都在大树阴下寻找遮蔽的酷暑。“但如此极端的情况是全新的，”阿克塔斯在八月中旬的这个周日说道。

博登湖的水位低得罕见，最近已降至 2,72 米的年度低点，远低于往常。自 1850 年开始测量以来，八月份从未如此缺水。由于低水位，渡轮早已无法服务于所有码头。帆船和游艇在盛夏时节就被移入了冬季存放处。尤其是在康斯坦茨以西的下湖区，游客有时会选择不去：泥浆太多，海滩的惬意太少。

正是气候变化在损害博登湖的生态系统，从而也影响了旅游业。如果阿尔卑斯山的冬季降雪减少，春季流入湖中的融雪水就会不足。如果随后再加上缺乏降雨且出现创纪录的酷暑，湖水的蒸发速度将快上许多倍。在炎热的日子里，每秒钟蒸发的水量相当于一辆油罐车的容量。

巴登-符腾堡州环境部长特克拉·沃克最近在访问博登湖时表示，这种情况“令人担忧”。这位绿党政治家警告说，气候保护是“当务之急”。人们必须适应一个水资源不再无限供应的时代。

阿克塔斯戴着色镜，清晨总是海滩浴场第一个到达的人，他称这里为他的“天堂”。他享受着开阔的视野，赞美绝佳的全景。“在那遥远的地方流淌着莱茵河，”这位 52 岁的男子说，对面就是瑞士。他一直很喜欢这里的人们和风景。

阿克塔斯的天堂受到了威胁。他有充分的理由抱怨生意糟糕和酷暑周，但阿克塔斯说，这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无论是游客数量还是气候危机。“我顺其自然。”他点燃一支烟，去拿了一杯咖啡。

在薯条和防晒霜的气味之间，混入了一股淡淡的腐败气体味。这种气味从缓坡岸边升起。整个湖岸看起来就像退潮时的滩涂。在好几米长的砾石滩上，淤泥已经干透并变硬；再往前走一点，淤泥开始冒泡并发出咕噜声，气泡不断升起。

这种情况将游泳客分成了两组。一名瑞士女性只敢试探性地走进水里几步，随即大喊“太恶心了”并转身离开，她属于那些放弃游泳的人。中午时分，她退到一张躺椅上打盹，轮流看着湖面或手机。

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是无畏者。“一旦进到水里，其实真的非常美，”一名来自埃尔兰根的游客说，她穿着绿黑相间的泳衣，在泥沼中深陷至膝盖地前行。这看起来像是在参加“丛林营地”的考验。这名女子被卡住了，身体摇晃，随后重新站稳，并认为由于湖底有石头，游泳鞋很重要。只是鞋子必须穿得牢固，否则就会丢失，被淤泥吞没。“我去把脚上的泥敷洗掉，”她说，然后向淋浴间走去。

她的两个孩子拿着泳池泡沫棒在泥泞中奔跑，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评价是：“这里挺酷的”。这家人来到博登湖露营，祖父母也随行。“出于气候原因，我们不想把房车拖着穿过半个欧洲，”这位 49 岁的女性说道。尽管经历了这场“泥浆战”，她表示以后还会来湖边度假。让她感到厌烦的是政客们。她无法忍受那些声称今年夏天所经历的一切仅仅是天气现象的人。

穆拉特·阿克塔斯（Murat Aktas）在巡视海滩浴场时在水边停了下来，想展示一样东西。他单膝跪地，在泥泞中抓起一项最新的购置品：一张椰棕垫，长数十米，宽两米，像是一块地毯。这张垫子由盖恩霍芬（Gaienhofen）市镇的市政工程部门铺设，旨在铺平进入水中的道路，两侧由支柱和红白相间的警戒带围起。“它起作用了几天，”穆拉特说，现在垫子又显得太短了，因为水位进一步退去了。

阿克塔斯既有想法，也有希望。他说，如果再来一个泥泞的夏天，对所有人——无论是游客还是他自己——都会很困难。也许可以将木栈道延长 50 米，或者对岸边区域进行挖掘，使坡度更陡，从而减少需要涉水的泥泞距离。至于这是否能获得批准，他表示怀疑。自然保护总是优先。他说他能理解这一点，但语气中第一次流露出不耐烦：“但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

“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样的傻瓜？”

东德 在吕根岛的一个露营地，许多来自德国东部联邦州的人们在此度假。

他们如何看待国家的现状，以及他们担心什么。作者：卡洛塔·伯彻（Carlotta Böttcher）和丹·彼得曼（Dan Petermann）（摄影）

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露营地，面积 1300 x 400 米，住客 1200 人。在吕根岛北部的 Nonnevitz 彩虹露营地之后，就只有大海，然后便是瑞典。巴士每天经过七次，手机信号很差。

我们向部分住客提出了两个简单的问题：您个人近况如何？国家近况如何？

之所以这样询问是有原因的。德国人的挫败感达到了久违的高点，从 Forsa 到 Ipsos，全国所有的民调机构都证实了这一点。燃油价格高企，许多工作岗位被精简，森林陷入火海，此外，总理的支持率也低得可怜。而就在近在咫尺的州议会选举预测中，德国选择党（AfD）的蓝色柱状图已攀升至 40% 以上。

我们采访的露营者年龄在 18 到 85 岁之间，且主要来自德国东部联邦州，这非常契合背景。毕竟，就像每次“东部选举”前一样，关于“这边”与“那边”的陈年争端再次被点燃；那么，为什么不试着几乎只倾听东德人对国家的思考呢？此外，所有受访者都属于德国露营业联合会所称的 18% 定期或偶尔在帐篷区过夜的人口。该数据还显示，45% 的露营者拥有极高的购买力。这里虽然没有代表整个社会的横截面，但却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营地 697：正义

这位 85 岁的老人整天都在躲避阳光，因为她的身体无法耐受。在 7 月底，她最多能坐在房车前直到两点半，随后阳光便会越过松树，她得退到房车后面的阴影中。这位来自图林根州南部一座小城市的女性不希望公开自己的姓名。

在季度开始时，她的孩子们会将她送到诺内维茨（Nonnevitz），季度结束时再接她回家。“这就像把牛在春天赶到高山牧场，秋天再接回家一样，”她说。六个月的时间，这里有森林、空气和大海。“您看看周围！”她说，在天地之间的一切是如此特别。而这总是让她意识到一种反差：这里可以如此美好——而外面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又是如此疯狂。她说自己是一个“正义狂热者”，一直如此。在她的童年时代，母亲可以原谅一切，唯独不能原谅谎言。在东德时期，作为一所中学的数学教师，她一直致力于维护正义。

现在谈到外面的那些疯狂之事，首先是像“战争能力”这样目前正流行的词汇。然而，每个人都应该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核战争。“我们无法在其中生存。”尽管如此，只有两个政党，即 BSW（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和 AfD（德国选择党），坚定地拒绝战争。“这确实令人深思。”

或者在道路和铁路翻修的资金方面，人们为了每一个分钱而讨价还价，而用于武器交付的资金却突然间有了数倍的额度。又或者那些来自乌克兰的难民，他们开着“豪华汽车”在各地穿行，而国内最贫困的人在获得国家一欧元的补助之前，会被彻查得体无完肤。“对于乌克兰人，国家并不审查他们拥有什么，而是直接给钱。”或者像延斯·斯潘（Jens Spahn）这样的人，人们讨论他的代孕问题，却不讨论他的口罩交易。

在追求正义方面，她觉得萨拉·瓦根克内cht（Sahra Wagenknecht）与她很接近。至于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她不明白为什么他总是如此挑衅。尽管她最近看过他一些“非常出色”的采访，但疑虑依然存在：“他们以后真的会做现在所说的事情吗？”对于该党的选民，她持有相同看法：“我们在那里找到了共鸣，我们都认为必须采取行动。”

1146号营地：渴望生活

埃莉斯（Elise）、露西（Lucie）和恩妮（Ennie）围坐在桌旁，其中两人戴着比耳朵还大两倍的圆环耳环。她们面前放着一包开封的家乐（Knorr）番茄奶油浓汤和一瓶只剩四分之一的伏特加。这是她们最后一个学年之前的暑假——如果一切顺利，她们明年将参加高中毕业考试（Abitur）。

在她们位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诺伊布兰登堡（Neubrandenburg）的家乡，九月份将举行新的州议会选举。她们不知道想选谁。恩妮说：“所有政党都有一些让你觉得绝对无法接受的地方。”埃莉斯说：“如果你看看学校，或者总的来说所有涉及青少年的事情——政客们似乎根本不在意。”

这三位年轻女性认为，其实有很多可以着手解决的问题。例如课时缺失；每周都有，有些日子她们11点到校，13点就离开了。当然，刚开始人们会为此感到高兴，但她们仍然得参加考试。还有驾照，仅驾驶培训就得花3200欧元，而像恩妮这样拿到驾照后，油费又贵得难以承受。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很想出去走走。

露西说：“在罗斯托克（Rostock）或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有很多活动。但在我们的诺伊布兰登堡，所有人都在变老。”

埃莉斯说：“是的，你18点去市中心……”

露西接话道：“……那里简直像死之舞！一个人也没有。太可怕了。”

恩妮说：“我们只有一次青春，所以应该有一些机会。以后工作了，一年有30天假期之类的，到时候还能做什么？”

埃莉斯说：“我本来想在高中毕业后留下来，我喜欢我的家乡。但这样的话……”

露西说：“前几天我们在一家小酒馆被赶了出来。他们告诉我们，抱歉，这里不是青少年俱乐部。但我们明明买了东西！现在我们只剩下‘杂物间’（Rumpelkammer）可以去了。”

恩妮说：“那里原本也是给30或40岁的人准备的。但我们能怎么办？我们只是想体验一些生活。”

秘密营地：那又怎样？

沿着主路向上走几百米，在B区，一片靠近海滩入口的地块，营地编号保密，“否则这里很快就会变成咨询时间”，格奥尔格（Georg）就住在那里。这位62岁的男人说话时压低了声音，尽管此刻附近没有人能听到。他曾担任24年的首席医师，最后任职于哈勒（Halle），在诺内维茨（Nonnevitz）长期露营的时间也几乎一样长。

1 / 诺内维茨彩虹营地海滩入口前的鞋子 2 / 露营者、前首席医师格奥尔格 3 / 海登赖希夫妇在帐篷前 4 / 儿童节的海王波塞冬扮演者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九月份也将举行选举。格奥尔格说：“我是绝对的世界主义者，这一切与我完全无关。让他们随心所欲吧。”当然，他会去投票，但他反正什么也改变不了。而且，“请允许我评论一句”，那些政客全都是那种……不，请不要写这段。

总的来说，如果政客们少说多做会更好。在诊所里没有时间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必须做出决定，这不像修车，螺丝拧坏了换下一个就行。“在那里，你只有一次机会，而患者的生命就系于此。”

也许得再次发生一场灾难，才能让“那些在上面浑浑噩噩的人重新洗牌”。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再生。但实际上他也不希望发生灾难，所以他也没有解决方案。他耸了耸肩。

在面包店：离开这里

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年轻女性出生在叙利亚。她非常自信，她自己也是这么说的，而且最喜欢随心所欲。因此，她的家人住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和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是一件好事。除此之外，施特拉尔松德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很糟糕。她称那里为“监狱”，想要离开。

她在十年前来到德国。她生命的三分之一在叙利亚度过，三分之一在黎巴嫩，最后的三分之一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在假期里，她在面包店工作。她的一位“土耳其人”熟人最近接管了这家店，并为她提供这份微型工作（Minijob）。不在这里的时候，她正在接受护理员的职业培训。团队里大约有 40 个人，其中只有两个是友好的。其余的人要么无视她，要么在背后说她坏话。

朋友 Ari 和 Toni 说：“瞧，这里很美好，好好把握机会！”

她讲述道，当年在黎巴嫩时，她从未想象过会从事护理工作。通过就业局（Agentur für Arbeit）的一系列安排，事情就这么发展到了现在，而她现在只有压力。凌晨 4 点开始早班，晚上 20 点结束德语课程后才回家，而其他“外国人”却在闲晒，而且从国家那里拿到的钱竟然比她的工作收入还要多。她说：“德国是一个不公平的国家。”

在这里无法获得幸福，所以她考虑离开。接着她又说：“这里的老人们也有孩子，他们的孩子可以帮他们擦屁股，照顾他们。”

631 号车位：平视

这辆深蓝色面包车在春季行驶了七周，穿过了伊比利亚半岛。现在它停在吕根岛（Rügen）这里，车前坐着一名 58 岁的男人，来自莱比锡。他说，由于缺乏对“新闻机构”的信任，他无法提供姓名和照片。但为此，他会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么，开始吧。可信度。对他来说，这是政治问题的关键。一位总理在选举前承诺不增加新债务，之后却利用被解散议会的票数通过了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债务方案。能源转型本应“极其廉价”，而现在工业正在外流。或者一边不断谈论民主，一边又对德国选择党（AfD）筑起“防火墙”。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矛盾：“如果他们被选上，就让他们去做。如果他们做得不好，自然会被再次选下去。”

他认为，担心 AfD 一旦掌权就难以被再次选下去是一种过分的恐惧。尤其是因为人们一直用双重标准衡量：“政治法官、政治大学院长、非政府组织（NGO）的资助，这些都已经发生了。只不过是由左翼主导的。”

原则上，他认为如果国家能远离他的生活会很好。国家拿走了他 80% 的收入——用于社会保险、税收、能源附加费——“并将这些钱投入到我认为不正确的事情上”。比如 NGO、武器、“接收半个乌克兰”。而且，是的，每四年他可以在某个地方打个勾，但人们真的相信这能产生任何影响吗？

他对政治家最希望的是诚实。AfD 至少在指出哪些方面运行糟糕时是诚实的。例如欧盟，它限制了一切，吞噬了资金和价值创造。“之后会发生什么，是否有所解决方案，且不论，我也不知道。”他喝了一口啤酒，将瓶子放在桌上。“但如果其他人能做好自己的工作，AfD 绝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如果一个选民多年来观察政治家如何接连失败，而这些人竟然还告诉他，他是受独裁影响且极右翼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样的傻瓜？”

317号车位：向前看

在B区有一条名为“乐观者大道”的小路。玛格达莱娜和霍斯特·海登赖希（Magdalene and Horst Heydenreich），分别为78岁和82岁，在这里住了50年。

这些“乐观者”想谈谈这个国家的氛围吗？

霍斯特：“嗯，不好，斯潘（Spahn）和那一伙人搞得太糟糕了。不过，您先进来吧。”

霍斯特坐在桌子右侧，玛格达莱娜坐在左侧，他们头顶上方挂着一块牌子：“别人去做治疗，我直接来露营。”房车上方飘扬着一面图林根州的三角旗。15年前，邻居们将他们的小路命名为“活动家大道”，海登赖希夫妇紧随其后，成为了“乐观者”。

霍斯特：“向前看，不要被击垮。我经历过五次手术。”霍斯特拉起T恤，一道疤痕横跨上身，另一道在肩膀上。“尽管如此，我每年还是从图林根州开车到这里，正好700公里。”

玛格达莱娜：“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AfD（德国选择党）不能在任何地方得势。”

霍斯特：“我只想除掉一个。那个黑森州的高级教师，赫克（Höcke）。只要他消失，图林根州就不再属于AfD了。”

玛格达莱娜：“当我听到他们打算对学校以及所有那些胡言乱语做些什么时，我觉得简直疯了。”

霍斯特：“我们经历过战后时期。那不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玛格达莱娜：“我们不想再次经历那种日子。”

霍斯特：“尤其是为了孙辈。他们深受影响。他们在勃兰登堡，那里情况也一样。”

玛格达莱娜：“但我认为有了梅尔茨（Merz）情况也不会好转。”

霍斯特：“他不是个领导者。”

玛格达莱娜：“我们没有一个能胜任的人。”

霍斯特：“那个古老的巴伐利亚人很不错。嗯，他叫什么来着？”霍斯特思考了一会儿。“施特劳斯（Strauß）！他以前会拍桌子。”

玛格达莱娜翻了个白眼：“哎呀，那早就过去了。”

然后霍斯特从房车里拿出一张纸条。“曾经有过，而今不再”，上面列了11个点，记录了这个营地过去有而现在没有的东西。例如价格：现在长期车位的年费是3440欧元。15年前还不到现在的一半。

沙滩上：两极分化

一名39岁的女性，她的丈夫（44岁）以及两个孩子坐在沙滩上，看着假期里的第一个日落。抵达之日。七岁的孩子说，她现在什么也不想，毕竟在度假。而父亲在思考AfD的崛起。“如果他们赢得了州议会选举，很可能会陷入一种正向的成功漩涡。”到最后，也许只剩下几个大都市和地区决定坚定地站在民主立场。那么，届时将只有两个强大的阵营相对峙，“而且我认为AfD的计划并不像现在某些纲领中所写的那样无害”。作为一名汉堡人，他个人可能不需要太担心。“但现在不能这样思考。我们在国外有朋友，我们不能抛弃他们。”

他理解许多人对政治不满。他自己也不例外。他还提到了那笔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尽管基民盟（CDU）此前一直抨击暂停债务刹车，但最终还是为其投票。“这向我表明，这不是一种真诚的政治。”尽管如此，他仍然无法理解人们为何会选择一个极右翼政党。

712号车位：争执

他年过80岁，看着她（约60岁）在露营地长大。他就住在几个地块之外，两人来到这里已有半个多世纪。据她讲述，以前在东德（DDR）时期，日落后是不允许下水的。因为担心有人逃亡，边防军就坐在铁梯后面。

为了增加获得帐篷地块的机会，他在施特拉尔松德的中央分配处虚构了第四个孩子。如今，她几乎负担不起这个长期租赁车位的费用，但每年都会想：好吧，就最后一次。

他讲述自己在柏林的生活，说着这样的话：“住在东边的人就应该留在东边。我不知道自己在西边能不能和土耳其人相处。”或者他声称，养老金被扣除，并伪装成儿童津贴被寄往移民的家乡。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会儿，然后她说：“我现在必须打断你了。在这里，任何负担得起的人真的不能抱怨。你的生活已经很好了。”

他：“我也很高兴是这样。但我和我妻子共用钱财，否则日子没法过。”

她：“尽管如此，我认为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和不幸，而我们的生活依然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再次表示，接纳全世界的人并不是那么简单。她则说，她的小花园里最近水井干涸了，她能理解任何在如此困境中离开家乡的人。他：德国可以将钱寄到那里，让他们在当地建设。“我不明白为什么移民必须来这里。”

问他是否认识那对从叙利亚逃难而来的年轻夫妇及其同事，他们维持着面包店的运营？他：“很有意思，是的。我经常在广场上看到那个年轻人。下午他有时也会出现在Netto超市。”

沙堡建造者：东德时期日落后不得下水

19点左右，这位年长先生的电话响了。是他妻子。问他怎么还没回来。

营地车位 1174：透透气

这群年龄在 40 到 50 岁之间的女性好友，每年都会前往诺嫩维茨（Nonnevitz），停在她们位于山坡上的专属车位。她们会停留十天，因为七天不足以把所有事情聊透。在营地里，她们被人们称为“山上的姑娘们”。起初她们只带一箱啤酒，而现在露营时则配备了制冰机、奶泡机和两台冰箱。

这些女性来自哈勒（Halle），她们在那里读大学。其中四人是小学教师，一人是记者，一人是法律专家。2009 年她们大学毕业时，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几乎没有职位空缺。于是，四名教师中的三人前往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进行教师实习。之后她们三人都想回到哈勒，但结果三人在北威州都找到了伴侣。

43 岁的帕特里夏（Patricia）在科隆：“这种莱茵地区的开朗、友好以及对世界的积极看法——我完全地沉浸其中。在我长大的比特费尔德（Bitterfeld），人们总是抱怨很多。只有当你离开后才会意识到这一点。我不想变成那样。”

42 岁的安妮卡（Annika）在哈勒：“抱怨很简单。这样你就可以把自己的问题投射到他人身上，而不是反思自己或积极参与其中。”

42 岁的阿里（Ari）在哈勒：“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能理解那些感到沮丧的人。无论是在教育监测还是在经济方面，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总是落后。这会对人们产生影响。当你开车经过村庄时，那里很漂亮。但没有巴士，没有面包店，没有医生。那里简直是荒漠。对我来说，永远没有理由选择右翼政党。但我能理解人们想要尝试一下的心情。这让我感到担忧。”

43 岁的雷贝卡（Rebekka）在诺伊斯（Neuss）：“我的班级里有来自八个不同国家的人，我不希望失去这种环境。我喜欢这种多样性，学生们能够相互启发并互相支持。”

47 岁的托妮（Toni）在哈勒：“唉，有时我会为那种典型的、总是爱发牢骚的东德人感到羞愧。我们并没有遭受什么苦难。我最想对他们说的是：瞧，这里很美好，好好利用它吧！”

这是否足够，在露营地里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无论是那位寻找正义的 85 岁老人，还是那位耸耸肩的前首席医师，亦或是三位仅仅想要生活得更好一点的年轻女性。

但露营的美妙之处在于：所有这些人共同使用乒乓球桌、洗手池和盥洗室。这样一来，人们总得找点话题聊聊。

建设得更美！

建筑：德国选择党（AfD）已将人们对缺乏特色的新建筑的不满转化为其竞选议题。然而，我们希望如何居住和生活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不能将其交给极右翼。

作者：Jan Grossarth

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竞选纲领揭示了教育和文化政策将如何成为实现“蓝色转折”的杠杆。建筑文化和建筑学在其中所占的篇幅也明显多于往年。

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文件中，人们读到了“自己的家”具有重大意义，它提供保护和安全感，是家庭的基础：“以稳定性对抗不断上涨的租金，以及跨世代的价值和繁荣”。现在，建筑应当回归传统和地域特色。对于德国选择党而言，居住的“尊严”不仅包括可负担的租金，还包括美观的建筑以及历史建筑的保护。

“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不仅依赖于新建筑，还依赖于它们的故事和自然生长出的特质”，文中另一处写道。“旧房子、农场、庄园和历史悠久的城市住宅并非仅仅是陈旧的石头，它们是我们文化、工艺和家乡的见证。”

Werner Dieterich / Westend61 / picture alliance 海德堡铁路城（Bahnstadt）： 德国各地随处可见同样凄凉的景象

这些句子遵循着文物保护的逻辑，德国选择党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也承诺为其提供更多资金。除了补贴之外，还应通过建筑法的手段，保护“自然生长”的建筑文化和现有的定居结构，使其免受拆除、投机和投资者项目的侵害。这一点即使在绿色和气候政策的代表中也能达成可持续建筑的共识。

冲突发生在另一个方面：新建筑成为了焦点。德国选择党在东北部承诺资助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从某些措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选择党如何将建筑赋予历史政治色彩。例如，文中笼统地提到“现代建筑缺乏特色”，称这是导致所谓“缺乏对家乡认同感”的原因。纲领中明确写道：“未来的公共建筑应注重建筑上的‘家乡风格’（Heimatstil）。”

也就是说，家乡风格。这是一种20世纪初的风格流派。作为对城市扩张的浪漫主义反应，在城市中，人们按照黑森林农舍和童话城堡的模板建造别墅。直到今天，它们依然丰富了城市的景观，例如在法兰克福的画家区。但它们所唤起的那场辩论是有问题的。家乡风格也与部分带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的关于“德国式”建筑、优质与异域屋顶形式以及工业化建筑的论述联系在一起。德国选择党正是接续了这些思想世界。在接管政府后，对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文中提到“每一个由州政府或市镇承担并服务于公共目的的建筑项目，都必须借鉴公认的建筑传统”。

具体而言，这涉及对建筑条例的修改。学校和市政厅，以及市政住宅，据此应从建筑历史的素材库中汲取灵感。这具体是指什么？半木结构？环绕式房屋（Umgebindehäuser）？今后是否应该按照德国式、萨克森-安哈尔特式、普鲁士式来建造？那么一座巴伐利亚巴洛克式教堂是否被允许？而且，在如今的大规模建筑已经如此昂贵的情况下，哪个市镇能支付所有这些费用？

德国选择党将“公认”等同于“传统”。一个例子显示了这种思维方式是多么矛盾

这种思维方式可能是多么矛盾：根据针对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计划，砖块被视为传统。讽刺的是，对历史不带感情色彩的审视揭示，砖块曾被一些“家乡风格”（Heimatstil）的建筑师标记为问题。在民族主义建筑艺术的教授们看来，砖块被视为不祥之兆。他们认为天然石材、木材和手工工艺才具有价值。

尽管存在嘲讽，但 AfD 通过对建筑的批评，占据了一个远超其自身选民群体的议题。因为我们的城市、村庄和居住区看起来如何，其中保留了多少历史，以及新建筑是否能不仅仅是毫无特色的功能主义建筑，这些问题关乎每一个人。正因如此，将这种不安情绪拱手让给极右翼将是致命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

新建筑的历史充满了疏离感。以柏林的欧洲城（Europacity）为例：主车站北部的这个街区及其单调的建筑群被认为是错失的城市规划机会。那些由钢材、玻璃和塑料组成的、可互换的立方体建筑并不吸引人们驻足。这一切与法兰克福的欧洲区（Europaviertel）一样，如此雷同且缺乏个性。后者的欧洲大道（Europa-Allee）在这么多年后，夜晚依然毫无生气，在法兰克福被嘲讽为“斯大林大道”。或者以海德堡的铁路城（Bahnstadt）为例：虽然它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被动房社区，但空间效果依然单调。它在生态上堪称典范，但在美学上却充满争议。这三个例子都被指责为千篇一律，缺乏情感寄托。

不仅是城市规划，许多新的单户住宅区也成为了美学上的令人厌恶之物。在这里可以看到，批评不仅可以针对“建筑精英”和投资商建筑，也可以针对普通民众。开车穿过村庄和小城镇时，一种压抑感油然而生。似乎在过去的 15 年里，建筑的雄心从未如此匮乏。碎石花园、双门车库、功能主义的节能方盒——由遮蔽围栏、塑料卷帘、白色绝缘层和黑色屋顶瓦片组成的邻里。外墙被刷成永远相同的白色和灰色。住宅工业区宛如月球表面。

人类是否曾如此不顾一切地仅为了公众印象而设计其居住地？难道建筑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以成本效益最高的方式，创造出最大限度的“光线充足”的居住空间吗？为什么这里的花园不再是花园，而仅仅成了喝着 Aperol Spritz 气泡酒、摆着充气泳池的露天休息区？德国选择党（AfD）是否也提出了这些问题？还是说这些问题并不符合其经济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修辞？

房屋建筑就像是一个自恋且封闭的社会的寓言。与此同时，这个问题也根植于建筑过程的技术框架之中。这里有无数的功能性要求。建筑者必须考虑一系列保护需求，例如隔音、防火、水资源保护和气候保护。所有这些都有其意义。由于这些功能性要求，建筑质量得到了提升。然而，美学的重要性却越来越低。许多如今被列为文物保护对象的农舍或家乡风格别墅，如果按照当时的构造，现在可能已经无法建造。从这个角度看，那些选举承诺被揭露为乌托邦式的幻想。

关于右翼承诺与现实关联的问题接踵而至。此外：在建筑专业领域，人们在谈论“历史感”和“美感”时都十分谨慎。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被怀疑具有反动色彩。尽管如此，美学上的不安感属于民主争论的一部分。将其交给 AfD 将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犯了一个关键错误：他们将历史感和美感简化为对过去之物的追求。事实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可持续建筑”同样可以产生新形式的历史关联与美感。

对此已有先例。在伦敦的国王十字区（King's Cross），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砖砌工业建筑和一条历史运河周围，出现了一些和谐但部分特立独行的新建筑，它们在延续讲述一个故事。2025年完工的巴塞尔 Lysbüchelareal Süd 是一个由各具特色的分体建筑组成的绝佳街区建筑群。其中一些建筑在立面上使用了回收材料（如砖块），另一些则通过类水磨石的黏土地板提升质感，它们色彩斑斓且多样化地环绕着一个充满活力的绿色内庭院。紧邻其侧的是原巴塞尔葡萄酒仓库，建筑师将其改造成为一座现代且宜居的住宅楼，采用了绿色波纹钢板、橙色遮蔽屏风以及室内装饰性的实木柱。

正是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感应如何被理解。历史感并不意味着重建历史，而是在历史的基础上继续建设。这可以意味着让旧有建筑焕发新光彩。新建筑应当在规模上、通过材料选择以及对场所现状的尊重，和谐地融入其中。这样，新建筑就成为了与旧建筑并列且在其之上的一个新层面。

在政治上可以为此做些什么？首要前提应该是更严肃地对待现有的房屋和城市结构。在布鲁塞尔地区，保留现有建筑应成为一项原则；任何想要拆除的人必须说明拆除理由。在那里，材料仓库早已填满，并为令人兴奋的新项目提供了养分。通过建设规划和招标实施更严格的设计规范是合理的。现代“新建筑”（Neues Bauen）的模范定居点——例如 1926 年起在法兰克福普劳恩海姆（Frankfurt-Praunheim）兴建的恩斯特·梅定居点（Ernst-May-Siedlung）——最初在立面颜色以及花园的布局和使用方面都遵循严格的美学规定。

国家可以将审美教育设为必修课——将建筑文化纳入教学内容。而且，如果将建筑地块分成较小的份额，分配给多个建设者或建设群体，而非交给单一主体，城市规划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图宾根的法国区（Französisches Viertel）或弗赖堡的沃邦（Vauban）多样化的生态建筑便证明了这一点。在沃邦，市政府放弃了对材料、颜色和屋顶坡度的设计规定，并创建了完全不同的地块规模。结果是呈现出极美多样性。在这里，较少的风格规定反而带来了成功。

那么，新建筑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在经济压力、技术要求以及私人建筑（往往将个人舒适度置于公共空间效果之上）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对美感、独特性和家园感的渴望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满足。

尽管如此，回顾历史并不适用于文化战争。将建筑审慎地定位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才能塑造出优秀的场所。我们的房屋和街区既可以像自然一样成为放松的源泉，也可以仅仅是“居住机器”。美感和历史无法被有意义地强行塞进特定传统的枷锁之中，也无法通过指令来规定。但一个民主社会可以创造条件，让这些特质再次变得更有可能出现。

赫尔穆特·弗里克（Helmut Fricke）

扬·格罗斯阿特（Jan Grossarth），出生于1981年，是比伯拉赫应用技术大学（Hochschule Biberach）建筑系的生物经济与资源学教授。他的新书《房屋之梦：论建筑的审美危机》（Traum vom Haus. Zur ästhetischen Krise des Bauens）将于9月2日出版。

国际

卡梅尔的竞选斗士艾森科特

反比比

以色列

前军队首领加迪·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在加沙战争中失去了儿子。现在，他希望在秋季选举中取代内塔尼亚胡成为总理，并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

在加利利地区卡米埃尔（Karmiel）文化中心的舞台上，加迪·艾森科特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谈到了他在军队中的时光：他表示，在20年前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他结识了当时该社区的市长，认为对方是一位强大的领导者——一个懂得责任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以身作则的人。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在描述他自己。

66岁的加迪·艾森科特在10月底的议会选举前几周，已成为长期担任总理的本雅明·“比比”·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竞争对手。他在武装部队服役41年，其中四年担任军队首领。现在，他领导着由自己创立的中间派政党“雅沙尔”（Yashar，德语意为：正直 / 直线），该党在民调中领先于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

在卡米埃尔文化中心，艾森科特看起来依然像一名士兵。他体型肥胖，脖颈粗壮，脸上带有疤痕。他用单调的低音发表讲话，几乎没有任何手势或面部表情，右手始终紧握着麦克风。

这个几乎没有政治经验的人，竟然有机会被选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色列是一个遭受严重创伤的国家，许多人渴望一位不是表演者、且了解他们忧虑的政治家。他们希望结束永久的紧急状态，想要一个“反比比”。在恐怖主义、战争和极化分歧的时代，艾森科特代表着回归正常。他匮乏的政治经验和缺乏的个人魅力，或许反而能成为他的优势。许多以色列人能在他身上找到认同感——认同艰苦的工作，以及沉重的丧亲之痛。

2023年12月，艾森科特的儿子加尔（Gal，当时25岁）在加沙执行预备役任务时被爆炸陷阱杀害。在葬礼上，这位前军队首领隐藏在黑色太阳镜后的双眼，用颤抖的声音发表了悼词：加尔在10月7日的恐怖袭击后毫不犹豫地奔赴战场。他亲自开车将儿子送到了所属师；他的儿子希望救回人质并击败哈马斯。最后，艾森科特承诺将通过“尽一切可能参与其中”来纪念他的儿子。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政治记者纳达夫·埃亚尔（Nadav Eyal）表示，艾森科特凭借其家庭背景，“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名将生命奉献给以色列国家的士兵。这也使他与内塔尼亚胡截然不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美国，其儿子没有在战斗部队服役，且长期居住在迈阿密，并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煽动性言论。

至少对于犹太裔以色列人来说，军队仍然是核心的社会融合与晋升机器。艾森科特通过这条道路从社会边缘攀升至顶峰。他1960年出生在加利利海边的提比里亚，父母是犹太-摩洛哥移民。由于父亲梅尔（Meir）在铜矿工作，全家随后搬到了红海之滨、位于国家最南端的埃拉特。

“那时加迪才六个月大，”他的童年好友、现正为艾森科特（Eisenkot）助选的雅各布·基索斯（Yaakov Kissos）说道。基索斯皮肤黝黑，白发抹了发胶，在埃拉特的海滩经营一家水上运动店。据他介绍，艾森科特成长在“全市最糟糕的地区”，很早就承担起责任，在父母必须工作时照顾年幼的弟妹。他一直“相当害羞”，没有“典型的以色列式厚脸皮（Chuzpe）”。他后来生育了五个孩子的妻子汉娜（Hanna），是在他16岁时认识的。基索斯说，他们经常一起在水上航行，原本打算一起加入海军，但随后艾森科特自发地申请成为戈拉尼旅（Golani-Brigade）的一名步兵。“他想感受这片土地，成为一名战士。”

《哈雷兹报》（Haaretz）的军事记者阿莫斯·哈雷尔（Amos Harel）表示，艾森科特“绝不被视为精英”。戈拉尼旅一直被誉为“人民的旅”，该部队在多次战争中遭受了惨重损失。而许多其他军队首脑则是在萨耶雷特·马特卡尔（Sayeret Matkal）或伞兵等精英部队中晋升的。艾森科特在黎巴嫩战争期间作为指挥官成名。童年好友基索斯说，他在1982年的贝鲁特受伤，直到今天额头里还留着一块碎片。

2006年，作为北部司令，艾森科特制定了“达希耶准则”（Dahija-Doktrin），该准则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真主党据点命名：如果以色列遭到某个地区的攻击，军队在该地区不应仅采取点状打击，而应使用压倒性的、明确且“不成比例”的暴力。批评者认为，这种方法在2023年起针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的战争中成为了常态。

2018, 年，当时已担任总参谋长的艾森科特在行动中也“毫不手软”，

军队首脑艾森科特与总理内塔尼亚胡 2015年：“完全不同的人，”记者哈雷尔说道。当时，他下令针对加沙边境大规模示威的参与者进行精准射击。但在被占领地区，他曾试图强制执行交战规则。在艾森科特担任军队首脑期间，还发生了年轻士兵埃洛尔·阿扎里亚（Elor Azaria）的丑闻，后者于2016年在希伯伦枪杀了一名受重伤的巴勒斯坦袭击者。艾森科特主张对此案进行刑事起诉——为此，他遭到了政治人物和示威者的猛烈攻击。

Alexi J. Rosenfeld / Getty Images 前将军艾森科特在2023年为儿子加尔（Gal）举行的葬礼悼词中：“无论如何，都要尽力争取”

在 7. 月10日之后，以色列人中出现了一种希望将社会重新团结起来的渴望，分析人士埃亚尔（Eyal）表示，但内塔尼亚胡由于其超正统派和极右翼的执政伙伴，未能实现这一点。以色列人从未能走出袭击带来的创伤，因为新的危机和战争接踵而至。“这里的人们首先感到的是精疲力竭，”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选民情绪的心理学家埃兰·哈尔佩林（Eran Halperin）说道。内塔尼亚胡政府“每天用完全疯狂的言论和想法轰炸人们”。相比之下，艾森科特在许多人心中产生了一种“近乎怀旧的感觉”，是对所谓“美好旧时光”的向往。

艾森科特的崛起中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他脱离了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和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的联盟。民调专家哈尔佩林说：“许多人认为他们对目前的糟糕局面负有共同责任。”此外，选民将贝内特和拉皮德政党的合并视为“纯粹的政治操弄”。艾森科特则是一名“反政治人物”，对此类交易和权谋感到陌生。

这位前军人可以将他的从政行为可信地宣传为履行职责。10月7日之后，他与当时的合作伙伴本尼·甘茨（Benny Gantz）共同加入了国家紧急政府。记者哈雷尔（Harel）表示，他在政府中最初主张在对抗真主党民兵时保持克制，并敦促从加沙营救人质。而直到2024年夏天他才从内阁辞职，尽管在此之前早已很明显，内塔尼亚胡及其极右翼伙伴在加沙地带地开展战争的方式“不负责任”，这件事“肯定至今仍让他耿耿于怀”。

如果艾森科特（Eisenkot）赢得选举并成为总理，他的首要任务可能是重新加强那些在内塔尼亚胡及其激进盟友统治下遭受严重破坏的民主机构。艾森科特已宣布将成立一个针对10月7日事件的国家调查委员会。他希望加强教育体系，降低生活成本，扭转专业人才外流的局面。对他而言，核心举措是实施一项国家服役制度，要求超正统派犹太人和阿拉伯公民参与其中。他希望防止吞并巴勒斯坦领土，因为这将使未来的族群分离变得不可能。不过，记者哈雷尔表示，艾森科特“并非反对定居点”。据其童年好友

基索斯（Kissos）称，他的其中一位姐妹长期居住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像几乎所有以色列人一样，他始终将其称为“犹太亚和撒马利亚”。

艾森科特可能只有在将阿拉伯政党纳入潜在联盟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政府多数席位，但这在许多选民中存在争议。艾森科特的团队为可能与少数群体代表结盟准备了一套说辞：他们愿意与所有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犹太民主国家的政党合作。最近他表示，如有必要，他愿意组建一个没有阿拉伯政党的少数派政府。

未来几周，以色列的竞选活动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7月，利库德党发布了一段由AI生成的视频，视频中艾森科特张开双臂在花丛中向一名年轻男子跑去，该男子的T恤上写着“以色列统一”。但随后他离开了该男子，转而拥抱阿拉伯政治人物曼苏尔·阿巴斯（Mansour Abbas）。其传递的信息是：没有阿拉伯政党，艾森科特无法获得多数支持。许多用户认为，AI生成的年轻男子与艾森科特已故的儿子加尔（Gal）惊人地相似，利库德党起初予以否认，但随后发布了一个修改后的版本。

在卡梅尔（Karmiel）发表演讲后，艾森科特回答了观众的提问。一名年轻男子想知道，为什么他的团队不对利库德党的攻击采取强硬反击；因为这才是“能让年轻人兴奋且行之有效”的做法。艾森科特首先谈到，他自己曾被内塔尼亚胡任命为军队首脑，并在利库德党领导下任职，直到后来这位总理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听起来像是向内塔尼亚胡的选民发出的一种邀请，让他们选择他，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已经失去了理智。

民调专家哈莱平（Halperin）表示，艾森科特（Eisenkot）不必非要说服那些犹豫不决的利库德党选民投票给他，而只需让他们在投票日留在家里，“因为他们认为他足够右翼，且总体而言是较小的祸害”。到目前为止，用客观理性的态度来应对利库德党的强硬手段这一策略正在发挥作用。然而，随着选举日临近，内塔尼亚胡团队可能会陷入恐慌，从而煽动危机并进行人身攻击。分析人士埃亚尔（Eyal）认为，很多情况将取决于“艾森科特能多快学会像政治家那样行事”，“这不仅将决定选举结果，而且——如果他被选为总理——还将决定其任期的进程。” 托雷·施罗德（Thore Schröder）；协作：米哈尔·马马里（Michal Marmary）

了解过去 - 理解现在

贾斯敏 勒希纳 伊娃-玛丽亚 施努尔 （编）

Philosophinnen, Demokratie, Nachhaltigkeit: Wie die Menschen vor 1000 Jahren wirklich lebten und dachten 女性哲学家、民主、可持续性：1000年前的人们真实的生活与思考方式

镜报 出版社

平装本 · 288 页 · 14,00 € (D) 亦有电子书版本

伊娃-玛丽亚·施努尔 马丁·普法芬策勒（编）

庞贝 最后的 日子

罗马人如何生活在 火山的 阴影之下

镜报出版社

镜报 出版社

平装本 · 240 页 · 14,00 € (D) 亦有电子书版本

索尔维格·格罗特 马丁·普法芬策勒（编）

古代世界强权 如何塑造德国

DVA

平装本 · 272 页 · 20,00 € (D) 亦有电子书版本

兴都库什山的菲茨卡拉尔多

阿富汗 来自法兰克福的亚伦·阿齐姆（Aaron Azim）希望通过铁路将这个国家与世界连接起来。那么塔利班怎么看？

亚伦·阿齐姆站在他位于阿富汗西北部罗萨纳克（Rosanak）的施工现场。在他面前是一片由岩石和尘土组成的荒原。推土机正将碎石推向地面。

这位来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企业家在这里戴着一顶深色头巾。他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他的 AK 47 背带横跨在胸前。他手里拿着电话。阿齐姆，49 岁，眯起眼睛，满意地看着他的铁路路基。这条线路全长 43 公里，填补了阿富汗赫拉特（Herat）与伊朗之间的最后一段空白。

为了将这座铁路工程嵌入粗犷的自然环境，阿齐姆使用了 250 吨炸药进行爆破。这里铺设了 35.000 吨混凝土轨枕、6000 吨钢轨以及 80 个花岗岩桥台。这位黑森州人顶着风喊道：“德国质量，全部由阿富汗人建造。”

在罗萨纳克车站大楼的高处，一面印有阿拉伯文字和穆斯林信仰宣言的白旗在飘扬。那是塔利班的旗帜。在车站站长的办公桌上，也摆着一面小尺寸的白旗。阿齐姆张开双臂走向那名塔利班成员。男人在喝茶。“以前我们互相开枪，现在我们交谈。这就是进步，不是吗？”他说。

当阿齐姆于 2007 年在赫拉特开设他的辛德瑞拉国际集团（Cinderella International Group）公司时，阿富汗还是一个共和国。由一名选出的总统治理国家。数万名西方士兵与伊斯兰主义者作战，数十个国家提供资金以推动重建：学校、行政机构、诊所、道路。五年来，塔利班再次掌权。蓄着长胡须、眼部涂抹kohl眼影的男人拿着破旧的快速射击步枪在街道上巡逻。尽管如此，阿齐姆依然留在阿富汗。“我是个实用主义者，”他说。他投入了太多，不能现在放弃。

那么，塔利班将女性禁闭在家中，这并不困扰他吗？伊斯兰主义者监禁记者，通奸女性再次被石刑处死，这些不困扰他吗？女孩只能上学到六年级，这些怎么能被忽视？

阿齐姆说，他也有一个女儿。他也希望阿富汗的女孩能上学，女性能工作。但每个新体制都有自己的规则和法律。而现在，这里的“决定者”正是塔利班。

他说，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ì）总统领导的政府是“有毒的”，“骨子里就腐败”。加尼最亲信的人会将像他这样的企业家推入一个单独的房间进行交易，“没收手机，要求数百万美元，以换取订单”。对此的愤怒在他身上依然可见。

在德国，阿齐姆通常穿着西装出现。在这里，他穿着传统的宽大衬衫和宽松裤子。他让胡须长到胸前，每天祈祷五次。“我已经融入了，”他说。

阿齐姆认为，并非所有的西方价值观都必须在阿富汗强制执行。在塔利班统治下，他现在可以安全地开车从喀布尔前往赫拉特，全程约 1000 公里而不会受到攻击。“这也是一种价值。”他愿意与任何想要推动国家进步的人合作。

但人们真的能与塔利班合作吗？“必须合作，”阿齐姆说。“在阿富汗，谁能坐在谈判桌前，谁就掌权。”

阿齐姆有一个梦想。他想通过铁路将阿富汗与世界连接起来。他说，只要再建设 50 公里的铁路，就真的能有一条铁路从他的出生地赫拉特的工业区和机场通往伊朗，直到贸易大都市马什哈德，并从那里进一步通往欧洲。阿齐姆坚信：铁路是阿富汗的未来。

这个国家位于资源丰富的中亚国家、中东以及南亚市场与欧洲之间。因此，作为过境走廊，它具有重要意义。谁掌控了这些通道，谁就控制了原材料和货物流向，以及军事补给线。也可以说，道路和铁路是用沥青和钢铁构建的地缘政治。

曾经有一位统治者试图利用铁路使阿富汗现代化。那是100多年前的事了。阿曼努拉·汗国王（König Amanullah Khan）修建了该国第一条窄轨铁路。它仅长七公里。该项目最终失败了。阿富汗人担心“西方化”并推翻了阿曼努拉。他那台生锈的火车头现在陈列在喀布尔西南部的达鲁阿曼（Darulaman）供人参观。

如今喀布尔的掌权者是伊斯兰主义者，但他们支持这个铁路项目。他们需要成就。阿富汗的经济已跌至谷底，失业率高企。塔利班能提供给民众的东西很少。数百万个家庭依赖于海外亲属寄回的汇款。

而事实上，阿富汗本可以很富裕。除了黄金、铜、天然气和石油，据称在兴都库什山脉（Hindukusch）地下还蕴藏着全球最大的锂矿床之一。《纽约时报》写道，阿富汗可能会成为“锂矿领域的沙特阿拉伯”。锂被用于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电池。美国地质学家估计，阿富汗原材料的价值约为3万亿美元。但阿齐姆（Azim）表示，运输这些资源需要铁路。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线路都止于边境地区。乌兹别克斯坦铁路仅延伸进入该国75公里，到达马扎里沙里夫（Masar-i-Scharif）。土库曼人仅修建了30公里的铁路，到达安德库伊（Andkhoy）。但现在，哈萨克斯坦计划资助一条全长1200多公里、横跨阿富汗直至巴基斯坦的线路。阿齐姆很想承建这条线路，并已经与一家哈萨克斯坦建筑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

碎石在阿齐姆的鞋底发出嘎吱声。一台破碎机正在粉碎石头。风在呼啸。阿齐姆的施工主管用一块布蒙住了头部和口部。工程师在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向老板展示一台电子平板电脑。几个道岔还需要重新平衡。为此，阿齐姆从欧洲进口了捣固机。“来自意大利，”他自豪地说。这样一台机器几乎像一栋单户住宅那么大。它被拆分成零件，通过卡车运输数千公里到达赫拉特（Herat）。阿齐姆请来了德国专家，以便他们对他的工程师进行设备培训。

远处传来爆炸的轰鸣声。工人们正在炸开岩石。阿齐姆的施工主管与老板讨论着图纸、照片和地图。中午，一名工人在建筑办公室的地面上铺开一块蜡质桌布，即“Sofreh”。所有人聚集在周围；有可口可乐、米饭和鸡肉，有一瞬间，阿齐姆甚至将AK-47放松地放在了身边。

阿齐姆出生在赫拉特。当时的阿齐姆家族是该市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他们拥有土地和房屋。随后，该国爆发了内战。全家逃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当时，在90年代初，阿齐姆15岁。哈伦（Haroon，意为“被启迪者”）变成了亚伦（Aaron）。在德国政府工作人员听来，这个名字没那么陌生。

商人阿齐姆在赫拉特

Mohammad Mohsen Karimi / DER SPIEGEL

19岁时，阿齐姆开始学习建筑清洁工的学徒工。22岁时，他创办了第一家公司，一家清洁公司。他为父母办理了退出社会救济的手续，缴纳税款，获得了公民身份，创办了第二家公司，建造住宅并购买酒店。

2001年9月11日之后，美国及其盟友进军阿富汗。在近20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在该国的重建工程中投入了约1410 亿美元，其中包括道路、电力和供水系统。像阿齐姆（Azim）这样的企业家获得了巨额合同，金额通常在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之间。

仅环路（Ring Road）一项就投入了约20亿美元，这是世界上最长的环路之一。它全长2200公里，连接了喀布尔、坎大哈、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和法伊扎巴德等主要城市。2012年，阿齐姆中标了其中52公里的路段，负责建设从赫拉特地区的阿尔马利克（Armalik）到巴德吉斯省拉曼（Laman）的道路。

去年年底，这条路终于完工。历时13年。阿齐姆说，这次工程让他想起了维尔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的电影《菲茨卡拉多》（Fitzcarraldo）。在电影中，主角为了开发山另一边的橡胶区，将一艘蒸汽船拉过一座山。

如今，如果有人站在海拔2500米的萨布扎克山口（Sabzak-Pass），走在阿齐姆铺设的新沥青路上——这条路看起来像瑞士的山路一样坚固，配有花岗岩岩洞隧道和数百座排水桥——一定会惊讶于在如此恶劣的地形中，这样的建筑竟然能够实现。

但阿齐姆说，自然环境并不是他最大的敌人。当时的政府反对者多次袭击工地。曾出现过死亡事件。阿齐姆说，他的三名工人被枪杀，至今仍令他心痛。阿齐姆本人与员工们一起在工地坚守防御数月。他指着建筑物上的弹孔，并展示了那段时间的照片，照片中他总是带着AK-47, 那个他称之为“好朋友”的武器。在这里，阿齐姆走不到十米就会带着它。“到最后，”他说，“你只能依靠你自己。”

袭击者是周围村庄的居民。许多人忍饥挨饿。他们的山羊和绵羊在岩石地带几乎找不到饲料，而且他们无法从道路建设中获益。因此，他们反对这项工程。

阿齐姆与村民们谈判，将他们雇佣为工人，每天支付6欧元。他向沿线家庭提供大米、食用油和糖，确保他们每天能吃三餐。“如果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块面包，就没人开枪，”阿齐姆说。

塔利班的回归彻底颠覆了该国的权力格局。

数十万人失去了工作，女性失去了自由。数千个家庭被赶出家园。古老的血债得到了清算。但对于某些人来说，重启也带来了机遇。比如阿齐姆。

在院子里，在泛光灯的照射下，矗立着一个巨大的混凝土字母“C”，这是辛德瑞拉国际集团（Cinderella International Group）的首字母。“C代表Cinderella，就像灰姑娘一样，”他解释道，并深深吸了一口雪茄——一支单价27美元的 Cohiba Robustos Tubos。 “我们阿齐姆家族曾跌入谷底，我们必须在德国清理街道，而现在我们重新站了起来。”

如今，当阿齐姆在赫拉特的领地上行走时，男人们恭敬地向他点头。他现在拥有大片土地和城市中的一系列房产。他买回了家族的老宅，翻修了清真寺，并更换了宣教员。

阿齐姆将自己视为东西方之间的调解人，是德国与他的祖国阿富汗之间的联络点。在阿富汗，与在德国不同，他依然能像在萨布扎克山口那样移山填海。而当阿齐姆因为处理法兰克福的业务或探望家人而无法在场时，他现在会将他的身份象征留在办公室里：代表家族首领的丝绸头巾，以及那把AK-47。

“这与 30 年代的德国有相似之处”

《镜报》访谈：英美投资者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曾为谷歌、YouTube 和埃隆·马斯克提供资金。如今，他对硅谷感到失望。尽管他的家族曾逃离纳粹，但他还是取得了德国国籍。

71 岁的莫里茨在旧金山市一家旧巧克力工厂上方的办公阁楼里接待了我们。墙上挂着格奥尔格·巴塞利茨（Georg Baselitz）和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的大幅作品。莫里茨曾是硅谷最有权势的资助者之一。作为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Sequoia）的负责人，他资助了谷歌、雅虎、PayPal 和 YouTube 的崛起，并且在早期就为埃隆·马斯克提供了资金。2023 年，莫里茨退出了日常经营。现在，他在《外国人》（Ausländer）一书中讲述了他犹太家族的故事*。

《镜报》：莫里茨先生，您是硅谷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并且曾强烈警告过唐纳德·特朗普。然而，科技巨头们依然对这位美国总统卑躬屈膝。这是怎么回事？

莫里茨：我真的尝试向我认识的每一个人解释，特朗普担任总统将会是一场怎样的灾难。但我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失败了——不仅一次，而是两次：2016 年和 2024 年。

《镜报》：在您看来，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最危险的总统。他将把这个国家带向何方？

莫里茨：我和其他人一样，对此一无所知。但由于他离职越早越好。这个男人有能力每天造成新的破坏。他就像一个星际级别的拆除球。

《镜报》：您还记得 2024 年 11 月 5 日，当 7700 万美国人再次选举他时，您在哪里吗？

莫里茨：我在家里通过电视关注选举报道。当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我早早地就睡了。2016 年特朗普第一次获胜时，我熬了更久，因为绝望喝了太多的红葡萄酒，以至于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宿醉严重。

《镜报》：自他第一次当选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莫里茨：回想起来，前四年仅仅是预演。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他的枷锁被解开了。这在他内阁的人选上就可见一斑：一群业余爱好者。在通过家族敛财方面，特朗普的行为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很难找到一位美国总统能如此大规模地在牺牲民众利益的基础上为自己谋私。

《镜报》：在您的书中，您将他的 7700 万选民称为“Collabos”，即协作主义者（Kollaborateure）。

莫里茨：在疫情期间，我偶然看到了电视剧《法国村庄》（Un village français）。该剧背景设定在 1940 年至 1945 年间的一个法国村庄，讲述了居民们对纳粹占领的反应。一些人反抗，一些人沉默，还有一些人与政权合作。这些人被称为“Collabos”。当我思考该如何称呼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人时，我想：他们正是这样的人。

《镜报》：特朗普最有影响力的顾问之一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在您看来是一个“伪装的卡波”（Kapo）——即在集中营中受 SS 指使监督其他囚犯的囚犯。这种与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类比成立吗？

莫里茨：我感到羞愧的是，米勒和我一样是犹太人。他应该更清楚其中的道理。凭借他那丑陋、卑劣的修辞，他成了非人性化的活广告。

《镜报》：在您的书中，有一句话反复出现：“如果那里发生过，这里也可能发生。”您是在将美国与“第三帝国”进行比较吗？

莫里茨：在我所说和所写的一切内容中，我都非常小心地避免将特朗普与之等同。我从未称他为法西斯分子或纳粹，且我认为这些词并不适用。尽管如此：这与 30 年代的德国存在相似之处。而且与许多其他独裁统治者也相似。

镜报：您的犹太父母出生在德国，并在 30 年代移居英国。刚好及时。

莫里茨：我的父亲和他弟弟在 1937 年被父母送到伦敦上学。我的母亲在 1939 年通过儿童运输抵达。她的父母在战争爆发前几天才得以随行。

镜报：您家里说德语吗？

莫里茨：我的外祖父母逃亡时快 60 岁了，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当他们来看我们，或者我们去拜访他们时，几乎只说德语。在某个时间点，我能听懂一些简单的句子，比如：“你吃完饭了吗？很好，那么你可以离开餐桌了。”

镜报：您的家人如何看待德国？

莫里茨：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开始钦佩父母和祖父母身上的一种特质，这是我小时候从未思考过的：他们能够区分坏人和好人。他们不会对整个民族下概括性的评判。我的父亲在慕尼黑长大。在他家里有一位负责家务并兼任他保姆的女性。战后，我的父亲再次拜访了她。那时这位女士住在阿尔高地区。

镜报：60 年代时，你们一家经常开着房车去那里旅行。

莫里茨：我的父亲与她关系特别亲密，后来我的母亲也是如此。那个村庄成了我们旅行中的固定站点。

镜报：您从未觉得奇怪吗，每年夏天偏偏要在那个曾经试图毁灭您家族的地方度过？

莫里茨：总的来说，我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巴伐利亚非常美丽。但有些经历深深地震撼了我。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露营地登记。我陪父亲去前台。他说着德语，但当他出示英国护照时，气氛突然变得冰冷刺骨。更令人压抑的一段回忆来自那位前保姆居住的地方。屋前经常坐着一个坐轮椅的男人，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总是揉搓着残肢。有一次门开着，我看到了他挂在衣柜上的制服，上面有带有万字标志的臂章。

Jason Henry / 镜报 亿万富翁莫里茨：将特朗普比作“星际拆除球”

镜报：关于这些德国之旅，您写道：“我的父亲想要回归，而我的母亲想要逃离。”

莫里茨：我的父亲有他的保姆。而我的母亲在她成长于莱茵兰地区的那座城市里不认识任何人。她在那里看到的全部都是幽灵。我的父亲在访问其家族原籍地美因河畔米尔滕贝格时也有类似的感受：他本能地想要离开，因为他记得曾经住在那些房子里并被杀害的人是谁。

镜报：您的祖父母马克斯·莫里茨和米妮·莫里茨在犹太人大屠杀中被谋杀。为什么他们没有同样尝试前往英国？

莫里茨：关于这一点我思考了很多。马克斯曾在军队服役，随后进入司法部门工作。他是一名公务员，信仰国家，为了退休金而努力工作。他是一个忠诚且极其厌恶风险的人。而且他当时也快 60 岁了。想到要搬到英国或美国，在那里他没有任何认识的人，不懂语言，也不知道该如何维持生计，这一定令他感到恐惧。直到太迟了，他们才尝试逃亡。

镜报：然后他们在卢布林集中营被谋杀。

莫里茨：他们的官方死亡日期是 1945 年 5 月 8 日，在投降当天被宣布死亡。

镜报：您家族中的第二个重要日期是 4 月 20 日：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日。

莫里茨：我的父亲于 1937 年 4 月 20 日抵达英国。巧合的是，我的母亲也是在 4 月 20 日抵达该国的，那是 1939 年。在我青少年时期，每年都有同样的仪式。早餐前，我母亲会问：“你知道今天是几号吗？”我说：“不知道。”然后她会用一种夸张的庄重语气回答：“今天是希特勒的生日。”简直就像她想为了纪念他而烤个蛋糕一样。

镜报：但那个蛋糕从未出现过。

莫里茨：当然没有。像往常一样，只有烤焦的吐司。

镜报：和您的父母一样，您也移民了，不过是自愿的：先到美国东海岸留学，后来去了加利福尼亚。很少有人像您这样密切地见证了硅谷的崛起。您是否感到愧疚，因为您用资金帮助构建了那些注意力机器，而特朗普正是借助这些机器获得权力的？ 莫里茨：我们是 YouTube 的首批投资者。但在这些公司成立之初，大概没有人能想象它们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任何用于传播信息的新技术，最终都会被心怀叵测的人利用。无论是一个人把一张纸钉在教堂门上，还是像约瑟夫·戈培尔那样掌控广播，亦或是像唐纳德·特朗普那样劫持社交媒体，这都没有区别。

镜报：您很早就为如今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埃隆·马斯克提供了资金。您对此感到后悔吗？ 莫里茨：不。关于埃隆这个个体，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对于这位企业家，我深感钦佩。在我看来，他是美国 250 年历史上最伟大的工业家。

Jeenah Moon / 路透社 马斯克 SpaceX 的广告：“比约翰·D·洛克菲勒、托马斯·爱迪生或史蒂夫·乔布斯更伟大”

镜报：认真的吗？

莫里茨：比约翰·D·洛克菲勒更伟大，比托马斯·爱迪生或史蒂夫·乔布斯更伟大。埃隆的非凡之处在于，他在完全不同的行业都能取得成功。大多数人即便有，也只有一个好主意。乔布斯有两个：iPhone 和 iPad。在开始的时候，无论是汽车还是火箭，我都没有给埃隆真正的机会。

镜报：当时他给您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

莫里茨：我记得我们最初的几次会面之一。埃隆买了一辆迈凯伦，那辆车价值超过 100 万美元。他打电话来说，他会迟到，因为他出了车祸，剩下的路得走过去。结果证明，他撞上了路缘石，车翻了。我问：“你不需要去医院吗？你不想留在事故现场处理车子吗？”他回答：“不，我没事。其他人会处理的。我要参加会议。”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镜报：您如何解释他与唐纳德·特朗普的关系？

莫里茨：我也无法理解。

SPIEGEL：您和他讨论过这件事吗？ 莫里茨：没有。我和他并不亲近。

SPIEGEL：马斯克并非孤例。硅谷已经在特朗普面前屈服。为什么像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或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这样的人在政治立场上转向了？

莫里茨：我不打算点名。但在那些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朝圣的人中，有些人是自愿的，而另一些人则是被迫的。特朗普治理这个国家就像黑手党老大托尼·索普拉诺（Tony Soprano）管理他的地盘一样。他经营着一种类似于“保护费”的敲诈。科技巨头们知道他心怀报复。如果他们不听话，不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他就会给他们或他们的公司制造麻烦。所以他们是在保护自己的公司。这一点我可以理解。

SPIEGEL：在旧金山，人们经常说加利福尼亚正在塑造未来。您和您的那一代人是否创造了一个可以让您问心无愧地留给子孙后代的世界？

莫里茨：我曾是一名投资者。我没有提出过这些想法，也没有领导过这些大公司。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人们很容易忘记以前的时代有多艰难。您会希望您的孩子在经济大萧条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吗？在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或者在艾滋病流行期间？我们倾向于哀悼一个从未真正存在过的过去。对于年轻、有创意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现在通过工作创造出具有重大意义之物的机会，比 50 或 100 年前要多得多。他们拥有更多的工具。

SPIEGEL：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工具或许就是人工智能。

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人工智能的奠基者现在都在警告这项技术带来的生存风险。

莫里茨：也许我从历史中得到了错误的慰藉。但想想基因研究的突破：在 70 年代中期，人们在谈论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个试管婴儿。总的来说，我倾向于乐观而非悲观。

SPIEGEL：人工智能可能会大规模影响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您没看到这对民主构成的威胁吗？

SPIEGEL：没有。

莫里茨：当然存在这些担忧。但人们忘记了 1948, 年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当选参议员时的选举舞弊，或者 1960 年库克县（Cook County）据称有死者“复活”以确保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当选总统。但我从你们的脸上能看出来：你们并不信服。

莫里茨：60 年代末出现了像《总统的营销》（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这样的书。当时人们担心电视广告对选举的影响。今天的争论与之类似。有人可能会反驳说，现在的技术比 50 或 60 年前更危险。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我相信人类富有创造力，也会找到应对之策。

SPIEGEL：您在威尔士长大，在加利福尼亚生活了半个世纪，但您却写道，您既不觉得自己是威尔士人，也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对您来说，家乡是什么？

莫里茨：对我来说，家乡更多是一种内在状态。当我做一些让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我会感到安稳：比如读一本书，或者画画。虽然我画得并不太好，但我很喜欢。

SPIEGEL：尽管如此，您显然在计划搬迁。否则，您为什么会采取一个您以前认为不可想象的步骤：您申请了德国国籍。

莫里茨：人们会预期一个家族在纳粹时期逃离德国的人，永远不想回到那里。我也并不计划在德国生活。我申请国籍是因为空气中弥漫着太多的敌意。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毒化的时代。

《镜报》：你们采取这一步骤，是否也是出于对下次美国大选结果的担忧？ 莫里茨：我的希望是我们能在 2028 年回归到文明状态。但护照永远不嫌多。几周前，我收到了我的入籍证书。

《镜报》：莫里茨先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以半全力书写历史

冰岛政府首脑克里斯特伦·弗罗斯塔多蒂尔（Kristrún Frostadóttir）希望带领她的国家加入欧盟。但她的竞选活动显得异常谨慎。

在冰岛历史上最重要的投票之一即将举行前几天，总理在岛屿南部塞夫罗斯（Selfoss）的一个音乐地窖前接待民众。38岁的克里斯特伦·弗罗斯塔多蒂尔从首都雷克雅未克来到这里，旨在与公民交流、握手——并为加入欧盟宣传。

这是所谓的“倾听之旅”的最后一个夜晚。弗罗斯塔多蒂尔在近两年前就任政府首脑后开始了这次旅程，足迹遍布全国的酒吧、面包店和体育俱乐部。然而，在过去的几周和几个月里，这些行程又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今年2月，弗罗斯塔多蒂尔决定举行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民公投：本周六，冰岛民众将就政府是否重启多年前中断的入欧谈判进行投票。预计结果将非常接近。

冰岛仅有近 400.000 Einwohner。但该岛在北大西洋、欧洲与美国之间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是一个民主典范国家。对于欧洲而言，冰岛的加入将是一次成功，因为自 2013 年克罗地亚加入以来，再也没有国家加入该联盟。弗罗斯塔多蒂尔将书写历史。

在塞夫罗斯一个没有窗户的大厅里，她现在已经就座，对面坐着 140 名公民。总理在做笔记，若有所思地点头。她谈到了解决方案和对未来的承诺。加入欧盟将“使冰岛更安全”。欧元可以降低高利率。她的声音听起来温暖且令人安心。

凭借这种不张扬的风格，弗罗斯塔多蒂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022 年，这位前银行家接管了社会民主党并对其进行了重建。两年后，她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全球最年轻的政府首脑。

弗罗斯塔多蒂尔不是一个愿景家，而更像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她将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新工党”竞选活动视为榜样。与她一起长大的同龄表哥法纳尔·斯韦因松（Fannar Sveinsson）说，克里斯特伦从小就能赢得他人的好感。那是雷克雅未克郊区一个左翼自由主义的环境。弗罗斯塔多蒂尔的母亲是医生，父亲是民族志学者。斯韦因松说，克里斯特伦是唯一一个喜欢练习钢琴的孩子。“我是班上的开心果，而她坐在那里学习。”后来，她进入了美国顶尖大学耶鲁大学。

斯韦因松是一名电视喜剧演员，他在一个凌乱的工作室里接待采访。墙上摆放着他在播客中推广的能量饮料。在他的节目中，他的表妹经常出现，他会以记者的风格嘲讽她。“她很有趣。”

在童年时期是否曾有过越界的行为？他思考了很久。有一次，他成功说服她和他一起爬上学校的房顶。事后只有一个人生气了：“她很生气，因为自己被说服了，”斯韦因松说。直到今天，弗罗斯塔多蒂尔依然相信规则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当她说话时，人们信任她。”

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使冰岛更安全”

当她进入政坛时，斯韦因松邀请她参加自己的节目，并将她打扮成《冰雪奇缘》中的冰雪公主艾莎。“因为她起初那么冷漠，”他说。他让她在一家养老院演出，歌曲名为《Let it go》。虽然老人听不懂，但他们很高兴这位亲切的年轻女性到访。最后，人们为她鼓掌。

问题在于，弗罗斯塔多蒂尔（Frostadóttir）的策略在周末的欧盟全民公投中是否能取得成功。目前的竞争比预期的要激烈得多。观察人士表示，这也是因为总理在争取启动入盟谈判方面不够积极。在一定程度上，她将说服工作交给了她的外交部长。

与此同时，反对欧盟的阵营在陈述其论点时则表现得更加激进。“这关乎民主的废除，”跨党派“反对派”发言人哈拉尔杜尔·奥拉夫松（Haraldur Ólafsson）说道。他认为加入欧盟会让冰岛成为净出资国，这是“史上最糟糕的商业主意”。奥拉夫松表示，他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成为“法普军事帝国的臣民”。

经济界也传出了批评之声。冰岛 40% 的出口额来自渔业，而渔业由少数几个富裕家庭控制。数以千计的小农户仅靠政府补贴和高额保护关税生存。这两个行业都担心可能的欧盟入盟会带来限制。

对于许多冰岛人来说，鱼类和牲畜是神圣的，因为它们保证了独立。跟随总理走遍全国，人们会发现，这更多地关乎身份认同，而非军事、欧元或美国总统。在她的公开露面中，没有人询问这些问题。

政治学家埃娃·海达·厄努多蒂尔（Eva Heiða Önnudóttir）表示，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斗。由于宪法没有规定此类公投，因此几乎没有相关规则。

“我们只能猜测谁拥有多少资金。”她推测，反对派拥有的资金可能至少是支持派的两倍。《晨报》（Morgunblaðið）作为该国唯一的日报，公开支持反对运动。政治学家厄努多蒂尔表示，她喜欢弗罗斯塔多蒂尔客观理性的风格，“但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也可能成为一个障碍。”

有时，弗罗斯塔多蒂尔的表现几乎像是在为公投可能遭遇的失败做铺垫，仿佛她想防止“拒绝启动欧盟入盟谈判”这一结果与她长期绑定。她现在经常提到同样可以加入欧盟的挪威。“我们不应该等待，”她说，“现在是时候为我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了。”

Saffet Azak / Anadolu / Getty Images

瞬间

博斯普鲁斯海峡是全球最繁忙的水道之一。每年一次，该海峡会暂时关闭国际航运，届时从亚洲到欧洲的航线将向游泳者开放。“跨洲游泳赛”（Cross Continental Swim）自1989年起就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此次共有来自64个国家的约2500名男女参加了比赛。这段6,5公里的航程被认为极具挑战性。去年，一名俄罗斯参赛者在比赛中丧生。ASC

关注这座城市

全球最平和的地铁

开罗 最近地铁里再次极度拥挤。一名女商贩从我身边挤过，双臂塞满了指甲锉、头巾和首饰。她用沙哑的声音在地铁的轰鸣声中推销她的商品。一些乘客拦住了她，拿起一副耳环。“不锈钢的，”她点点头。下一站。车门滑开——那一刻，整个车厢似乎都在大口喘气。

地铁不仅仅是逃离地面交通混乱的出口——在地面上，车道既不存在于沥青路面上，也不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它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开罗在1987年成为非洲第一个拥有真正地铁系统的城市。如今，每天有高达500万人通过三条线路穿梭在89个车站之间。长期以来，票价仅为1埃及镑，甚至不到1美分，这是一项轨道上的社会保障任务。如今，票价折合近20美分。

后方爆发了争吵。两个女人在互相大喊——显然是因为几乎没有站立的空间。接着，发生了一些我在开罗经常观察到的现象。其他女性介入其中，一阵“够了”、“住手”、“耐心点”的合唱响起——仿佛有20个喉咙在同时吹灭一团火焰。最终，这两个女人和解了。

我经常观察到这样的场景。在这里，公民勇气是理所当然的，而漠不关心并非选项。在开罗，人们经常发生冲突——天气炎热、拥挤且嘈杂——但下一刻，就会有人将手搭在陌生人的肩膀上，用安抚的语气与其交谈，平息争端。

埃及人热爱电视剧和电影中的宏大戏剧冲突，但他们坚持看完，是因为他们希望在结尾看到和解——无论是在街道上还是在电视机前。我身边的一位女性摇了摇头说：“我们必须互相包容。”

نست撮ل بعض Nestahmel ba'd。这里的含义不是：忍受。而更像是：承载。共同承担。即便这里的生活经常艰辛，也要展现善意。

许多这些女性刚下班回家，家里还有孩子、家务和金钱压力在等待。也许这正是这座城市真正的交通规则：不是优先权，不是秩序，而是相互承载。自从我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更喜欢乘坐地铁了。—— 杜尼亚·拉马丹（Dunja Ramadan）

本专栏由马里安·布拉斯伯格（Marian Blasberg）、克里斯托夫·吉森（Christoph Giesen）、朱莉娅·阿玛莉亚·海耶（Julia Amalia Heyer）、利奥·克利姆（Leo Klimm）、杜尼亚·拉马丹（Dunja Ramadan）和玛丽亚·施特尔（Maria Stöhr）轮流撰写。

特朗普与金正恩

重逢之愿

“我们相爱了，”唐纳德·特朗普曾这样描述北韩独裁者金正恩。如今，重逢的愿望显然在增强——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在灾难性的伊朗战争后需要一项外交成就。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如果由这位美国总统决定，他将在11月的亚洲之行期间会见金正恩。为了安抚这位北韩最高领导人，他果断取消了与韩国的军事演习——平壤领导层一直将此类演习批评为“侵略战争的预演”。但问题依然存在：这位北韩领导人为何会再次接受邀请？在2018年和2019年间，特朗普与金正恩曾三次会面。2019年2月在河内的峰会以金正恩受辱告终，因为特朗普中断了谈判。如今的金正恩权力更大：不再被孤立，而是成为了超级大国中国和俄罗斯的伙伴，其经济也在增长。金正恩并不打算进行核裁军，北韩希望被承认是一个核国家。特朗普可能会向他许诺这一点，从而为金正恩再次回到谈判桌创造动力。无论如何，独裁者的妹妹金与正对两国元首之间进行直接外交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她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特朗普与她哥哥之间的个人关系“非常出色”。“我已经多次明确，我们的国家元首个人对特朗普拥有美好的回忆，并且对他持积极态度。”可能的情况是，平壤从伊朗战争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一个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动用军事暴力的不可预测的美国总统，最好不要

世界观察 情侣们如何分享被褥？

欧洲伴侣* 偏好的盖被方式，选定国家

共同使用床单 / 被子

混合，但倾向于共同使用床单 / 被子

两条独立的被子

混合，但倾向于两条独立的被子

斯堪的纳维亚被认为是使用两条被子的“北欧式”睡眠法的据点。

在南欧， 尤其是西班牙， 情侣们更倾向于 共用一条 被子或床单。

* 在私人家庭中， 在同一张床上睡眠 5 • 来源：自有调研

俄罗斯越来越频繁地攻击乌克兰铁路。铁路局局长奥列克桑德尔·佩尔佐夫斯基（Oleksandr Pertsovskyi），39, 岁，解释了他打算如何保护员工和乘客。

镜报：佩尔佐夫斯基先生，长期以来，乌克兰铁路被认为相对安全。俄罗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攻击行驶中的列车的？ 佩尔佐夫斯基：从2025年底开始，尤其是从今年第二季度起，俄罗斯人简直是在猎杀我们行驶中的列车。他们现在具备这种能力，是因为他们为Shahed无人机配备了摄像头，并能构建所谓的网状网络（Mesh-Netzwerke，由多个互连节点组成的WLAN系统——编者注）。这样他们就可以实时控制无人机并有针对性地追踪列车。为了说明情况恶化到了什么程度：自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因袭击失去了492台机车，其中仅在过去三四个月内就损失了250多台。

镜报：在此过程中你们失去了多少员工？

佩尔佐夫斯基：自战争开始以来，已有52名员工在工作中被杀，包括在列车上，以及在车站和进行轨道作业时。今天早上，我见到了两周前被杀的一名火车司机的妻子和四岁女儿。在针对列车和车站的袭击中，乘客也失去了生命。

镜报：为了保护列车，你们采取了哪些措施？

佩尔佐夫斯基：我们引入了更严格的安全协议，并牺牲了我们在战争前三年半里如此自豪的准点率。现在列车会被更快地拦截并疏散。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安全当然是首位的。

乌克兰

“猎杀我们的列车”

镜报：由谁决定是否疏散列车？

佩尔佐夫斯基：安全的核心是我们所谓的“钢铁指挥中心”。有一个中央指挥部，以及其他区域级的指挥部。那里的同事实时监测所有来自空中的威胁。由他们决定何时必须疏散列车。我们分析以往袭击的经验，试图更好地预测威胁局势将如何发展。

镜报：将乘客从列车中撤离的速度有多快？

“我们在尝试新方法。”

佩尔佐夫斯基：这取决于具体情况。火车有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停稳。如果面临危险，火车司机不能在桥上或装有汽油的货运车厢旁停车。因此，尽早发出预警至关重要，即便这可能带来误报的风险。

《镜报》：火车在物理防护方面是否得到了加强？

佩尔佐夫斯基：我们正与军方以及技术和军工企业紧密合作，为我们的火车配备防护装置。我们在尝试新方法。但目前还没有一种可以激活后就能自动在火车上方形成某种“安全穹顶”的万能药。因此，我们采取了其他措施。遗憾的是，我不能透露更多细节。敌人正密切关注着我们的行动。BOY

车站巡访

患者 Ahmedi

舒尔特兄弟与罗斯 内院的乒乓球运动员

残余风险

犯罪 在韦嫩（Wehnen）的青少年司法精神病医院里，患有精神疾病的罪犯在此生活，直到他们不再被认为具有危险性。如果人生从这里开始，一个人将如何成长？作者：朱莉娅·科帕茨基（Julia Kopatzki）和法比安·里特（Fabian Ritter，摄影）

监视器里可以看到那个新来的人在走来走去。在狭小的房间里打着小圈，像一只笼子里的猛兽。他必须服用地西泮来镇静，以及抗精神病药来治疗精神病。这里的墙壁是柔软的，镜子是防碎的。过了一会儿，他躺在了床上。

几个房间之外，人们在谈论他。早班和晚班的人员拥挤在一张白桌子旁。桌上有咖啡和涂了糖霜的玛芬蛋糕。在囚车抵达之前，他们对他知之甚少：年轻男子，危险。

但在这里，每个人都被这样定义。

周五中午，交接时间。医生已经与新来的患者谈过话，熟悉他的档案。“任何人不得单独进入房间。必须始终至少有一名男性在场，”她说道，并环视四周：27名员工，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管家和护理人员。人们脸上写满了不安。“注意你们带进房间的东西，”她说，“他曾试图用圆珠笔攻击他人。”

这个新来的患者被安置在韦嫩的青少年司法精神病医院，这里是下萨克森州奥尔登堡附近巴特茨维申安（Bad Zwischenahn）的一个区。来到这里的是那些患有精神疾病或药物成瘾，且被认为具有危险性的年轻人。他们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抢劫、强奸、谋杀。

该司法精神病医院位于一条死胡同里。一座沙色的建筑，配有大窗户，墙上安装了摄像头。十年前，下萨克森州唯一的青少年司法精神病医院在此开业。官方床位为24个，但他们也能安置28人。该机构隶属于卡尔·雅斯贝尔斯精神科医院（Karl-Jaspers-Klinik）。因此，他们称其为患者，而非囚犯。

作为记者，要进入这里需要获得下萨克森州卫生部的批准。该院院长只提出了一个条件：任何患者都不得被认出。所有人都使用了化名。某些细节被刻意省略。

下午，在刚才进行交接的地方，举行了名为“情绪”的治疗小组活动。桌旁坐着四名患者，一名心理学家和一名实习生。窗户开着，但窗格非常密集，连一根小手指都难以穿过。

其中一人双臂交叉，凝视着虚空。另一人摆弄着一支圆珠笔，直到笔夹折断。心理学家递给他一个球。工作人员对患者使用尊称“您”（siezen），即使他们只是青少年。患者之间则省略了“先生”的称呼。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

“人为什么会有感情？”心理学家问道。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感情，”福斯（Voß）说。

“福斯先生，”心理学家问，“当您被欺负时，您做了什么？” “点燃了一片森林，”福斯说。

福斯在14岁时进入该院。现在他22岁，在这里已经待了八年。比任何其他患者的时间都长。

“他本来可以做什么来替代？”心理学家问其他人。

“逃课。”

“转学。”

“通知信任教师。”

仅仅点燃森林不足以让他被送到这里。福斯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住宅区紧邻那些树林。他抵达时，被诊断出十一项疾病。如果问具体是哪些，他会说：“哪些不是？”

他的个头几乎和14岁孩子一样，下巴上有胡茬。母亲住在400公里外，他不对父亲发表评论。吃面包时，他会戴上橡胶手套。他无法忍受双手沾满油脂。

“当我刚来的时候，”他说，“我以为我会永远留在这里。”

安置在法医精神科诊所是一种所谓的“保障与改善措施”。它并非根据犯罪严重程度来衡量刑期的自由刑。在强制治疗执行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患者是否具有危险性。只要答案是“是”且该措施具有比例原则，患者就必须留在这里。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是终身监禁。

其中一名患者在亚马逊上订购了一把刀并将其带到学校。一名患者在父母家的墙上泼洒汽油。一名患者在女同学面前脱光衣服。一名患者在试图勒死父亲时，已经有 70 项举报记录。他们偷车，持械抢劫超市。其中一些罪行曾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睡眠区的一间房间：女性与毛绒玩具

在强制治疗执行机构中，女孩很少见。如果只有一两名女患者而有 20 多名男患者（其中一些是性犯罪者），这是行不通的。因此，这里的患者全部为男性。

他们患有精神分裂症、边缘性人格障碍或药物成瘾。法院判定他们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或仅具备减轻的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时，他们出现了幻觉，听到了脑海中的声音，或者被成瘾症状控制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这里而不是在监狱里。

他们中最年轻的是 16 岁，已在这里生活了两年。一名患者刚刚庆祝了 18 岁生日，最年长的是 25 岁。这些男孩在走向成年人的道路上落脚于此。

如何才能确保这里不是他们的终点？

一切总是从 6 号病房开始。在危机干预室，那是新成员刚到达的地方。法医精神科诊所的平面图看起来像孩子画的一颗太阳。一个半圆形的活动区域，走廊像阳光一样从中延伸而出。两条走廊属于 6 号病房，两条属于 5 号病房。每条走廊有五间单人间、一间双人间和一间厨房。患者通常坐在活动区域的沙发上。那里有电视，他们可以俯瞰一切：电话、内院，以及谁在抽烟。

每条走廊提供的自由度更高。房间里有自己的电视，或者可以自行烹饪的厨房。一道玻璃门将两个病房分开。如果大家都平静，门会敞开。现在门是锁着的。

当年轻男性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无法直视他人或只是沉默地盯着；另一类则在房间里堆满运动鞋盒，讨论蛋白质、金融投资以及 Chayas（俚语，指女孩）和女性。

当他们单独相处时，谈话会变得更深层。比如芬克（Fink），他喜欢讲述他最喜欢的食物是“妈妈做的波隆那肉酱面”，但不愿提及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亚当（Adam）欠债 50 万欧元。艾哈迈迪（Ahmedi）眼睛下方纹着一滴泪，他说他一直很悲伤。两个姓氏不同的兄弟，因为这就像他们家庭中的许多事情一样复杂。还有伦茨（Lenz），他正在读一本关于创伤治疗的书。他认为这里可以更好地治疗这些问题。

三月的一个夜晚。活动区域贴着一张纸条：“晚间活动：制作 Gözleme（土耳其薄饼）”。厨房里准备了一袋面粉、油、香草和菲塔奶酪。只有伦茨和居勒（Güler）来了。

“您有像样的刀吗？”伦茨问。一名工作人员给了他一把大的厨刀。然后她向居勒解释如何将菲塔奶酪捏碎。

伦茨住在 5 号病房，那是特权最多的走廊。19 岁，自 2025 年 1 月起在这里。工作人员说他的经历很坎坷，但很有潜力。他幼年时在东欧被收养。8 岁被诊断为 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13 岁被诊断为依恋障碍，15 岁开始首次吸毒。随后又出现了边缘性人格障碍。他的手臂上有细小的疤痕。

他像核对清单一样列举自己的罪行：入室盗窃、偷窃、故意伤害，总共 75 项指控。他经常在药瘾状态下作案：“在服用 Xanax 的时候，我给父亲来了个‘爆破’（猛击）”，他殴打了自己的父亲。父亲将他赶出家门，伦茨（Lenz）从此无家可归。他曾持刀闯入一家商店，当时药劲太大，甚至没有察觉到警报响起。

他话很多，尤其是经常在没被问到时滔滔不绝。他的床边放着《哈利·波特》系列丛书和一本关于创伤的书。墙上挂着他入学时以及与父母的合影。他想考高中毕业证书（Abitur）。这里看起来像是一间寄宿学校的房间。

“我很清楚治疗师想听到什么，”他说，“但从治疗角度来看，问题在于我即便知道却还是不那样做。”

维尔德先生（Herr Wild）靠在门框上，他是青少年司法精神病房的治疗主管。自 2016 年该机构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人们很容易看出他对某件事的看法：他会挑起深色的眉毛，或者摇摇头。有些患者看到他时会向他伸手，另一些人则兴奋地叫他过来，就像想给父亲讲件事一样。“维尔德先生的话有分量，”伦茨评价道。

“面对青少年，人们会有更多的希望，”维尔德先生说。单纯的心理疾病不会让人变成罪犯。绝大多数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精神分裂症或成瘾的人都过着合法的生活。“重点不在于消除诊断结果，而在于降低危险性。”

可以这样想象：他们的疾病会产生火花，而火花落在干燥的土地上。治疗就是防火。有些人改变了地基，而另一些人则学会了水在哪里。

如果治疗成功，自由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

如果治疗失败，他们就得留下来。就像福斯（Voß）一样，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这里度过。就像那些在青少年时期进来，直到 25 岁才被转移到隔壁成人司法精神病房的人。

“问题是，”维尔德先生说，“人们能接受多少剩余风险？”

将风险降至最低是员工的任务。在位于各病房之间、像玻璃房一样的中心控制点，员工们聚集在一起。在这里，他们在接班时领取 PNA（个人紧急信号系统），这是一个看起来像旧手机的设备，按下按钮即可触发警报。这里设有监控显示屏和一个巨大的药柜。患者如果想要喷雾除臭剂或香水，会在这里敲门。他们的手机也被关机存放于某处。

周五早晨是管理层会议时间。维尔德先生、院长哈肯布罗赫-希克女士（Frau Hackenbroch-Hicke）、病房主管以及由医生、教育工作者和家政管理人员组成的专业部门负责人出席。

5 号病房出现了钱财丢失的情况。他们大概知道是谁偷的，但讨论决定先观察，看他是否会主动交代。另一名患者昨天告诉他的治疗师，他有“刺杀念头”。他们正在考虑是否不再给他提供刀具。

“当然我们必须确保安全，但绝不能忽视对他进行情感支持，”院长说。

“我们应该明确，表达暴力幻想是一件好事，”心理学家说。

“我觉得这里 50% 的人都具有暴力幻想，”医生说。

“幻想与实施是两回事，”维尔德先生说。

该患者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他曾实施过类似的行为。他现在愿意告诉他们，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司法精神医学有两个任务：改善与确保安全。只有在不过度强调安全的情况下，改善才可能成功。因此，这里依然提供刀具、玻璃杯和汤勺，尽管这些东西可以用来攻击他人。“如果这些东西永远消失，”维尔德先生说，“那么当它们出现时，反而会产生诱导性。”

如果治疗成功，毒品和武器甚至可以摆在咖啡桌上——而在患者伸手拿之前，他会选择寻求帮助。

患者们的一天被治疗填满。治疗通常在八点开始于病房的晨会，并于下午结束。包括个人治疗、职业治疗和病房巡视。此外还有十多个治疗小组（TGs）。

在技能小组中，他们学习如何让自己平静下来。在犯罪行为小组中，实施过类似行为的人坐在一起。有攻击性问题的人必须参加 TG-A 小组。甚至还有一个“幸福小组”，让他们学习如何感受这种情绪。

上午是 TG-B，即基础课程。今天的主题是价值观与尊重。

“这种东西属于常识，”格伦（Gren）说。

“《基本法》就是价值观，”哈基米（Hakimi）说，“但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尊重价值观，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了。”

“即使没有这些疾病，我们也不会在这里，”斯廷格斯（Stinges）说，“如果没有这些病，我们会在监狱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接受过正确的教育。”

斯廷格斯 18 岁，上唇留着稀疏的胡须，笑容局促。他很喜欢解释事情。

例如，他会解释《刑法典》第 63 条关于“安置在精神病院”的规定，或者如何给病房订餐。他患有 ASS，即自闭症谱系障碍。他说，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价值观是礼貌。他因为涉嫌谋杀未遂而在这里。但他表示，谈论这件事让他感到非常不舒服。

“我们来谈谈责任，”小组组长说，“一个人会对什么承担责任？”

“孩子、犯罪行为，或者当你无故挑衅某人时，”格伦说。

“一个人可以为自己承担责任，”哈基米说。

哈基米和格伦一起参加作业治疗。布料从架子上溢出，彩色藤条卷挂在缝纫机上方。空气中弥漫着焦味。两人正在用火在木头上烧出图案。

格伦不知道该做什么。开始为房间画一幅画？编一个篮子？他讨厌编篮子，所有人一样。 “缝一个枕套？”作业治疗师问。他耸了耸肩。 “选一块布吧，”她说，并将他推向衣柜。

格伦 19 岁，来到这里三个月了。此前他是无家可归者，再之前，青少年福利局将他从一个集体宿舍送到另一个集体宿舍。他说，他到处都被赶了出来。

“首先，把布熨平，”治疗师说。

“那是女人的活，”他说，“女人喜欢做这个。”

“我是一个女人，但我并不喜欢做这个，”她说。

“在伊斯坦布尔是这样的，”他说。他说他的叔叔们住在那里，那里的一切都更好。那些喜欢做家务的女人，以及名牌衣服。她让他站在熨斗前。

格伦持械抢劫了一辆汽车，当警察追捕他时，他用一把空包弹手枪向警察开火。他当时认为结果会怎样？他再次耸了耸肩。 “我的人生从未有过真正的机会，”他说，“但现在我有一个机会了。”

他向母亲保证过会完成学业。这次是真的。在作业治疗室旁边是一间教室，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一名教师指导他们直到获得实科中学（Realschule）毕业证书。两个月后，考试就结束了。他们甚至可以参加高中毕业考试（Abitur），但课程在诊所之外进行，且必须经法院同意。

对于格伦来说，法医精神病医院目前还像是一种审前羁押：他在等待判决。等待他会被适用第 63 条还是第 64 条。

法律将成瘾性疾病与精神疾病区分开来。成瘾患者根据第 64 条被判决，精神疾病患者则根据

哈肯布罗赫-希克（Hackenbroch-Hicke）院长（左起第 3 位）*：“你到底想过合法的生活吗？”

Gren来回走动，垫子布卡在了缝纫机里。对他来说，安静地坐着很难。他们需要学习耐心。他们这些人，习惯于用殴打代替沟通，用偷窃代替储蓄，用麻痹自己代替治愈。

当Hakimi走向布料架时，Gren捏了他的乳头。“救命，”Hakimi喊道，“性骚扰！”

第63条——适用于他们不具备或仅部分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与第63条不同，第64条规定的留院时间是有限制的。第64条的患者必须愿意接受针对其成瘾疾病的治疗，否则他们会被“处理掉”——这就是法院因“治疗无望”而将他们送入监狱时的说法。随后，他们将在监狱中服完剩余的刑期。

Hakimi是一名“63号”——也是唯一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因为性犯罪而来到这里的人。17岁时，他进入了德国南部的一家青少年法医精神病医院。由于那里的年龄上限是21岁，他现在被转到了这里。

将成瘾患者与精神疾病患者共同治疗是韦嫩青少年法医精神病医院的一个特例。目前这里“63号”的人数多于“64号”。大多数时候进展顺利。但一旦发生争执，“63号”就会被称作“疯子”，而“64号”则被称作“瘾君子”。

在他们的世界里，犯罪行为存在等级之分。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性犯罪是最糟糕的，而虐待儿童是最最糟糕的。比连环杀手还要糟糕。

尽管如此，Hakimi立即坦白了：他在女性和女孩面前脱光了衣服。而且是以只有受害者能看到的方式。他希望从中得到什么？“性。”他将深色的卷发别到耳后。成功过吗？“没有。”

很难让他们谈论自己的罪行。他们不会说：“我用枪指着一名收银员的头”，或者“我杀了一个人”。他们引用卷宗上的措辞：武装抢劫、导致死亡的身体伤害。这些标签像抽屉一样，里面可能装任何东西。

在6号病房，Klose坐在沙发上揉搓着双手。他觉得“某种程度上处于精神病状态”，思维飞速运转，无法再分辨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

他讲述道，他曾掌握证据证明他的母亲背叛了他的父亲。父亲本该离婚并和他一起移民，但父亲根本不听他的话。“我知道他只是因为我们的房子才不跟我走。”于是他倒空了一个汽油桶，放了火，然后穿着浴袍在外面等待——而他的母亲当时就在屋里。他眯起眼睛，仿佛在忍受痛苦。这个故事有任何真实之处吗？“没有。”他当时处于精神病发作状态。

他们中的许多人说，几乎不记得那些罪行了。因为他们已经在妄想的世界中生活了数月，或者因为体内充满了药物。如果是由疾病犯下的罪行，那么继续生活会变得更容易。

每周三，所有患者和所有员工都会参加病房例会。这是法医精神病医院的全员大会，一个巨大的圆圈坐席。第一项议题是：Ahmedi的解释。

“对我来说，这不是解释，而是辩解，”Lenz说，“我已经告诉过你，暴力绝对不行。”当一个人的解释在例会中结束时，其他人应当发表看法。患者、安全负责人、教育工作者——所有人的话语权重相同。Lenz总是第一时间举手发言。

几年前，Ahmedi从阿富汗来到德国。几天前，他袭击了Roth。他拿着一张纸读道：Roth叫他“笨蛋”和“小混混”。此外，Roth和Mazur之间存在问题。“Mazur是我的兄弟，”Ahmedi说。这是比喻意义上的。他们是在这里认识的。

“为什么是Roth？”一名心理学家问。 “他用凶狠的眼神看着我。”

“你是为了你自己才在这里的。如果我不笑，你是不是也想攻击我？”Fink问。

“凶狠的眼神以及Mazur是你的兄弟，这些都是治疗议题，”Wild先生说。

艾哈迈迪安静地坐在那里。“他根本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坐在他身边的马祖尔说道。“马祖尔，”艾哈迈迪说，“我听得很明白。”

运动场的水泥墙上写着他们在这里需要学习的内容：“在自由中正确行事”。他们应当意识到，生活并非在他们身上地发生，而是由他们自己主导。即使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拥有选择权。在小组面前进行陈述是为了建立约束力。瓦尔德先生表示，目标是实现“言行日益一致”。他们应当言出必行。

他们从未学会如何忍受冲突。在这里，他们在监督下学习如何忍受。“就像暴露疗法一样，”瓦尔德先生说。当一个人让自己面对恐惧时，恐惧感就会减轻。

病房例会的最后一个议题是厨房。在 5 号病房，患者可以自己做饭：他们决定吃什么，并规划购物。下周这些厨房将被关闭。届时所有人将食用中央厨房提供的食物。管家在宣读这项决定时声音颤抖：“原因为：拒绝治疗、发生违规行为、形成小团体。”

又是伦茨第一个发言：“关于这件事我只有一句话：告诉一个人要学习做饭，然后又禁止他做饭。”

伦茨刚刚被降低了监管等级，因为他偷了另一名患者 50 欧元。同样在 5, 号病房的亚当则与他人进行金钱赌博。而芬克则出现了复吸：他将液态 Spice（一种合成大麻素）与烟草混合。当其他人问他是否可以卷一支烟时，他回答了“可以”。“否则这件事就穿帮了。”

芬克 13 岁时第一次接触毒品，在 18. 岁生日之前就对可卡因产生了依赖。他曾是一个抢劫商店团伙中最年轻的成员。团伙成员让他持械进入店内，而其他人则在车里等待。十周内抢劫了近 20 家店铺。“我不想成为弱者，”他说，“所以我竭尽全力让自己成为强者。”

明天是他获得实科中学毕业证前的最后一场数学考试。“我第一次知道接下来的三年要做什么，”他说。他的职业培训将于 8 月开始。他的雇主知道他曾被监禁近两年，且在司法精神病医院生活了一年半。他立即将此事告知了雇主。

芬克很快就将满 23 岁。他提到，生日时会收到一份 10 欧元的礼物。他想将这笔钱捐给孩子们。“好歹能做点什么，”他说，“这里的生活成本真的很高。”国家每名患者每年的花费约为 115.000 欧元。

目前他最大的担忧是自己在外面没有朋友。几乎所有患者都如此。有些人本来就没有朋友，而另一些人则成功地脱离了旧有的社交圈。如果治疗成功，他们将需要新朋友。为此也设有专门的治疗小组。但芬克没有参加。几周以来，他一直想在一家体育俱乐部注册，但总是不断推迟。“这与恐惧有关，”他说，语气听起来像他的治疗师。

为了确保治疗成功，外部世界对他们而言也不能具有“诱导性”。因此，他们应当分步骤离开司法精神病医院。首先是在一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在院区内待 15 分钟，随后是随小组行动，最后是独自行动。每一个阶段都必须经过法院批准。

病房例会结束后，施密特进入了所谓的“执行”阶段。实际上他已经达到了“小组”等级，但因为在该等级中他是唯一一人，所以由一名女工作人员陪同出发。他被允许在诊所院区内行走半小时。经过 ADHD 门诊、抑郁症病房以及池塘。

他在阳光下点燃了一根烟。由工作人员拿着打火机。他说：“档案上写着‘惯犯’，多次故意伤害、贩卖麻醉药品、对抗执行人员、袭击执行人员、毒品、强迫、严重抢劫。”

他说自己从幼儿园起就是个“系统破坏者”。父亲打他，于是他就打其他孩子。酒精、可待因、苯二氮卓类药物、大麻，他把这些全部同时服用。“我彻底崩溃了。在某个时刻，我确信是我父母的错，才导致我做了这么多事。”

他在一天之内殴打了他最好的哥们，试图掐死自己的父亲，然后向一名陌生人的脸上喷了胡椒喷雾。当警察来到他家时，他拿着刀向警员冲去。“其中一个人在法庭上说，如果我再往前走一步，他就会开枪。但他们先使用了胡椒喷雾，于是我又回到了屋里。”

他 23 岁，有两个女儿，分别 4 岁和 2 岁。他给大女儿写信。他想拿到高中毕业证书（Abitur），这是他给女儿的承诺。“承诺不能违背，”他说着笑了。

在施密特必须回去之前，他想去趟小卖部。他买了 Kinder Maxi King 巧克力、饼干和一种解渴饮料。在门口，他遇到了获准单独外出的福斯（Voß）。“谁让你出来的？”福斯喊道，“这太危险了。”

福斯在这里的 8 年里已经通过了所有级别的缓刑阶段。最高级别是“试住”：诊所租赁公寓作为患者合租房，两到三个人一组，练习未来如何独立生活。这是在离开司法精神病医院回归社会前的最后一次考验。

福斯曾住在试住公寓里，但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和前男友有矛盾。福斯计划带着武器去找那个前男友。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件事。现在他重新回到了 5 号病房。

下午，亚当（Adam）和舒尔特（Schulte）坐在沙发上。舒尔特戴着一条银项链，亚当穿着运动鞋，戴着一顶黑色报童帽。他们是 64 年次（指病房编号或类别），患有成瘾症，在监狱里相识。

“在治疗中，你必须时刻感受一切，”亚当说。

“这超级累人，”舒尔特说，“我已经想过 5 次要自我了结了。”

“了结”既是诱惑也是威胁。不再有治疗，不再有病房巡视，晚上不再有土耳其薄饼（Gözleme）。就这么把时间熬完。但那样他们将再次回到拥挤的监狱，被关在房间里。在那里，毒品比外面还多。他们说，如果是在监狱而不是在这里，他们永远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在这里能看到前景，” 21 岁的亚当说。“我从未想过自己能读实科中学（Realschule）。”他说，既然已经是罪犯了，那么毕业成绩应该拿个好分数。最近，他用德语写了一篇关于自由的 20 页文章。

在外面时，他吸食可卡因并潜入公司行窃。有一段时间，他偷到了很多钱，多到把钱塞进了门框里。他在撬自动零食机时被警察逮捕。“就像个饥饿的小瘾君子。”

他的窗台上摆着植物。照顾植物能让他平静。出院后，他想成为一名汽车机电一体化技师。并且成为一名父亲。他觉得那样会很美好。

舒尔特在 18. 岁生日当天被逮捕。在监狱里，他们称他为“最糟糕的 18 岁少年”。故意伤害、盗窃、抢劫，基本上样样都干过。他总是戴着风暴面罩，随时准备进行下一次抢劫。他的哥哥经常在司法精神病医院探望他。三个月前，他自己也来到了这里，住在 6 号病房。舒尔特说，当他哥哥到来时，他感到很高兴。

64号病房的人在进入法医精神病医院之前几乎都曾被监禁。他们的纹身已经模糊，而且脾气火爆。与其表现得太弱，不如表现得太强。63号病房的人则比较害羞。许多人在精神异常状态下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根本不想走出房间，”一名63号病房的患者说道，帽子一直拉到眼镜位置，“我对其他人那么害怕。”

“你们今天谁做饭？”伦茨·迪亚基特（Lenz Diakité）问道。

“我不负责这个。”

“所以他们才把厨房关了！”

“但你偷了东西。”

“那是五周前的事了！我现在去抽根烟，然后教你怎么做饭。”

迪亚基特的神情看起来像是刚刚醒来。他患有精神分裂症。靠药物治疗，他的生活还算顺利。“但那些幻听怎么也消失不了。”

在厨房里，伦茨·迪亚基特放好一块砧板和一把刀。他们并排切着洋葱和西红柿。哈基米（Hakimi）坐在桌边，讲了一个关于阴茎雕像的故事。他们经常谈论性。

“缺乏性快感，”哈基米说。“我缺乏亲密感，”伦茨说。许多床铺上方挂着从报纸上撕下来的裸女照片，有时还有来自《Bravo》杂志的女歌手海报。

“得远离院子里的那些女孩，”哈基米说道，他指的是卡尔-雅斯贝尔斯诊所（Karl-Jaspers-Klinik）的女患者。“她们进精神病院是有原因的，”伦茨说。

五月，患者们在 7.30 参加治疗性早餐。低脂牛奶饮料盒，还有水煮蛋和小份蜂蜜。一个杯子上写着：“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儿子，但我母亲爱我”。

家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重大话题。即便有些人根本没有家庭。有些人从小就住在集体宿舍，另一些人则独自逃离战争。他们的父亲有的是小毛贼，有的是教授。有些人曾经很有钱，另一些人则必须去食物银行（Tafel）。但有一点是大家共同的：家里的情况从未真正好过。压力过载、被忽视、暴力。

患者芬克（Fink）： “你在这里是为了你自己”

“人们学习如何摆餐具，”芬克在早餐时说，“如果有一天能回家，能做到这一点或许能给人留下好印象。”他没有说外面已经没有人了。他 17 岁时母亲去世了。“浴缸里的触电事故。”他说自己当时还尝试过给她做心肺复苏。

伦茨不得不从 5 号病房搬回 6 号病房。先是那 50 欧元，现在他又偷了一根天线电缆，为了在晚上看电视。“我不想道歉，因为那样不真实，”他说，“结果他们把这解读成我根本不在乎。”尽管如此，他仍然被允许参加早餐。

在这个周三的病房例会开始前，治疗师们聚集在一起。发生了一起“大规模复发事件”。至少有 10 名患者使用了毒品。一周前，他们处理了马祖尔（Mazur），在近两年后将他送回了青少年拘留所。是他把毒品带进来的，至少其中一部分是。现在任何患者都不允许单独外出。他们进行尿检和血检。也许还会再次派出警犬搜查房间。

“亚当先生认为他欺骗了所有人，但这行不通，”一名工作人员说。“法官愿意直接处理掉他。”

“我们还想跟他打多少个回合？”

“再来几个，”维尔德先生（Herr Wild）说，“我们的任务是让这个摇摆不定、不理智且缺乏一致性的年轻人有所进步。”

在病房例会中，他们在中间形成了第二个圆圈，为患者准备了 11 个座位。亚当必须坐下，还有伦茨、格伦（Gren）、施密特（Schmidt）以及那两兄弟。留下一个空位。以防还有其他人想加入讨论。

“亚当先生，我们在考虑把你给‘处理’掉。你到底想不想过合法的生活？”维尔德先生说道。他直接站在亚当和伦茨身后。“如果你，格伦先生，想让你的生活彻底完蛋，那就去做吧。但请停止愚弄我们。”格伦忧心忡忡地看着他的脸。“所有人都在犯罪。伤害他人。造成损失。现在是时候停止在这里浪费金钱和爱了。”

当他被要求发言时，舒尔特将那张写满字的纸扔在地上。他的哥哥坐在他身边。“我的家人，我的哥哥，所有人都在问我怎么了。我不知道怎么了。我没法说：我爱你。或者谢谢。我想说话，但就是说不出来。”他颤抖着。

“他在寻找词汇，”他的哥哥说道，并将一只手臂搭在他的背上，“刚才的警告太狠了。”

“我曾经离‘被处理’只有一步之遥，”亚当说，“这吓不到我。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监狱，我的生活反正已经毁了。”

在外面，一个无法通过治疗解决的问题在等待着亚当。因为想要抹除痕迹，他纵火烧毁了一个犯罪现场。由此造成的财产损失变成了超过 500.000 欧元的债务。

维尔德先生最后一次尝试：“现在没有人想把你‘处理’掉，亚当先生。你们每个人，明天都可以开始新生活。否则你们还有什么替代方案？我们不会抛弃任何人。”

在他面前坐着，年轻男子，他们几乎刚成年，而他们最大的战斗是与自己的抗争。

到了七月，所有患者依然在院。没有出现新的复发。亚当没有被“处理”，而是顺利拿到了实科中学毕业证（Realschulabschluss）。今年所有人都一样。伦茨在假期结束后可以开始准备高中毕业考试（Abitur）。六个月后，格伦收到了判决：第 64. 条。芬克在试住公寓和病房之间交替睡眠。他的职业培训即将开始。福斯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如果他能保持稳定，就应该重新回到试住公寓。在他进入司法精神病医院八年后。

至于那个三月份到达的、像猛兽一样不安的新人呢？他早就在 5. 号病房了。他正带着友好的微笑与其他人一起坐在沙发上。“他有一个如此善良的灵魂，”患者们说道。难以想象这样的人竟然会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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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文化：我在日食期间如何重新发现社会主义

作者：亚历山大·奥桑（Alexander Osang）

前几天，我和妻子以及几个邻居站在我们的绿化屋顶上，观察柏林上空的日食。我们向西看。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的日食眼镜已经售罄。一位邻居带来了一副她从1999年起就拥有的眼镜，那时柏林也曾出现过一次日食。那副眼镜现在只有一个眼睛能用，但也就足够了。我们喝着啤酒和起泡酒，闲聊各种话题，其中就包括即将到来的柏林选举。我的邻居米夏（Micha）对左翼党（Die Linke）的领选候选人赞赏有加。

我得知，在柏林，左翼就是新的绿党。

下午，我的母亲在电话里向我列举了她再也无法投票给谁。结果一个也没剩下。我本可以告诉她：左翼是新的绿党，妈妈。但我担心这对她没有帮助。她已经尝试过了。

在地平线上，可以看到在亚历山大广场上拔地而起的两栋高楼。两块巨大的方块，挤压着电视塔优雅的轮廓。在九十年代，曾有过在亚历山大广场建设高楼群的计划，我当时很喜欢这个想法。一个小曼哈顿。但随后建成的一切，就是这些从未明确其用途的方块。最丑的一块是城市宫殿方块，他们用剽窃来的艺术品将其填满。

现在又增加了两个新方块。我用一只眼睛看向太阳，想到了第五大道与43.街的拐角处，一周前我还站在那里仰望纽约的天空。

亚历山大·奥桑 / 《镜报》（DER SPIEGEL）

8月12日的柏林天空：一座充满建筑方块的城市。后来，我进入了市中心一个更小、更暗的办公室，现在《镜报》在曼哈顿已经没有办公室了。每当我身在纽约，总会经过我当年开始工作的地方。

我观察了旧楼的拆除以及不同阶段的施工。本月初，那里矗立起一座塔楼。这座建筑高270米，是岛上最高的建筑之一，其中许多是所谓的“针塔”，由少数极富有且几乎不在家的人居住。他们建造这些房子是为了投资。

1999年日食后不久，我在曼哈顿这个地方开始为《镜报》工作。当时那里有一栋旧楼，高13层。有人在顶层搭建了一个类似棚屋的东西。那就是《镜报》的办公室。他们在版权页上称其为顶层公寓（Penthouse）。我们的名片上也这么写：第五大道516号，顶层公寓。然而，当我到达时，顶层公寓已经没有位置了。我在低两层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里搬进了一个极小的房间，有一扇对着城市的窗户。我在一个壁橱里工作。我曾是《镜报》里的哈利·波特。

在接下来的八年里，我一路努力工作直到进入顶层公寓。然后我回到了柏林。《镜报》不久后搬到了布莱恩特公园（Bryant Park）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办公室，位于34.层的一套套房。几年后——

新的顶层公寓不再是一个棚屋，它有极高的天花板，可以360度俯瞰全岛，还有一个独立浴缸，从浴缸里可以直接看到帝国大厦。这是我从《纽约邮报》上看到的。《邮报》获悉，这套公寓价值11,5百万美元，是全市位置最高的顶层公寓。但它没有获悉买家的姓名。经纪人仅透露，“他热爱历史，而这正是这座建筑深刻呼吸的特质”。

后来，我站在新泽西州的一个犹太公墓里，面对着一个一生都住在曼哈顿的男人的坟墓。他的表亲站在我身边。

“为什么没有在曼哈顿安葬他？”我问道。

“那里的土地太贵，买不起坟地，”表亲说道。

几天后，我站在柏林的一处绿化屋顶上，心想那里也贵到让新闻业无法生存。这个屋顶的使用权属于其下方的公寓。也就是我的公寓。站在自己的房产上，我突然陷入了一场反资本主义的狂躁。

柏林上空的太阳被月影遮挡了 85%，鸟儿停止了歌唱。取而代之的是，在夏天去世的邦妮·泰勒（Bonnie Tyler）在我的脑海中唱起《心之全食》（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Every now and then / I get a little bit restless / And I dream of something wild

我现在很清楚自己会投票给谁。这或许违背我的个人利益，但必须停止这种现象：住在 1100 万美元公寓里的人，像神一样从浴缸里俯视我们。我曾经也经历过这一切。吃掉富人（Eat the Rich）。左翼是新的绿色。我想，只要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人终究会回到曾经持有的立场。

随后，天空再次亮了起来。

经济

二流足球

投资者：在经济层面，德甲联赛在国际上无法与之竞争，尤其是英国英超联赛已遥遥领先。一项十亿欧元的贷款可能会带来转机。

拜仁慕尼黑前锋哈里·凯恩在5月慕尼黑的冠军庆祝活动上

泛光灯、免费电视转播、体育场内约 75.000 名观众。当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在周五晚上对阵 VfB 斯图加特，开启新的德甲赛季时，安联球场再次售罄。

拜仁作为现任德国冠军和德国杯冠军，在德国国内是一台赚钱机器。20 多年来，位于弗勒特马宁（Fröttmaning）的球场通常每个座位都被填满，即使在客场，球迷们也抢购门票。

但在国外情况则不同。8月初在韩国济州火山岛进行的一场热身赛有 22.500 名观众观看，看台上出现了巨大的空隙。三天后，在足球狂热的香港，一场拜仁比赛的主办方约 12.000 张门票未能售出。而俱乐部在旅行前曾宣布，亚洲约有 5 亿人“对拜仁慕尼黑持有好感”。自 2025 年起，该俱乐部在韩国首都首尔设立了自己的代表处。

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很大。即使是德国足球最大的品牌拜仁，在国际上也不自动成为票房保证。这对德甲联赛的状态具有代表性。它深受德国球迷的热爱，但在国际比较中，它在经济上仅是“B类商品”，远不及英超联赛或皇家马德里、巴黎圣日耳曼等个别顶级俱乐部的光辉。

德甲联赛的组织方式像一家想要赚钱的企业——主要通过门票、赞助和转播协议。多年来，它在海外媒体版权的营销方面一直举步维艰。现在甚至面临收入下降的威胁：据报道，由 36 家甲级和乙级联赛俱乐部组成的德甲集团今年夏天在美国出售的转播权每赛季约为 20 百万欧元，与之前的电视协议相比下降了约 40%。德甲方面未对该数字发表评论，但强调现在在美国拥有更高的可见度。

在足球官员和专家之间打听，会呈现出一幅令人清醒的画面：德甲联赛比国际竞争对手拥有更少的球星、更少的悬念和更低的档次。一名甲级联赛俱乐部的监事会成员粗鲁地将其表述为：“我们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的产品看起来和英超一模一样，但更烂。”

根据咨询公司德勤（Deloitte）的计算，在 2024 / 25 赛季，英超联赛俱乐部的营业额接近 81 亿欧元，比德甲联赛的约 43 亿欧元高出约 90%。

这一差距的近一半仅归功于英国人更好的海外营销。目前，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德勤预测，在新赛季中，西班牙西甲联赛的营业额也可能超过德甲联赛。

为了不掉队，最需要的是：大量新鲜资金。用于国际营销的投资、建立自己的数字化销售渠道，以及作为那些希望在海外提高知名度的俱乐部的潜在资金注入。

然而，联赛和俱乐部的选择空间有限。一方面，与英格兰等地不同，所谓的“50+1原则”实际上阻碍了资金雄厚的投资者进入俱乐部。尽管许多德甲俱乐部的职业部门已分拆为资本公司，但母会必须始终持有超过一半的投票权。对于希望自行决定资本如何使用的出资者来说，这是一个缺乏吸引力的结构。像勒沃库森和沃尔夫斯堡（其主要所有者分别为拜耳和大众汽车）那样获得“50+1”原则豁免的情况，未来可能不再会出现。

另一方面，德甲联盟必须顾及球迷的情绪，这限制了其操作空间。2023年，当出现计划将约1,0亿欧元的媒体版权份额出售给一家私募股权公司时，球迷看台爆发了抗议浪潮。在许多人看来，足球这一文化遗产与所谓的“金融大鳄”是不相容的，资本的力量不能过于

在另一个量级

每赛季营收

德甲 英超（英格兰）

5·来源：德勤

成为。联赛管理层叫停了该项目。

此后，德甲首席执行官斯特芬·默克尔（Steffen Merkel）和马克·伦茨（Marc Lenz）一直在寻找替代收入来源，以刺激海外市场营销。他们想出了建立一个自有流媒体平台的点子。

今年4月，他们宣布体育用品制造商阿迪达斯（Adidas）将作为“未来合作伙伴”加入。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该公司将提供最高1 亿欧元的贷款，其中仅需偿还60%。这是一个开始，但在涉及数十亿欧元的职业足球产业中，这样的金额几乎无法产生实质性影响。

德甲如何才能在与其他欧洲顶级联赛的竞争中，避免进一步滑向“二流”地位？

一个可能的答案或许现在就躺在德甲管理层的收件箱里。这是一份来自美国金融投资公司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的报价，据《镜报》获得的信息，该公司在今年春季将其提交至位于法兰克福的德甲总部。据知情人士透露，该报价是“非约束性”（non-binding）的，即不具法律约束力。《图片报》是首家报道此消息的媒体。

一名内部人士描述道，阿波罗向德甲提供一笔金额“约10亿欧元”的贷款，期限为20年，利率“在5%左右”。联赛方面不愿公开评论细节。熟悉该报价细节的人士表示，目前还远未到敲定方案的时候。目前正在进行一项“技术审查”，旨在评估如此规模的交易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两周内，甚至在两个月内处理完毕，”一位已经审阅过阿波罗文件的相关人员说道。

审查内容包括：如果德甲想将阿波罗的资金贷给各俱乐部，是否需要获得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许可；或者在联赛或俱乐部破产的情况下，谁将对美国投资者承担责任。在投资者的看来，这些可能是非常“德国式”的问题。

据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自称，其管理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这家总部位于纽约市的金融巨头在养老金和人寿保险业务方面规模庞大，同时也扮演着贷款人的角色。该集团最近宣布，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向德国投资高达1000亿美元。今年9月，有消息称美国人将与总部位于埃森的能源巨头 RWE 成立一家合资企业，阿波罗为此提供 32 亿欧元。

自去年以来，阿波罗还加强了在体育行业的业务，专门为此成立了一家名为 Apollo Sports Capital 的新投资公司。启动此次收购之旅的初步预算为：50亿美元。

去年12月，阿波罗入股了英国足球第二级别联赛的雷克瑟姆足球俱乐部（AFC Wrexham），该俱乐部由美国好莱坞明星瑞安·雷诺兹（Ryan Reynolds）和罗伯·麦克（Rob Mac）所有。今年3月，ASC 收购了西班牙顶尖俱乐部马德里竞技（Atlético Madrid）的多数股权。几周前，阿波罗出资 26 亿美元入股 Yankee Global Enterprises，即传奇棒球队纽约洋基队的控股公司。

这样一个企业从潜在的德甲交易中希望获得什么？

“阿波罗（Apollo）对足球本身没有兴趣，这纯粹是一项商业决定，”基兰·马奎尔（Kieran Maguire）说道。这位资深审计师现任利物浦大学“足球金融”教授，被认为是足球行业最负盛名的经济专家之一。

阿波罗代表了足球领域的一个新趋势：投资基金正涌入体育界。与某些不打算通过俱乐部赚钱、而是将其视为昂贵玩具的寡头不同，这些基金的目标是丰厚的投资回报。

马奎尔表示，他们的资本既没有让其他运动项目变得更有吸引力，也没有改善球迷的体验。相反，投资者的进入往往导致票价上涨。最终获益的主要是球员。“在体育界，投入的资金与收入挂钩。如果收入增长10%，薪水就会增长10%。”

德国足球的官员们似乎正押注于这种效应：根据他们的计算，更高的薪水能吸引更多球星加盟德甲联赛。“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决定，是否愿意继续做一个‘销售联赛’，定期看着最好的球员被转会到英格兰，”一家顶级俱乐部的高管说道。他希望能够获得来自美国的资金注入。

在2023年失败的投资者交易中，德甲联赛“在太早的时候就妥协了”，而没有顶住球迷的抗议压力。“我希望这次我们能有更强的韧性。否则，在国际对比中，我们很快就只能踢‘三级联赛’水平的足球了。”

尤其是英格兰人的领先优势极其明显。目前迹象表明，英超联赛的俱乐部将在今年夏天打破2025年的转会纪录。当时，他们花费了约 36 亿欧元签下球员，其中包括德国国家队球员弗洛里安·维尔茨（Florian Wirtz），据称他以 1.25 亿欧元的价格从勒沃库森转会至利物浦。今年的英国支出可能会高于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顶级联赛俱乐部的总和。

在 20 家英超俱乐部中，只有 3 家不由外国投资者控股，超过一半拥有美国股东。最近，一个由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领导的财团以据称超过20亿欧元的价格，购入了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约 40% 的股份。

英格兰人的另一个竞争优势在于：英超联赛在国际营销方面远超德国。目前，英国人每赛季在本土市场以外的电视转播权收入约为 22 亿欧元，大约是德甲上赛季收入的十倍。

像拜仁慕尼黑这样的俱乐部正试图采取应对措施。多年来，该俱乐部在夏季前往亚洲和北美巡演，旨在为德甲联赛宣传，提高自身品牌的知名度，正如过去几周在韩国和香港所做的那样。

联赛会对这类公关之旅提供补贴。尽管如此，目前的收益可能依然非常有限。“我们只能希望我们在海外的投资有一天能获得回报，”近年来最成功的德甲俱乐部之一的一名高级雇员说道。到目前为止，还远未达到这个目标。因为：“我们在国际化领域的资源简直是个笑话。”例如，西班牙联赛设有11个海外办事处，而德甲仅在纽约、北京和新加坡设有 3 个。

一些德甲官员现在认为，需要采取颠覆性的步骤才能在海外增长。一名顶级联赛的决策者表示，他希望引入季后赛（Play-offs），即在赛季结束时由联赛前八名球队争夺冠军。这将是一个拥有“顶级品牌”的“顶级产品”，“那样的话，我不需要一周时间，就能将转播权高价卖给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或南非”。

足球专家马奎尔对这类建议持冷静态度。他表示，无论做出怎样的改变，即便投入更多精力，德甲联赛也不会增长。他的结论是：“该产品的全球需求已经见顶。”

通常情况下，球迷不会更换自己支持的俱乐部，即使另一个赛事看起来更具吸引力。“这就像一段有毒的关系：无论你被失望多少次，你总会一次次地回去。”

如果一家电视台放弃英超联赛的版权而转而押注德甲，那么它将面临失去客户的风险。“在关键时刻，球迷追随的不是频道，而是他们的俱乐部。” 蒂洛·诺伊曼，蒂莫·肖伯

5·来源：LSEG Datastream；截至：24.8.2026

惊愕时刻

金融市场：国债收益率上升使美国政府陷入困境。德国也正承受压力。

当国家需要举债时，会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Bonds）。国家向投资者承诺支付利息。收益率上升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使国家的举债成本增加。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现在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在一次期限为 30 年的美国国债拍卖中，收益率最近达到了 5% 以上，这是 25 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意味着：市场要求为长期向美国出借资金的风险提供更高的补偿。投资者由此给总统的经济政策——即“特朗普经济学”（Trumponomics）——开出了一张毁灭性的成绩单。

美国国债构成了全球金融系统的基石。大型投资者将这些证券作为资金存放地，以及评估其他资产（从公司债券到股票）的参考基准。因此，美国债券收益率的上升会对全球产生影响。

十年期德国联邦债券的收益率最近攀升至约 3.3%，为 15 年来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对于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社民党 SPD）来说，举债成本也在增加。

但对于投资者而言，该领域的利率上升并不自动意味着好消息，这是由债券市场的规律决定的。

对于已经在流通的证券，由于出现了利率更高的新证券，其价格会下跌。

例如，通过交易所交易的指数基金投资债券的人，现在可能会遭受损失。相反，现在入场并将新债券持有至到期的人，可以期待更高的收益。但他们也承担着更高的风险，而这种风险体现在上升的利率中。

分析师将收益率上升解释为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伊朗战争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这反映在更高的通胀预期中。投资者随后更倾向于预期央行会提高利率。

与此同时，债券的供应量目前正在增加。像 Alphabet 或微软这样的科技巨头，部分通过资本市场为建设其巨大的数据中心筹集资金。根据大摩（Morgan Stanley）的计算，全球科技巨头今年可能在债券市场筹集约 5700 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AI）投资。

美国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加剧了这些因素。面对伊朗战争、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以及更高的医疗成本，政府支出大幅增加：8 月中旬，美国的总债务首次突破 40 万亿美元大关。

高额债务并非新鲜事，而是它在投资者意识中变得更加突出。法兰克福莱布尼茨金融市场研究中心（Safe）主任、经济学家弗洛里安·海德（Florian Heider）将其称为一个“惊愕时刻”（Hoppla-Moment）。

支持市场利率上升的论据早已存在，而现在这些论据占据了上风。这还不是一场新的债务危机，但是：“市场对在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进行长期贷款的风险定价明显更高了。”

由于债券市场通过提高融资成本来惩罚不稳健的国家财政，因此已经出现了所谓的—。

昂贵的债务制造

债券义警（Bond-Vigilanten）如此称呼对不同期限的德国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反应：他们是指那些在认为政府的经济或预算政策过于冒险时，便抛售国债的投资者。

为了安抚市场，美国政府计划回购更多长期债券。然而，在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于 8 月 19 日宣布该计划后仅几个小时，收益率便继续攀升。

野村证券（Nomura）的市场策略师查理·麦克埃利戈特（Charlie McElligott）评价道，这就像是“在枪伤上贴了一块创可贴”。

资产管理公司 Bantleon 的资本市场策略师哈拉尔德·普赖斯勒（Harald Preißler）谈到了美国政府内部“正在蔓延的恐慌”。他认为，贝森特的购买公告反而增强了投资者的恐惧：“谁干预，谁就证明了有必要采取行动。”

这位专家认为，美国政府只有很少的出路。它可以发行更多收益率较低的短期债券，从而增加短期债务的比例。而更可持续的方式则是增加政府收入并降低支出。

问题在于：紧缩措施和提高税收很难向特朗普的选民交代。“最糟糕的情况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Kevin Warsh）可能会介入，在大规模市场上买入债券，”普赖斯勒推测。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仍因上次金融危机期间的债券购买而处于膨胀状态。

因此，特朗普及其团队除了勉强维持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即使是债务率仅为国内生产总值 63.5% 仍被视为模范生（美国的这一比例几乎高出两倍）的德国，也因此承受压力。

今年，联邦政府将预算的近 6% 用于支付利息——根据联邦财务计划，到 2030 年，这一比例可能会超过 12%。联邦政府必须用于支付利息的资金，将导致其他项目缺乏资金。

各大评级机构目前仍给予德国顶级的信用评级。然而，如果经济长期增长疲软，则可能面临评级下调的风险——这将导致融资成本进一步上升。

因此，金融研究员海德（Heider）警告不要对美国幸灾乐祸：“如果德国数以十亿计的特别基金不能带来预期的增长，债务问题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比对美国来说更严重。”

迈克尔·布雷彻（Michael Brächer）

Tanja Kernweiss / manager magazin

对抗马斯克的女性

航天：前空中客车（Airbus）高管埃莱娜·胡比（Hélène Huby）希望通过她的公司 The Exploration Company 打造一个欧洲版的 SpaceX 替代方案。

位于巴黎柯莱·奥赛（Quai d'Orsay）的法国外交部曾是欧洲重启的见证地。1950年，在塞纳河畔这座宫殿般的建筑中，舒曼计划（Schuman-Erklärung）在此宣布，为如今的欧盟铺平了道路。而六月的一个夜晚，这里讨论的是通往太空的道路。麦克风前站着一位身材纤细、从上到下穿着一身黑衣（包括运动鞋）的女性。在历史的奢华氛围中，在金色烛台和华丽画作的环绕下，埃莱娜·胡比谈到了欧洲如何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以及她的公司目前正在建造的太空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此时正值 Vivatech 技术展的前夕。很快人们就会发现，舞台上的这位女性志向远大。五年前，她在慕尼黑附近创立了航天公司 The Exploration Company (TEC)。这位 48 岁的女性介绍说，目前该公司账上的订单已累计超过 20 亿欧元。目前，TEC 正在研发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发动机，这是迄今为止在欧洲研发的最大规模的发动机。胡比在运用最高级词汇时毫不犹豫。

她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具有欧洲根基的全球冠军”。这无异于要成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旗下 SpaceX 集团的竞争对手——后者刚刚完成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市值一度超过 2.5 万亿美元，并主导着太空业务。一位宣布要挑战 SpaceX 和马斯克的初创公司创始人，听起来多少有些狂妄。胡比真的如此吗？

她与那位美国科技亿万富翁躁动不安的表演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很难想象这位法国女性会在舞台上跳来跳去，或者呼吁人们选择某个极右翼政党。胡比说话平静，英语流利，且基于事实。作为埃隆·马斯克的欧洲对立面，她触动了人们的神经。胡比为这个沮丧的大陆提供了一条出路。欧洲感到受到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的威胁，并被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抛弃。欧盟正在加强军备，希望摆脱对美国的技术依赖，而这种依赖在航天领域被认为尤为严重且危险。创始人胡比预见到了巨大的商业机会。政治家和投资者对太空公司的兴趣极高。联邦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已拨出 350 亿欧元用于太空军备升级，欧洲空间局（Esa）在过去几年中拥有的资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胡比称之为“一次绝佳的机会”。所有关注欧洲航天事业的人所向往的目标，就矗立在慕尼黑郊外奥伯普法芬霍芬（Oberpfaffenhofen）的一个厂房里：一个圆锥形的太空舱“Nyx”，高约 4.50 米，直径 4 米。胡比戴着防护帽，穿着白大褂和鞋套站在旁边，讲解着隔热罩、超过 1000 项安全要求，以及将一个测试模型（因为目前这就是个测试模型）转化为一个可运行的飞行器是多么具有挑战性。

到目前为止，胡比的公司主要是一项宏大的承诺。如果承诺能够兑现，欧洲将能缩短与航天大国的差距。凭借胡比的太空舱，欧洲空间局在中断十多年后，将能再次独立地向国际空间站（ISS）运送货物。随后，还可以飞往私人运营的空间站，例如美国公司 Vast 或由欧洲空中客车集团参与的 Starlab 财团所规划的那样。另一个潜在目标是：月球。

在未来几年，欧洲空间局（Esa）甚至有可能使用欧洲自己的飞船来运送欧洲宇航员——这种情况此前从未发生过。Huby 认为这是可能的。到目前为止，这类想法从未超出半心半意的尝试阶段。太复杂？不一定。太贵？绝对是！这就是欧洲此前的情况。相反，欧洲空间局的宇航员乘坐的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太空舱。为此，欧洲支付了费用，主要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如果没有由欧洲空间局出资并在不来梅的空中客车公司（Airbus）制造的欧洲服务模块（提供动力、能源、呼吸空气和水），任何美国飞船都无法启动阿尔忒弥斯（Artemis）登月任务。

Huby 曾在空中客车公司负责这个服务模块。直到 2021 年，她决定启动自己的太空项目。在此之前，她走过了一条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职业生涯。她在精英高校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学习应用数学、国民经济学和公共管理——期间曾与后来的总统马克龙共同学习——曾在法国教育部工作，随后从 2013 年起，在图卢兹和不来梅的空中客车公司以及欧洲火箭制造商 l'Ariane Group 之间轮流担任管理职务。 说，她为自己是“空中客车和 Ariane 的孩子”而感到自豪。但为了产生她所谓的“变革性影响”，她认为“从零开始会更简单”。

然而，在一个需要多年投入数十亿欧元投资才能回收一欧元资金的行业中，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是简单的。这个行业受制于政治的不确定性，并由像马斯克或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及其火箭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这样由睾酮驱动的管理型人物所主导。

在外交部（Quai d'Orsay）， 将她之所以愿意承担风险的原因也归结于她的家庭。她与祖母关系密切，而她只见过祖母一次发怒——那就是当她这个孙女说，在“类似的情况下，自己可能会缺乏勇气”的时候。 的祖母是法国抵抗运动战士 Anise Postel-Vinay，她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中幸存下来。她的祖母回答说，她当年奋斗并挺过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这个。如今， 从中为她这一代人推导出了一个使命。这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叙事。在将于 10 月底由 SWR 播出的纪录片《她的太空竞赛》（Her Race to Space）中，她说航天是“人类的未来”。 表示，这个未来要么通过战争来构建，要么通过“协作、人性以及我们作为人类所拥有的最好品质”来构建。目前，她的公司在 6 个欧洲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将其称为“引力中心”，位于慕尼黑。在参观车间时，她说：“我们需要更多欧洲国家之间的共同项目。”一艘载人飞船就可以是这样一个项目，她非常希望“欧洲人在 9 月的峰会上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听这位法国女性说话，人们会想起她的前同学马克龙在 2017 年的索邦演讲，在那次演讲中，马克龙号召建立一个主权、统一且民主的欧洲。 表示，欧洲可以选择投资于自己的太空运输能力，或者继续每年向美国支付 5 亿欧元的现金。9 月初，她将作为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特使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太空峰会。

从她在空中客车公司的经历来看，她知道由于以物易物的存在，5 亿欧元的账单并不完全准确。但这显然是为了给投资者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对于她的下一个大计划， 需要数亿欧元：TEC 正在研发一款名为“Yrene”的自主可重复使用火箭，其运载能力预计将是欧洲“Ariane 6”火箭的两倍左右。

其中第一部分是一个名为“Storm”的发动机。在6月于柏林举行的国际航空航天展（ILA）上，TEC首次展示了一个由3D打印机制作的、高约三米且呈黑色光泽的塑料模型。当天，位于B展厅边缘的小展位被挤得水泄不通。两名德国宇航员马蒂亚斯·毛雷尔（Matthias Maurer）和亚历山大·格斯特（Alexander Gerst）身着蓝色宇航服到场，航天部长多萝西·贝尔（Dorothee Bär）则穿着一套黑白花纹的裤装。Huby像大多数参加官方活动时一样，全身穿着黑色。

贝尔称这款发动机为“欧洲航天的新篇章”，而称Huby为“一位卓越的企业家”。Huby回答了什么，没有人能听清，因为波兰邻居展位的扬声器音量开得太大了。这个历史性时刻淹没在噪音之中。然而，政界的赞美来得相当早。这款发动机最早要到2028年才能完工，而火箭的建造在此之后还需要数年时间，并耗资数十亿。为了开发货运舱，TEC迄今已筹集了约3.5 亿加元（3 亿欧元）的风险投资，此外还获得了欧洲空间局（Esa）提供的25百万欧元。欧洲空间局很快将决定发放另外4 亿欧元的空间运输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会交给TEC。Huby计算道，一艘载人飞船在十年内的成本可能高达40亿欧元，其中四分之三可能需要由国家承担。

这些数字令人眩晕。对于火箭发动机，该公司计划再次寻求私人出资，Huby正在筹备一轮融资。该轮融资可能会在9月完成，并带来一个中到高三位数的百万欧元金额。这是一场对未来的赌注。而这场赌注的结果与Huby有关。

欧洲风险投资公司Plural的合伙人、TEC董事会成员卡列德·赫利欧伊（Khaled Helioui）是早期的出资人。他表示，自己与许多并非来自该行业的太空创业者交谈过，在建立供应链和政治联系方面，这些人被证明是不合格的。而那些来自成熟工业领域的创始人，通常又“没有像海伦（Hélène）那样的雄心和速度”。她在这个领域就像是“某种外星人”，工作极其刻苦，要求严格，设定的目标和截止日期近乎极限。赫利欧伊说：“这就是SpaceX的方式，也是必须走的方式。”其他投资者则没那么乐观。一位同样投资于太空初创公司但要求匿名的风险投资人表示，TEC面临着分散精力的风险，在货运舱的成功尚未得到保证之前，就启动像火箭发动机这样极其复杂且昂贵的项目，简直是鲁莽之举。面对此类批评，Huby会变得不耐烦。她认为，货运舱技术可行性的证明已完成90%，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因此TEC现在可以着手处理运载火箭的问题。“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她说。

TEC位于波尔多附近的“Nyx”空间舱模型：计划于2028年启动

Ugo Amez / SIPA / picture alliance

Mike Auerbach / BMFTR 贝尔部长（2. v. I.）与企业家Huby在柏林国际航空航天展（ILA）现场：政界的赞美来得相当早

但如果“Yrene”以及该公司的所有其他项目最终仅仅停留在承诺阶段呢？这三项计划中的每一项——货运舱、宇宙飞船、重型火箭——其规模之大，足以让任何一家公司在尝试实现时因力不从心而失败。在 Huby 的 Exploration Company，人们非常清楚失败意味着什么。该公司一年前在奥伯普法芬霍芬（Oberpfaffenhofen）设立的新总部，就位于已破产的飞行出租车制造商 Lilium 的办公楼内。Lilium 在近十年间共投入了 15 亿欧元用于研发垂直起降飞行器，并于 2025 年最终破产。在开放式办公室里，依然摆放着来自破产资产的电脑。Huby 通过 TEC 接手了这些设备。而在航天领域，行业巨头波音（Boeing）则是一个警示案例，揭示了失败是多么容易。该公司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星际线”（Starliner）太空舱上投入了超过 60 亿美元和十多年的研发时间，但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成功。在一次原定为 8 天、由美国宇航员苏尼·威廉姆斯（Suni Williams）和布奇·威尔莫尔（Butch Wilmore）前往国际空间站（ISS）的测试飞行中，出现了如此多的问题，以至于两人在三个季度后不得不乘坐竞争对手 SpaceX 的太空舱才从太空返回。

“我们对比的是 SpaceX，而不是波音，”Huby 几乎带着一种倔强地反驳道。只不过，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公司拥有巨大的领先优势：其首个货运舱于 2010, 年发射，首个可重复使用火箭级于 2017, 年实现，首次载人飞行则在 2020. 年完成。目前，该公司已向太空发射了约 700 枚火箭。相比之下，The Exploration Company 至今拿出的实质性成果要少得多。一个名为“Bikini”的货运舱微缩版在 2024 年欧洲“阿里安 6”-火箭的处女航中未能按计划释放——至今仍在地球轨道上运行，“迷失在太空之中”。这次错误并非由 TEC 造成。一年后的第二次测试飞行“可能任务”（Mission Possible）中，一个较小版本的“Nyx”太空舱虽然成功完成了困难的重返大气层过程，但由于降落伞系统失效，最终沉入了海洋。Huby 将其描述为部分成功和部分失败。原本全尺寸的“Nyx”太空舱也应在 2026 年飞行，但现在发射计划被推迟到了 2028 年。

在 TEC 总部那个狭小且没有窗户的首席执行官办公室里，放着 Huby 的网球包；年轻时，她曾是法国国家队的成员。在网球比赛中，即便落后幅度再大，胜负也直到最后一球才会决定。在 Huby 的世界里，航天领域也是如此。“我们已经在太空或地球的模拟太空环境下测试了所有技术组件，”她在走过车间时说道。现在的信息是，理论上只需要将所有部件组装起来即可。还能出什么错呢？

马丁·塔伊马尔（Martin Tajmar）领导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航空航天工程研究所。他说：“如果我想象一个欧洲版的 SpaceX 替代方案，我其实只能想到 Exploration Company。”当然，他认为“还需要发生很多事情”，但埃隆·马斯克也是从一个疯狂的想法开始，然后“直接付诸行动”的。埃隆·马斯克——Huby 必须不断地与这位世界首富的理念进行比较。最近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有人问她这位充满争议的右翼人士是否是她的灵感来源。Huby 回答说，马斯克通过 SpaceX 所创造的一切是“outstanding”，即卓越的。但她并不想征服火星，而是想在太空中构建一个和平的未来。

维克多·迈尔（Victor Maier）和胡比（Huby）一样来自空中客车公司，目前负责 TEC 的德国业务。迈尔留着黑色短发，蓄着三天没刮的胡茬，戴着眼镜，在奥伯普法芬霍芬（Oberpfaffenhofen）走过一排排货架，货架上装满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白色货运传输袋。他解释了为“Nyx”生产的长度高达七公里的线束是如何制造的，并展示了在大厅中用于测试目的的热真空室。目前这里已有 200 名员工。在纪录片中有一个场景，胡比站在她的团队面前解释说，她不需要那些自大的人或只在乎金钱和职业生涯的人，而需要那些“想要创造某些东西”的人。谁不能理解这一点，最好离开。

“海伦（Hélène）作为一名领导者和一个人，对我们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迈尔说道。她给予员工尊重，以及信任。每周都会举行一次虚拟团队会议，胡比在会上透明地说明 TEC 在项目中的进展，包括财务状况。迈尔表示，只要没有人将机密信息泄露出去，这种模式就能一直运行。

到目前为止，这位创始人似乎成功建立了忠诚度。无论是坏消息还是好消息，相关数据都没有外泄。“总会有出差错的时候，”胡比说，“但我们每天都在为此奋斗，以确保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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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旧时光

消费 / 无论是红帽子（Rotkäppchen）起泡酒还是 Diddl 小鼠：怀旧具有商业价值。

产品能否在危机中带来慰藉？

在 7 月底的一个夏日，33 岁的加布里埃尔·莫什廷（Gabriele Morsztyn）终于可以再次开启她的“狩猎”之旅。清晨六点，她在科隆的大型批发市场搜寻她最喜爱的动物：Diddl 小鼠。在中断 12 年后，这款在千禧之交深受儿童和青少年喜爱的卡通形象产品——包括笔记本、毛绒玩具、笔和水瓶——将首次在德国重新上市。

人们对这只永远快乐的“光芒小鼠”向来评价两极分化。有人认为它是极佳的收藏品，无论价格高低都值得拥有；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一个色彩过于夸张的糖果色漫画人物。无论如何，咨询台的员工对这次回归感到惊讶。“，对吗？”当莫什廷询问新系列产品时，员工说道，“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货。”

莫什廷不是一个容易被打发走的女人。这位穿着花裙子、在眉毛、鼻子和嘴唇上打着穿孔的专业护理人员，多年来一直在收集她童年时期的这个偶像人物产品。员工请莫什廷耐心等待半小时，因为现在还太早。

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学童一样，莫什廷当年用零花钱购买 笔记本，并与他人交换内页。但她的热情直到 2015 年才真正开始，那时大多数人早已忘记了这只小鼠。她讲述道，当时一位朋友送了她一支 圆珠笔，这让她立刻想起了过去。“小时候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没有责任，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莫什廷说。每当她购买 产品时，她觉得自己像那时一样自由，能感受到“幸福感”。

6.45 点，等待结束了。在科隆这家她持有会员卡的批发市场收银台附近，一个展示架陈列着新的 产品。“噢，太美了，”莫什廷轻声赞叹。她在购物篮里放入了三支香氛荧光笔、一套橡皮擦、两个泡澡球、五个粉色袋子、两本贴纸册和 15 本笔记本。仅在第一家店，她就将花费 126,10 欧元。当她在查看 保温瓶时，咨询台的员工走过来说：“我想看看都有什么。那是我孩子们还在上学时的时代。”

莫什廷在这一天逛了七家店，总共花费约 257 欧元。她的 收藏品已经超过 10.000 件。

的回归代表了一种趋势。面对战争与危机，“过去一切都更美好”的情绪正在激增：年轻成年人从音乐流媒体服务转向使用带线耳机的 iPod 和黑胶唱机。二手店以惊人的价格出售 90 年代和 00 年代的服装。年轻人重新穿起 Nirvana 的 T 恤，或成群结队地去电影院观看迈克尔·杰克逊的电影。品牌方设计出看起来像有 100 年历史的产品。

在技术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可控的时代，显然许多人渴望回到一个浪漫化的过去。一个能触发温暖感觉、在不安的世界中提供安全感的过去。怀旧产品之所以能带来慰藉，是因为它们提供了熟悉感和认同感。品牌工业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仅靠怀旧还不能成为一个商业创意，”领导科隆 Rheingold Salon 市场研究机构的延斯·勒内克（Jens Lönneker）表示。这位心理学家为企业提供咨询，并通过个人访谈探索消费者的内心。他认为，要让产品回归取得成功，品牌必须能够将“标志性的旧物进行现代化改造，使其符合时代精神”。

早在 2016 年， 的创造者托马斯·戈莱茨（Thomas Goletz）就曾尝试让这只小鼠回归。但“ Forever”系列却遭遇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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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第 7 部分 »经济中的情感力量«

为什么资本主义需要嫉妒。贪婪如何驱动人们，又如何使人们产生分歧。顾客在结账时还会为什么感到羞愧。

《镜报》探讨情绪如何塑造经济生活——以及如何最好地应对这些情绪。

可能也是因为创作者忘记了最核心的一点：这关乎完美的记忆。他们对这只老鼠进行了重新设计，使其看起来不再像手绘，而是超现代的动画效果。对于那些渴望回归模拟世界的千禧一代来说，这太虚假了。为了不再重复这个错误，新的设计与早期的 Diddl 绘画风格明显更加相似。

收藏家 Morsztyn 此前只购买原版产品——而现在购买了“Diddl is back”系列。据她估计，她每月在 产品上的花费约为 300 到 400 欧元。

在家里，她的收藏品存放在卧室里，那里有数百本 便笺本和明信片，此外还有箱装的毛绒玩具、发刷、友谊册、圆珠笔、蜡烛、儿童纹身贴、自行车反光镜，以及一盒 2000, 年的 版 Capri-Sonne 果汁（含内容物）。她最昂贵的收藏品是 DIN-A4 格式的 1 号 便笺本，如今价值高达 500 欧元。不过 Morsztyn 表示，她的热情并非为了金钱，而是为了那份美好的感觉，以及对往昔的回忆。

纽约叶希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 Jannine Lasaleta 研究了这一现象并发现：处于怀旧状态的人，在那个时刻对金钱的重视程度较低。当人们回忆起美好的经历时，这会增强“他们的社会连接感和自尊心”。同时，这也会增加一种在长时间跨度内保持同一人格的印象。许多人愿意为此支付一定的代价。

怀旧能够创造身份认同感，甚至能让一个几乎没落的品牌重新夺回德国市场的领导地位，起泡酒制造商 Rotkäppchen（小红帽）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家来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弗赖堡（Freyburg）宁静小镇的企业开始了收购之旅，在 2002 年和 2003 年收购了西方品牌 Mumm 和 Geldermann——从而成为了德国最大的起泡酒生产商。然而，在两德统一之初，情况一度看起来十分暗淡。

Rotkäppchen 起泡酒自 1894 年起就以这个名字存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就曾青睐这种饮料。后来，民主德国（东德）国家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在招待会上也用它向客人祝酒。这种起泡酒在东德是不可或缺的。当时这家国营企业在 1600 万人口的规模下，每年生产 1500 万瓶起泡酒。

但在统一之后，东德人对此感到厌倦，许多人更倾向于选择西方产品。1990 年，该起泡酒酒窖的销量下降到不足 200 万瓶。这种曾经的价格高达 23 东德马克且通常只能在柜台下方偷偷买到的奢侈品，变成了托管局（Treuhand）手中无人问津的滞销货。对于 Rotkäppchen 来说，这几乎等同于死刑判决。

Nadine Schwickart / DER SPIEGEL 收藏家 Morsztyn 与毛绒玩具合影：“小时候的生活还很无忧无虑”

现年 75 岁的 Gunter Heise 在柏林墙倒塌前担任 Rotkäppchen 企业的技术主管。为了维持品牌的生存，他与同事在统一后前往西方，从车里向人们推销起泡酒。当时公司日渐衰败。“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他在该公司去年获得德国创业者奖（Deutschen Gründerpreis）时回忆道。

渐渐地，许多前东德公民意识到，在西德他们被视为“来自东方的人”，被认为是落后的。品牌心理学家勒内克（Lönneker）认为，这产生了一种对熟悉符号的渴望。这关乎一种认可，即“过去并非一切都那么糟糕”，以及希望“自己的身份能够延续”的愿望。

那是人们想起，护肤霜不仅有妮维雅（Nivea），还有由前东德国营企业生产的 Florena 的时期。在那个时期，他们回归到了 Zetti 脆片和 Bautz'ner 芥末酱。熟悉的品牌带来了慰藉。那么，为什么不能是 Rotkäppchen 起泡酒呢？

1993年，投资者们在为 Rotkäppchen 讨价还价。海泽（Heise）和四位同事凑钱，与一名企业家共同接管了该品牌。他们重新定位了 Rotkäppchen——并将其押注在怀旧之路上。广告片中包含了对格林兄弟童话《小红帽》（Rotkäppchen）的暗示。专家勒内克认为，这一营销策略对品牌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西德人也能理解格林童话。

在2000年代，新的广告开始出现，一名身着红裙的女子给她的爱人带来了一瓶 Rotkäppchen。直到今天，这在公司内部仍被视为一种天才之举：大胆、清新，且略带挑逗。如今，这个广告形象本身也引发了怀旧之情。

现在，轮到西尔维娅·维斯纳（Silvia Wiesner）来捍卫 38% 的市场份额了。当她在 2025 年接任首席执行官一职时，她参观了位于弗赖堡（Freyburg）的 Rotkäppchen 体验世界，再次看到了“历史中的这些诸多转折”。在那里的便条纸上，游客可以写下他们将 Rotkäppchen 起泡酒与什么联系在一起。有人在 7 月写道：“搬进第一套自己的公寓庆祝”。一张便条上写着：“永远 29 岁”，另一张则写着：“和我丈夫的婚礼起泡酒 :)”。

维斯纳还希望赢得对品牌历史毫无感觉的年轻一代。为此，Rotkäppchen 更加注重混合饮料、Seconade 和 Aperitivo。维斯纳表示，年轻目标群体在父母家中就接触过该品牌，这对品牌有所帮助。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Mediaanalyzer 的一项调查，18 至 39 岁的受访者对主打怀旧的产品反应最强烈。这种效应在 60 岁以上的人群中则不那么明显。

圣加仑大学营销学教授约汉娜·戈尔恩霍费尔（Johanna Gollnhofer）在专业杂志《销售经济》（Absatzwirtschaft）中解释道：“年轻人渴望一种他们从未亲身经历过的过去。”例如，他们通过像《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这样的剧集沉浸在 80 年代中。“在一个过度数字化的世界里，怀旧在这里变成了向模拟、可掌控、人性化事物的逃避。它是减轻压力和复杂性的一种方式。”

这在饮料领域似乎效果尤为显著。Veltins 在新冠疫情之年 2020 年推出了啤酒品牌“Pülleken”，采用了德文花体字、小丑图案以及听起来很过时的口号——“来，我们再喝一小瓶（Pülleken）吧。”Veltins 负责人沃尔克·库尔（Volker Kuhl）解释说，在多重危机时代，带有怀旧气息的品牌将提供“某种情感避风港”。“它们传递出这样一种感觉：‘有些东西始终是美好且可靠的’。”

根据公司数据，尽管整体啤酒市场在萎缩，但 Pülleken 在 2026 年上半年实现了 10.8% 的销量增长，有力地推动了整个集团的增长。尤其是年轻人对这种设计反应强烈。那么 Diddl 老鼠呢？书店连锁店 Thalia 的一名发言人报告称，该产品开售情况良好。是的，需求主要来自那些与 Diddl 一起长大的成年人。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现在许多父母也将 Diddl 介绍给他们的孩子”。

然而，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热潮变得转瞬即逝。这只小鼠形象能否在短暂的怀旧时刻之后继续生存？尚不确定。

Kristina Gnirke, Katharina Koerth, Maria Marquart 5

数据回顾

80.735

美元是比特币在周二的汇率，为 5 月以来的最高点。当时，这种加密货币随后暴跌至 58.820 美元。

来源：Morningstar

本周机器

驱蜂神器

针对夏末的黄蜂灾害，人们采取了一些残酷的手段：例如利用紫外线灯吸引昆虫，然后用高压电将其杀死。在某些场所，燃烧的咖啡粉散发出刺鼻气味，驱赶的人比驱赶的动物还多。而一种温和的替代方案则是黄蜂与苍蝇驱赶扇：这种电池驱动的风扇通过在餐桌上方产生持续的气流，将黄蜂与食物及饮料隔离开来。至少这是制造商的承诺。柔软的带状叶片作为“翅膀”，可防止手指受到严重伤害。其价格不超过在郊外餐厅点一份炸肉排的费用。这种体贴的技术符合法律规定。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杀死黄蜂是被禁止的，根据联邦州的规定，最高可处以 65,000 欧元的罚款。GT

制药工业

吞服而非注射

诺和诺德（Novo Nordisk）的司美格鲁肽片

从周二起，德国首次推出一种片剂形式的新型减肥药。那些获得处方且每月愿意支付高达 278 欧元的减肥人士，现在可以将丹麦制造商诺和诺德生产的 Wegovy 吞服而非注射。

随着该产品的上市，关于法定医疗保险是否应报销减肥药费用的讨论再次升温。联邦联合委员会（G-BA）——这个由医生、保险公司和医院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此前对排除报销的决定表示过质疑。新任 G-BA 主席索尼娅·奥普滕德伦克（Sonja Optendrenk） 8 月初在接受《镜报》采访时表示，关于肥胖症的讨论“过于落后”。在特定条件下报销减肥药是“值得考虑的”。

联邦卫生部目前表示，这类药物在预防心血管及其他严重疾病方面具有潜力。但必须考虑到保险基金的财务状况以及缴费者可能增加的负担。该部门此前关于“目前没有计划”进行更改的表态在本次声明中并未出现。基民盟（CDU）卫生专家西蒙娜·博查特（Simone Borchardt）表示，对于严重肥胖症，减肥药可以成为“综合治疗方案的一部分”。鉴于医疗保险基金资金紧张，虽然无法实现“普遍资助”，但她的党团支持“进行详细审查”，以确定在疾病负担特别沉重的个案中，这些药物是否具有“医疗必要性、适用性且经济可行”。

AOK 医疗保险公司警告称，支出可能高达 450 亿欧元。然而，自民党（FDP）卫生专家安德鲁·乌尔曼（Andrew Ullmann）认为，这些支出可能是划算的。报销必须以能否证明其有效性为导向。此外，这些药物潜在地有助于“减少因病导致的劳动损失”。例如，如果人们能够对抗肥胖，糖尿病或心肌梗死等疾病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Wegovy 的活性成分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早在 2020 年就以 Rybelsus 的名称在欧盟获批上市片剂。原则上，Rybelsus 也由保险公司报销，但仅限于糖尿病患者。该药在德国仅能通过一家意大利平行进口商获得，从未在德国正式上市。该公司将其解释为一项“公司战略决定”。此外，这两种药物在临床上是针对不同疾病开发的。MUM, APR

雅各布·基尔凯高（Jacob Kirkegaard），53, 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及布鲁塞尔智库 Bruegel 经济学家，谈美国投资者在德国的购买意愿

《镜报》：基尔凯高先生，金融数据提供商 Pitchbook 为《商报》（Handelsblatt）做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投资者收购德国中型企业的数量正在增加。目前的德国企业真的如此受欢迎吗？

基尔凯高：是的，不过美国投资者几十年来一直大力投资于德国中型企业。目前收购量处于高位，但这并非一个完全的新现象。

《镜报》：考虑到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紧张的关系，这令人惊讶。为什么美国投资者恰恰在现在选择在德国出手？

基尔凯高：一方面，美国股市正处于高涨期。因此，对于当地投资者来说，在大规模活跃于本土市场成本较高。他们目前更倾向于转向规模较小的欧洲企业。此外，通过收购，美国公司可以购入目前在本土市场缺失的生产能力和专业人才。

《镜报》：唐纳德·特朗普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柯克高：由于其总统的不可预测性，对于许多美国投资者来说，在美国投资已变得缺乏吸引力。当然，德国和欧盟其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特朗普及其决定的影响，尽管如此，针对这个市场通常能做出更好的预测。最后，德国企业的声誉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企业

收购

“德国工程艺术极具吸引力”

德国的工程艺术和“隐形冠军”企业依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外国投资者还从围绕德国经济的悲观情绪中获益：从买方角度来看，许多专业化的利基企业往往被低估。

《镜报》：为什么德国企业决定出售？

“中型企业往往希望获得新资金。”

柯克高（Kirkegaard）：一方面是目前许多中型企业管理层面临的世代交替。如果交接未能如愿，而美国投资者提出了一个不错的收购报价，许多所有者就会选择达成交易。此外，中型企业往往希望获得新资金，以便将其投入到例如研发等领域。

《镜报》：如果德国专利通过收购落入外国之手，难道不会面临技术流失的威胁吗？

柯克高：是的，这确实有可能，但这是必然的一部分。毕竟，专利正是美国投资者投资德国中型企业的原因之一。人们必须衡量什么更重要：是他们的专利，还是经济成功和就业岗位的保障。最终的决定通常是理性的——企业会选择后者。JHG

经济奇迹

继承得多，缴税得少

随着收入增加，税收随之增加，每个雇员都深知这一点。但继承的情况则不同：对于极高额的资产，适用极低的税率。因为这些资产通常以企业的形式传递，而企业在遗产税方面享有慷慨的豁免规定。在总额约120亿欧元的34起继承案例中，2025年的平均税率仅为2%左右。这是“税收公正网络”（Netzwerk Steuergerechtigkeit）基于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得出的结果。通过所谓的“豁免需求审查”，继承人的税债被削减了94%——减免金额达 37 亿欧元。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通过赠与方式进行的避税资产传递。对于联邦政府而言，这些数字具有冲击力。联盟党拒绝社民党（SPD）关于遗产税的改革计划。但通过一起将于10月在联邦宪法法院审理的诉讼，压力可能会增加。尤其是执政联盟已宣布削减补贴——而企业继承人的特权是最大的税收补贴。DAB

超额利润

克林拜尔面临阻力

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社民党）在要求建立欧盟石油公司超额利润税框架的呼吁上正面临阻力。德国与目前的支持者意大利、西班牙、波兰、葡萄牙和奥地利在一起，距离成员国理事会的多数票还很远。理事会必须就此类税收倡议达成一致决定，不过可以通过一项紧急条款，以多数票决议的方式推动超额利润税的实施。克林拜尔目前正在寻找更多盟友。欧洲议会中最大的党团——保守派的欧洲人民党（EVP）对此举持批评态度。“在我所在的党团中，反对超额利润税的声音相当大，”基社盟（CSU）议员、欧洲人民党经济政策发言人马库斯·费尔伯（Markus Ferber）表示。“首先，‘超额利润’很难被清晰且具有法律确定性地定义。”其次，费尔伯认为，这种税收会中断重要的价格信号，“第三，这种临时性的规则变更对投资环境来说是剧毒”。BEM

知识

学生在安装面板

位于法国南部莱梅（Les Mées）的光伏组件

太阳的胜利

能源 长期以来，太阳能一直被人们轻视，而现在它可能变得比煤炭、天然气和核能更为重要。德国研究人员正致力于多项关键技术的研发。

S·来源：Ember，国际能源署

当米隆（Miron）、阿莉娜（Alina）和亚历山大（Alexander）将太阳能电池板下的最后几根铝轨拧紧时，天空豁然开朗。阳光洒在卡塞尔阿尔伯特-施魏策尔学校（Albert-Schweitzer-Schule）的平屋顶上。光伏系统在暑假前安装完毕，学生们的蓝牙扬声器里响起了《Walking on Sunshine》，这氛围简直契合得不能再契合了。

“能把这件事落实，感觉很棒，”18岁的米隆说道，“我们早就有了这个想法。”

在过去的四天里，学生们安装了40块太阳能电池板。他们完成了布线，并将其固定好，以确保电池板在风中不会被吹走。他们了解到，每个重22公斤、长度近两米的部件必须由两人竖直搬运，才能保持其形状。

“我原以为这项工作会更复杂，”17岁的阿莉娜说。18岁的亚历山大则认为，他之前没有深入关注能源转型，“现在我真的对此产生了兴趣。”

卡塞尔 SoLocal Energy 协会的环境工程师安娜·希林（Anna Schilling）表示，让青少年“在气候危机面前不再感到无助，而是能够亲自动手做点什么”至关重要。该协会全程陪同了此项目。此外，该设施在经济上也将产生效益，这所文理中学可以通过它满足高达20%的电力需求。根据管理部门的计算，在电池板预计30年后达到使用寿命之前，城市在扣除投资成本后将节省约100,000欧元的电费。

通过太阳的力量获得廉价电力，且能以简单手段实现，在能源价格高企和全球原材料争夺战的背景下，这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通常为深蓝色或黑色的组件如今已如此廉价，以至于在德国每年被安装数百万次，在全球范围内则被安装数十亿次。

越来越多的房主、租户和企业家开始利用太阳能自行发电：在巴基斯坦一家制冰厂的屋顶上；在澳大利亚，用于加热泳池；或者在肯尼亚，人们凭借光伏技术，即使在没有电网连接的情况下也能获得电力供应。此外还有巨大的太阳能公园，电力从中流入公共电网或直接进入工业设施。在中国、印度或南美洲，这些公园的规模目前有的相当于5000个足球场。

全球范围内，光伏产业正经历着一场专家们长期以来认为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繁荣。2025年，所有太阳能设施产生的电力相当于约350座核反应堆。2026年，太阳能电池板可能将在一年内首次产生比所有核。

太阳能崛起

全球发电能源构成比例

全球所有核电站的总和。在由煤炭、天然气、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组成的全球电力结构中，2025年太阳能的份额较前一年增长之快，超过了1972年以来任何一种能源在单一年度的增长幅度——达到了近9%；在西班牙等个别国家，太阳能已经成为了最大的电力来源。

随着技术的日益精进，太阳能电力能够以越来越好且更具盈利的方式整合进电力系统中。在千禧之年到2024年之间，光伏组件的平均成本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下降了近96%。

专家认为，世界正处于一个新能源时代的开端。太阳的力量——在今年夏天对许多人而言主要与干旱、高温致死、低水位和森林火灾联系在一起——可能成为拯救地球的解决方案。它能为人类提供廉价的电力，并帮助人们摆脱煤炭和天然气等昂贵且损害气候的燃料。太阳能对于德国在2030年前实现80%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至关重要。而且：如果运用得当

对太阳能这一“超级力量”持怀疑态度，一直是一种传统。

将限制气候灾难。

“太阳赢了”，美国技术投资者罗布·卡尔森（Rob Carlson）如此表述，并引用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话称：太阳能是“历史上最便宜的发电方式”。投资光伏的人所获得的可用电量远高于投资煤炭或天然气。来自阳光充足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的马克·Z·雅各布森（Mark Z. Jacobson）认为，全球在约 25 年内有可能将整个能源供应转换为可再生能源，包括交通和工业领域。这位土木与环境工程教授表示，太阳能将占据约一半的份额，其余由风能、水能以及地热能覆盖。如果能实现这一点，人类在对抗人为全球变暖的斗争中将取得重大成功。

并非所有专家都如此乐观。牛津大学经济政策教授迪特·赫尔姆（Dieter Helm）表示，历史表明，新形式的能源获取主要满足的是新增需求。这位拥有德国血统的英国人被认为是领先的能源经济学家；他指出，恰恰是“新兴产业具有极高的能源密集度”。人工智能公司及其数据中心或半导体工业目前所需的电力之多，以至于光伏几乎无法跟上。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煤炭和天然气虽然在市场份额上输给了太阳能，但化石能源的发电绝对数量至今并未下降。

“我们应该对太阳能如此强劲的增长感到兴奋，”赫尔姆说，“但如果你真的想产生全球性的影响，就必须在北非和中东大规模建设太阳能设施，然后将能源密集型产业迁移到那里。”尽管光伏组件价格在下降，但赫尔姆认为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这项技术仍然过于昂贵：为了让太阳能电站的电能能够流向所有需要它的地方，必须大规模扩建公共电网。欧盟委员会预计，可再生能源即将面临的基础设施投资约为 1.2 万亿欧元。

对太阳能这一“超级力量”持怀疑态度，一直是一种传统。当电视手工达人彼得·卢斯蒂格（Peter Lustig）和科学记者霍伊马尔·冯·迪特富特（Hoimar von Ditfurth）在 80 年代向德国电视观众解释阳光如何驱动太阳能电池中的电子从而产生电流时，很少有人从中看到巨大的潜力。而当当时的苏黎世联邦反应堆研究所于 1981 年在设备棚屋的屋顶上安装太阳能设备，并可能首次在欧洲将电力馈入公共电网时，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个例外。

就在短短 14 年前，当时的能源供应商 RWE 负责人于尔根·格罗斯曼（Jürgen Großmann）还评价道，在德国发展太阳能就像“在阿拉斯加种植菠萝”一样毫无意义。而现在，RWE 在德国运营着众多太阳能电站，该公司表示，光伏对于能源转型具有“核心意义”。在德国的公共电力供应中，太阳能是仅次于风能的第二大重要能源。

国际能源署（IEA）的分析师们也不得不做出大幅修正。在 2014 年，他们预计在 2025 年至 2030 年期间，每年最多安装平均功率为 28 吉瓦的光伏设备。而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5 年实际建设的设备功率约为 605 吉瓦。这能提供的电量相当于约 130 座核电站——国际能源署认为，太阳能最迟将在九年内取代煤炭，成为地球上最重要的电力来源。

不过，光伏产业首先还必须克服一些障碍。到目前为止，所获取的能量还无法以一种能够在冬季或在……

“任何污染都可能使我们的结果失真。”

朱莉安·博切特（Juliane Borchert），物理学家

[接前文]……在日照不足的周内能够被利用。此外，在某些夏季，太阳能电站中午提供的电力超过了电网的承载能力。德国电网运营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调低设备功率。2025年，他们通过暂时降低太阳能电站的功率，切断了约3%的太阳能总发电量。据估计，电站所有者获得了超过1亿欧元的补偿金。

来自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联邦经济部长凯瑟琳·赖歇（Katherine Reiche）现在希望限制这项补偿：在电网容量较低的地区，未来安装的太阳能设备的部分补偿将被取消。然而，她的立法计划在执政联盟的部分社民党（SPD）政治家中遭到了抵制——而且这并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相比之下，科学家和管理人员近期在存储过剩太阳能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由于出现了更便宜、性能更好的电池，电力现在在夜间也可以使用。此外，针对光伏产业的高额补贴也几乎不再必要。

印度卡夫达（Khavda）附近的太阳能公园：铺设了远超200万块面板

“太阳不会给我们寄账单”，记者弗朗茨·阿尔特（Franz Alt）在1994年出版的关于能源转型必要性的书中如此命名。尽管光伏产业的起步比这部畅销书所暗示的要复杂，但利用太阳能这一“超级力量”正变得越来越简单、便宜，且速度越来越快。

光伏技术改变能源世界的威力在亚洲尤为明显。不仅在中国（全球太阳能发电量最高的国家），得益于廉价的中国太阳能组件，巴基斯坦也正在成为太阳能爆发式增长的国家。在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远离文明的卡夫达沙漠中，未来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站正在建设中。它的占地面积将与博登湖相当，预计发电量将相当于30座核电站。

到2025年底，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已有55个太阳能公园为农村地区的2000万多户家庭提供电力。此外，还有无数由政府资助的小型光伏设备产生的能源。印度约四分之一的电力已经来自可再生能源。

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冲突，该地区被设为禁区，要访问位于印巴边境地区的卡夫达电站需要获得特别许可。拥有该电站大部分所有权的阿达尼（Adani）大财团允许《镜报》进入。

从最近的大城市布吉（Bhuj）出发，穿过荒凉的盐漠，车程需三个多小时。自从印度亿万富翁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宣布在这里推动能源生产的未来以来，工人们在三年内就在这片土地上竖起了数千座高压电塔和数公里长的线路。部分线路已经完工，其他部分路段正处于40度的高温和强劲西风中施工；太阳能将通过这些线路输送到艾哈迈达巴德或孟买等西印度的工业中心。

这个7月的周四，在距离电站约10公里的安全检查站，数十名合同工正等待被部署到太阳能面板的安装工作中。“盐漠是可再生能源的天堂，”一名戴着褪色粉色头巾的技术主管说道。他建议将会面地点设在一个观景山上，那里由一名园丁负责浇水，以便让草生长。

阿达尼集团（Adani Group）在印度处理着约四分之一的港口吞吐量和航空客流量，该公司对其形象管控极其严格。在每个访客在展示厅都能看到的宣传片中，大量篇幅在讲述为了更美好未来的绿色革命。

此前，这位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亿万富翁所领导的集团还代表着澳大利亚的一个巨型煤矿项目，该项目自2021年底以来一直为印度的发电厂提供能源。不久之后，该集团开始在卡夫达（Khavda）建设一座规模空前的太阳能电站。该订单来自古吉拉特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本人即来自该地，他是该项目的政治支持者，并希望在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竞赛中实现赶超。政府计划在未来几年将太阳能电站的容量增加数倍；到2070年，该国将实现气候中和。

凭借其沙漠地带，这个原本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为能源转型提供了良好条件。在无需过多顾虑农业或居民定居点的情况下，卡夫达已有超过14,000名工人铺设了200万块以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其中大部分采用自动调节系统，以便能以理想角度对准太阳运行轨迹。该设施未来将基本实现全自动化运行：计划配备少量人员作为监督人员，而清洁工作则由机器人承担。每隔200米就设有风力发电机，在日落后产生电力。据阿达尼集团称，该设施已有三分之一投入运行。

这个例子表明：太阳能能否普及以及普及速度如何，也是一个权力问题。如果由一家大企业推动项目，且更有政治支持，那么极快的速度是可能的。

在过去几年危机与战争的背景下，欧盟以及中国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依赖已被证明是昂贵且有害的，正如目前的伊朗战争以及被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一样。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站在化石能源工业一边，允许在自然保护区钻探石油，并将可再生能源称为“世纪骗局”，斯坦福大学专家雅各布森（Jacobson）等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他表示，特朗普最多只能减缓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无法将其停止。事实上，2025年美国的太阳能发电量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人均发电量高于中国。雅各布森认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这“纯粹是一个经济效益问题”。

在德国，数百万房屋所有者现在已经从太阳能设备提供的廉价电力中获益。租房者则安装小型阳台太阳能电站，这类设备仅需几百欧元即可购买。

使用屋顶设备生产一度电的成本折算后约为10欧分；而能源供应商的电价约为30欧分。将太阳能电力馈入电网的人可以获得国家保证的补贴。经济部长赖歇（Reiche）曾希望在其针对新太阳能设备的法律提案中取消这项付款，她认为这种激励措施已不再必要。但在抗议之后，馈电补贴将在过渡期内予以保留。

如今的光伏组件能从阳光中提取更多能。

汲取阳光

光伏系统中太阳能电池的工作原理

① 上层硅层

掺有磷原子的硅提供可自由移动的电子。

② 过渡区

当过渡区吸收阳光时，电子被激发并向上的硅层移动。由此产生电电压，且在连接负载时可产生电流。

③ 下层硅层

掺硼硅包含可自由移动的电子空穴。

传统太阳能组件与钙钛矿太阳能组件的区别

经典的硅太阳能电池将 29,4% 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它主要利用光谱中波长较长的红色部分，而波长较短的蓝色光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利用。

叠层电池有望达到约 43%。一层额外的钙钛矿层能更有效地捕捉短波蓝色光，从而提高效率。

比几年前更多。德国研究人员也在推动这一发展，来自弗赖堡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ISE）的物理学家朱莉安·博尔舍特（Juliane Borchert）将未来佩戴在颈间：她的项链上挂着一个所谓的钙钛矿 3D 打印晶体结构。这种物质可能会催生出新一代超级太阳能组件。

钙钛矿结构是人工制造的，由多种元素组成。它可以由碘、溴或氯组成，将其涂在太阳能电池上，可以极好地吸收光线，从而产生更多电流。极薄的钙钛矿组件有一天也可以安装在汽车或建筑立面上，整个太阳能城市将成为可能。

在博尔舍特的高科技实验室中，访客必须佩戴发网、鞋套并穿实验服，这位物理学家解释道：“任何污染都可能使我们的结果产生偏差”。起初，她的团队在仅几个平方毫米的范围内测试钙钛矿材料，而现在他们制造尺寸为 21 乘 21 厘米的商业标准尺寸太阳能电池，称为晶圆（Wafer）。由于钙钛矿不能耐受高湿度，因此在纯氮气环境下进行加工。

成品模型被放入一个太阳模拟器中——这是一个昏暗的房间，墙上安装了 20,000 个 LED 灯，发出 26 种颜色的光，模拟从紫外线到红外线的太阳光谱。它们像流行音乐演唱会一样闪烁，照射在由不同比例的硅和钙钛矿组成的太阳能组件上。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找出哪种组合能吸收最多的光能。

对于传统的硅太阳能电池，效率的物理上限约为 29%；它将太阳能的这一比例转化为电能。目前弗赖堡太阳模拟器中的最高值约为 33%，研究人员希望达到 40% 或更高。“但从实验室电池到屋顶系统的跨度很大，”博尔舍特说道。据专家称，该技术目前尚未达到市场成熟阶段。

像太阳能怀疑论者赫尔姆（Helm）这样的研究人员并不被这种前景所说服，因为全球消耗的能量中仍有 80% 以上来自化石燃料。斯坦福大学研究员雅各布森（Jacobson）和其他科学家对此反驳道：这种论点具有误导性，因为在这种一次能源消耗中，也包含了来自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能量，而这些能量作为发动机或发电厂的废热而白白流失。相比之下，太阳能设备、风力发电设备或电动机在工作时

迈克尔·施皮格尔哈尔特（Michael Spiegelhalter） / 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ISE）

达娜·舍勒（Dana Schoeller） / Schoenergie

弗赖堡的实验室，弗伦的逆变器：“世界上最大的机器正在自我重塑”

能量损失较低。这解释了为什么太阳能虽然仅能满足目前一次能源需求的约 1% 到 2%，但同时能减少约 4% 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每年约 17 亿吨。

牛津大学能源与气候政策教授扬·罗森诺（Jan Rosenow）计算得出：一个基于可再生能源且高度电能化的能源系统，仅需目前约一半的一次能源即可确保同样的供应。

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一个拥有 3000 名居民的小镇弗伦（Föhren），研究人员正致力于一项关键技术。他们希望在电网吸收大量太阳能时，确保电网的稳定性。

在这个夏日，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对于这座位于特里尔（Trier）1 号高速公路附近、组件呈多排延伸的太阳能电站来说，这是绝佳的条件。与德国数百万其他太阳能设施一样，它们目前正以高功率生产电力。但弗伦的这座设施十分特别。

Schoenergie 公司的技术总经理、44 岁的沃尔克·舍勒（Volker Schöller）站在一块围起来的土地上，周围环绕着 11 组大型电池。这些白色的钢箱与集装箱一样高，在正午的阳光下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它们存储来自相邻太阳能公园的能量——并以此减轻电网的负担：白天太阳能电力过剩时，电池将其吸收；傍晚电力短缺时，则将其释放到电网中。“如果电池充满电，可以供应 5500 户两人家庭一天的用电，”舍勒说道。这样一来，太阳能电力至少在夏季可以实现全天候供应。

这项技术不仅意味着巨大的进步，对太阳能电站的运营商来说也具有经济效益。储能成本正在迅速下降，许多国家的公司都在建设大型电池组，德国也已有数百组完工。结合私人业主拥有的约 2,5 百万组电池，从计算上看，它们可以覆盖约 300 万户两人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电池在某些时段已成为公共电网中最大的电力来源。

舍勒认为，德国电网运营商反复切断太阳能设施的连接是“灾难性的”。“我们因此损失了大量廉价电力。”在电池储能系统加入之前，弗伦的太阳能公园也曾多次受到影响。

原因之一是，即使在阳光充足的日子里，燃煤电厂也会向电网输电，且通常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降低运行功率。根据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的决定，德国所有地点的燃煤电厂最迟应在 2038 年前全部关闭。但目前，燃煤电厂仍是防止大停电（即长时间电力中断）不可或缺的保障，因为它们凭借巨大的旋转发电机，能保持电网中电流频率和电压的平衡。

光伏系统目前无法实现这一点；相反，它们自身依赖于一个稳定的电网来输送电力。然而，配备大型电池的太阳能公园——这是一个愿景——也可以通过根据需求存储或快速释放电力，来维持电网平衡。这样一来，燃煤电厂作为防止大停电的保障将变得多余。

在弗伦，来自弗赖堡弗劳恩霍夫太阳能能源系统研究所（ISE）的科学家们正致力于将这一愿景推向市场成熟阶段。太阳能公园公司 Schoenergie、斯图加特大学以及电网运营商 Westnetz 也参与了该项目。ISE 功率电子部门主管、46 岁的松克·罗加拉（Sönke Rogalla）坐在电池公园的一个集装箱里，通过笔记本电脑观察正弦曲线的构建，这些曲线反映了设备的电压和电流。

该项目的核心设备位于室外场地上，由七个两米半高的白色箱体组成。其中安装了新型逆变器：由半导体、电容器和电感组成的电路。它们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在生产太阳能或风能电力时不可或缺。只有这样，电力才能被传输到电网中，并被设计为 230 伏和 50 赫兹的家用电器所使用。

然而，位于 Föhren 的这些新型逆变器功能更强。它们像微型计算机一样自动调节电压和频率，以便在出现故障（例如突然减少能量输入）时稳定电网。罗加拉表示，它们的反应时间在“第一毫秒之内”。

这得益于逆变器中超快速的开关，即所谓的功率半导体。它们将电流分成极小的份额进行计量——就像一个快速开启和关闭的水龙头。逆变器将这些小份额组合成一个平滑的波形。如果波形出现跌落，它会立即通过从电池中提取能量来释放更多电流。由此，电压和频率得以保持稳定。

罗加拉计划在当天于电池公园模拟新设备在故障时的反应。在一个装满控制柜的集装箱中，他拨动了一个开关，将太阳能公园与电网断开一分钟。

他与 Schoenergie 的总经理 Schöller 一起，专注地观察笔记本电脑上的正弦曲线。“曲线在这里跌落了几毫秒，”他说，随后曲线再次迅速回升。测试成功：逆变器介入并维持了电网的节拍——这项任务此前仅由煤电厂和气电厂承担。

一旦这类逆变器能够可靠且大规模地运行，太阳能电力可能会彻底变革欧洲的能源供应。罗加拉说：“世界上最庞大的机器正在自我重塑”，他指的是从直布罗陀到波罗的海的互联电网。

斯坦福大学科学家雅各布森（Jacobson）及其团队为包括德国在内的 150 个国家计算了太阳能的兴起在未来几年可能产生的影响。科学家们以 30 秒为步长，模拟了 2050 年至 2052 年的能源系统。结果显示，如果规划得当，任何时间点的紧迫电力需求都可以通过太阳能、风能、水能或地热能来满足。这位研究员表示，关键在于“迅速扩大可再生能源和储能容量”。

即便在特朗普的美国政府中，人们也日益意识到，太阳能的力量比总统所声称的要有用得多。通常反对可再生能源的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在 2025 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太阳能将继续增长。”例如，与风能相比，光伏具有优势。“它的成本更低，安装速度更快。它发挥着作用。”

这一点在唐纳德·特朗普居住的华盛顿白宫屋顶上清晰可见。那里闪烁着由特朗普的前任巴拉克·奥巴马安装的光伏组件。这位总统显然至今还没有想到要将其拆除。

苏珊娜·格策（Susanne Götze）、克劳斯·赫金（Claus Hecking）、朱莉娅·科赫（Julia Koch）、塞拉芬·赖伯（Serafin Reiber）、尼尔斯-维克多·索格（Nils-Viktor Sorge）

“为什么我还在试图减掉那两三公斤？”

健康 五位年龄在 20 到 70 岁之间的女性讲述了在克服厌食症或贪食症后，生活中还留下了什么。作者：尼娜·韦伯 (Nina Weber)

我以前患有厌食症和贪食症——后来我在到处看到关于间歇性禁食多么健康地报道，于是我问自己：这对像我这样的人也适用吗？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并首次披露了我个人经历的一部分。随后，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电子邮件，内容非常令人动容，她们在生活中曾与厌食症或贪食症作斗争。我与其中五位女性（年龄在 20 到 70 岁之间）就她们的经历进行了交流，旨在揭示那些鲜为人知的事情：饮食失调的后遗症是什么？哪些问题依然存在，哪些方法有效？

饮食失调至今仍带有污名，因此五位女性中有四位选择匿名并使用化名。在文中，我刻意避免提及体重或 BMI 的具体数字，也不描述不健康饮食行为的细节，以免触发高危人群或患者。

您是什么时候、如何患上饮食失调的？

索菲·维特曼 (Sophie Wittmann)，20 岁：在新冠疫情期间，母亲工作时我整天独自在家，于是我开始尝试帕梅拉·赖夫 (Pamela Reif) 的健身操。我每天花一到两个小时锻炼——并纠结于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那时我 14 岁。

杰西卡·霍佩 (Jessica Hoppe)，33 岁：我不确定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我 25 岁时，一位朋友甚至我的同事——我是个物理治疗师——跟我提到我太瘦了。后来在心理治疗中，我长期寻找诱因。我的父亲在我高中毕业考试前不久去世了。是因为这个吗？在某个时刻，我放弃了这种寻找。

路易莎·福格特 (Luisa Voigt)，36 岁：大约 15 岁时，我在学校遭受欺凌。因为我的体重处于正常范围的上限，我想：是因为这个。于是我开始少吃多运动。就这样，我变得越来越瘦。20 岁时，我的体重低到几乎濒临死亡。

莫妮卡·柯尼希 (Monika König)，58 岁：我的原生家庭非常严格。人们对我一直寄予极高的期望，信条是：“只有表现好才配得到爱”。我的母亲告诉我，要注意饮食，以免变胖。我 16 岁时搬出去住，并完成了一项手工艺职业培训。二十岁出头时，我有一个年长很多的朋友，他明确表示我不符合他对女性的理想形象。当我得知他出轨，且我们整个朋友圈在几个月前就知道了这件事时，我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之后，在大约 23 岁时，我患上了贪食症。

布里塔·施密特 (Britta Schmidt)，70 岁：在青春期，也就是 70 年代初，我不想成为一名女性，不想讨人喜欢，讨厌我的月经，因为月经总是伴随着剧痛，有时还会呕吐。杂志上刊登着裸体女性，电视上的男人用下流的方式评论女同事的外貌：我觉得这种对待女性的方式是一种羞辱。然后 Twiggy 流行了起来，《Brigitte》饮食法开始盛行——我想我也得加入。为此我从未去看医生，但对我来说，“厌食症”是一个恰当的词，我沉溺于变得消瘦。我最希望自己能直接消失。几年后，贪食症也随之而来。

是什么帮助了您？

Hoppe：25岁时，我在一家专门治疗饮食失调的康复中心住了七周。这对我很有帮助，但这仅仅是一段漫长旅程的开始。康复之后，我大约有半年时间无法工作，并接受了门诊心理辅导，直到30岁。在那段时间，也就是2020年，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举个例子：有一次他想在面包店给我买一块蛋糕。当我站在柜台前时，我陷入了恐慌。我无法克服心理障碍，最终在没买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离开了。我的丈夫没有催促我，也没有评判我。他只是倾听，花了很多时间陪伴我，接纳并爱着真实的我。现在我们有一个快两岁的女儿。我一直想要孩子。在身体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还能成功怀孕，简直是个奇迹。患有厌食症的人会对自己的身体很不友好。现在我会注意自觉地关爱自己的身体，比如练习瑜伽。

Wittmann：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进行过治疗。我之前没有告诉过任何医生，因此也没有正式的诊断。我是一个习惯于自我消化的人。大约两三年后，我意识到：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在社交媒体上，我进入了一个“康复圈”（Recovery-Bubble）。人们经常讨论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但这却是一个正面效果：在这里，我遇到了越来越多讨论这些话题的年轻女性账号，并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们激励我开始改善自己。在高中阶段，我与一名患有厌食症且对此持开放态度的女同学成为了朋友。我对她说类似这样的话：“我想我也患有这个病。”这是我第一次与他人讨论这件事。能够互相支持对我们两人都有好处。不过我认为我还是需要进行一次治疗。如果明年预计搬到另一个城市，我就去处理这件事。

König：我从未进行过治疗。在90年代初，人们无法像现在这样在网上获取信息，而且对我来说，去咨询中心的心理门槛太高了。我的丈夫（我至今仍与他结婚）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们想要一个孩子，我想：我不能带着暴食症进入孕期！我们当时养了一只狗，每当我产生想要把食物吐出来的冲动时，我就改为带狗去散步。不久之后，我的女儿出生了。

Voigt：我曾在多家诊所接受治疗，然后搬进了一个受监管的合租公寓（WG）。在22岁到26岁期间，我在那里生活，接受由心理治疗、营养治疗和社会治疗组成的严密护理。就这样，我学会了如何重新

Timo Knorr / DER SPIEGEL Kateryna Zasukhina / Moment / Getty Images 患者 Schmidt：“我最希望自己能消失”

增加体重。坦白说，“学会”这个词并不准确。对我来说，这依然不容易，但至少已经变得勉强可以忍受了。

施密特：我从未进过诊所，也从未接受过治疗。在我 30 岁左右时，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认识了我的丈夫，至今我们已经结婚 37 年了。我的胆囊被切除了。而且我意外怀孕了。我觉得怀孕期间非常糟糕，那个肚子！但之后发生的事情却极其美妙：拥有这个孩子让我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以至于我忘记了一切。就像是一个结被解开了。大约十年前，我开始担任悼词演讲者。我在一群人面前演讲，他们不会对我评头论足，而只在乎我说的话。这给了我很多内心的平静。

您现在还面临哪些问题？

福伊格特：我们家里有一个体重秤。我从来不上去称。我知道：无论上面显示什么数字——那都是错的！因为我患有 1 型糖尿病，每个季度都要在医生那里称重。我可以忍受。此外，对我来说，在吃饭时被观察是一种非常、非常糟糕的感觉。但现在我可以再次期待共同进餐了，比如和我的大家庭在一起。他们知道我的问题，在吃饭时不会评判我。我认为这是一个终身的过程：饮食失调将一直存在，有时强烈，有时较弱。我必须学会不让脑海中的那个声音变得大声，而是将其保持在背景之中。

柯尼希：最近一次困难时期是更年期。尽管我像往常一样饮食，但肚子突然长出来了，我必须忽略那个越来越响的内心声音，它催促我减肥。最终，因为脂肪水肿，我的腿部出现了剧烈疼痛，出于医疗必要性，我必须减轻体重。那时我读了很多文章：关于间歇性禁食等等。但我担心这样会再次陷入饮食失调的怪圈。于是我决定计算卡路里，看看如何在不饥饿且没有禁忌的情况下度过一天。当然，有些东西我克制了或减少了。例如，我晚上喜欢吃奶酪，后来就只吃一小块。我意识到必须缓慢减轻体重，否则会适得其反。我做到了。

维特曼：遗憾的是，我现在仍然害怕某些食物，或者主动避开它们。在群体场合这也很困难，当所有人都在吃某种东西且有人向我提供时。

施密特：我现在 70 岁了，依然没有一天是不思考我的饮食和体重的。我脑子里有相互矛盾的声音。一个说：嘿，布里塔，你可以减肥的！另一个说：不，没必要。您的文章以这句话结尾：“意识到有时吃块蛋糕比间歇性禁食更健康，这其实是一个美好的认知。”这句话对我来说就像润滑油一样顺畅。我们应该说：受够了，谁也不能剥夺享用一块蛋糕的权利。我正在为此努力。

霍佩：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有时会出现暴食发作，在那期间我实——

Stefania Pelfini la Waziya / Moment / Getty Images

Olga Pankova / Moment / Getty Images 一盘面条：“尤其是女性会评论其他女性的饮食行为”

——际吃掉了海量食物，然后感到羞愧。我甚至尝试过呕吐。事后我很庆幸没有成功。在二月或三月，我又经历了一次暴食，但规模明显小了很多，而且之后没有接踵而至。我可以对自己说：这次很糟糕，但这并不是必须这样继续下去的理由。当我压力很大或感到不安时，我必须注意不要再次陷入旧模式，在饮食中省略某些东西。我的脑海中盘旋着指责：吃得太多了，或者现在必须额外去散次步。对我自己说这一切都没问题，对我来说依然很难。

您在多大程度上与家人或朋友谈论您的经历？

施密特：在青少年和年轻女性时期，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件事。我能说什么呢？甚至和我的丈夫也从未谈起。直到收到您的访谈邀请后，我才告诉了他。

福伊格特：我对这个话题持开放态度。我身边所有亲近的人都知道，包括一名同事。我和我的伴侣经常讨论这件事。她给予我的极大理解对我很有帮助。

维特曼：我的社交圈里总共有五个人知道，全部来自我的朋友圈。面对我的母亲，我只是简单提及了一下，我们从未真正深入讨论过。最近在 2025 年夏天，我告诉了一名大学同学。面对他，我第一次详细描述了我究竟在经历什么，这时我意识到，我真的缺乏能够解释这一切的词汇，因为有些事情太极端、太奇怪了。我们进行了一场持续两小时的深度对话，这次对话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并进一步激励我努力改善自己。

霍佩：在进入康复治疗时，我告诉了我的母亲和兄弟姐妹我患有厌食症。对于其他亲属，我写了一封信，解释为什么因为住院而错过了我们的年度聚会。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告知了三位女性朋友，因为对我来说，这样比直接和她们谈论要容易得多。

柯尼希：直到今天，我身边只有三个人知道我曾患有饮食失调：我的丈夫、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牙医。因为暴食症，我的牙齿被毁了，后来由他进行了修复。我曾与最好的朋友冷战了很久，因为她当时要求我寻求帮助，并且不理解我对向咨询中心的陌生人倾诉有如此巨大的心理障碍。我很庆幸在几年前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恢复了联系。

许多人都在谈论自己的——以及他人的——身体、节食和饮食。您对此怎么看？

Wittmann：当有人评论另一个人的饮食习惯或身材时，我会越来越多地予以反击，并说：“这不需要你关心”——或者类似的话。例如，让我感到受打击的是像“我好饱”这样的说法，即便我吃了和对方一样多的东西，但我还没饱。那时我就像石化了一样。我意识到人们不能顾及到每一种感受，但考虑到有多少人在饮食习惯方面存在问题，我认为人们在谈论这件事时可以更加敏感一些。

König：不久前，一位朋友在我面前对另一个女人评价我时说：“那个莫妮卡，以前也曾瘦得像根竹竿一样。”这句话像针一样刺了我一下！我希望人们能有更多的敏感度。这种对纤瘦和美丽的狂热，以及不断根据外在进行评判的行为，我认为是一种冒犯。基于我的经历，我绝不会对他人的身材发表评论。

Voigt：我注意到，尤其是女性会评论其他女性的饮食习惯。当我的兄弟们在青春期吃大份量面条时，没有人说过任何负面的话。我很少遇到这类评论，但如果遇到了，我会尝试让它们随风而去。我会想，那个人只是不知道我的过去和情况。

Schmidt：我们所有人都谈论这么多关于食物的话题，这确实有点烦人。在电视和文章中，我不断收到饮食建议，这让我感到被说教。但如果对我诚实的话，我确实会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看这些或读完它们？为什么我仍然在寻找减轻两、三、四公斤的方法？人们评论我身体的情况已经减少了。我想我的体重非常正常。当我的儿子们看到我年轻时的照片时，他们说我看起来很棒。而我反倒被自己当时那么瘦给吓到了。

Hoppe：其他人往往没有意识到，关于他们饮食习惯的谈话可能会引发什么。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共同午餐时，立刻有两个人说这是他们当天的第一餐，因为他们在进行间歇性禁食。而我坐在那里想：我在四、五个小时前就吃过早餐了，他们现在会怎么想我？我感到有点嫉妒，心情很糟糕。

您喜欢自己身体的哪个部分？

König：现在，我可以欣赏我的身体所经历的一切。每一道皱纹都是辛苦地刻下的，见证了生活。现在，在58岁这个年纪，我内心一方面有着巨大的满足感。但另一方面，我的脑海中直到今天还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说，重新变瘦会很简单。

Hoppe：我的眼睛。我与自己身体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不喜欢照镜子。

Voigt：我喜欢我的头发，我的眼睛。但我与身体相处得并不太好。有状态好和状态差的日子，但没有哪一天我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很好，我的身体现在这样就很棒。最糟糕的例子是肚子。我极其难以触碰它，或者允许我的伴侣触碰它。

Schmidt：我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许这就是一个答案？如果必须选择一个——也许是我的脚，它们能很好地带我从A点走到B点。

Wittmann：我特别喜欢我的肩膀及其周围区域。我单纯喜欢我肩膀区域的样子和感觉。也许是因为那里有可见的肌肉。此外，我觉得自己在那个区域特别强壮，这也给了我一种内在力量的感觉。

DER SPIEGEL

健康

本文出自《镜报》特刊（SPIEGEL Extra）——《健康生活，舒心感受》，每周四更新 spiegel.de / extra

罗马的活遗产

Solveig Grothe Martin Pfaffenzeller (编)

272 页，平装本 · 20,00 欧元 (D) · 亦有电子书版本

古代世界强权 如何塑造德国

DVA

镜报出版社（SPIEGEL Buchverlag）

罗马人的遗产在 1700 多年里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景观面貌和文化。 在这本书中，《镜报》的作者、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追寻帝国在日耳曼地区的足迹。基于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惊人的考古发现，他们让古代的大都市、浴场、酒馆和战场重新焕发生机，并对我们经济、行政和身份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

Sritam Kumar Sethy

瞬间

这张照片中正透过叶片孔洞窥视的昆虫是一只红蜻蜓（Rubinjungfer）。学生 Sritam Kumar Sethy 在印度东部的奥里萨邦拍摄了这张照片，并在专业期刊《BMC 生态学与进化》（BMC Ecology and Evolution）和《BMC 动物学》（BMC Zoology）举办的一场比赛中荣获第一名。Sritam 表示，这张图片展现了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的世界。湿地覆盖了地球表面约 6% 的面积，但却承载了约 40% 的所有动植物物种。GUI

医学

危险的空白

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德国的父母会收到一本黄色的小册子：其中详细列明了下一次去儿科医生处进行预防性体检的时间。到目前为止，这本册子在孩子大约五岁时的所谓 U9 体检后就结束了。这种情况现在将有所改变。

联邦联合委员会（Gemeinsamer Bundesausschuss）已决定增加一项体检——针对九至十岁的儿童。该委员会负责决定哪些医疗服务由法定医疗保险公司承担。卫生部仍需对该决定进行审核，但这被认为仅是形式问题。首批 U10 体检预计将从明年起提供。

此前，孩子在五岁生日之后，通常要到 12 至 14 岁才有权再次进行一次预防性体检，即所谓的 J1 体检。专家们长期以来一直批评这一空白。德国儿童与青少年医学会主席乌苏拉·费尔德霍夫-缪瑟（Ursula Felderhoff-Müser）表示：“这一空白涵盖了整个小学阶段以及进入中学的起始阶段。”她认为，这正是超重、有害的媒体消费或心理异常经常显现的阶段。

患者利益团体此前一直要求增加这项体检，并引用了多项研究。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 2018 年的一项分析，约有 10% 的幼儿园儿童超重，而在 11 至 13 岁儿童中，这一比例高达两倍。此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天至少进行一小时体育活动的幼儿园儿童比例超过 40%。而到了青少年时期，这一比例仅约为 20%。心理异常儿童的比例在九至十一岁之间最高。根据 RKI 的数据，女孩的比例为 16,2%，男孩为 22,1%。根据 2022 年的一项调查，此外还有 11,8% 的儿童和青少年表现出危险的电脑游戏行为。

费尔德霍夫-缪瑟表示：“在九至十岁进行 U10 体检，正好在青春期生长突增之前，此时体重发育和异常行为模式仍具有可干预性。”超重儿童可以被引导至运动和培训计划，或者向家长普及媒体使用知识。“家庭会对熟悉的医生产生信任。” KOE

重新计算

22. 摄氏度是 8 月 22 日全球海面（除极地地区外）的平均温度。这是自 1979. 年卫星测量开始以来最高的一次。研究人员表示，高温增加了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来源：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 C3S

深入研究

晒伤已经危险了吗？

尤其在夏天，情况发生得很快：在露天泳池游几圈，在公园待一个下午，或者骑一次车，皮肤就会变褐，或许会微微发红。如果不够小心，有时还会变得非常红且起水疱。这就是夏日的一份“证明”。

晒黑是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而发红则是过载的信号。紫外线（UV）对人体有害，被认为是导致皮肤癌最重要的风险因素。“相关的证据是非常明确的，”德累斯顿大学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安德里亚·鲍尔（Andrea Bauer）表示。她参与协调了皮肤癌预防指南的制定。

仅在德国，因皮肤癌而接受医院治疗的人数在 2003 年至 2023 年间增长了近 90%，因皮肤癌导致的死亡人数增长了约 60%。

目前无法设定一个导致癌症发生的精确紫外线照射临界值。风险取决于紫外线辐射的强度以及皮肤类型。鲍尔表示，皮肤癌的形成原理可以想象成一个储蓄账户——一个“阳光账户”。“每一次阳光照射都会存入这个账户。只不过在提取时没有利息，而是皮肤损伤。”

晒伤是皮肤癌形成的关键风险因素。然而，单次晒伤究竟能造成多大危害尚不确定。鲍尔认为，虽然严重的晒伤会显著增加皮肤癌风险，但即使没有严重的晒伤，紫外线辐射也能损害皮肤细胞的 DNA。因此，防晒至关重要。ANI

食品

“可预测性正在丧失”

马丁·舍德勒（Martin Schädler），54岁，哈勒赫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的生物学家，谈论农业面临的艰难条件。

《镜报》：舍德勒先生，德国的春季就已经过于干燥，夏季出现了多次热浪，现在农民们报告作物歉收。我们是否应该习惯这些情况？

舍德勒：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几乎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极端年份。土壤变得更加干燥；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强降雨。更温暖的冬季有利于病虫害的滋生。我们今天认为极端的现象，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成为常态。

《镜报》：哪些植物会面临特别严重的问题？

舍德勒：与黑麦相比，小麦需要大量的水；因此，波动对小麦的影响更大。如果干旱发生在植物开花期，或者在籽粒填充淀粉并增加重量的阶段，就会产生问题。即使是被认为耐旱的玉米，在这些阶段也很敏感。此外，马铃薯在干燥条件下的产量也会降低。

《镜报》：那么，德国很快就无法再种植马铃薯了吗？

舍德勒：未来仍然会有马铃薯丰收年，但出现产量较低、块茎较小且质量较差年份的情况会更加频繁。这样一来，可预测性就丧失了——而这对于农民来说至关重要：我何时播种多少，以及最终能收获什么？在某些地区，到某个时间点，种植马铃薯将不再具有经济价值。

《镜报》：有哪些替代方案？

舍德勒：高粱、鹰嘴豆或扁豆是可选方案。但每种作物都有缺点：高粱不耐寒，鹰嘴豆和扁豆不耐涝。我们不能简单地复制其他国家（例如南欧）的解决方案——较少的日照时间和晚霜为我们设定了限制。

《镜报》：农民难道不能简单地培育更具抗逆性的农作物吗？

舍德勒：育种仍然很重要，但它也有极限。增强对疾病和病虫害的防护往往会以牺牲生长速度为代价。耐旱植物会更早地关闭所谓的气孔，这样虽然减少了水分流失，但吸收的 $CO_{2}$ 也会减少。因此，它们通常无法带来顶尖产量，而只能提供更稳定的产量。

“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弥补这些损失。”

《镜报》：农业企业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舍德勒：农民不能指望通过维持现状就能度过难关，而且他们无法独自完成这一切。政治和社会必须创造框架条件，提供研究和知识。此外，必须为新型农作物建立市场，但我目前完全没看到这一点：社会想要的是小麦和马铃薯，人们正竭尽全力继续种植这些作物。但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弥补这些损失。以前的条件和产量不会再回来了。ALW

文化

Patrick Strattner / DER SPIEGEL

流亡 在作家利昂·福伊希特旺格（Lion Feuchtwanger）的前住所中，人们可以感受到被驱逐和失去根基是怎样的感觉——这是一个令人惊讶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想法。幸运的是，这座位于洛杉矶的别墅在 2025 年幸免于火灾。

在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与太平洋海岸公路（Pacific Coast Highway）交汇处，在圣莫尼卡（Santa Monica）与马里布（Malibu）之间的某个地方，沿海公路两旁开始出现一个个空洞，那里曾经矗立着房屋。有时只缺了一栋，有时则是连续五六栋消失不见。有些空隙被重新开发，但大多数则没有。人们突然间可以望见太平洋。

当你转入日落大道，远离大海，向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的山丘而上，很快就会进入 2025 年 1 月摧毁洛杉矶西区大部分地区的毁灭性火灾中心。

位于 Paseo Miramar 的奥罗拉别墅（Villa Aurora）幸存了下来，但相邻的房屋已被烧毁，只剩下像幽灵一样从地面突出的钢筋支架。这座西班牙殖民复兴风格的别墅之所以闻名，是因为作家利昂·福伊希特旺格及其妻子玛塔（Marta）在 40 年代将其变成了德国流亡者圈子的核心据点。贝尔托·布莱希特、弗朗茨·维尔费尔、托马斯·曼、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西奥多·W·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阿诺德·勋伯格，甚至查理·卓别林都曾参加玛塔·福伊希特旺格举办的沙龙、朗诵会和音乐会。从希特勒统治的德国逃离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聚集，思考自己是否还能回去，并在加利福尼亚优雅的轻盈感与被驱逐带来的经济和情感压力之间，创作出了他们有时最为重要的作品。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均诞生于这次流亡之中。

80 年后，在再次陷入混乱的时代——难民潮涌向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和政党威胁着民主，美国人面对其政治领导层选择离开国家，而德国人则在思考，如果混合战争不再是“混合”的，他们能在哪里找到庇护——也就是说，80 年后，这些加州流亡者的遗产不再仅仅被视为思想史上的民俗。政治迫害、失去根基、逃亡，而且并非来自叙利亚或索马里，而是来自在纳粹夺权前十年仍自认为处于上升期的德国。简而言之：这种认知——即当一个人失去祖国（无论是由于战争还是政治剧变）时，一个成功的人生能如此迅速地崩塌——这一切都在奥罗拉别墅或同样位于太平洋帕利塞德的托马斯·曼故居中与访问者产生共鸣。而且，与或许十年前——在新冠疫情之前，在俄罗斯侵略战争之前，在 10 月 7 日之前——不同的是，这种共鸣在今天得到了回应。

然而在 2025 年 1 月，奥罗拉别墅和托马斯·曼故居几乎被烧毁，尤其是那座别墅，仅在危急时刻才被救出。

这两座建筑如今均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奖学金获得者的艺术家驻留地以及活动场所来运营。如今，在德国文化界，曾在其中一座建筑中度过几个月几乎成了一种体面的象征（海纳·米勒是 1995 年奥罗拉别墅的第一位研究员，玛伦·阿德在此创作了她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托尼·厄德曼》，而托马斯·曼之家的覆盖范围则从明星社会学家安德烈亚斯·雷克维茨一直延伸到明星钢琴家伊戈尔·列维特）。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比托马斯·曼之家的客房（例如女儿埃里卡或儿子克劳斯曾经的房间）或利昂·福伊希特旺格的书房更适合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了，后者拥有原装书桌，并能俯瞰太平洋，那令人惊叹的景色时刻提醒着人们，西方世界的地理终点就在眼前。

布莱希特与福伊希特旺格的朋友，1947年：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奥罗拉别墅的馆长克劳迪娅·戈登打开了大门。自火灾灾难发生以来的过去一年半里，这座建筑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因为它自然受到了损坏。烟雾和烟灰不仅在外部留下了阴影，还通过旧窗户进入室内，导致福伊希特旺格拥有许多珍贵书籍的图书馆被熏黑。

福伊希特旺格在生前曾两次失去他的图书馆。一次是在 1933 年，当时纳粹洗劫了他的格鲁内瓦尔德住宅；几年后，当福伊希特旺格不得不从法国流亡地逃离时再次失去。他几乎在死后第三次失去他的书籍：1961 年，他的妻子在贝尔艾尔大火（Bel Air Fire）发生前，及时救出了他在 1958 年去世前重新收集的 30,000 册藏书。当时，圣安娜风将厚厚的一层炽热灰烬吹到了屋顶，但玛塔·福伊希特旺格此前已对别墅进行了洒水降温。她挺过了这场大火，而邻近的 500 栋房屋被焚毁。64 年后，在 2025 年，帕利塞德大火（Palisades Fire）在逼近别墅仅剩几米之遥时，显然改变了方向并绕道而过，这在许多人看来再次像是一个奇迹。

第一个发现这一点的是贾斯汀·詹波尔。詹波尔是 Wende 博物馆的馆长。没错，这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一家致力于研究德国分裂及其克服、并拥有全球最大东德文物收藏的博物馆，竟然坐落在洛杉矶，并由一名加利福尼亚人经营。由于对德国的痴迷，必须得说，这位贾斯汀·詹波尔不仅与福伊希特旺格别墅和托马斯·曼之家的经营者们交好，而且他本身就是一名在各处都有人脉的洛杉矶土著。

他也因此与洛杉矶警察局（LAPD）有联系，在那里他认识警官约翰尼·考夫林。当 2025 年 1 月 7 日帕利塞德大火爆发，且很快可以预见其破坏性将非常严重时，詹波尔询问考夫林是否能开车带他进入禁区。他必须帮他的德国朋友们确认奥罗拉别墅是否依然屹立。詹波尔对随后与警官约翰尼·考夫林的对话回忆如下：

“什么别墅？”

“一位德国作家的前别墅。”

“然后呢？”

“它对德国人非常重要。”

“一个作家的房子？！好吧，那我们去看看。”

当他们到达国民警卫队士兵设立的第一道封锁线时，考夫林说，从这里开始就属于联邦事务，他作为一名 LAPD 警察也不能随便通过。

“但我们必须进去，”詹波尔说。

“这东西对德国真的有多重要？”

“非常重要，约翰尼，非常重要。”

“好吧，那我们就全速冲过去，”考夫林说道。据詹波尔解释，这是警察的行话，意思是：“我们打开警灯，一路狂飙。”国民警卫队的哨所让闪着灯的巡逻车通过了。

詹波尔说，在禁区内，他原以为会是绝对的漆黑。唯一的光源来自零星的火点，时而近，时而远。一根电缆在路面上发出滋滋声并喷溅着火花，某个地方有一间车库在燃烧。人几乎无法呼吸。没有电话网络，没有谷歌地图。

他们在山丘间盘旋，最终找到了奥罗拉别墅（Villa Aurora）。入口处仍在冒烟，詹波尔担心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考夫林看向别处，詹波尔翻过了围栏。花园被烧毁了，别墅被熏黑了，但它依然屹立。一旦恢复信号，他立即给克劳迪娅·戈登发了一条短信：“它还在！”

这个好消息带来了下一个问题。如果别墅还在，那么那些匆忙遗留的珍宝也还在，其中包括稀有书籍、一份18.世纪的普林节以斯帖卷轴，以及玛塔·福伊希特旺格的肖像画。詹波尔说服考夫林再次前往火灾区。

至于随后发生了什么，说法不一，甚至没有记录，但事实是，玛塔·福伊希特旺格的肖像画以及记载着圣经以斯帖王后故事的羊皮纸卷轴，现在就存放在 Wende 博物馆的保险库中，与东德纪念品放在一起。而贾斯汀·詹波尔将获得联邦功绩十字勋章。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将福伊希特旺格的书籍从烟灰中清理出来，修复其他损坏，与国家保险公司结清赔偿，并为剩余部分寻找出资人。30. August，奥罗拉别墅将举行庆祝活动重新开放。

1943年，利昂·福伊希特旺格与妻子玛塔搬到了这里。这座建筑此前已空置多年，它于1928年作为《洛杉矶时报》的一栋项目房建成，但此时已破旧不堪。托马斯·曼曾来过这里并进行了视察，但随后认为这里太破旧且太

帕特里克·斯特拉特纳 / 《镜报》

洛杉矶的托马斯·曼之家：请不要像纽特拉的作品那样难以居住

大，尽管很难想象托马斯·曼会觉得有什么东西对他来说太大了。

这座房子售价应为9000美元，即使在当时也不多（约合今天的170.000美国美元），但这是福伊希特旺格夫妇逃离欧洲后能筹到的全部资金。虽然福伊希特旺格凭借《犹太甜心》（1925年）或《候车室》三部曲（1930年至1940年）等小说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但在两次逃亡——一次是从法国监狱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然后一直走到里斯本——之后，积蓄已经耗尽。

当他们最终抵达洛杉矶时，许多在柏林或南法流亡期间认识他们的人，已经定居在太平洋帕利塞兹（Pacific Palisades）或相邻的布伦特伍德（Brentwood）和圣莫尼卡（Santa Monica）地区。托马斯·曼住在圣雷莫大道（San Remo Drive），同样位于太平洋帕利塞兹；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处是阿诺德·勋伯格，十二音技法的发明者，也是曼的小说《浮士德博士》的灵感来源；再远一点

简直是个奇迹，帕利塞德大火在逼近别墅仅剩几米之遥时，竟然绕道而行。

向东，就在布伦特伍德，是为《浮士德博士》提供音乐理论速成课的西奥多·阿多诺；曼的弟弟海因里希同样是一位作家，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因《顺民》而名声大噪，但此时已陷入贫困，由身在比弗利山庄的托马斯供养。曼的宿敌贝尔托·布莱希特住在圣莫尼卡；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他凭借《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或许提交了第一部现代主义小说——则是好莱坞唯一的此类人物。

托马斯·曼自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与福伊希特旺格一样，自1933年起就再未踏足德国。偏偏是他，曾在1918年的《一个非政治人物的思考》中公开承认自己是对民主持怀疑态度的君主制拥护者，但在40年代却成长为一种在当今美国会被称为“温和自由派”的人。他与罗斯福总统会面，得到一位赞助人的资助，并在好莱坞NBC演播室录制的每月广播演讲中，号召德国人最终背弃希特勒，回归德国的人文主义传统。

他请来自奥地利的移民建筑师理查德·诺伊特拉向他展示那些轻盈的玻璃与钢铁房屋，其室内与室外空间仿佛融为一体，散发出绝对的现代感，但与曼此前感到舒适的资产阶级别墅相去甚远。1941年，他在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的东北部买下了一片柠檬林，那里在当时人口稀少，而如今则居住着数百万人。这块土地此前曾被用作室外电影拍摄场地。曼委托建筑师朱利叶斯·拉尔夫·戴维森在上面建造一座宽敞的两层住宅，采用国际风格，但要求不要像诺伊特拉的房子那样激进且不便居住。

他的书房像一艘附属的太空船一样与房屋其余部分隔开，并通过一条独立楼梯与卧室相连，这样他在前往书房的路上就无需遇到任何家庭成员。他称这是他拥有过的最美书房。

《浮士德博士》便诞生于此。这部小说也是一个关于德国野蛮行径的寓言，在书中，曼思考人类的可诱导性是否可以通过一种严格的艺术秩序（例如十二音音乐的调节框架）来约束——或者，恰恰是这种试图量化情感、非理性与低级本能的尝试，才导致了野蛮行径的产生。

如今，访客可以再次参观这间书房，其中摆放着他那套133卷的歌德全集。2016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买下了位于圣雷莫大道1550号（1550 San Remo Drive）的这座房子。在持有60多年后，一对夫妇将其出售，他们曾在1952年作为年轻家庭从托马斯·曼手中购入此房。与奥罗拉别墅（Villa Aurora）一样，这里也接收逗留数月的研究员。

托马斯·曼之家（Thomas Mann House）的主任奥利弗·哈特曼表示，这个地方几乎从未失去其影响力。他看到研究员们潜心研读托马斯·曼的文本或广播演讲。“我认为，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和德国选择党（AfD）崛起、历史面临重复风险的时代，人们可以再次回想起托马斯·曼所反对的是什么。由此产生的平行关系被我们的研究员纳入其项目中进行反思，从而将其映射回德国。”

托马斯·曼和利昂·福伊特旺格的故居不可避免地还会让人想起，德国流亡者在加利福尼亚的历史并不一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尽管他们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被美国热情地接纳，但二战结束后情况急转直下，随着麦卡锡主义时代的到来，几乎所有德国流亡者，甚至包括托马斯·曼，都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

这也是一张如今挂在奥罗拉别墅（Villa Aurora）客厅里的照片背后的故事。照片中，福伊特旺格与布莱希特坐在别墅露台的一张石凳上，布莱希特穿着他标志性的工作罩衫，福伊特旺格则穿着一件类似长礼服的外套。两人自 20 世纪 10 年代末在慕尼黑共事期间便相识，而这张照片记录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因为不久之后，布莱希特便启程前往华盛顿，他必须在那里向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就其与共产主义者的联系做出交代。虽然布莱希特在日记中写道听证会过程很礼貌，但他对结果几乎不抱幻想。次日，他飞回欧洲，再也没有回来。

托马斯·曼在 1952 年因厌倦这些猜忌而离开洛杉矶，由于无法原谅德国人，他搬到了瑞士。利昂·福伊特旺格则成为了 FBI 的目标，他徒劳地等待了十年的入籍通知，并于 1958 年在洛杉矶去世。在他去世后不久，玛塔·福伊特旺格收到通知，告知他的入籍申请已获批准。她一直住在帕塞奥·米拉马尔（Paseo Miramar）的这座别墅里，直到 1987 年。

照片中的那张石凳至今仍留在露台上。 菲利普·欧姆克 5

竞选人员 齐格蒙德（中）

SPIEGEL TV（镜报电视）

周一, 31.8., 23.15 – 0.00 UHR, RTL 挑战者齐格蒙德：AfD 的海报男孩

他的团队成员包括“认同运动”（Identitäre Bewegung）的活动人士，其州级协会被认为具有确定的极右翼倾向，尽管如此，乌尔里希·齐格蒙德（Ulrich Siegmund）领导的 AfD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民调中已连续数周领先。这位始终保持友好的候选人塑造了一种“好哥们”的形象。对于他的政党来说，他是一个幸运的发现，而该政党的政策并非温和，而是激进的。《镜报电视》将揭秘齐格蒙德的人脉网络及其在赢得选举后的计划。

在沮丧与希望之间：选举前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高速公路桥上的 AfD 支持者、作为最后一名家庭医生的罗马尼亚医生，以及为现任者助选的迪迪·哈勒沃登（Didi Hallervorden）：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正进入 6. September 的倒计时。如果 AfD 获胜，这次选举可能会具有历史意义。诸如日托中心危机或农村医疗匮乏等州内议题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相反，许多选民希望基于普遍的不满，给那些建制派政党一个教训。

SPIEGEL TV

RE:

周五, 28.8., 19.40 – 20.15 UHR, ARTE 法国特大火灾

这是法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火灾：在距离波尔多仅约 30 公里的地方，夏季数米高的火焰吞噬了整片松树林和数百栋房屋，造成数十亿欧元的财产损失。约 260.000 人不得不离开家园。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昼夜不停地与火势蔓延作斗争。保罗·雷尼耶（Paul Regnier）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基金经理兼市议员与志愿者一起，在自己的家乡拉卡诺（Lacanau）周边组织支援消防队的行动。因为即使在火灾发生几天后，林下植被中仍有余烬在阴燃，随时可能引发新火灾。在约 400 公里外，卡尔卡松（Carcassonne）的市镇联盟试图从去年夏天毁灭性的火灾中吸取教训。因此，农民克萨维尔·莫维莱兹（Xavier Morvillez）对他的羊群和山羊需求量增加感到高兴。这些动物能将地表植被啃短，从而减少潜在火灾的燃料。但这是否足以防止进一步的大规模火灾？

“我不会和这家伙握手”

社会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文化机构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极右翼州长？来自一个不安、迷茫且充满斗志之州的各种声音。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竞选活动从一开始就由文化政策问题主导。在德国选择党（AfD）的政府计划中，这些议题占据了显著位置——一方面是因为州政府在该领域拥有相对较强的干预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 AfD 本就认为文化在他们计划的国家政治重塑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其计划中写道：“我们将使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成为文化政策的模范州”。《镜报》采访了在哈勒与比特费尔德之间、马格德堡与施滕达尔之间深刻影响文化生活的人们。他们如何准备应对可能的 政府？

丹尼尔·赫尔曼（Daniel Herrmann），54岁，哈勒 Werkleitz 协会负责人：当 在 2025 年推出其标签 #deutschdenken（德式思考），计划以此取代官方的州格言 #moderndenken（现代思考）时，各文化基金会首次发表了共同声明。我们还指出了这一措辞的来源——它出自 1938 年的一篇希特勒演讲。从那时起，我们的合作变得非常紧密。

福尔克特·乌德（Folkert Uhde），61岁，克滕巴赫音乐节艺术总监：今年年初我读了 的政府计划草案。当时我觉得我周围的所有人都还在睡梦中。没有人愿意承认从 9 月起将面临的威胁。因此，我为《Van》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构思了 赢得选举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生活的未来愿景。我当时有一个“唤醒”的想法：把这个计划里写的内容推演到最后看看！我从未因为一次发言而收到过如此之多的反应。赫尔曼：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我不认识任何对 的思想持开放态度的文化机构。

乌德：如今，文化界已一致表明反对 的立场。仅仅表示“支持民主”或类似宽泛的表态是不够的，因为 已经将这些词汇据为己有。

文化之争

赫尔曼：目前还无法预见 AfD（德国选择党）执政的具体影响。不过在政府计划中，明确点名了两家机构——Radio Corax 和福音学院，计划取消对它们的资助。约翰娜·费舍尔（Johanna Fischer），34 岁，哈勒 Radio Corax 的总经理：我们并不惊讶 Corax 被明确提及，因为我们代表了该党所厌恶的大部分东西。“掐断 Radio Corax 的资金链！”这段话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积极影响。我们的广播协会变得更加团结。每个人都意识到：我的电台正受到攻击！资助协会的成员人数在短时间内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 510 人。

乌德：AfD 偶尔会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作为德国文化的正面典型提及。在新型巴赫协会（Neue Bachgesellschaft）的监事会中，我指出巴赫具有移民背景：他的高祖父是来自现今匈牙利的宗教难民，该家族在 16. 世纪偶然来到图林根。直到 19. 世纪末，巴赫才被宣布为德国文化的圣殿。在理查德·艾希瑙尔（Richard Eichenauer） 1932 年写的那本可怕的《音乐与种族》一书中，有一句话是：“赋格曲是金发蓝眼的。” 简直是荒谬！任何音乐家，无论属于哪个流派，无论信仰什么宗教，无论肤色如何，最终都受到了巴赫的启发。从影响史来看，他是一位世界公民。

芭芭拉·施泰纳（Barbara Steiner），61 岁，德绍包豪斯基金会主任：AfD 对文化的理解非常狭隘。在他们的历史叙事中，20. 世纪几乎不存在。而现在也

总监乌德：“我觉得我周围的所有人都睡着了”

总经理赫尔曼：“所有人都觉得必须告诉东德人，他们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不存在。难怪他们将德绍的包豪斯视为对手。在某些方面，我甚至能理解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对现代主义的批评。AfD 的文化政策发言人在罗马尼亚出生，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现代主义是残酷的。考虑到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现代主义有抵触。然而，他将自己的特定经历套用到了整个现代主义之上。但现代主义实际上要丰富得多。

阿廖沙·贝格里希（Aljoscha Begrich），49 岁，比特费尔德-沃尔芬地区“东方”（OSTEN）艺术节的共同策展人：AfD 要求爱国文化。我想说，当我们连续数周与数百名参与者一起庆祝多样性和民主时，我们的艺术节就是在践行对家乡的热爱。但这当然不是 AfD 政府计划所代表的那种民族主义意义上的热爱。

施泰纳：在文化机构中，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的规划是否反映了当今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我指的不是迎合。无论如何，我们不想将某些领域拱手让给 AfD。例如“手工艺”：这在包豪斯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或者“传统”：我们必须更强力地强调，传统并不意味着僵化地保留过去，而是在时间流逝中不断变化的。传统是活生生的，传承是一个许多人参与——或者至少应该参与——的过程。

恐惧

贝格里希：在比特费尔德，想要找到愿意公开发言的人并不容易。“你们得理解，”最近有人对我说道，“我的孩子在这里上学。”我能理解这一点，但如果人们因为担心家人受到攻击而害怕与媒体交谈，这将是一种危险的发展趋势。

乌德：我在对未来的设想中进一步思考了 AfD（德国选择党）政府纲领中的内容，例如“引入志愿者公民巡逻队”这句话。几个月前，AfD 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在克滕举行了一场活动，我在那里看到大部分是中年男性，我对他们感到身体上的恐惧。我的妻子来自伊斯坦布尔，持有德国护照。一想到这些家伙未来可能在国家的授权下要求她出示身份证，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萨拉·泰格（Sarah Thäger），39岁，马格德堡文学之家负责人：作者阿尔内·塞姆斯罗特原定于 6 月在市立图书馆朗读他关于公民社会力量的新书，我们是共同主办方。尽管 AfD 事先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反对意见，但朗读会最初还是被取消了，大概是一种预见性的服从。在那时人们意识到，空气正变得稀薄，尽管后来朗读会还是补办了。

克莱门斯·莱安德（Clemens Leander），37岁，马格德堡剧院联合艺术总监：去年 11 月针对剧院的抗议之激烈令我感到惊讶。我们关于马格德堡圣诞市场袭击事件的剧作《受伤之城》当时还在创作中，没有人知道它具体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如此，仍有数十人聚集在我们的剧院前大声干扰。那天晚上举行了一场关于维克多·克莱姆佩雷尔论述纳粹主义语言的书籍朗读会。观众只能在警察的保护下才能进入大厅。

乌德：我担心选举后的氛围可能会迅速恶化。担心这些人突然认为他们现在在街头拥有话语权。

莱安德：但与此同时，让我感到困扰的是，近几周以来外界出现了一种末日心态。无论 6. September 发生什么，都没有理由这样想。这里有足够多体面的人。

邂逅

莱安德： 《伤城》的作者接触了犯罪的受害者、急救人员、亲属以及互助小组。这使得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许多平时不会来剧院的人来到了我们这里。我记得有一位访客，他险些在袭击中丧命，并为了这部剧接受了采访。当他在 2024 年 12 月 20 日回到家时，他的厨房时钟恰好停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一直没有力气去更换电池。在剧目首演后，他把这个时钟送给了我们。现在它就挂在剧院的大厅里。

施泰纳： 我的动力是提供一种文化产品，使其对那些对德国选择党（AfD）有好感的人也具有吸引力。对我来说，明确的界限在于基本法被侵犯、民主和法治被破坏以及人类尊严被践踏的地方。但我利用每一个机会，与这个国家里因为各种不同原因投票给 AfD 或身在党内的人进行交流。我与他们交谈，并表达我的信念，即 AfD 的文化政策是死板且敌视创新的。一个人不能仅凭自身，凭一种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德意志特性”的幻想来创造一切。人需要与他人交流。

文学之家负责人泰格尔：“AfD 是许多人宣泄愤怒的出口”

剧场创作者莱安德：“观众只能在警察的保护下进入大厅”

贝格里希： 通过我们的艺术与互利兴趣节，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创造一个能够容纳矛盾的乌托邦之地。两年前有一个夜晚，社会救助协会（Diakonie）的残疾人工作坊表演了木偶戏。与此同时，一支来自比特费尔德的老朋克乐队在演出。但巧合的是，那天正好有一个“德国游戏”（Deutschlandspiel）活动，结束后，许多身上涂着黑红金三色油漆的人进入了场地。他们被这里的整体氛围所吸引，于是留了下来。突然之间，不同群体融合在了一起。但我很清楚，我们只能建造沙堡，而旁边则有一台巨大的斗轮挖掘机在摧毁这个社会。

费舍尔： 自今年春季以来，我们通过 Corax 广播电台加强了在哈勒以外地区的节目制作。我们带着规模较小的编辑小组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巡访。我们的目的是为小城市中的活跃人士提供广播平台作为展示空间。我们去过哈尔伯施塔特、比特费尔德、蔡茨，还去了位于米尔德河畔卡尔贝的“混乱局”（Unordnungsmamt）的人那里，他们在施滕达尔和萨尔茨韦德之间运营着方圆 30 公里内唯一的活动场所。

马尔科·库内尔，50 岁，“混乱局”运营者（位于卡尔贝）： 我妻子妮可和我从千禧之年起就开始组织现场音乐会。很多年里，这里什么都没有。2021 年，我们买下了当地一座破旧的建筑群，以前是一个空手道俱乐部。现在我们每月举办一到两次音乐会、戏剧演出和朗诵会。乐队来自世界各地，这得益于许多旧有的联系。

妮可·库内尔，48 岁，自由职业理发师： 我在建筑的前面设立了一家理发店，后面是一个小型体育馆，我在那里开设健身课程。

马尔科·库内尔： 我们的观众年龄偏大，大约 40 岁以上。在知名乐队演出时，我们最多有 120 名观众。人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比如从施滕达尔和萨尔茨韦德。一切都非常有家庭氛围，吧台由妮可负责，收银则由我们的女儿帮忙。

费舍尔：我们并不是每天 24 小时都在为了阻止 AfD 而进行竞选活动，Radio Corax 更多的是一种活生生的对立面。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没有哪个音乐电台能拥有如此广泛的音乐频谱。此外，我们不讨论他人，而是始终尝试让他们以极低的门槛亲自掌控媒体。目前这一点成效显著，以至于我们每周七天、全天候的播发计划已经无法满足所有的申请需求。对于 AfD 来说，如果一个电台能运行得如此出色，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尼科尔·库内尔：我们想为卡尔贝的年轻人提供一些活动，于是发起了名为“职场青年”的系列活动，在 18 点到 22 点之间提供乒乓球、台球、激光迪斯科和无酒精鸡尾酒。但并没有受到欢迎。 马尔科·库内尔：我认为这是因为卡尔贝的青少年被父母告知：“不要去那些‘蜱虫’（指左翼人士）那里！”

尼科尔·库内尔：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感知到我们自己圈子（Bubble）里发生的事情。但在理发店里情况不同，那里来的是村子里最普通的人。虽然不是那些极端的 AfD 选民，但经常是那些对现状感到不满、对陌生人以及周围风力发电机心存芥蒂的人。在给他们理发时，我会与他们交谈，并试图说服他们，过去并非一切都更好。

马尔科·库内尔：有时尼科尔在晚上因为进行了大量的争论而感到精疲力竭。

施泰纳：在我于格拉茨艺术之家工作期间，通过与该市 FPÖ 政府的交锋，我知道升级对抗是没有用的，这种“他们与我们”的对立没有意义。僵化的阵营思维在双方都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同质性。如果我假设这种同质性并不存在，那么就有机会被听到，并在倾听中发现究竟是什么在驱动他人。

资金

特格尔：文学之家的预算每年约为 270.000 欧元，几乎全部由市级政府提供，这意味着我们还处于一个缓冲期。目前 AfD 在市议会中没有多数席位。但预算每年都需要由州政府批准。2027 年的申请截止日期是 9 月底。如果届时 AfD 已经掌权，批准可能会变得困难。从长远来看，选举结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

费舍尔：Corax 资助的三分之一来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广播电视费，三分之一是项目资助，三分之一来自捐款和资助会员——

卡尔贝的库内尔夫妇：“我们大多数时候只能感知到自己圈子里发生的事情”

哈雷 Radio Corax 的员工：“我的电台正受到攻击！”

——资助。我们的广播执照有效期至 2035 年，这相对稳定。但当然，AfD 会有办法干扰我们的电台，毕竟已经有先例了，比如维克多·欧尔班的匈牙利。比如设置官僚障碍，或者为音乐节目设定德语配额，而这在 Corax 绝不会发生。

施泰纳：目前州政府每年向包豪斯提供 4,5 百万欧元。这笔金额可能会被 AfD 政府削减 10 到 50 百分比。我们的历史建筑非常脆弱且需要高强度的维护。因此，这些削减将严重影响包豪斯建筑实体的保存。我们当然不会简单地坐等“X日”到来，而是在通过基金会、企业和私人捐款开拓新的资金来源。

特格尔：就像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所有人一样，我也正在寻找其他的资金池。

施泰纳：对我们有帮助的是，包豪斯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如果我们真的陷入生存危机，全球都会有人愿意并能够支持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为作为包豪斯能脱困就可以坐享其成。因为我认为，如果这里的整体文化景观被重构，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希望一种开放、具有包容力和渗透力的文化形式，而不是一种狭隘且令人窒息的文化。

莱安德：我们在马格德堡有一份有效期至 2028 年底的剧院合同。市级和州级政府提供的资金大致相当。之后会发生什么尚不明确。AfD 希望将文化机构的受资助资格与一项“爱国誓言”挂钩。关于这一点，我最近在思考很多：

他们具体是如何设想的？谁应该宣誓？对我个人而言，很明确的是我不会做出这样的承诺。我更感兴趣的是，之后会发生什么。

乌德：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新巴赫协会的基础预算通过市级补贴得到了保障。但我们的活动需要额外资金。夏末的巴赫音乐节由州政府资助 112.000 欧元。没有这些补贴，我们就无法生存。但是，而且这是关键的一点，我们不会接受一个极右翼州政府的资金。我不想陷入这样一种局面：我在一场音乐会的第一排坐着，而我身边坐着 AfD 的州长或文化部长。我不会与这种家伙握手并表示感谢，也不会听他胡扯赋格曲有多么“德国”。

身份认同

贝格里希：我最近在比特费尔德看到一张汽车贴纸，上面是一个拿着指虎的沙人，下面写着“来自东部的诚挚问候”。显然，这就是目前该地区在他人描述中以及自我描述中所呈现的形象。我们打算丰富这一形象，使其变得复杂且具有颠覆性。

泰格：对于许多人来说，德国选择党（AfD）是他们宣泄愤怒的出口，即便在选举之后，他们很可能依然是政治决策的输家。昨天，在文学之家附近举行了一场由乌尔里希·西格蒙德举办的活动。我看到一位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她两岁的儿子手里拿着一面德国国旗。我问她孩子在哪个幼儿园，因为 AfD 还想切断教会的资金，这样许多运营机构将不再获得资助。但她对此并不感兴趣。

赫尔曼：两德统一后，西方的政治和媒体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东德人的尊严被逐步剥夺。但我认为这并不是 势力增强的决定性原因。人们总是问：东德人是否因为其社会化过程而注定会如此激烈地投票给 ？我会说：不是。看看美国、丹麦或奥地利。我认为这里 的得票率高于西部，更多是因为该党及其西德籍官员从一开始就在东德投入了更多资源。

莱安德：对于我的东德身份，我持有双重感受。一方面，我认为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即直到今天，德国境内许多差异几乎不被提及：比如不同的财产所有权、家庭内部匮乏的遗产，以及父辈缺乏资本主义经验。但与此同时，我经常想对长辈们喊道：看看其他东欧国家吧。作为前东德公民，你们的情况其实相对不错。

赫尔曼：作为一名东德人，我不断成为政治标签化的目标。 告诉我，东德人拥有“超级德国基因”，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原生的日耳曼人。而西方的政治家则向

基金会负责人施泰纳：“我们不想将某些领域拱手让给 ”

策展人贝格里希：“隔壁正用一台巨大的斗轮挖掘机摧毁这个社会”

100 文化

文学

作者在《龙虾女人》（Die Hummerfrauen）之后，再次讲述来自缅因州的故事。这一次，故事包括与挚爱重逢的米娜（Mina），以及不愿接受孤独的朱莉（Julie）。 / 第 2 名

1< / td><>(2) 《海德堡回忆》(Memories of Heidelberg) Heinz Strunk< / ><>Rowohlt; 23 欧元< / >< / tr><><>2< / ><>(-) 《龙虾岁月》(Hummerjahre) Beatrix Gerstberger< / ><>dtv; 23 欧元< / >< / ><><>3< / ><>(5) 《巨人们》(Die Riesinnen) Hannah Häffner< / ><>Penguin; 24 欧元< / >< / ><><>4< / ><>(3) 《伊门霍夫的断片》(Filmriss auf Immenhof) Karsten Dusse< / ><>Heyne; 24 欧元< / >< / ><><>5< / ><>(4) 《第二大爱》(Die zweitgrößte Liebe) Ruth-Maria Thomas< / ><>dtv; 24 欧元< / >< / ><><>6< / ><>(7) 《往昔》(Yesteryear) Caro Claire Burke< / ><>Heyne; 24 欧元< / >< / ><><>7< / ><>(8) 《独处静止状态》(Alleinruhelage) Eva Menasse< / ><>Kiepenheuer & Witsch; 23 欧元< / >< / ><><>8< / ><>(6) 《五，六，七，八》(Fünf, sechs, sieben, acht) Ewald Arenz< / ><>DuMont; 25 欧元< / >< / ><><>9< / ><>(18) 《陌生人》(Fremde) Belle Burden< / ><>Luchterhand; 24 欧元< / >< / ><><>10< / ><>(1) 《艾特金斯女士与梦想图书馆》(Ms Atkins und die Bibliothek der Träume) Vanessa Göcking< / ><>Vani; 28 欧元< / >< / ><><>11< / ><>(15) 《这里很美好》(Ist doch schön hier) Miriam Burdelski< / ><>Blessing; 24 欧元< / >< / ><><>12< / ><>(-) 《毒女》(The Poison Daughter) Sheila Masterson< / ><>Penguin; 25 欧元< / >< / ><><>13< / ><>(-) 《书籍漫步者》(Der Buchspazierer) Carsten Henn< / ><>Piper; 15 欧元< / >< / ><><>14< / ><>(10) 《画布》(Canvas) Ursula Poznanski< / ><>Loewe; 24 欧元< / >< / ><><>15< / ><>(9) 《早安，今天天气不错》(Guten Morgen, schönes Wetter heute) Tanja Kokoska< / ><>dtv; 23 欧元< / >< / ><><>16< / ><>(11) 《街道》(Die Straße) Robert Seethaler< / ><>Claassen; 25 欧元< / >< / ><><>17< / ><>(14) 《横穿原野》(Querfeldein) Alex Capus< / ><>Hanser; 25 欧元< / >< / ><><>18< / ><>(13) 《午夜之旅》(Die Mitternachtsreise) Matt Haig< / ><>Droemer; 24 欧元< / >< / ><><>19< / ><>(19) 《皮娜缺席》(Pina fällt aus) Vera Zischke< / ><>List; 21,99 欧元< / >< / ><><>20< / ><>(17) 《暂停》(Pause) Lena Kupke< / ><>dtv; 23 欧元< / >< / table>

吕迪格·萨夫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 《第四次创伤》（DIE VIERTE KRÄNKUNG）

非虚构类书籍

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我们作为人类的自我认知？作者提醒我们，虽然人工智能在许多任务上的处理速度和效果优于人类，但人道主义的理念依然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 第 9 名

1	(1) 越过防火墙 (Jenseits der Brandmauer), Monchi, Kiepenheuer & Witsch; 20 欧元
2	(3) 亲爱的英国 (Dear Britain), Annette Dittert, DuMont; 24 欧元
3	(2) 学会说不 (Nein sagen), Matthias Brandt, Kiepenheuer & Witsch; 16 欧元
4	(-) “啊，一声号角！” (»Ach, eine Fanfare!«), Elke Heidenreich, Hanser; 26 欧元
5	(9) “要勇敢！”——关于冒险 95 年的回忆 (»Mutig sein!« – Erinnerungen an abenteuerliche 95 Jahre), Marianne Koch, dtv; 22 欧元
6	(5) 三百个男人 (Dreihundert Männer), Konstantin Richter, Suhrkamp; 30 欧元
7	(6) 火之梦 (Träume aus Feuer), Florian Illies, Pfaueninsel; 20 欧元
8	(-) 你的身体在用激素说话 (Dein Körper spricht hormonisch), Konstantin Wagner, Gräfe und Unzer; 22 欧元
9	(-) 第四次挫折 (Die Vierte Kränkung), Rüdiger Safranski, Hanser; 22 欧元
10	(4) 点点逗号线，艺术史完结 (Punkt Punkt Komma Strich, fertig ist die Kunstgeschicht’), Jakob Schwerdtfeger, dtv; 25 欧元
11	(7) 足够成熟 (Alt genug), Ildikó von Kürthy, Ullstein; 22,99 欧元
12	(12) 在意面与柠檬切罗之间与自我重逢 (Wiedersehen mit mir selbst zwischen Pasta und Limoncello), Melanie Pignitter, Gräfe und Unzer; 20 欧元
13	(8) 我心中的历史 (Die Geschichte in mir), Rüdiger von Fritsch, Siedler; 26 欧元
14	(-) 希望的回归 (Die Rückkehr der Hoffnung), Rutger Bregman, Rowohlt; 15 欧元
15	(11) 细菌——秘密英雄 (Bakterien – Die heimlichen Helden), Peter Wohlleben, Malik; 23 欧元
16	(10) 与歌德共度的一个夏天 (Ein Sommer mit Goethe), Gustav Seibt, C. H. Beck; 25 欧元
17	(13) 法西斯主义并非一种观点 (Faschismus ist keine Meinung), Ilko-Sascha Kowalczuk, C. H. Beck; 23 欧元
18	(15) 信仰、爱、克洛普 (Glaube, Liebe, Klopp), Michael Horeni, C. Bertelsmann; 26 欧元
19	(16) 你并不孤单 (Du bist nicht allein), Jan Fleischhauer, DVA; 25 欧元
20	(14) 我们正在失去这个国家 (Wir verlieren dieses Land), Liv von Boetticher, Deutscher Wirtschaftsbuchverlag; 25 欧元

《镜报》畅销书榜单由 “BuchMarkt” 和 media control 受《镜报》委托统计。详情请参阅 spiegel.de/bestseller

人们倾向于将德国选择党（AfD）在东部的成功归结为：我们在东德的幼儿园里必须同时坐在便盆上，因此没有学会民主能力。所有人都觉得必须告诉东德人，他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莱安德（Leander）：东德绝对是一个远离“异质体验”的社会。在我的记忆中，在霍耶斯韦达（Hoyerswerda），情况是这样的：一条街上是“波兰人公寓楼”，另一条街上是莫桑比克合同工的公寓楼，仅此而已。人们并不希望产生接触。而且在东德还存在一项政府协议，规定合同工如果怀孕，就必须返回原籍国。

选举日

贝格里希（Begrich）：毫无疑问，AfD（德国选择党）将成为得票最多的政党。这简直是灾难性的。因此我们决定，在直到9月底结束的艺术节中，为这种情绪提供空间，主题定为“慰藉”。我们将采用神学家兼诗人保罗·格哈特（Paul Gerhardt）的文本，今年是他逝世 350 周年。他的诗作极其动人，他曾亲历三十年战争的恐怖。我认为，在选举之后，参考格哈特的诗歌能帮助我们跳出局部看全局：我们并非生活在三十年战争中，而是依然生活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工业国家之一。而且在 350 年后，几乎没有人会记得 AfD。

马尔科·库内尔（Marko Kühnel）：我们将在“混乱办公室”（Unordnungsamt）举办一场“选举消化派对”，这样大家就不用独自面对这一切。

泰格（Thäger）：我将在 9 月 6 日 18 时参与计票。多年来我一直担任马格德堡-施塔特费尔德（Magdeburg-Stadtfeld）的选举主管，我是在那里长大的。那里原本一直是一个开放且具有家庭氛围的社区。但两年前在市议会选举计票时，当我看到 AfD 的选票堆时，我感到绝望。我想：你们之中是谁投的？

乌德（Uhde）：我们的巴赫音乐节今年确实在 9 月 6 日 18.20 时结束。我们将以《h小调弥撒》中的咏叹调《我们赞美你》（Laudamus te）收尾，这同样是对生命之美的颂歌。在那期间，我保证绝对不会看手机。之后，我将被那些愿意与我共克难关的朋友们环绕。一想到在第一波预测结果出炉时，会出现那些欢呼雀跃、自我感觉良好，并坚信自己即将统治世界的家伙，我就感到恶心。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将在这里以充分的信念继续前行！

记录员：安德烈亚斯·伯纳德（Andreas Bernard）

为了巴勒斯坦的绿巨人

好莱坞漫画改编电影宇宙的明星们通过激进主义，要求释放“巴勒斯坦的纳尔逊·曼德拉”。然而，漫威宇宙本身正是建立在犹太基石之上的。

作者：阿尔诺·弗兰克（Arno Frank）

演员鲁法洛饰演漫画英雄绿巨人：“深切关注”

局势越是混乱，人们就越渴望能解决问题的超级英雄。漫威公司电影的成功，或许恰恰基于这个公式。因此，目前有近 20 位来自漫画改编电影宇宙的男女演员支持一项向“联合国及世界各国政府”发出的呼吁，要求其“积极采取行动”释放马尔万·巴尔古西（Marwan Barghouthi），这在乍看之下并不奇怪。

67 岁的巴尔古西被其支持者视为“巴勒斯坦的纳尔逊·曼德拉”。根据一项最新调查，54% 的受访巴勒斯坦人会投票选择他担任总统。作为法塔赫武装分支“阿克萨烈士旅”的前领导人，他被以色列指控应对自杀式袭击和其他攻击负责。因五起谋杀案及加入恐怖组织，巴尔古西自 2002 年起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根据法官的说法，他直到去世都将无法离开那里。

这正是马克·鲁法洛（《复仇者联盟》中的绿巨人）、伊恩·麦克莱伦爵士（《X战警》中的万磁侠）、丹尼尔·布鲁尔（《美国队长：内战》中的泽莫）、凯特·布兰切特（《雷神3：诸神之战》中的海拉）以及其他演员想要阻止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我们对马尔万·巴尔古西被长期监禁、遭受暴力虐待以及在羁押期间被剥夺权利表示深切关注。”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复仇者联盟”会为马尔万·巴尔古西挺身而出，还是会将其作为反派予以打击。艺术家有权选择立场。但其中仍有一个极具电影戏剧感的反转：凭借斯坦·李（原名斯坦利·马丁·利伯）、杰克·科比（原名雅各布·库尔茨伯格）或乔·西蒙等绘图师和作者，漫威宇宙本身就建立在犹太基石之上。正如日本的哥斯拉是对原子弹的流行文化反应，美国队长、万磁侠或 X 战警等角色是对迫害和大屠杀的反应。就像以色列一样。

在《M 的生活》（Das Leben der M）开头，一个叙述者告诉演员 M，他打算为她写自传。“她很喜欢这个建议，”关于 M 的描述这样写道。她不是个扫兴的人。“你会直接编造一些东西吗？”她问道。叙述者（人们可以假设这就是作者瑞秋·卡斯克本人）面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而现在，文学界正在寻找答案，并由此引发了这场规模虽小但颇具吸引力的夏末丑闻：卡斯克编造了什么，而哪些内容又源自她与娜塔莉·波特曼友谊中的观察和经历？

因为 M 与同样住在巴黎的好莱坞明星有着极其明显的共同点：职业生涯始于一部将其在青春期前过度性化（sexualized）的电影；在一部关于芭蕾舞演员因野心过大而陷入妄想的情节剧（Melodram）中获得巨大成功；是一家著名奢侈品牌的面孔；有两个孩子，且孩子的父亲已“淡出视野”：这显然就是娜塔莉·波特曼的生活。

但这种生活过起来究竟如何？当名声、财富与美貌被放在天平上衡量时，什么会发生改变？库斯克的小说《M的生活》暗示，一切都会改变——而且其中没有任何一项有利于一个具备同理心和谦逊品质的人格。据媒体报道，波特曼认为这本书是对她与库斯克之间友情的背叛。

库斯克在她的多部小说中经常探讨艺术家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在 2021 年的《另一个地方》中，她想象了这种关—

小说

M 的生活

关系被描绘成艺术家驻留项目运营者与一名画家之间充满情欲的阵地战；而在 2024 年的《队列》（Parade）中，她将其构思成一场智力游戏，四位仅被称作“G”的艺术家在其中相互交织。

许多文学评论家在面对《队列》时呻吟道：太抽象了。但现在很难对她的新书提出同样的指责：在库斯克（Cusk）的所有著作中，很少有像《M 的生活》（Das Leben der M）这样触手可及的作品。一幅幅快照接踵而至，其细节之丰富，之于库斯克而言几乎达到了巴洛克式的程度。文中详细描述了 M 在拍摄期间退避其中的拖车内部的所有布置，包括一束牡丹花，“其可爱的粉色花头在沉重且卷曲的花瓣重量下低垂”。这是否是在讽刺那些认为库斯克失去了具体化能力的评论？但也可能是在戏仿媒体公众对明星生活细节的极度渴求。

在瑞秋·库斯克（Rachel Cusk）的新小说中，许多人认出了一幅关于好莱坞明星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的不利画像。但情况要复杂得多。

Elliott Verdier / DER SPIEGEL

尽管库斯克在其中穿插了各种反思，但她并未忘记塑造 M 的肖像。一幅幅素描逐渐汇聚，直到 M 作为一名演员的形象变得清晰：在任何社交场合，她都无法避免地陷入扮演某种角色的状态。在商务会议中，在与孩子们一起出海游艇时，在与一名记者的采访中（M 在采访中决定像以往很少那样坦率且诚实地回答）：M 始终在令人信服且尽职地表演，但她永远与他人保持距离。这展现了名声的悲剧——毕竟，站在基座上的人永远是孤独的——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但 M 并非如此感知：在距离感中，她反而体验到了自己的独特性。她打算对自己的生活不作任何改变。

叙述者看向 M 的目光显得奇怪地局限——缺失了库斯克典型的对艺术创作过程的兴趣，也缺失了她对艺术界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权力差距的敏锐洞察。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句子：“在 M 身边不觉得自己丑陋，是很困难的。”

然而，库斯克在这里放弃挑战性叙述者的位置仅仅是表象。在一段激烈的结尾部分，她拆解了本书此前建立的所有确定性。开头提出的关于叙述者在构思什么的问题，结果证明根本不是关键。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要相信书中所写的什么——是因为它符合我们对一名明星、一名女性，或者说对娜塔莉·波特曼的想象吗？最终，《M 的生活》或许根本不是在为娜塔莉·波特曼绘制一幅不利的画像，而是在为我们自己绘制。 汉娜·皮拉齐克（Hannah Pilarczyk）

瑞秋·库斯克：《M 的生活》。由 Eva Bonné 从英文翻译。Suhrkamp 出版社；175 页；25 欧元。

系列

资本主义操作指南

经营学学生内莉（Nelly）刚刚开始从事高端陪侍（Escort）工作。在剧集《出卖性感》（Selling Sex）的第四集中，人们看到她正陶醉地嗅着一位富裕客户昂贵的日本威士忌，随后更加陶醉地穿着吊袜带，任由这位点子颇多的嫖客主导。这部剧带有光鲜亮丽的质感，使其显得如此诱人，同时也如此危险。因为它既可以被解读为一次情色觉醒体验，也可以被视为一份资本主义操作指南。内莉二十多岁，背负着学生贷款债务。通过一个朋友，她进入了一家陪侍中介机构，从此自称“欧若拉”（Aurora）。在蒸汽浴池中，她伺候一名60岁的男子，直到对方因过度兴奋而昏厥。她还与一群女同事欢呼酗酒地参加一场单身派对，在那里人们穿着乳胶衣在玻璃桌上跳舞。“欧若拉”让人想起肖恩·贝克（Sean Baker）2024年同名性工作者电影中的女主角“阿诺拉”（Anora）。但在那部获得奥斯卡奖的剧情片中，观众在近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陪伴这位陪侍人员经历她那如醉如痴的日常生活，而性工作的艰辛在其中不断地被揭露。相比之下，《出卖性感》中有时仅20分钟的一集内容则像是一段段色彩斑斓、在心理刻画上有所缺失的短片。风险被提及了，但被与可能性抵消了——即女性如何将卖淫变成一种舒适的，甚至在情色上令人满足的商业模式。CBU

»Selling Sex«。 ARD媒体库中共有 六集。

Mike D：《Thank You》。

流行文化

废墟上的派对

在亚当·约奇（Adam Yauch）——这个感觉在很久以前就已白发苍苍的男人身体里的孩子——因癌症过早去世后，他的乐队沉默了。那是2012年5月，而且这并非随便哪个乐队，而是一个由男人身体里的孩子们组成的喧闹“爬行组”，他们在1987年创造了历史，推出了首张登上美国排行榜冠军的嘻哈专辑：野兽男孩（Beastie Boys）。在亚当·“MCA”·约奇以47岁之龄去世后，剩下的两名成员亚当·“Ad-Rock”·霍罗维茨（Adam Horovitz）和迈克尔·“Mike D”·戴蒙德（Michael Diamond）决定不再以原乐队之名发布新音乐。正如Mike D最近告诉《卫报》的那样，在约奇去世后，他根本无法再创作新音乐。“每当我打开电脑上的一个文件，心中就只剩下悲伤。”Mike D大概必须重新回归青春，通过与儿子们的即兴演奏来找回自我，而现在，在60岁时，

发布了《Thank You》。这是野兽男孩成员去世后，一名野兽男孩成员推出的首张专辑，充满了生命力。它是对生活中种种偏差的庆祝，是一场废墟上的派对。缺失的是支撑感。是那段能让人记忆深刻的副歌。是那首在前往夜店途中会一直萦绕在脑海中的热门金曲。从这个角度看，这张专辑也表明，野兽男孩将永远不再回归。SKR

小说

总是与过去纠缠不清

英戈·舒尔策（Ingo Schulze）新小说《八月之水》（Das Wasser im August）的主角是一位第一人称叙述者，他与舒尔策一样从事作家职业。他在一场聚会上朗读了一篇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托马斯的16岁少年的写作起步阶段。很快人们就意识到，这个少年其实就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当时在场的听众中坐着一名中篇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情况变得相当复杂。因为对方对他在文中描述的事情有着截然不同的记忆。为了让文学文本获得成功，真实的生活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改写？在《八月之水》中那个沉思、时而自嘲却又固执的作家形象中，映照出了英戈·舒尔策本人的影子——他自2023年起担任德国语言与文学科学院院长。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他在围绕夏洛特·格诺斯（Charlotte Gneuß）的“缺陷清单”风波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格诺斯的处女作小说中，舒尔策发现了一些在他记忆中与70年代东德不符的片段。而在本小说中的那篇中篇小说里，人们在“微型网络”（Mininetz）中传递书籍，吃的不是俾斯麦鲱鱼，而是“精致鲱鱼”：东德时期的词汇堆砌得比必要的程度更多。但最重要的是，舒尔策在《八月之水》中表明，讲述过去时所面临的更大“困难”并不在于对细节的吹毛求疵，而在于作品与生活（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生活）之间需要不断重新协商的关系。FEB

英戈·舒尔策： 《八月之水》。S. Fischer出版社； 320页；26欧元。

独家电影预展！

由《镜报》（DER SPIEGEL）呈献

立即预订两张免费票

《压力》（Pressure）

1944年6月，英国：在美国将军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布兰登·费舍 饰）的总指挥下，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入侵行动即将展开。然而，盟军在诺曼底的进攻能否成功，取决于一个决定性条件——正确的天气。在D-Day前最后决定性的72小时内，英国首席气象学家詹姆斯·斯塔格上尉（安德鲁·斯科特 饰）必须做出他人生中最具影响力的预测，并因此与盟军领导层陷入激烈的冲突。只剩下短短几个小时来寻找那个决定入侵成功或失败——从而决定整个战争结局——的时刻。

《压力》将D-Day前最后几个小时这段此前从未被讲述的真实历史，重构为一部叙事精准、高度紧张的惊悚片，其中决定了世界历史随后的走向，从而决定了数百万人的命运。该片由导演安东尼·马拉斯（Anthony Maras，《孟买酒店》）执导。

预展活动将于2026年9月7日（周一）举行。您现在起可以通过在线注册获取两张免费电影票：www.spiegel.de / kinopreview

从2026年9月3日（周四）起，您将通过电子邮件收到通知，告知您是否入选此次预展。

注意：门票不可转让。滥用行为将被举报。

扫描二维码并在 www.spiegel.de / kinopreview 在线注册

柏林

Kulturbrauerei 电影院 Schönhauser Allee 36 开始时间：20点

杜塞尔多夫

Atelier Graf-Adolf-Str. 47 开始时间：20点

法兰克福

Cinema Roßmarkt 7 开始时间：20点

汉堡

Abaton Allende-Platz 3 ：20

科隆

Filmpalast Köln Hohenzollernring 22 ：20

慕尼黑

Leopold Leopoldstraße 78

纽伦堡

Cinecitta Gewerbemuseumsplatz 3

斯图加特

EM Bolzstraße 4

体育

幸运的汉斯

命运：90 岁的前矿工汉斯·诺尔特（Hans Nolte）开启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冒险：他飞往韩国，参加世界老年乒乓球锦标赛。

汉斯·诺尔特于 16. 11 月 1935 年出生在韦瑟河畔的尼堡（Nienburg an der Weser），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他的青年时代，或许也是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地下担任矿工度过的。先是学徒，然后是矿工，最后成为采煤工：这是矿工们的晋升阶梯，一条不是向上，而是向深处延伸的阶梯。

诺尔特身材矮小精干，能轻松进入狭窄的巷道，在那里他背朝地躺着，上方是阴暗的煤层，手中紧握着气动钻。如今，70 年后，当他把手放在桌子上时，无法将其摊平，手指像爪子一样弯曲，像一只五条腿的蜘蛛。

在矿井里，每天早晨会发一瓶牛奶：据说是为了对抗尘肺病；但面对恐惧，则没有任何良药。后来，诺尔特成了邮政公务员。在那里他依然像个隐形人，邮递员像幽灵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穿梭，人们能看到他们，但很快就会忘记。但有一个人没有忘记他。

她的名字叫瓦尔特劳德（Waltraud），他们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两人结婚，盖了房子，夏天一起旅行，冬天并肩坐在沙发上，她阅读，他看着她。

那时他踢足球，担任守门员，但因为个子太小，于是他开始打乒乓球。瓦尔特劳德陪他去参加比赛，坐在巴士里他的身边，她对体育不感兴趣，但她想陪在汉斯身边，汉斯也想陪在她身边。晚上，她会为他准备加了蜂蜜的温牛奶。

他们渴望有孩子。如果是个儿子，就叫他汉斯-彼得（Hanspeter），但结果生了一对双胞胎。他们被命名为汉斯和彼得。他们早产了。直到今天，他还能看到他们躺在育婴箱里，那么小，几乎是透明的。一周后，他们去世了。瓦尔特劳德再次怀孕，这个孩子也死了。“我不能再这样承受了，汉斯，”她说。他看着她的痛苦，点了点头。

他们经常旅行，两人都热爱山峦。她开始收集画作并挂在家里，湖泊、树木和溪流，静止的自然，仿佛这样就能让时间停下来。有一次他们旅行去了罗马尼亚。从那里可以飞往伊斯坦布尔，然后乘船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在亚洲停留了几个小时，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喧闹的巴扎中，他弄丢了她的手，心瞬间冰封，后来他又找到了她；她根本没有察觉，因为一切都如此新鲜。

岁月流逝，几十年过去了。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流鼻血。起初很轻微且偶尔发生，后来变得剧烈且频繁。有时他在熟睡时悄悄流血，第二天早晨整个房子的地板上满是血迹。奥斯勒病（Morbus Osler），不可治愈，是动脉与静脉之间的短路。

有一次，在一次客场比赛前，巴士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她的鼻血流得太厉害。于是他独自前往比赛，但从未去太远的地方，因为他不想在夜晚没有她陪伴而入睡；他放弃了大型赛事，只参加附近的小型比赛。

他们在花园里种花，共同维持着生活。他读她的书，收集她的画，他去打乒乓球。

最后几年，他在家中照顾她。当她离世时，她带走了所有的声音和色彩，他独自坐在那栋突然变得宽大而寂静的小房子里。当她去世时，他几乎也随之而去了。

汉斯·诺尔特是个坚韧的人，一个北方男人，像树枝一样苍劲，在地下变得坚硬。当瓦尔特劳德去世时，他的姐夫和他坐在餐桌旁，像孩子一样哭泣。两个月后，他们本该结婚 65 周年。

“她是我的挚爱，”他说。

在 2026 年一个温和的五月天，汉斯·诺尔特坐在他位于基希韦厄（Kirchweyhe）客厅的沙发上。桌上有黄油蛋糕和过滤咖啡。墙上还挂着瓦尔特劳德的画。她已经去世四年了。

汉斯·诺尔特穿着一件扣到领口的 Polo 衫和一条慢跑裤。他说，刚才他还在健身房。他双臂交叉在胸前。在花园里，为了蜜蜂，他让草坪自然生长。

在瓦尔特劳德去世后，他连续好几天没有出门。当时，乒乓球俱乐部的队友们来看他，说道：“汉斯，你得重新开始训练，否则你会崩溃的。”

1957年诺尔特夫妇的结婚照：一个没有忘记他的人

如今，诺尔特是 90 岁以上组别的两届欧洲冠军。去年他在诺维萨德夺冠。现在他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在隔壁房间放着他的行李箱，旁边的衣柜上还挂着瓦尔特劳德的针织背心。诺尔特很快要开启一次旅行。

他有一个新目标：他想成为世界冠军。几周后，在韩国将举行老年世界锦标赛。他将飞往那里。他想要赢。他说，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都没有乐趣。

除了在伊斯坦布尔待的那几个小时，诺尔特从未离开过欧洲。他说，这次韩国之行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冒险，也许是最后一次，谁知道呢。“晚上躺在床上，我有时会感到忐忑，”他说。他躺在黑暗中想：汉斯，你到底在做什么？

诺尔特独居，自己做饭、洗衣服、打理花园。一周一次他会去参加康复体育活动，之后去健身房，在那里他必须注意不能运动过量，否则可能会因为疼痛而无法打乒乓球。

他每周训练两次，周末参加积分赛。他在基希韦耶体育会（SV Kirchweyhe）的男子五队打球。他们称他为“永恒的汉斯”。

当地报纸写道：“即便年届 90 岁，这位长胶专家在县级联赛中依然能让对手们吃瘪，而那些对手的年龄可能只是他的曾孙辈。”

在韩国，诺尔特将参加单打和双打比赛。他的双打搭档名叫霍斯特，两人相识已久。有可能他们在锦标赛的某个阶段必须面对彼此。诺尔特说：“当我打单打时，我就没有朋友。”

诺尔特通过一家乒乓球旅行社预订了行程。他说，关于韩国他其实一无所知。但他也觉得没必要知道。因为他是去打乒乓球的。

几周后，6 月初，一辆巴士将汉斯·诺尔特从首尔送到东海岸的江陵。他后来是这样讲述的。

诺尔特说，他看到的那个国家起初让他想起了德国。丘陵和森林，到处是松树，一片翠绿，城市则坐落在山谷中。高楼林立。街道干净。一切都如此整洁。

他说，在那些容不下城市的山谷里，水中有小植物。他觉得很奇怪。是草坪吗？诺尔特第一次见到了稻田。

江陵位于海边。比赛在巨大的场馆中举行，2018 年冬奥会时冰上运动员曾在那里比赛。现在，100 多张乒乓球桌排成行。诺尔特拿到了他的参赛号，他简直不敢相信：1935，他的出生年份。

他说，从那时起，他就相信自己能夺冠。

诺尔特在锦标赛开局良好。他击败了一名捷克选手和一名瑞典选手。他遇到了一名中国选手，同样将其击败。他说：“我能说什么呢？直到半决赛之前都没有问题。”

然后是休息一天。晚上诺尔特大多吃蔬菜炒饭，他避开了鱼类和肉类，以免肠胃不适。在淘汰赛阶段绝不能出差错。

在半决赛中，他对阵林通（Lin Tong），一个身材瘦削、面带微笑、头发雪白的中国人。诺尔特对自己说：“汉斯，你是欧洲冠军。你现在不能在亚洲人面前丢脸。”

他赢得了第一局。第二局失利。他调整了打法。在决定性的第五局中，他以 11:6 获胜。

诺尔特是一名防守专家。很多年前，他的姐夫对他说过：“汉斯，如果你想干掉几个对手，你得用长胶。”

如果球拍上的颗粒向外，会让球速变慢且轨迹难以预测。这样可以击败那些速度更快、力量更强的对手。弱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战胜强者。

诺尔特紧贴球台站立。他说自己的步法已不再是最佳状态，但反应还在。他耐心地等待，承受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然后用正手反击。

决赛的对手是张宗熙（Zhang Zongxi），一个身材精干、光头且眼神不安分的中国人。诺尔特在热身时观察了他：发球强力且迅速。诺尔特在小组赛中曾击败过他，但这次是决赛。在半决赛中，这个中国人淘汰了诺尔特的双打搭档。诺尔特在脑海中预演了比赛。

在第一场比赛前，他们交换了礼物。中国人向诺尔特赠送了一把签名球拍。诺尔特看着手中的礼物——一个印有家乡某种标志的布袋，感到有些惭愧。

他们就位。中国人发球。

四周后，在七月初，诺尔特再次坐在他位于基希韦厄（Kirchweyhe）家中的沙发上。他穿着一件衬衫和一条精致的裤子，看起来就像刚从拷贝纸中拆出来一样。诺尔特去了理发店，刮了胡子，精神焕发。

克里斯蒂安·蒂默曼（Christian Timmermann）在场，他是诺尔特在基希韦厄体育俱乐部（SV Kirchweyhe）的朋友兼助手。他说：“自从汉斯回来后，他整个人都飘飘然了。”诺尔特告诉他该如何分发蛋糕。现场依然有黄油蛋糕和过滤咖啡。

诺尔特向后靠在椅子上，讲述他的冒险经历。他的头枕在一个垫在颈后的枕头上。他微笑着，昂起头看向周围的人。贝尔恩德（Bernd）也在场，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诺尔特曾与他一起备战世锦赛。

讲述时，诺尔特有时会若有所思地闭上眼睛。他看起来像一位慈祥的父亲，像一位国王。

在多次会面后，他对《镜报》的记者提出了用“你”来称呼。诺尔特说：“我想让你提到，中国人是我最强劲的对手。”还有一件事：“中国人非常亲切。赛后整个家庭都跑来拍照。”

签名乒乓球拍：“直到半决赛前都没有问题”

他说，也应该写写他的“姑娘们”。诺尔特在江陵很快拥有了一个小粉丝团。那是三位女性，同样是老年球员，但比他年轻得多。诺尔特展示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是他在决赛击败中国人后的颁奖仪式。

他以三比零完胜。

在颁奖仪式上，这位前矿工汉斯·诺尔特有些摇晃地走上了领奖台。然后他站在那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甚至还有摄像机。世界冠军。诺尔特穿着一件袖子上带有德国国旗颜色的运动服。他微笑着。然后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视频中的女性在喊道：“汉斯，他做到了！汉斯，他做到了！”随后陷入了安静。诺尔特拿到了金牌。又响起一个女性的声音：“汉斯在哭。噢天哪，他在哭。”

汉斯·诺尔特一生从未站在舞台上。但在六月的那一天，当他成为世界冠军时，他站在了聚光灯下。在双打比赛中，他赢得了银牌。

事实是，他自己也这么说：他从未成为一名顶尖球员。他从未突破区级联赛。但他坚持得更久。他像一棵饱经风霜的树，依然屹立在球台边，而其他人早已被风吹走。

在韩国夺冠后，诺尔特又休了九天假。他参观了一座巨大的佛像和一个钟乳石洞。他说，旅行团里的有些人在那下面感到害怕，而他却感到很安心。

自从回来后，他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来访的人更多了。他去健身房的次数变少了。市长在机场迎接了他。

诺尔特说，以前有些俱乐部队友有时并不真正重视他。但自从他成为世界冠军后，情况就改变了。

他知道如何看待这件事。生活和乒乓球运动教会了他一点：时代总是在变化的。

如果问诺尔特如何面对悲伤，他说，你可以做任何事，但绝不能变成一个孤僻的人。那样会毁掉一个人的生活。

无论多么思念一个人，都不能停止前行。永远不能。

明年欧洲锦标赛在里加举行。他会飞过去。2028年世界锦标赛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很久以前，他去过那里。

如果问他为什么在江陵的领奖台上哭泣，他会凝视对方很久，然后轻声说：“天呐，我想。天呐，如果瓦尔特劳德现在能看到的话。那该多好。然后，砰的一声，我就崩溃了。”

托比亚斯·沙纳格尔（Tobias Scharnagl）

小众运动

不穿滑雪板的滑雪：在冬日的山峦中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在水面上却能顺利完成。不过，赤脚水上滑雪并不适合初学者。与普通水上滑雪一样，运动员由一艘摩托艇牵引，但由于脚底的浮力面积较小，船速必须比平时更快。在比赛中，运动员的速度有时可超过 70 公里 / 小时。在此过程中，她们不仅在水面上滑行，还会展示跳跃、旋转或翻滚动作。KJO

态度评分

每天仅一餐

根据计划，奥地利女子冰球国家队将于 11 月首次参加 A 级世界锦标赛。在丹麦举行的这次赛事本应成为体育上的高光时刻——但最终却可能演变成一场惨败。

因为目前尚不确定究竟谁能代表奥地利出战。包括队长安娜·迈克斯纳（Anna Meixner）在内的众多关键球员威胁要抵制世锦赛；早在 8 月，她们就缺席了在斯洛伐克举行的一次训练营。这是数月来不断升级的冲突至今的最高点。

这些冰球运动员正在与许多女性在体育领域依然经历的歧视作斗争。这场斗争对她们至关重要，以至于她们甚至愿意放弃参加世锦赛。她们对所属协会的指控非常激烈。例如，与男性球员不同，女性球员完全得不到任何资金支持。在训练营期间，她们每天只能吃到一顿饭。她们没有自己的球队服装，而必须穿着男性球员剩下的衣服。此外，她们还必须睡在上下铺中，且更衣室没有暖气。

“够了，真的够了。在这样的领导层和条件下，我们不会再为奥地利效力，”迈克斯纳说道。寻求工会支持的球员们向协会提交了一份要求清单。协会对此反应冷淡；据悉很快将进行对话。体育部显然在敦促双方达成一致。球员们所要求的短期解决方案是否可行仍存疑问。因此，协会能否在世锦赛上派出最强的阵容也成为了未知数。KJO

镜报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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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莉·帕顿 (Dolly Parton)

*19.1.1946 †25.8.2026

她的最大热门单曲之一《多彩外套》(Coat of Many Colors) 将对卑微出身的自豪感作为主题。多莉·帕顿出生在田纳西州农村一个极其贫困家庭的12个孩子中，排行第四，进入流行音乐殿堂并非天生注定。她的故事在于，她将这一境遇变成了“多莉·帕顿”品牌的一部分。这个品牌最终不仅涵盖了约3000首歌曲、无数格莱美奖和三首冠军单曲，还包括一个自己的主题公园（“多莉伍德” / Dollywood）以及极具慈善心的名声。起初，她将自己塑造为“山林芭比”(Backwoods Barbie)，一个来自乡下的过于艳丽的美女。在由男性主导的演艺圈中，如果在那张张扬的外壳下没有隐藏着一位天赋异禀的艺术家和才华横溢的商业女性，她可能很快就会销声匿迹。凭借《乔琳》(Jolene)、《我将永远爱你》(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或《9到5》(9 to 5) 等作品，她作为词曲作者和歌手而名垂青史。作为演员和电影制片人，她进一步扩大了名声——并利用自己的财富将基督教的仁慈诫命付诸实践。多莉·帕顿在纳什维尔去世，享年80岁。FRA

蒂姆·卡里 (Tim Curry)

*19.8.1946 †25.8.2026

这位英国人不仅仅是一名演员，他更是一个偶像。通过在电影音乐剧《摇滚恐怖画廊》(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 中饰演异装者弗兰克·N·弗特博士（Dr. Frank N. Furter）——这是一个对弗兰肯斯坦故事的狂野且酷儿化的改编——他在1975年成为了巨星。这位身着吊袜带和束身衣的英雄在银幕之外引发了模仿，并成为了古怪性行为的象征。他后来透露，在电影上映后，他收到了许多人的来信，称他帮助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性取向。然而，他在该角色中获得的成功显然让他相对淡漠。他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他并不享受这种成功，但“我配合这场游戏”。卡里早在六十年代就登上了舞台，据说他在音乐剧《Hair》中裸体演出时甚至震惊了自己的母亲。在《摇滚恐怖画廊》之后，卡里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演员，在好莱坞亦然。他出现在许多大制作中，如约翰·休斯顿的音乐剧《安妮》(Annie, 1982) 或汤姆·克兰西改编的《红色十月》(Jagd auf Roter Oktober, 1990)。同年，他在斯蒂芬·金改编的电影《它》(Es) 中饰演了另一个标志性角色——小丑潘尼怀兹 (Pennywise)。凭借其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卡里也经常被聘请为动画电影或电脑游戏的配音演员——其中包括《星球大战：克隆战争》系列的多个剧集。即便在晚年，他依然频繁出现在电影和电视作品中。蒂姆·卡里在洛杉矶去世，享年80岁。LOB

人物志

“终于有人被枪杀了”

丽塔·法尔克（Rita Falk），62岁，凭借关于警察弗朗茨·埃伯霍费尔（Franz Eberhofer）的侦探小说而走红，这些作品的改编电影也取得了成功。现在，《烤鱼大乱斗》（Steckerlfischfiasko）上映了。

《镜报》：法尔克女士，2023年您认为《鹿肉炖菜之约》（Rehragout-Rendezvous）的电影改编并不成功。您对《烤鱼大乱斗》这部电影满意吗？ 法尔克：在首映礼上，我非常满意地坐在电影院的椅子里。我觉得这部电影比前作好得多。它更接近我的原著，并且在幽默感和一定的深度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

《镜报》：这些电影都取得了成功，但偏偏是被您批评的《鹿肉炖菜》作品吸引了最多的观众。

法尔克：我认为这并不一定是因为《鹿肉炖菜》这部电影本身，而是因为人们之间传开了，说一定要在电影院看看埃伯霍费尔。现在的影响力已经完全不同了。

《镜报》：您的下一部侦探小说将于11月出版。能透露一下凶器吗？ 法尔克：在《肉饼之苦》（Fleischpflanzerl-Misere）中，终于有人被枪杀了。H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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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兰德“轻量版”

在英超赛季开始之际，世界杯宠儿埃尔林·哈兰德（Erling Haaland），26岁，带来了一个小惊喜：这位曼城前锋发布了一张自己的照片——他剪了光头。长期以来作为这位挪威人标志性的金色长发消失了。“新赛季，新发型，”这位足球运动员在帖子中写道。唯一让他犹豫的是瑞典足球偶像兹拉坦·伊布拉希莫维奇（Zlatan Ibrahimović）的一条建议。伊布拉希莫维奇曾经也以他的辫子而闻名。“他说，永远不要剪掉你的头发，因为力量就在头发里。现在我有点紧张，”哈兰德承认。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这次造型改变后，他通过视频通话联系了包括伊布拉希莫维奇以及他的前曼城教练佩普·瓜迪奥拉（Pep Guardiola）在内的人。“这到底是什么鬼？你输掉赌注了吗？”伊布拉希莫维奇开玩笑说。最后他问道：“你现在变快了吗，还是怎么回事？”“我希望如此，”哈兰德回答。瓜迪奥拉在看到他曾经的弟子时也笑了。“至少你很幸运能有头发。”MBO

寻找新角色

据报道，45岁的梅根和41岁的哈里返回英国，本应伴随着梅根重返演员生涯——近期传闻称，这位公爵夫人收到了在英国出演剧集《绅士们》（The Gentlemen）的邀请。但现在这件事似乎已经告吹：前《名利场》（Vanity Fair）和《纽约客》（New Yorker）主编蒂娜·布朗（Tina Brown）在她的时事通讯中写道，梅根在盖·里奇（Guy Ritchie）这部 Netflix 系列剧第三季中的选角已被撤回。布朗认为原因是：英国国内对所谓谈判的反应如此负面，以至于对方决定放弃合作。这位记者被认为是英国王室的专家。目前还没有关于梅根所谓剧集出演的官方声明，且《绅士们》第三季至今尚未获得确认。梅根在 2018 年与哈里结婚后放弃了演艺事业，此前她凭借在剧集《金装律师》（Suits）中饰演瑞秋·赞（Rachel Zane）一角而闻名。结婚两年后，这对夫妇与王室决裂。现在，梅根和哈里计划带着他们的孩子——五岁的莉莉贝特公主和七岁的阿奇王子——返回英国。然而，这次搬迁是否具有持久性尚不明确：在所谓剧集被否决的消息传出后，外界开始猜测，这对夫妇可能只在英国停留一年，甚至可能只有几个月。ATR

仅靠这个就能生活？

装满奇迹的行李箱

从外面看，这个旧行李箱毫不起眼。但打开它的人会发现里面是一个微型恐怖屋：那里有一个拥有数百本书的图书馆，每本书都比指甲盖还小。一个小锅在极小的壁炉里咕嘟咕嘟地煮着。一只章鱼在微型浴缸里洗澡。走廊里挂着一个木乃伊化的美人鱼，大约只有火柴那么大。这个微缩奇境的创造者是卡塔琳娜·拉布（Katharina Raab）。她多年前开始创作精巧的 Polly Pocket 作品。在跳蚤市场上发现旧行李箱后，她于 2025 年启动了这个项目。自那时起，这位在汉诺威学习舞美设计的 27 岁女性，便利用台锯、镊子、画笔和胶水构建她那个微小而阴森的世界。在 Instagram 和 TikTok 上，有数十万人关注着她。SHS

对末日来说太温柔了

这些话大概只有一名冉冉升起的好莱坞演员才能说出口：29岁的雅各布·埃洛迪（Jacob Elordi）表示，如果在末日降临，他自然会最想念所有日常事物中的一样——电影。哦对了，除了日常生活，大概还有他亲近的人：“所有你爱的人。如果不能再陪伴在身边，那将是非常艰难的，”埃洛迪告诉德新社（dpa）。这位因电影《盐浴》（Saltburn）或剧集《亢奋》（Euphoria）而闻名的澳大利亚演员，为何会进行这种思想实验？因为埃洛迪在雷德利·斯科特的新剧作《星之终结》（Das Ende Sterne）中饰演主角。在片中，他扮演机械师希格（Hig），他是大流行病抹除大部分人类后的少数幸存者之一。希格与一名由乔什·布洛林（Josh Brolin）饰演的前士兵一起生活在荒野的一座废弃机场中，守护这片区域，并驾驶塞斯纳飞机进行侦察飞行。不过，这位好莱坞明星很诚实：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像角色那样在荒野中生存、在寒冷中入睡并亲手修理东西。“这得实际看看才知道，”这位也被视为潜在詹姆斯·邦德候选人的演员说道，“我真的不确定。”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生存专家。他表示，按照自己的评估，在像新电影中那样的末日里，他大概就没戏了。“我撑不了多久。”CZL

“本应阐明其积极影响”

我们的评论员

读者来信

读者来自卡尔斯鲁厄的托斯滕·克林（Thorsten Kling）对第34期中编辑胡贝特·古德（Hubert Gude）采访缉毒侦查员英戈·赫尔曼（Ingo Hörmann）的报道《消费已变得体面》提出了批评。以下是一场辩论。

镜报：您不喜欢这次采访。具体是什么困扰了您？ 克林：这里在没有任何定调的情况下，直接呈现了一名警察非常主观的观点。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一定会认为，应该撤销大麻合法化，尽管这样做有许多充分的理由。我希望看到更多批判性的追问。

镜报：我的目的是呈现一名缉毒侦查员对大麻法的特殊视角。他指出的是从警方角度来看的执行层面的错误。我认为他根本无法进行政治定调。这能说服您吗？

克林：不能。有些说法是不正确的。本应阐明其积极影响：我们并没有增加大麻消费者，而且消费者被去罪化了。

信件

自由地胡言乱语

第 35 / 2026 期标题：为什么言论自由受到威胁

言论自由是一项宝贵的财富——但当观点演变为对他人的贬低和侮辱时，它便终止了。自由需要尊重，否则它将变成对他人生存自由的侵害。

Aloys Kötters-Gulde，柏林

我将政治正确视为一种礼貌的要求，而非法律上的强制命令。我的激进观点是：废除所有法律上的言论禁令。能用语言伤害我的只有我爱的人，而我不会把他们拖到法官面前。其他人可能有不同看法——我可以接受。

Bernd Rohde，阿伦斯堡（石 {Schl.-Holst.}）

那些高喊言论自由、认为其受到威胁并要求保障的人，不能在不考虑代价的情况下算账：责任是高尚的自由勋章的另一面。在过度膨胀的言论自由所带来的社会甚至法律后果中，我看到的并非什么“可言说之事的界限”，而大多是说话者不愿承担责任。这样很好！Thomas Thelen，伊林根（巴登-符腾堡州）

从政治角度看，你们从很多方面探讨了这个话题。但我的心中装着人生中完全不同的另一面，在那里人们也不被允许说话：关于社会行为、遵守最低限度规则以及体谅他人方面。在这里，人们收获的是从厌恶的目光、斥责、侮辱直到威胁。遗憾的是，许多最简单的共处规则似乎正逐渐过时。 Sieglinde Rehm，莱昂贝格（巴登-符腾堡州）

“人们总该还能……”——对于以这种方式开头的帖子，我首先会谨慎地坐下来观察。尽管如此，我支持这些观点能够被自由表达，只要不号召谋杀和杀戮。言论自由收窄带来的一个附带损害是，人们在互联网发帖时放弃使用实名，而不是放弃发帖。在疑问时，我认为自由地胡言乱语比不自由地含糊其辞要好。然而，如果对方将每一个反驳论点（无论提出时多么尊重）都解读为对个人的人身攻击，那么我也只能感到无奈。Dolores Apelles，柏林

让我极其愤怒的是，《镜报》（SPIEGEL）这样一份理应享有盛誉的报纸，竟然如此浅薄地陷入一种右翼叙事，甚至还对其进行知识分子式的评估，仿佛它是真实的。所谓言论自由受限的叙事纯属胡扯，是毫无批判地从被水军主导的社交媒体中照搬而来的。

更正

关于 35 / 2026 期第 74 页的《谁慢谁就输》（Wer bremst, verliert）：在 Anthropic 寻求的上市估值中，涉及的是可能高达 2 万亿美元的估值，而非 20 亿美元。

而且谁从中获益是很清楚的，不是吗？这根本不是关于限制言论的问题。也不是关于贬低那些深受媒体操纵的人的问题。这纯粹是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一种其核心在于极度明显的仇恨、愤怒和暴力，且公开敌视民主和人权的“意识形态”作为值得讨论的话题。其追随者尽管如此，仍将自己伪装成受害者，而其他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你们不能把这两者等同起来！

迈克尔·格罗斯，内塞尔勒登（下萨克森州）

如今我们拥有着前所未有的意见交流和自由。互联网的匿名性允许任何人毫无顾忌地写作、发布和辱骂。过去仅限于自家四壁之内的内容，如今能触达数千人。区分观点与辱骂变得越来越困难。人们感觉到言论自由在减少。过去企业和机构是以家长式管理，而现在则需要团队协作。马蒂亚斯·欧勒，法伦达尔（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对言论自由或观点形成的影响，并非始于对观点的惩戒，而是始于对观点的忽视。例如：《镜报》的读者来信。这里发表的主要是那些赞同并支持《镜报》所代表和传达的观点。相反观点的发表则寥寥无几。这至少让人对读者来信筛选的优先级产生疑问，尤其是这里呈现的观点和谐往往脱离现实，或者说脱离了关于政党和政治人物评价的民调结果。参见 35 / 2026 期关于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的信件。 迪特马尔·索博特卡，开姆尼茨

给我指一个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的国家。没有这样的国家。但有一个国家，只要你遵守礼仪和体面的界限，你可以说任何话：那就是我们的德国。在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社区的地方，必须要有秩序。而当这种秩序被逾越，即他人被辱骂、贬低甚至威胁时，就必须允许有人呼吁恢复秩序。遗憾的是，如今出现越来越多的人违反应有的秩序，即礼仪和体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民主必须帮助其秩序得以实现。就这么简单。谁认为某种替代方案能提供更多自由，谁就大错特错了。他只需要研究一下德国近现代史即可。威尔弗里德·塞加茨，齐伦贝格（黑森州）

善意之言

34 / 2026 期 一名缉毒警察谈合法化后果

这篇访谈显得非常片面，充满了抨击，几乎没有可靠或有说服力的事实。你们是想引导舆论，而不是进行批判性报道吗？ 托比亚斯·施密德，弗赖堡

善意之举往往执行不力，大麻法案亦然。如果大麻能像酒精和尼古丁一样作为享乐毒品被接受，那么国家同样控制生产和市场，就像对待酒精和尼古丁那样，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只有这样，才有机会铲除危险的黑市，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可控的高浓度大麻素产品侵害，且青少年保护才不会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卡斯滕·斯特雷博士，汉堡

墙上的恶魔

第 34 / 2026 期辩论：如何应对埃隆·马斯克及其同类？

作者在其详尽的阐述中展示了，这些科技君主的意识形态如何“威胁民主”，因为他们对数字基础设施的统治被用作针对人类其余部分的政治压力手段——甚至能够使强大的国家失去权力或遭到勒索。然而，对于如何应对这些科技掌权者，作者给出的答案却令人失望。这样一个“民主替代方案”究竟应该由谁以及如何实施？能源、住房、交通或饮食又该如何“置于社会控制之下”？毕竟，在民主的德国，30 年来甚至连尝试都没有过，去将对所有人如此重要的德国铁路（Deutsche Bahn）移交给公益性质的责任部门进行管理。迪特·施瓦茨，柏林

齐藤幸贵（Kohei Saito）将恶魔画在墙上，希望他们就留在那里。像特朗普、蒂尔、马斯克及其同伙这类人，认为自己能作为人类的幸运星来决定——不仅是在美国——政治走向，并以此增加他们那病态的财富。但有一点令人宽慰：在面对死亡时，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即便他们躺在金棺材里，他们也死了，失去了权力和影响力。这让他们愤怒，于是他们投入数十亿资金研究身体细胞的再生等等，目标是永生——即便可能是通过深低温冷冻。但生物自然界“生成与消亡”的基本原则肯定会继续存在，而这正是好事。

亨宁·吕佩茨博士，达姆施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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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基民盟（CDU）州长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能否将 AfD 挡在权力门外？

您每天都可以在 SPIEGEL.de 的辩论板块讨论当前问题。以下是精选且删减后的回答：

是

»我说“是”，因为这是我的愿望。这是否会发生，完全取决于基民盟（CDU）与其它政党组建联合政府的意愿。« 米凯拉·查拉尔（Michaela Challal）

否

»我认为无法将 AfD 挡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政府之外。基民盟（CDU）、社民党（SPD）等大众政党应对此负责，因为他们的政策简直是灾难性的。« 沃尔克·赫尔穆特（Volker Hellmuth）

在 SPIEGEL 辩论板块 以数字化方式 发表您的观点：

编辑部热线

《镜报》应该更多地关注哪个话题？哪些内容迫切需要报道？请写信至：draht@spiegel.de 或邮寄至：DER SPIEGEL / Draht, Ericusspitze 1, 20457 Hamburg

讽刺之镜（HOHLSPIEGEL）

汉堡一家 Rewe 超市中的奖项：

摘自《阿尔高报》（Allgäuer Zeitung）：

»据相关人员称，官员们仍在继续调查嫌疑人的伴侣以及逃逸车辆中的女性。«

来自德国铁路（Deutsche Bahn）App 的通知：

换乘时间 周二 17:09 您将于 17:19 抵达汉堡中央车站（Hamburg Hbf）。 随后乘坐 RE7 从汉堡中央车站出发， 方向：基尔中央车站（Kiel Hbf）。15:39 出发 + 3 分钟，在 7G-I 站台。

摘自《奥芬巴赫邮报》（Offenbach-Post）的一则德新社（dpa）消息：

»阿诺德·施瓦辛格在周四的 79 岁生日时展示了他的肌肉。这位出身健身运动员的动作电影演员在 Instagram 上写道：»我不想要礼物。«

迈恩堡（Meyenburg）一家餐厅前的立牌：

由读者投稿。请将您的建议发送至：hohlspiegel@spiegel.de

感谢特格舍（Tegshe sei Dank）

第 34 / 2026 期 去年夏天，小特格舍溺水身亡。他的父母捐献了他的器官。现在，这个家庭必须离开德国。

我是从小时候以后第一次流泪，就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为什么封面上的不是这个男孩，而是一个极右翼分子？ 亚德里安·莱德沃洛茨（Adrian Ledwolorz），杜塞尔多夫

我想为这篇极美的文章表示感谢。关于特格舍的讣告深深触动了我。我感谢作者以及特格舍的母亲——感谢你们让我有机会认识你们的儿子。你们做到了。祝未来一切顺利，愿你们能在这个国家安好，因为感谢特格舍，另外五个人得以继续生存。在所有的痛苦之中，这是多么大的恩赐。我无需成为信徒，这篇文章就让我体会到了这一点。 比格·赫尔耶斯（Birger Höljes），劳芬（巴伐利亚州）

她有话要说

第 34 / 2026 期 格蒂·泰茨纳（Gerti Tetzner）在《镜报》访谈中谈论生活的断裂以及她那本迟到了数十年的书。

感谢这篇真正富有同情心的格蒂·泰茨纳人物访谈，我在前往东德旅行期间从未听说过她。移居西方确实不像许多西德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鲁迪·迈塞尔（Rudi Meisel），柏林

我承认，我通常会翻过或略读“文化”栏目的文章。为什么我愿意花时间写这封信——这一定是因为这个女人的个性，她的真实与坦诚。她有话要说，而且她写作大概并非出于对公众成功的过度追求。我为她祈祷，希望她还有足够的时间将她认为重要的事情写下来。 汉斯·诺伊比格（Hans Neubig），戈尔德克罗纳赫（巴伐利亚州）

读者来信请发送至： leserbriefe@spiegel.de 编辑部保留对读者来信进行删减、数字化发布并在 SPIEGEL.de 存档的权利。

家庭相册

鲁本·诺埃尔（Ruben Noel）

“即便年过五十，也可以做些傻事”

《镜报》读者马丁·特林考斯（Martin Trinkaus），55, 岁，讲述他一次违反规则并被摄像头拍下的经历

“我还记得第一次在柏林经历 1. Mai 的情景。那一天象征着工人运动为争取更公平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奋斗。那是2000年代初，我二十多岁，为了在一家制药集团实习刚搬到柏林。我骑着自行车转进奥拉宁大街（Oranienstraße）。这时，一群警察挥舞着警棍从我身边冲过。我赶紧躲进一个家门入口以确保安全。‘这就是柏林，’我想。这里发生的事情比我在西德的大学城要激烈得多。我之前是通过报纸照片了解劳动节的：许多示威者，许多警察，以及某个地方的一辆起火汽车。

如今， 1. Mai 的氛围平和多了。比如今年，我和朋友以及妻子在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的街道上漫步。每个角落都有人在演奏音乐。我们随波逐流，喝着纸杯里的鸡尾酒。天色开始昏暗。在劳希策广场（Lausitzer Platz）和瓦尔德马大街（Waldemarstraße）的拐角处，我看到一些年轻人爬上了路牌。我不知道是因为酒精的作用，还是因为我想知道自己是否也能做到，但我当时想爬上去。

在一个并不优雅的动作中，一名年轻男子帮我爬上了路牌。有那么一瞬间，我伫立在喧嚣之上，俯视着下方庆祝的人群。他们对我笑着，有些人还在鼓掌。角落里站着两名正在聊天的警察。我觉得感觉相当不错。我的妻子大喊：‘快给我下来！’我又等了几秒钟，然后从路牌上滑了下来。对我来说，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

第二天，我的儿子在 Instagram 上给我看了一段视频。他问：‘爸爸，这是你吧？’我之前没注意到有人从某个窗户拍了我。我对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请千万不要模仿这种行为。’但说实话，我挺喜欢这张照片的。它提醒我：过度的理性会扼杀生活。即便年过五十，也可以做些傻事。至少偶尔可以。” 记录员：利努斯·马克（Linus M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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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觉得遗憾”

音乐人斯特凡·姆罗斯（Stefan Mross）主持 ARD 流行歌曲节目《周日总是如此》（Immer wieder sonntags）超过 20 年。现在该节目将被停播。

镜报：姆罗斯先生，在持续 30 多年后，夏季节目《周日总是如此》即将结束。面对告别，您感觉如何？

姆罗斯：非常积极。在德国电视界，很少有主持人能如此长时间地主持同一个节目形式。22 年来，大家合作得都非常好。这样我就进入了电视史。我不觉得遗憾。

镜报：当停播的消息传出时，您在一次采访中说，这让您感到“心凉”。

姆罗斯：因为完全没有任何沟通。我像往年一样开车去 SWR 编辑部开会，以为我们要讨论新一季的内容。但这次那里只坐了两个人。我开玩笑说：“看起来像是要解雇我了。”然后结果是：我虽然没有被解雇，但对我来说有其他选择。但他们竟然想把整个节目形式给扔掉！

镜报：在那一刻，您脑海中在想什么？

姆罗斯：我在想是不是在拍《您懂幽默》（Verstehen Sie Spaß）。我当时没看摄像机在哪，但那一刻就在想：这事儿不可能是真的。

镜报：SWR 和 ARD 将这一决定归结为节省开支以及数字化愿望。

姆罗斯：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你不能重新发明灯泡。但他们想尝试这样做，因为他们陷入了极深的亏损之中。嘿，老狐狸，我会说，你们应该扩大那些运行良好的项目啊。我们的《周日总是如此》观众群体正变得越来越年轻，

镜报：如果像您这样的节目消失，对于流行歌曲的新人来说，情况会变得更困难吗？

姆罗斯：我最心疼的是粉丝，而不是我的自尊心。外面的人多年来勤勤恳恳地缴纳广播电视费。现在所有成功的东西都被撞墙毁掉。我无法解释。

姆罗斯：谢天谢地。我可不想唱关于普京的歌。 镜报：流行歌曲（Schlager）不能唱这个？

Wolfgang Breiteneicher / SWR 主持人姆罗斯： “不想唱关于普京的歌”

姆罗斯：流行歌曲必须让人们立刻就能听懂。迪特·博伦（Dieter Bohlen）曾告诉我，最难写的歌词其实是最简单的那些。 镜报：为什么人们渴望这种东西？

姆罗斯：因为那种纯净的世界。在当今时代，能够仅仅为了娱乐人们而存在，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镜报：您会想念这种轻松感吗？

姆罗斯：当然。

镜报：连《比阿特丽斯·埃格利秀》（Beatrice Egli Show）也将停播。流行歌曲节目的终结是否意味着该流派走向终结的开始？

姆罗斯：不。卡尔·莫伊克（Karl Moik）在 1981 年主持了第一届《音乐家谷》（Musikantenstadl）。当时记者就说，那里坐着的只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们。莫伊克当时说：“这会发展起来的。”如今，流行歌曲已经跨越了世代；它是一种民谣，一种传统。如果传统消亡，那么

人类也会随之消亡。而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镜报：您内心是否有一部分希望这个决定能被重新考虑？

姆罗斯：不。但我愿意再次向 ARD 伸出橄榄枝。

镜报：但仍然有《ZDF 电视花园》（ZDF-Fernsehgarten）。

姆罗斯：我非常崇拜安德烈亚·基韦尔（Andrea Kiewel）和《电视花园》。我们彼此非常欣赏。我不是在自吹自擂，说我是最牛的、绝对的掌控者。但我们是唯一一个真正让所有人都能站在红色麦克风前的节目。从 8 岁的小姑娘到新人，再到夏季热门排行榜。在德国将不再有这样的节目。

镜报：您经常称这个节目为“纯净的世界”。

评分很高，欧洲公园（Europapark）的观众席全部售罄。

镜报：几年来，您夏天一直住在距离欧洲公园几公里外的房车里。明年打算怎么安排？

姆罗斯：我有一场巡演，叫作《永远的斯特凡》。但从7月到9月，我出于谨慎给自己留了空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在潜意识里，我还是希望这一切能继续下去。

《镜报》：对于9月13日的最后一期节目，您有什么特别的构思吗？ 姆罗斯：纯粹的情感。但我不想把它变成一档悲伤的节目。我们将全力以赴，并且会有一句最后的总结，这句话将会引发巨大的争议。

《镜报》：在哪些方面？

姆罗斯：我不会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之后的派对，而是我能拥抱我的家人，然后登上房车离开。

采访：索尼娅·道森（Sonja Daw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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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MASCHUTZ Der Welterfolg der Solarenergie

PHILIPP AMTHOR Unterwegs mit dem CDU-Streber

ESSSTÖRUNGEN Fünf Frauen über Langzeitfolgen

Straßenkampf

Wie China die deutsche Autoindustrie überfäh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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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er Leben ist manchmal chaotisch. Unsere Zustellung bleibt verlässlich.

Auch wenn ihr alle Hände voll zu tun habt, sind wir von Montag bis Samstag für euch im Einsatz.

So geht Post heute: post-erklaert.de

Als sie ging, nahm sie die Geräusche mit, die Farben, er saß allein in dem kleinen Haus.

Seite 106

Titel

Als Stella Li in den Neunzigerjahren dort anfing, war BYD ein kleines Start-up, das Handyakkus an Philips und Motorola verkaufte. Heute ist das Unternehmen aus der Techmetropole Shenzhen nicht nur der größte Autokonzern Chinas, sondern auch der vielleicht erfolgreichste Elektroautobauer der Welt. Nun drängt BYD mit seinen günstigen Fahrzeugen nach Europa, angetrieben durch Li. Die Managerin ist zur Vizepräsidentin aufgestiegen, SPIEGEL-Redakteur Alexander Demling hat sie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mehrmals getroffen, etwa auf der weltgrößten Automesse in Peking. Sein Kollege Francesco Collini recherchierte im ungarischen Szeged, wo BYD sein erstes europäisches Werk baut. Spätestens zum Jahresende soll dort die Produktion starten. Demling hält chinesische Hersteller wie BYD für die gefährlichsten Gegner, mit denen die deutschen Autobauer bislang zu tun hatten. »Während Volkswagen und Mercedes die Geschäfte in China und den USA wegbrechen, droht ihnen ein Kampf um ihren Heimatmarkt«, sagt er.

Seiten 8, 16, 18

Hauke Schriebert
Fabian Ritter / DER SPIEGEL

Jugendforensik

In der Jugendforensik im niedersächsischen Wehnen leben psychisch kranke oder suchtkranke junge Männer, die Straftaten begangen haben: Raubüberfälle, Körperverletzungen, Tötungen. Sie bleiben in der forensischen Einrichtung, bis Gerichte sie nicht mehr für gefährlich halten, im äußersten Fall lebenslang. Vier Monate lang begleitete SPIEGEL-Redakteurin Julia Kopatzki den Alltag in der Jugendforensik. Kopatzki wollte wissen, wie man weitermacht, wenn man so jung hier landet, mit ungewisser Zukunft. Bei ihrem ersten Besuch im Februar führten Patienten sie über die Station. An einem Alarmknopf blieb einer von ihnen stehen. Es sei gut, dass es diese Sicherheitsmaßnahmen gebe, sagte er. Schließlich seien sie psychisch kranke Straftäter. Der Satz blieb Kopatzki im Gedächtnis. »Manche Patienten scheinen sich selbst nicht über den Weg zu trauen«, sagt sie. »Aufgabe der Therapie ist auch, ihnen zu zeigen, dass sie ihrer Erkrankung nicht ausgeliefert sind.«

Seite 60

Essstörung

Anfang des Jahres machte SPIEGEL-Redakteurin Nina Weber in einem Text über Intervallfasten öffentlich, dass sie als Teenager und junge Erwachsene unter Magersucht und Bulimie gelitten hatte. Die Resonanz war groß: Weber erhielt E-Mails von Leserinnen, die ähnliche Erfahrungen gemacht hatten. Mit fünf von ihnen führte sie Gespräche, teils persönlich, teils über Video. Die jüngste ist 20 Jahre alt, die älteste, Britta Schmidt, ist 70. Schmidt hatte zuvor mit niemandem über das Thema gesprochen, nicht einmal mit ihrem Mann. Erst bevor sie zum Treffen mit Weber in die Hamburger SPIEGEL-Redaktion kam, weihte sie ihn ein. Die Frauen berichteten, wie gedankenlose Kommentare über ihre Figur sie noch immer verletzen würden. Aber auch, wie sie es in schwierigen Situationen geschafft hätten, ein gesundes Essverhalten beizubehalten. Weber fragte jede von ihnen, was sie an ihrem Körper besonders mag. »Sich wohlwollend zu betrachten, würde vielen Menschen guttun«, sagt Weber.

Seite 86

Politik-Podcast

Timo Knorr / DER SPIEGEL

Der SPIEGEL startet in dieser Woche einen neuen politischen Podcast. In »Mad Kings: Machtprobe für Deutschland« besprechen Britta Sandberg, langjährige SPIEGEL-Auslandskorrespondentin, und Christoph Hickmann, Leiter des Hauptstadtbüros, welche Folgen die neue Weltordnung für Deutschland hat. Und inwieweit die neuen Mad Kings dieser Welt – also jene Politiker, die sich nicht mehr an Regeln halten – unsere Demokratie bedrohen und unter Druck setzen. Erratische Autokraten wie Donald Trump, Wladimir Putin und Xi Jinping zeigen täglich, wie Machtpolitik funktioniert: mit Drohgebärden, Einschüchterung und Gewalt. Zugleich sagen Parteien am rechten Rand der Demokratie den Kampf an. »Mad Kings« beleuchtet von nun an jeden Donnerstag, wie Deutschland diese Machtprobe besteht. In der ersten Folge geht es um die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und um die Frage, warum Putin im fernen Moskau auf einen Sieg des AfD-Kandidaten Ulrich Siegmund hofft. Zum Wahlausgang am 6. September ist eine Sonderfolge geplant.

INHALT

TITEL

8 Industrie Die Konkurrenz aus der Volksrepublik überfährt Volkswagen, Mercedes und Co.

16 Technik Sind chinesische Autos rollende Spione?

18 Patriotismus Das neue Selbstbewusstsein der Autonation China

POLITISCHE BÜHNE

20 Stiller Abschied für Kunduz-Kommandeur Klein | Bessere Versorgung für psychisch Erkrankte | Die Gegendarstellung

DEUTSCHLAND

6 Leitartikel Der kanadische Premierminister Mark Carney zeigt, wie man mit Donald Trump umgehen muss

26 Verteidigung Die Zweifel an den deutschen Rüstungs- ausgaben wachsen

Costfoto / NurPhoto / Getty Images

Pekings Blecharmee

Titel Chinesische Hersteller wollen Deutschland erobern. Sie bauen günstiger und produzieren jetzt auch in der EU. Ist die deutsche Autoindustrie zu retten?

Seiten 8, 16, 18

Manuela Schwesig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spricht über den großen Zulauf für die AfD. Seite 32
Philipp Amthor Wie der junge CDU-Politiker sein verschrobenes Image kultiviert Seite 36

31 Migration Geht das Durchwinken an den Grenzen einfach weiter?

32 Mecklenburg-Vorpommern Im SPIEGEL-Gespräch macht Ministerpräsidentin Manuela Schwesig die Bundes- regierung mitverantwortlich für die Stärke der AfD

35 Lobbyismus Hat sich die CSU für einen Parteispender aus der Cannabisbranche eingesetzt?

36 Karrieren Wie sich Philipp Amthor seinen Weg ins Kanzleramt bahnte

42 Ostdeutschland Was Urlauber auf einem Campingplatz auf Rügen über die Lage im Land denken

41 Ortstermin Ein Strandbad wird zum Schlammbad

DEBATTE

46 Architektur Die Frage, wie wir wohnen wollen, dürfen wir nicht den extremen Rechten überlassen

Betty Laura Zapata / Bloomberg / Getty Images

Hélène Huby Wer ist die Managerin, die es mit Elon Musk und SpaceX aufnehmen will? Seite 72

AUSLAND

48 Israel Kann Ex-Armee-chef Gadi Eisenkot Benjamin Netanyahu als Premier ablösen?

52 Afghanistan Ein Frankfurter Unternehmer baut eine Eisenbahn am Hindukusch

54 USA SPIEGEL-Gespräch mit dem Silicon-Valley-Investor Michael Moritz über den Einfluss von Techmilliardären auf die Demokratie

57 Island Premierministerin Kristrún Frostadóttir lässt die Insel über EU-Beitritts- gespräche abstimmen

58 Angriffe auf Züge in der Ukraine | Trifft Trump Kim Jong Un? | Korrespondentenkolumne aus Kairo

REPORTER

60 Kriminalität Reportage aus der Jugendforensik im niedersächsischen Wehnen

67 Kolumne Leitkultur

WIRTSCHAFT

68 Investoren Warum die Bundesliga auf einen Milliardenkredit hofft

71 Finanzmärkte Staats- anleihen geraten unter Druck

72 Raumfahrt Ist die frühere Airbus-Managerin Hélène Huby die europäische Antwort auf Elon Musk?

76 Konsum Rotkäppchen-Sekt, Diddl-Mäuse und Co.: Der erstaunliche Boom nostalgischer Produkte

78 Abnehmpille nur für Selbstzahler? | US-Investoren auf Einkaufstour in Deutschland | Gegenwind für Klingbeil bei der Übergewinnsteuer | Maschine der Woche: Der Wespenschreck

Maurizio Gambarini / FUNKE Foto Services / IMAGO
Deutschland steckt viel Geld in die Aufrüstung der Bundeswehr. Aber hat die Regierung den richtigen Plan für die Truppe? Seite 26

Teresa Kroeger / REUTERS
Raus aus der Zweitklassigkeit Die Fußball-Bundesliga will international wachsen. Dabei helfen könnte ein US-Investor. Seite 68

Dan Petermann / DER SPIEGEL
Unter Campern Was ostdeutsche Urlauber sagen, wenn man sie vor den Landtagswahlen nach ihren Sorgen fragt. Seite 42

WISSEN

80 Energie Die Sonne entwickelt sich zur weltweit wichtigsten Stromquelle

86 Health Fünf Frauen zwischen 20 und 70 Jahren erzählen von ihrer Essstörung

90 Neue U-Untersuchung | Ist schon ein Sonnenbrand gefährlich?

KULTUR

92 Exil Lion Feuchtwangers Villa Aurora in Los Angeles eröffnet wieder nach den verheerenden Bränden

96 Gesellschaft Wie sich Sachsen-Anhalts Kultur-institutionen auf einen möglichen AfD-Minister-präsidenten vorbereiten

101 Aktivismus Hollywoodstars für Gaza

102 Roman »Das Leben der M« von Rachel Cusk

103 Album »Thank You« | Roman »Das Wasser im August« | Serie »Selling Sex«

SPORT

106 Schicksale Hans Nolte wollte mit 90 Jahren Tischtennis-Weltmeister werden, um seine Trauer zu besiegen

109 Randsportart Barfuß-Wasserski | Haltungsnote: Anna Meixner

95 SPIEGEL-TV-Programm 100 Bestseller 110 Impressum, Leserservice 111 Nachrufe 112 Personalien 114 Posteingang 116 Hohlspiegel 117 Familienalbum 118 Niemals geht man so ganz

Wie man Trumps Schwäche ausnutzt

Kanadas Premier Mark Carney wagt im richtigen Moment

den Konflikt mit dem US-Präsidenten. Die Europäer sollten sich daran ein Beispiel nehmen.

Von René Pfister

In welcher Lage befindet sich der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hat einen Krieg mit Iran begonnen, der die USA schon jetzt mehr als 37 Milliarden Dollar gekostet hat. Er hat in Teheran die Macht eines Regimes gefestigt, das mit der Blockade der Straße von Hormus eine Waffe entdeckt hat, die ähnlich effektiv ist wie eine Atombombe. In den USA explodieren deshalb die Spritpreise, was den Ärger der Wähler anfacht.

In seiner eigenen Partei meutern einst treue Weggefährten, weil Trump die Akten über den Sexualstraftäter Jeffrey Epstein zunächst nicht freigeben wollte. Und weil die Familie des Präsidenten sich mit windigen Kryptodeals die Taschen vollstopft. Im November stehen Kongresswahlen an, die mit einer Niederlage für die Republika- ner enden könnten.

Es ist der dümmste Moment, einen neuen Handelskrieg mit Kanada anzufangen. Einem Land, für das viele Amerikaner – egal ob Republikaner oder Demokraten – eine tiefe Sympathie hegen. Es ist kein Zufall, dass der kanadische Premier Mark Carney als erster westlicher Politiker nicht versucht, Trump zu besänftigen. Sondern in einem geradezu biblischen Ton ankündigt, jeden Strafzoll mit einer Gegenattacke zu beantworten: »Wenn du angegriffen wirst, befindest du dich im Krieg. Und wir wurden angegriffen.«

Europa sollte sich an Carney ein Beispiel nehmen. Wahrscheinlich hat kein Politiker Trumps Charakter so durchschaut wie der kanadische Premier. Carney hat im vergangenen Jahr einen scheinbar aussichtslosen Wahlkampf gewonnen, weil die Kanadier das Gefühl hatten, er lasse sich – anders als sein konservativer Konkurrent – nicht vom US-Präsidenten herumschubsen. Aus Carneys Rede zum Abbruch der Zollgespräche sprach eine Einsicht, die man sich von Kanzler Friedrich Merz und EU-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wünscht. Carney machte seinen Bürgern klar, dass Trump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nicht nur wirtschaftliche Vorteile verschaffen wolle. Sondern dass es ihm darum gehe, die kanadische Nation zu demütigen und zu unterwerfen. Dies aber werde er nicht zulassen: »In Kanada sind wir die Herren im eigenen Haus, von einem Ozean zum anderen.«

Das war in Ton und Geste wohltuend anders als das Auftreten von der Leyens, die im Juli vergangenen Jahres lächelnd neben Trump saß, nachdem dieser verkündet hatte,

Einfuhren aus der EU mit einem Zoll von 15 Prozent zu belegen. Carney würde auch nie auf die Idee kommen, Trump zu schmeicheln wie Emmanuel Macron. Der französische Präsident hatte Trump wie zum Dank für all den Spott, den dieser über die französische Regierung ausgekippt hatte, Mitte Juni zu einer Privattour ins Schloss Versailles eingeladen.

Schon beim Weltwirtschaftsforum in Davos im Januar war Carney eine Ausnahme: Während die meisten Europäer mit einer geradezu gespenstigen Dankbarkeit Trumps Ankündigung entgegennahmen, Grönland doch nicht mit Gewalt zu besetzen, hielt Carney eine Rede, die daran erinnerte, dass mittlere Mächte wie Kanada eine Werteallianz bilden können, um Trumps Willkür zu brechen.

Nun ist die Zeit dafür gekommen. Trump war in seiner zweiten Amtszeit noch nie so schwach wie jetzt. Sollten die Republikaner die Kongresswahlen im November verlieren, wird er zu einer Lame Duck, einem Präsidenten auf Abruf, von dem sich immer mehr Parteifreunde absetzen werden, weil er ein Erbe hinterlässt, mit dem man unmöglich eine Wahl gewinnen kann. Trump hat dann immer noch genügend Zeit und Macht, Chaos zu stiften. Aber viele Republikaner werden schon aus nacktem Überlebenswillen ein Interesse daran haben, Trump von seinen irrsten Ideen abzubringen.

Es ist kein schmeichelhaftes Zeugnis für den Westen, dass es in den vergangenen zwei Jahren nicht die Europäer waren, die sich

Trumps neoimperialer Politik mit aller Entschiedenheit widersetzt haben. Sondern das Regime in Peking, das auf Trumps Handelspolitik mit einer solchen Härte antwortete, dass der US-Präsident seine Zölle schnell wieder einkassierte. Wer soll noch an das Wort der »Wertegemeinschaft« glauben, wenn an der Spitze der Nato ein Generalsekretär wie Mark Rutte steht, der sich aufführt wie eine Hofschranze im französischen Absolutismus?

Es wäre unsinnig, wenn die Europäer eine Politik der großen Geste verfolgten, die ihren Interessen schadet. Aber Carney hat mindestens genauso viel zu verlieren wie die EU. Er ist zu dem korrekten Schluss gekommen, dass Unterwerfung Trump nur weiter anstachelt. Merz, von der Leyen und Macron sollten ebenfalls versuchen, von Trumps Niedergang zu profitieren. Und dem Präsidenten nicht mit einer Demut gegenübertreten, die dieser nur als Schwäche verste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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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e Chinesische Konzerne fluten den Markt mit E-Autos, die gut und günstig sind. BYD eröffnet bald seine erste europäische Fabrik. Haben die deutschen Hersteller überhaupt noch eine Chance?

TITEL

Am Stadtrand von Szeged beginnt am frühen Abend die Prozession der chinesischen Bauarbeiter. Zu Fuß oder auf schlammverkrusteten Fahrrädern machen sich Dutzende auf den Weg zum Supermarkt gegenüber der Baustelle im Süden Ungarns.

Bei 39 Grad, die tief stehende Augustsonne brennt noch, überqueren sie ein staubiges Feld und eine neu asphaltierte Straße.

Auf dem Straßenschild vor dem Kreisverkehr, der zum Werk führt, steht das Logo des Bauherrn in Rot: BYD, größter Autokonzern Chinas und größter Elektroautobauer der Welt. Keine hundert Meter weiter haben sie das Werktor aufgebaut, rund 20 Meter breit.

Noch passieren es vor allem Werkbusse, Betonmischer und rostige Verbrenner von Honda oder Opel mit Arbeitern an Bord. Doch wenn die Fabrik fertig ist, rollen hier die Autos der Zukunft heraus.

Der Konzern aus der chinesischen Techmetropole Shenzhen baut sein erstes europäisches Werk, mit Schweißerei, Presswerk, Lackieranlage, Büros und Apartments, auf einer Fläche ungefähr so groß wie das Tempelhofer Feld in Berlin. Rund vier Milliarden Euro fließen in die Fabrik, in der bis zu 300.000 Fahrzeuge im Jahr gefertigt werden sollen.

Mit dem Produktionsstart, geplant bis Jahresende, kommt BYD voll in Europa an. Deutschen Automanagern gruselt es vor der Eroberung ihrer letzten Bastion. In China jagen BYD und andere heimische Marken VW und Co. bereits seit Jahren Marktanteile ab, in den USA fressen Präsident Donald Trumps Zölle ihre Gewinne auf.

Nur in Europa sind die Deutschen, gerade im Premiumsegment, eine unbestrittene Macht. Noch.

Die gigantischen Sparpakete, die momentan die Belegschaften bei Volkswagen, BMW und Porsche in Schrecken versetzen, haben vor allem ein Ziel: Sie sollen Deutschlands Autobauer wappnen für den immer härteren Kostenkampf mit den Chinesen.

Deutschland, Mutterland des Automobils, steht vor der größten wirtschaftlichen Herausforderung seiner Nachkriegsgeschichte: Seiner stolzesten Leitindustrie droht der Abstieg. Im Extremfall wäre Deutschland im Elektrozeitalter weder Labor noch Werkbank seiner eigenen Autoindustrie, höchstens noch ihre Meldeadresse. Frei nach dem Apple-Motto: Designed in China, Assembled in Eastern Europe.

Oder ist es schon zu spät?

BYD ist ein Gigant, mit 4,6 Millionen weltweit verkauften Autos 2025 so erfolgreich wie BMW und Mercedes zusammen. Das Unternehmen hat seinen Absatz in Europa in nur einem Jahr um 150 Prozent gesteigert,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auf knapp 175.000 Pkw.

Dabei gehört der Konzern zu einer neuen Spezies chinesischer Autobauer: keine aufgeblähten Staatsbetriebe, sondern an der Börse notiert, geführt von Unternehmern. BYD wird als Erster von ihnen sein eigenes Autowerk in Europa eröffnen – aber bei Weitem nicht der Letzte bleiben.

Zusammen kamen alle Hersteller in chinesischem Besitz im laufenden Jahr bereits auf einen Anteil neu zugelassener Pkw von 11 Prozent in Europa, im Juni allein sogar auf 12,1 Prozent. Überall in Deutschland sieht man Autos fahren, an deren Logos und Namen man sich gewöhnen wird: Xpeng, Geely, Leapmotor oder Jaecoo.

Auch hierzulande sind ihre Wachstumsraten riesig, dabei ist Deutschland mit rund 6,5 Prozent China-Anteil eher ein Nachzügler. In Großbritannien, Italien und Spanien liegt der Anteil schon drei- bis viermal so hoch.

Die Bedrohung aus China kommt mit Ansage, als Clash der Wirtschaftssysteme: Während Volkswagen und Co. in den Zehnerjahren noch widerwillig am E-Auto tüftelten, orchestrierte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n Aufstieg ihrer Auto-, Batterie- und Elektronikindustrie über Jahrzehnte.

China hat eine Industrie erschaffen, die Millionen mehr Autos produziert, als ihr Heimatmarkt aufnehmen kann. Die deutschen Autobauer treffen auf einen Gegner, wie sie ihn noch nie erlebt haben.

Als Toyota aus Japan in den Siebziger- und Hyundai aus Südkorea in den Neunzigerjahren nach Europa kamen, verkaufen sie Verbrennungsmotoren in der Heimat des Verbrennungsmotors. Doch die chinesischen Elektrofahrzeuge, um die es heute geht, sind nicht nur günstiger als die etablierte Konkurrenz. Sie gelten teils auch als technisch besser.

Der SUV G9 von Xpeng etwa soll seinen Akku unter idealen Bedingungen in zwölf Minuten von 10 auf 80 Prozent laden. Die neuen Vorzeigemodelle von Mercedes und BMW sind davon weit entfernt. Stefan Bratzel, Chef des Center for Automotive Management in Bergisch Gladbach, zeichnete BYD in diesem Jahr als innovativsten Autohersteller der Welt aus, vor Volkswagen und Mercedes.

Protestierende VW-Beschäftigte in Zwickau, Konzernchef Blume: Die Ansagen aus Shenzhen nimmt man bitterernst

Ralph Köhler / action press
Niels Starnick / BILD

Es geht um eine globale Machtverschiebung. In fünf Jahren will allein BYD Toyota als größten Autohersteller der Welt überholen. Obwohl der chinesische Konzern in seinem Heimatmarkt gerade schrumpft. Und obwohl die USA ihren Automarkt mit Wucherzöllen und Softwareverboten hermetisch gegen chinesische Fahrzeuge abriegeln. Als Zukunftsmarkt bleibt: Europa.

Größenwahn? Vielleicht. Doch bei Volkswagen, derzeit zweitgrößter Autokonzern der Welt, nimmt man die Ansagen aus Shenzhen bitterernst. Als Konzernchef Oliver Blume seinem Aufsichtsrat im April die düstere Lage schilderte, ging es auch um den Konkurrenten BYD.

Auf einer Folie präsentierte Blume die eigenen Fabrikkosten pro Auto und die der Konkurrenz. Ganz links stand der Betrag, den es durchschnittlich kostet, ein Auto in einem deutschen Werk von VW, Audi oder Porsche zusammenzubauen: fast 6500 Euro. Ganz rechts: »BYD – Ungarn«: 2000 bis 2400 Euro pro Auto.

Der Abstand zeigt sich auch auf den Preis-schildern einzelner Modelle. BYD verlangt für seinen Plug-in-Hybrid-Kombi Seal 6 DM-i Touring in der günstigsten Variante 42.990 Euro, VW für einen vergleichbaren Passat rund 10.000 Euro mehr. Und das, obwohl die chinesischen Hersteller Zölle zahlen und das Auto nach Europa verschiffen müssen. Bald müssen sie beides nicht mehr.

Dass die Chinesen in Europa produzieren wollen, ist ein Angriff auf das in weiten Teilen Europas verbreitete Industriemodell. Ein System, das in Deutschland Tariflöhne, Mitbestimmung und den gesetzlichen Arbeitsschutz kennt. Und das verglichen mit der Volksrepublik als zu teuer gilt.

Chinas Werkbank: Europa

Um die Fabrik im ungarischen Szeged hochzuziehen, hat BYD seine Arbeiter mitgebracht und offenbar auch seine Arbeitsbedingungen. In der Volksrepublik steckt der Bausektor seit Jahren in der Krise. Dafür fehlen in Ungarn Bauarbeiter, gerade für solche Großprojekte. So arbeiten in Szeged Hunderte Chinesen und Ungarn nebeneinander.

Einer davon ist Rudolf Bodnár. Der Beschäftigte eines ungarischen Subunternehmens, Mitte dreißig, sitzt an einem Abend Anfang August im Restaurant einer Fast-Food-Kette in Szeged, knapp 20 Kilometer von der Grenze zu Serbien. Sein echter Name, den er aus Sorge vor Konsequenzen nicht in der Presse lesen will, ist dem SPIEGEL bekannt. Er zeigt Fotos auf seinem Laptop, die er auf der Baustelle geknipst haben will. Sie sollen die Zustände dort zeigen: selbst gebaute Kranhaken, teils mit kaputter Sicherung; Kräne, die bedrohlich nah aneinan-

Noémi Melegh / DER SPIEGEL

»Jeder Prozess ist in Europa etwas komplizierter.«

Stella Li, BYD-Vizepräsidentin

derstehen; Fahrzeuge, die von einer Schotterstraße ins Wasser gefallen sind.

Auf der Baustelle des BYD-Werks sind bereits zwei Arbeiter gestorben, wie das Unternehmen auf SPIEGEL-Anfrage bestätigt: einer im Februar bei einem Kraneinsatz, ein anderer wurde im Juni von einem Lastwagen erfasst. Die US-Organisation »China Labor Watch«, die sich auf Arbeitsrechtsmissbrauch bei chinesischen Arbeitern konzentriert und US-Staatsgelder erhält, will in mehr als 60 Arbeiterinterviews unter anderem Hinweise auf exzessive Arbeitszeiten, vorenthaltene Löhne und teils missbräuchliche Visa-Praktiken auf der Szegeder Baustelle gefunden haben. Die ungarischen Behörden haben eine Untersuchung gestartet.

BYD erklärte auf SPIEGEL-Anfrage, dabei vollständig zu kooperieren, vor Bekanntgabe der Ergebnisse wolle man die Vorwürfe nicht weiter kommentieren. Der Schutz der Arbeitsrechte und die Einhaltung ungarischer und europäischer Gesetze hätten »höchste Priorität«.

Bodnár sagt, er arbeite seit über einem Jahr auf der Baustelle. Besonders in seinen ersten Monaten sei es dort hektisch zugegangen. »Sie wollten unerreichbare Ziele erreichen und haben alles wie ein kopfloses Huhn gemacht«, sagt er. Tatsächlich hat BYD bereits zweimal den Beginn der Serienproduktion verschoben: Erst sollte sie Ende 2025 anlaufen, dann im zweiten Quartal 2026, nun bis Jahresende. Es werde spürbar langsamer gearbeitet, sagt der Bauarbeiter. Seine Theorie: Das Unternehmen habe gemerkt, dass Hast mehr kostet als Sicherheit.

BYD-Vizechefin Stella Li gibt der europäischen Bürokratie die Schuld: Europa sei eben »sehr langsam, jeder Prozess ist etwas komplizierter«, sagt sie. Das habe man unterschätzt. In China ziehe man so eine Fabrik in elf Monaten hoch.

Matthias Balk / dpa / picture alliance

VCG / IMAGO
BYD-Vizepräsidentin Li, BYD-Amphibienfahrzeug bei einer Messevorführung in Chengdu: Technik als Machtdemonstration

In der Autoproduktion soll die Firma nach eigenen Angaben vor allem auf lokale Arbeitskräfte setzen. Ungarns neue Regierung von Ministerpräsident Péter Magyar drängt auf die Einhaltung von Sozial- und Umweltstandards, mehr als die seines Vorgängers Viktor Orbán, der chinesische Konzerne hofierte. Dennoch bleibt die Frage, ob mit dem BYD-Werk in Szeged nicht nur die Fabrik eines starken Wettbewerbers nach Europa kommt, sondern sich auch chinesische Standards etablieren.

Eine Frage des Überlebens

Für VW, Mercedes und Co. wird das zur Überlebensfrage: Tausende Euro Kostenvorteil pro Fahrzeug, wie der VW-Chef vorgerechnet hat, das gleicht kein vertrautes Logo auf der Motorhaube aus. Niedrige Löhne sind keineswegs BYDs einziger Kostenvorteil: Das Unternehmen ist einer der weltgrößten Batteriehersteller, baut zahlreiche Teile seiner Autos selbst.

Volkswagen-Chef Blume will seine Fabrikkosten auf durchschnittlich 3000 Euro drücken, um mitzuhalten. Dafür müsste der 58-Jährige Europas größten Autokonzern schrumpfen. Er stellt vier deutsche Werke von VW und Audi zur Disposition, weltweit könnten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bis zu 100.000 Stellen gestrichen werden. Blume steuert auf einen harten Konflikt mit der IG Metall zu.

Einen Vorgeschmack gab es vergangenen Dienstag in Wolfsburg. In Halle 11 des

Stammwerks startete die Reihe außerordentlicher Betriebsversammlungen in großen VW-Fabriken. »Unser Vertrauen in diesen Konzernvorstand, insbesondere auch in dessen Vorsitzenden Oliver Blume, ist beschädigt«, sagte Betriebsratschefin Daniela Cavallo. Bevor Blume auftrat, ertönten Pfiffe.

In diesen Tagen versucht der Manager, die Belegschaft zu beruhigen. Werkschließungen seien nicht beschlossen.

»Aber wer soll ihm das noch glauben?«, sagt ein Volkswagen-Arbeiter Mitte dreißig in schwarzer Jacke, der am Mittwoch vor dem Westtor des Werks in Zwickau steht. »Ich kann es jedenfalls nicht.« Zu oft habe der Vorstand etwas angekündigt und kurz darauf doch ganz anders gehandelt. Seinen Namen will der Mann nicht in der Zeitung lesen. Er arbeite in der Lackiererei.

Die Sorge vor einer Werkschließung sei inzwischen allgegenwärtig. Sie hänge über den Gesprächen in den Pausen, beim Bäcker, über den Gartenzaun hinweg. Die Stimmung sei »beschissen«. Am schlimmsten sei es, nicht zu wissen, wie es weitergehe. Auch Blume, der an diesem Tag in Zwickau auftritt, sagt dazu wenig.

An seinem Ziel hält der Konzernchef fest: Modelle, die VW heute noch in Deutschland baut, sollen künftig aus Osteuropa kommen oder ganz verschwinden, Entwicklungsabteilungen in Wolfsburg und Ingolstadt schrumpfen. All das muss gelingen, ohne dass Volkswagen in den Augen seiner Kunden sein Image als deutscher Ingenieurbetrieb einbüßt.

Denn die neuen Angreifer bauen keine klappernden Billigkopien westlicher Modelle mehr, sondern Fahrzeuge, die oft flüssiger navigieren und schneller laden als die vertrauten Polos und Astras. Viele der chinesischen Autobauer wurden in den Nuller- und Zehnerjahren von Internetmillionären oder Elektroniktüftlern gegründet. Wang Chuanfu, BYDs geheimnisvoller »Chairman«, ist Batteriechemiker, kein Maschinenbauer wie VW-Chef Blume. Für Xiaomi-Chef Lei Jun sind seine E-Autos nur ein weiteres Gadget in seinem vernetzten Reich von Smartphones, Staubsaugerrobotern und smarten Eierkochern.

Dass China Europa auch technisch den Rang abläuft, gestehen sich die hiesigen Autobauer inzwischen selbst ein. VW überlegt, seine in China entwickelten Elektroautos auch in Europa zu verkaufen. Opel baut ab 2028 ein SUV mit der Technik seines chinesischen Partners Leapmotor.

Ein Geländewagen, der schwimmen kann

Es schüttet auf dem Testgelände in Zhengzhou, einem Areal mit Rennstrecke und Sandrampe neben der größten BYD-Fabrik. Für die Demonstration des U8 ist es das ideale Wetter. Der kastenförmige Geländewagen der BYD-Marke Yangwang ist für noch schlimmere Regenfälle gebaut als an diesem Dienstag Ende April.

In Schrittgeschwindigkeit rollt der U8 in einen Pool. Als nur noch die Fahrerkabine aus dem Wasser ragt, wendet der Wagen mithilfe der Motoren in seinen beiden rechten Radnaben nach links. 30 Minuten könne der Offroader so im Wasser treiben, sagt ein am Poolrand stehender BYD-Mitarbeiter. Für die Batterie, durch die Strom mit

China Japan Deutschland Mexiko Südkorea USA

800 Volt fließt, sei der Tauchgang kein Problem. Nur aus Vorsicht rate man danach zum Werkstattbesuch. Umgerechnet 130.000 Euro kostet der Amphibienwagen in China.

Als der U8 wieder auf festem Grund steht und der Fahrer die Tür öffnet, schwappt eine Minute lang Wasser aus dem Unterboden. So gut schwimmen kann nicht mal die gepanzerte G-Klasse, die Mercedes an die Bundeswehr verkauft.

Die Demonstration der Technik ist auch eine der Macht.

Zwei Tage später steht der Wagen in Halle E3 der weltgrößten Automesse in Peking. Die Halle ist BYD-Territorium: Hier reihen sich brave Limousinen der Kernmarke BYD an breite Pick-up-Trucks. Auch für einen in rosa Plüsch gekleideten Kleinwagen mit flauschigem Horn auf dem Dach ist Platz. Gegenüber steht ein Sportwagen von BYDs Premiummarke Denza in einer garagengroßen Kühlkammer. Selbst bei 30 Grad unter null soll der Strom dank BYDs Blitz-Ladestationen fast so schnell in den Denza fließen wie Benzin aus einem Tankstutzen. »Das hab ich so noch nie gesehen«, sagt ein Autotester später.

Die deutschen Hersteller, einst die Könige chinesischer Automessen, werben an ihren Ständen mit »Heritage«, mit Tradition, ihren glorreichen Errungenschaften vergangener Tage. Audi stellt einen sonnengelben »Typ B« mit Gaslampenscheinwerfern aus. Das Fahrzeug war der neueste Schrei der Internationalen Automobil-Ausstellung in Berlin – im Jahr 1911.

In einem Separee oberhalb des BYD-Stands sitzt Vizechefin Li vor einer Tasse grünem Tee. Eben noch war Porsches Technologiechef Michael Steiner am Stand zu Besuch. Li lässt keinen Zweifel, dass sie auf ihrem globalen Eroberungsfeldzug jene Benzinschlucker ins Visier nimmt, die Porsche einst groß gemacht haben. Mit den Blitz-Ladestationen raube man ihnen den letzten Vorteil, das schnelle Auftanken.

Li ist BYDs Galionsfigur, eine resolute Frau mit einer Vorliebe für pastellfarbene Kostüme. Während Gründer Wang Chuanfu, laut »Forbes« knapp 20 Milliarden Euro schwer, in Peking unauffällig über den Stand huscht, tritt Li wie die Hausherrin auf. 1996, ein Jahr nach BYDs Gründung, fing sie als Marketingmanagerin in seinem Start-up an, vertrieb Handyakkus an Nokia und später Elektrobusse in den USA.

Bei BYD gilt Li als die »Mrs Outside«, Wang als »Mr Inside«. Angeblich sind die beiden sogar verheiratet, auch wenn BYD das nicht bestätigt hat. Die weltweite Expansion treiben sie gemeinsam voran.

Preisvorteil: mehrere Tausend Euro

Damit BYD in Deutschland Erfolg hat, braucht es Menschen wie Burkhard Weller. An einem heißen Julimontag steht der

China auf der Uberholspur

Pkw-Absatz in Europa, in Mio. Fahrzeugen nach Land des Herstellers

Die führenden Länder bei Neuwagenexporten, in Mio. Fahrzeugen*

»Würden Sie eine chinesische Marke für Ihr nächstes Auto in Betracht ziehen?«, Antworten in %

5• Quellen: Alix Partners (2026 Global Automotive Outlook); Carwow, halbjährliche Umfragen unter Kunden in Deutschland mit 1169 bis 1879 Teilnehmern (ohne 2. Hj. 2024)

72-Jährige, einer der größten Autohändler Deutschlands, im ersten Stock eines seiner Autohäuser in Osnabrück. Im Erdgeschoss stellt er BMW aus, hier oben seit vier Monaten BYD.

Wer unten einen X3 und i7 kauft, unterzeichnet seinen Vertrag im warmen Licht 8000 Euro teurer Lampen eines Münchner Labels. So schreibt es BMW seinen Händlern vor.

Im kahlen BYD-Stockwerk darüber stehen schmucklos die Autos, Kleinwagen und SUV in Metallicgrau. Trotzdem hat Weller allein aus dieser Filiale im Süden Osnabrücks rund 200 BYDs verkauft, den Kleinwagen Dolphin Surf ab etwa 24.000 Euro. Wer sich für die Marke aktuell interessiere? »Schnäppchenjäger«, sagt Weller. »Unter 30.000 Euro bietet BMW gar nichts mehr an.«

BYDs Ruf, günstig, aber nicht billig zu sein, spreche sich schnell herum. Er müsse nicht einmal Werbung schalten. Weller will bald ein China-Haus in Osnabrück eröffnen, mit Marken wie BYD, Denza und dem Konkurrenten MG auf eigenen Stockwerken.

Die Chinesen haben aus ihren Fehlern gelernt. Noch 2024 hatte BYD viel Geld in das Sponsoring der Fußball-Europa-meisterschaft gesteckt, verkaufte mangels eines dichten Händlernetzes aber kaum mehr Autos. Heute tun sich die meisten Hersteller mit klassischen Autohändlern zusammen.

Eine neue Managerin brachte bei BYD die Wende: Maria Grazia Davino, verantwortlich für Zentraleuropa, holte neue Landeschefs und Händler wie Weller an Bord, seitdem geht der Absatz des Unternehmens steil aufwärts. Trotzdem schmiss die Managerin im Juli hin und wechselt zu Ford, in Europa eher ein Abstiegskandidat. Laut Branchenkreisen drängte Davino darauf, Europachefin zu werden. Sie geriet in Konflikt mit Stella Li.

Hinter der Europaoffensive steckt aber auch gewaltiger Druck. Der Automarkt in der Volksrepublik, lange ein Wachstumsparadies, schrumpft in diesem Jahr bislang um 20 Prozent. Viel zu viele Hersteller betreiben viel zu große Fabriken. Seit Jahren tobt ein Preiskrieg, der die Gewinne praktisch aller Autobauer auffrisst.

Deshalb ist Europa so entscheidend: Es ist weltweit der lukrativste Markt, den die Chinesen noch erobern können. Hier wollen sie die Gewinne verdienen, die in ihrer Heimat verdampft sind.

Bis Juli ist der Absatz des Marktführers BYD in seiner Heimat um 36 Prozent gegenüber dem Vorjahr gefallen. Der Export stieg in diesem Jahr aber um 81 Prozent auf fast eine Million Fahrzeuge. Die EU reagiert vorsichtig auf die Bedrohung – auch weil die deutschen Autobauer aus Angst um ihr eigenes China-Geschäft und der Sorge vor potenziellen Vergeltungsmaßnahmen gegen die

2024 eingeführten Zölle auf chinesische Elektroautos opponierten.

Plug-in-Hybride, die Elektro- und Verbrennungsmotor kombinieren, blieben damals verschont. Die Chinesen nutzten die Lücke und schwenkten auf Hybride um. Seit Kurzem fordert VW-Chef Blume daher, auch Plug-ins mit Sonderzöllen zu belegen. Inzwischen unterstützen auch deutsche Spitzenpolitiker diesen Kurs. Der Grund für den Sinneswandel findet sich in der Zulassungsstatistik: Im Mai verkaufte BYD erstmals mehr Plug-in-Hybride in Deutschland als VW.

Sollte die EU das Schlupfloch schließen, dann baut BYD in Szeged eben auch Plugins, um die Zölle zu umgehen. Chinesische Hersteller spielen Katz und Maus mit den europäischen Regulierern. Sie verschicken aus chinesischen Fabriken Baukästen quasi fertiger Elektroautos nach Europa, um an lokale Produktion gebundene Subventionen einzuheimsen oder Zölle zu umgehen. In Europa bauen die Chinesen nur, wozu die EU sie zwingt.

Deshalb will Brüssel nun den Druck erhöhen. Der 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 den EU-Industriekommissar Stéphane Séjourné vorantreibt, würde Hersteller ab 2029 verpflichten, ihre Autos und einen Großteil ihrer Komponenten in Europa zu bauen, wollen sie weiter von Subventionen wie dem deutschen Dienstwagenprivileg oder Kaufprämien profitieren.

Bereits die Aussicht auf die schärferen Regeln hat ein Gerangel um europäische Automobilfabriken unter den chinesischen Autobauern ausgelöst. Geely hat sich mit Ford zusammengetan, um die Fabrik der Amerikaner im spanischen Valencia zu nutzen, Dongfeng nutzt eine Stellantis-Fabrik in Frankreich. Chery ist, ebenfalls in Spanien, in eine alte Nissan-Fabrik eingezogen.

Und die Werke, die VW in Deutschland loswerden will? »Bei mir hat noch keiner angeklopft«, sagt ein Volkswagen-Vorstand und rollt mit den Augen. Die 35-Stunden-Woche, die IG Metall. Selbst Italien und Frankreich, die viele schwach ausgelastete Autowerke haben, seien attraktiver für Chinesen, sagt Alfredo Altavilla, ein enger Berater von BYD-Managerin Li. »Deutschland ist nicht mal für die Deutschen erste Wahl.« BMW habe sein neuestes Werk, wie BYD, in Ungarn gebaut.

Zwar sprießen Gerüchte, chinesische Marken könnten deutsche Arbeitsplätze sichern. Die Spekulationen, oft aus chinesischen Quellen, wirken eher wie Sticheleien einer neuen gegen die alte Autosupermacht. Auf einer Konferenzbühne in London ätzte ein Xpeng-Manager, man spreche mit dem eigenen Großaktionär Volkswagen über die Nutzung von dessen Fabriken. Nur leider seien die »ein bisschen alt«.

China bedient jetzt den Weltgeschmack – mit deutscher Hilfe

Der Anfang vom Ende des Autos, wie die Welt es seit mehr als einem Jahrhundert kennt, kam unscheinbar daher. Im September 2016 stellte das chinesische Industrie-ministerium einen Gesetzentwurf ins Netz: Schon 2018 sollte eine verbindliche Elektro-autoquote in der Volksrepublik gelten. Für Einwände blieb ein Monat Zeit, am besten per E-Mail an qiche@miit.gov.cn. »Qiche« heißt Auto auf Chinesisch. Mehr Vorwarnzeit bekam die Branche nicht.

Nach Donald Trumps Wahlsieg verständigten sich Bundeskanzlerin Angela Merkel (CDU) und Chinas Staats- und Parteichef Xi Jinping telefonisch auf ein Jahr Aufschub. Doch der größte Automarkt der Welt hatte sich festgelegt. In China würde künftig elektrisch gefahren.

Offiziell begründete die Regierung in Peking den Umstieg mit dem Smog. In Wahrheit handelte es sich um knallharte Industriepolitik: Chinesische Hersteller hatten bei Verbrennungsmotoren nie zu Audi, BMW oder Mercedes aufgeschlossen. Das Elektroauto machte diesen Rückstand unbedeutend.

Seither galt: Fortschritt im Gleichschritt. China industrialisierte Batterien, Elektronik, Software und automatisiertes Fahren. Hunderte Firmen, mit staatlichen Zuwendungen gepampert, setzten fortan auf die neue Technik.

Etwa um diese Zeit begann auch BYDs Aufstieg zur automobilen Weltmacht. Die 1995 gegründete Firma war als Batteriehersteller für Elektronikgeräte bekannt. Doch als Autobauer war BYD der Spott der Branche. Tesla-Chef Musk hatte noch 2011

BYD-Designer Egger: »Universelle Ästhetik«

auf die Frage nach der Bedrohung durch BYD gekichert und dann geantwortet: »Haben Sie deren Auto gesehen?«

Das änderte sich mit der Ankunft eines deutschen Autodesigners, der bei der Automesse in Peking auf demselben grauen Sofa wie Stella Li am BYD-Stand Platz nimmt. Wolfgang Egger stammt aus Oberstdorf, er spricht in schwäbisch eingefärbtem Englisch über die weichen, skulpturalen Autos, die Chinesen bevorzugen – und die dramatischen, scharfkantigen der Europäer. Einzig Sportwagen wie der chinesische Denza Z9 hätten eine »universelle Ästhetik«, für alle anderen passe man sich auf jedem Kontinent an lokale Vorlieben an. Eins sei ihm wichtig: »Wir kopieren nicht.«

Egger war einst Chefdesigner bei Audi, verließ den VW-Konzern 2014 und tauchte 2016 zur Überraschung der gesamten Branche bei BYD wieder auf. Er baute ein Designzentrum mit 1000 Mitarbeitern auf.

Für seinen ersten Firmenwagen, eine klobige Toyota-Kopie, habe er sich geschämt und sei ihn kaum gefahren, erzählte ein Designer später. Doch unter Egger wirft BYD präsentable, massenkompatible Autos auf den Markt – in einem Tempo, bei dem deutschen Autokonzernen schwindlig wird.

Letzte Hoffnung Premiumklasse?

Autohändler Weller aus Osnabrück, BMW im Erdgeschoss, BYD im ersten Stock, hat noch Vertrauen in die deutsche Autoindustrie. Vor seinem Autohaus ist ein Denza Z9 GT geparkt, Preisschild rund 130.000 Euro. Weller ist den chinesischen Sportwagen drei Tage Probe gefahren. Das Auto sei »ordentlich«, doch in der Oberklasse seien die Deutschen eine Macht, noch immer, sagt Weller.

Gibt es also Hoffnung für die deutsche Industrie mit ihren Premiumwagen?

An einem Donnerstag Mitte Juli feiert der chinesische E-Auto-Hersteller Xpeng im Münchner Showpalast, rund 15 Minuten Autofahrt von der BMW-Zentrale, die erste Weltpremiere eines Automodells außerhalb Chinas. Sogar der Xpeng-Chef ist da. He Xiaopeng wurde einst mit einem Internetbrowser reich. In München redet er erst mal über humanoide Roboter und fliegende Autos seiner Firma. Die Präsentation des neuen Autos, das SUV L03, wirkt fast wie der Brotjob eines Visionärs, der in Gedanken schon im kommenden Jahrzehnt lebt.

In Deutschland ist Xpeng vor allem als VWs Partner und Nachhilfelehrer für den chinesischen Markt bekannt. Der deutsche Konzern kooperiert mit dem chinesischen Start-up bei Software und KI-Chips, um den heillosen technischen Rückstand ihrer in Europa entwickelten E-Autos auszugleichen. In München zeigt Xiaopeng ein Video, wie der Lo3 autonom durch die Straßen der Stadt steuert, vorbei an der Frauenkirche.

Claudia Greco / Reuters

Anders als BYD, die auch günstige Kleinwagen anbieten, zielt Xpeng vor allem auf den Premiummarkt, der weltweit seit Langem fest in der Hand deutscher Marken ist. Bislang sind alle Hersteller, die auf das Terrain von Audi (»Vorsprung durch Technik«) oder Mercedes (»Das Beste oder nichts«) vordringen wollten, gescheitert, auch Chinesen. Die Firma Nio etwa baute exklusive Clubs in deutsche Metropolen und Batteriewechselstationen, wo Fahrer ihren leeren Akku gegen einen vollen tauschen konnten. Den Club in Hamburg hat Nio wieder geschlossen, die Marke brachte keine 3000 Fahrzeuge an die Käufer.

Doch Xpeng hat allein in diesem Jahr schon fast doppelt so viele Autos verkauft. »Für chinesische Kunden sind Konnektivität und kreative technische Features entscheidend beim Autokauf«, sagt Björn Welzel, Mitgründer der Marktforschungsfirma Uranos. Chinas Premiumkäufer, meist in ihren Dreißigern, verbringen oft Stunden im Auto, schauen Filme oder spielen Computerspiele auf den ausladenden Bildschirmen. Xpeng setzt darauf, dass solche Trends auch in Deutschland neu definieren, was ein Oberklasseauto ist.

Es wäre ein Auto für eine jüngere Generation, die besonders technikaffin ist – und der Neuwagen aus deutscher Produktion zu teuer sind.

Auch so nämlich kann man den Angriff aus China sehen: als Vorteil für die Konsumenten. Sie haben bald mehr Wahlfreiheit. Die China-Marken zielen auf Segmente, die europäische Hersteller lange mieden – bezahlbare E-Autos, vor allem kleinere Modelle. Der neue Wettbewerb ist ein Geschenk für potenzielle Kunden – und stellt sie doch vor ein Dilemma. Wer ein günstiges chinesisches Fahrzeug kauft, schont sein Konto, aber schadet dem Standort Deutschland.

Es wäre jetzt an der EU, auf fairen Wettbewerb zu achten. Und es wäre an Volkswagen, Mercedes oder BMW, sich dem Innovationsdruck zu stellen, schneller elektrifizierte Kleinwagen anzubieten oder ihre höheren Preise durch bessere Autos zu rechtfertigen.

In der Mitte von Torsten Schumachers Betriebshof in Nümbrecht, rund 40 Kilometer östlich von Köln, steht ein Taxi mit dem Nummernschild »S-YD 460E«. »S« wie Stuttgart, die Heimat von Mercedes, die über Jahrzehnte die Taxistände deutscher Städte beherrschte. »YD« wie in BYD, der Marke dieses Taxis. Und Dutzender weiterer, die den Parkplatz von Schumachers »Transform GmbH« zustellen.

Früher habe man B- und E-Klassen bei Mercedes ab Werk als Taxi bestellen können, mit Taxameter und Schild auf dem Dach. Dann habe Mercedes von heute auf morgen die Ausstattungsvariante gestrichen, offenbar weil dem Dax-Konzern das Image von

Taxiumrüster Schumacher

Sandra Stein/DER SPIEGEL

»Warum soll ich noch 10.000 Euro mehr bezahlen?«

Torsten Schumacher

Currywurstimbiss und Kunstledersitzen, die auch Erbrochenem trotzen, nicht in seine Luxusstrategie passte. Auch VW hat den Touran, ein klassisches Großraumtaxi, kürzlich eingestellt.

Schumacher, gelernter Elektriker, raspelkurzes Haar, hat auf seinen Unterarm den Spruch »Mein Schicksal ist mein einziger Feind« auf Englisch tätowieren lassen. Der Unternehmer ist keiner, der sich dem Schicksal ergibt.

In einer Garage liegt jetzt einer von Schumachers Mechanikern vor dem Fahrersitz einer BYD-Limousine und nestelt an einem Strauß bunter Kabel. Aus einem Taxibetrieb im Bergischen Land heraus hat Schumacher einen der wenigen Taxiumrüster in Deutschland gegründet. Er macht jetzt aus Serienwagen Fahrzeuge in eierschalenfarbener Optik.

In wenigen Wochen hat Schumacher 80 BYD-Taxis verkauft, bis Ende des Jahres will er weitere 300 bis 400 Fahrzeuge umrüsten und an Taxi- und Mietwagenunternehmen ausliefern. Der Unternehmer streift um das »S-YD«-Taxi, lobt den großen Kofferraum, das wertige Kunstleder. »Warum soll ich da für ein deutsches Auto noch 10.000 Euro mehr bezahlen?«, sagt er.

So werden am Brandenburger Tor, der Semperoper oder Schloss Neuschwanstein schon bald Schlangen chinesischer Taxis auf Fahrgäste warten. Ausländische Touristen könnten ihre erste Fahrt auf der »German Autobahn« in einem BYD erleben.

Dann sind die Chinesen endgültig in Deutschland angekommen.

Francesco Collini, Alexander Demling, Christoph Giesen, Martin Hesse, Timo Schober

Spione auf Rädern

Technik Autos aus China filmen Straßen, Gebäude und Menschen: Ein Risiko, sagen deutsche Sicherheitsbehörden.

Für den Elektrobushersteller Yutong lief das Geschäft in Europa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prächtig. Der chinesische Konzern verdoppelte 2024 seinen Absatz, bei den Neuzulassungen von E-Bussen kletterte er auf Platz eins. Auch in Deutschland warb Yutong zuletzt verstärkt um Kunden. In den Städten Hagen und Bad Kreuznach liefen bereits Fahrzeuge im Testbetrieb. Die Chinesen locken ÖPNV-Betreiber mit günstigeren Preisen – und dem Versprechen fortschrittlicher Technik.

Im vergangenen Herbst jedoch fand das norwegische Nahverkehrsumternehmen Ruter heraus, dass es bei einem Yutong-Modell ein Sicherheitsrisiko gibt. Der Hersteller verfüge über einen direkten digitalen Fernzugriff auf jeden einzelnen Bus, etwa für autonome Software-Updates. Zudem könne er auf die Steuerungssysteme für Batterie und Stromversorgung einwirken: »Theoretisch kann dieser Bus daher vom Hersteller gestoppt oder außer Betrieb gesetzt werden.«

Die Chinesen bestritten jeglichen Einfluss auf Fahrsysteme wie Lenkung oder Bremse. Der norwegische Verkehrsbetreiber kündigte dennoch »spezifische Maßnahmen« an, um die Risiken zu senken. Auch Behörden in Dänemark und Großbritannien wurden aktiv.

Vernetzte Autos und Busse sind Fortbewegungsmittel, Smartphone und Computer in einem. Vor allem sind sie rollende Datenkraken, sammeln Millionen von Informationen über den Lenker, dessen Fahrverhalten, Umgebung und sein Leben. Es ist ein riesiger und wertvoller Datenschatz, der auf den Servern der Hersteller oder Dienstleister landet – und große Begehrlichkeiten weckt.

Bei Versicherungen etwa, die risikoarmes Fahren mit günstigeren Prämien belohnen wollen. Bei der Werbeindustrie, die Anzeigen oder Rabattcoupons von Läden und Restaurants in der Nähe einblenden möchte. Und bei Geheimdiensten. Behörden und Forscher warnen vor »Spionen auf Rädern«.

Cockpit eines Nio-Modells: Riesiger und wertvoller Datenschatz

Besonders umstritten sind Fahrzeuge chinesischer Hersteller, die in Europa immer beliebter werden. Sie kommen vollgepackt mit Mikrofonen und Kameras aus einem Land, das für seine digitale Massenüberwachung berüchtigt ist.

Umso drängender wird die Frage: Wer kontrolliert die Daten, die Fahrzeuge auf Europas Straßen sammeln?

Besonders die neue Generation vernetzter Autos scannt ihre Umgebung beinahe pausenlos. Radarsensoren messen den Abstand zum Vordermann und helfen beim Spurwechsel. Kameras erkennen Verkehrsschilder und erleichtern das Einparken. Die Assistenzsysteme sind komfortabel, aber anfällig für Missbrauch. Dieselben Funktionen können dazu dienen, Straßen rund um sensible Zonen wie Militärgebiete zu kartografieren, warnen Experten. Ein Fahrzeug, das regelmäßig an kritischer Infrastruktur, etwa Umspannwerken, vorbeifährt, könnte unter anderem Bilder, Positionsdaten und Informationen über Verkehrsströme erfassen. Daraus ließen sich Straßenverläufe, Zufahrten und Bewegungsmuster rekonstruieren.

Auch Verbraucher füttern die Fahrzeuge mitunter arglos mit ihren persönlichen Daten. Wer sein Smartphone mit dem Auto verbindet, teilt Kalendereinträge, Nachrichten, seinen Standort und sogar biometrische oder Bankdaten mit dem Auto. Und damit im Zweifel auch mit dessen Hersteller – sowie mit Dritten, die darauf zugreifen können.

»Wir müssen die Menschen dafür sensibilisieren, dass diese Daten abfließen können – und sei es für Werbezwecke oder um eine KI zu trainieren«, sagt Thorbjörn Schulz. Er befasst sich im Bundesamt für Sicherheit in der Informationstechnik mit vernetzten Fahrzeugen. Als Hauptrisiko sieht Schulz Spionage.

Die Sorge, China könnte vernetzte Autos dafür nutzen, kommt nicht von ungefähr. Das Regime kann Unternehmen aus der Volksrepublik verpflichten, seine Geheimdienstarbeit zu unterstützen. Etwa indem die Konzerne Daten herausgeben, die sie im Ausland speichern.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ist die Situation nicht besser: Auf Basis des US-Cloud-Acts können Behörden Firmen wie Tesla zwingen, Kundendaten preiszugeben.

Paulina Uznańska, Wissenschaftlerin am Warschauer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hat 2025 Dokumente staatlicher chinesischer Stellen ausgewertet. Das Resultat: Peking selbst ist im Umgang mit vernetzten Autos deutlich vorsichtiger und restriktiver als viele Staaten in Europa. »China behandelt sie vor allem als Sicherheitstechnologie«, sagt Uznańska. Brisant sei auch das enge Verhältnis zwischen China und Russland. Der SPIEGEL hatte Anfang Juli enthüllt, wie stark die beiden Großmächte mittlerweile militärisch kooperieren. Uznańska hält es für möglich, dass Daten, die auf Europas Straßen gesammelt werden, in Russland landen. Die Forscherin wählt einen drastischen Vergleich. Ein vernetztes Auto sei wie eine Drohne auf Rädern. Sicherheitspolitisch müsste es genauso ernst genommen werden wie unbemannte Fluggeräte.

Auch deutsche Sicherheitsbehörden sind offenbar alarmiert. Nach SPIEGEL-Informationen warnen sie nach eigenen Untersuchungen vor dem Einsatz solcher Autos in sicherheitskritischen Bereichen – und sogar davor, sie vor sensiblen Liegenschaften zu parken. In vertraulichen Dokumenten verweisen sie auf den möglichen Zugriff chinesischer Behörden auf Fahrzeugdaten.

Das Bundesinnenministerium geht »derzeit von abstrakten Missbrauchsgefahren« aus. Sicherheitsrisiken wie die staatliche Einflussnahme auf einen Hersteller könnten »mit technischen Mitteln nicht ausgeschlossen werden«, daher arbeite die Bundesregierung aktuell an einer nationalen Risikoanalyse. Konkrete Vorfälle seien bisher »nicht bekannt«. Andere Länder handeln bereits. In Polen dürfen Fahrzeuge aus China nicht auf Militärgelände fahren, die Verbindung mit Diensthandys ist untersagt. In der Schweiz gelten generelle Beschränkungen für vernetzte Fahrzeuge in der Nähe von Standorten des Verteidigungsdepartements.

Auf EU-Ebene existiert hingegen keine gesonderte Regelung für den Umgang mit vernetzten Autos. Wer entsprechende Dienste anbietet, unterliegt vor allem der Datenschutz-Grundverordnung. Geely, Nio und BYD betonen, die Vorgaben einzuhalten und Daten aus Europa ausschließlich hier zu verarbeiten. Ob von dort dennoch Daten in Drittländer weitergeleitet werden, wird laut deutschen Sicherheitskreisen bislang jedoch kaum wirksam kontrolliert.

Wie könnte sich die EU also besser schützen? Als Vorbild nennt Forscherin Uznańska ausgerechnet China. Strenge Vorschriften sollen dort verhindern, dass sensible Informationen das Land verlassen. Fahrzeugdaten müssen grundsätzlich im Inland gespeichert werden, besonders strikt sind die Vorgaben für ausländische Hersteller. Wer die Standards nicht einhält, darf einzelne Gebiete nicht befahren.

Ende Januar war Uznańska als Sachverständige in den zuständigen Ausschuss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geladen. Unter den Abgeordneten, sagt sie, sei die Dringlichkeit des Problems inzwischen angekommen. Allerdings: Die Autos sind längst da, täglich sammeln sie Unmengen von Daten.

Benedikt Müller-Arnold, Marcel Rosenbach, Timo Schober

Neue Zeiten. Neuer Politik-Podcast.

In »MAD KINGS: Machtprobe für Deutschland« entschlüsseln wir jede Woche aktuelle Machtkämpfe. Wie viel Einfluss haben die neuen Mächtigen – und wie reagiert die deutsche Politik? Jeden Donnerstag. Überall, wo es Podcasts gibt, und auf spiegel.de/madkingspodcast

Ferrari und Mercedes sind in Peking wie Dinosaurier

Patriotismus Nach sechs Jahren kehre ich in die Volksrepublik zurück und finde eine völlig veränderte Autonation vor. Von Bernhard Zand

Was Autos angeht, kamen mir die Menschen in China immer vor wie Amerikaner. Je größer, je auffälliger und bunter, desto besser. Wer es in den Jahren des Aufstiegs zu etwas gebracht hatte, kaufte sich das Beste, was das Budget hergab. Am liebsten einen Mercedes, einen Ferrari oder einen teuren Geländewagen – den Mercedes gern in Pink, den Ferrari in Giftgrün, den SUV mit einem Auspuff wie ein Ofenrohr.

Wenn dann eines dieser Autos in Shanghai oder Shenzhen einen Kavalierstart hinlegte oder, vor möglichst vielen Bewunderern, genussvoll eingeparkt wurde – keine Spur von Naserümpfen wie im etablierten Europa. Begeisterte Anerkennung: »Hen ku, hen haokan!« – »Sehr cool, sieht super aus!«

So habe ich, bis vor sechs Jahren, das Verhältnis der Chinesen zu ihren Autos erlebt. Vor ein paar Wochen bin ich zurückgekehrt. »Das alte Peking«, hatte mich ein Freund gewarnt, »gibt es nicht mehr.« Das war eine Übertreibung, in vieler Hinsicht. Aber was Chinas Autokultur betrifft, stimmt es.

Sie fahren immer noch herum, die Mercedes, Ferraris und getunten SUV aus dem Westen. Sie fallen sogar auf – aber nicht mehr so sehr als Statussymbole einer zu Wohlstand gekommenen oberen Mittelschicht, sondern wie Dinosaurier aus einem zu Ende gehenden Autozeitalter.

Das Straßenbild in China hat sich völlig verändert. Man hört es, bevor man es sieht: Die Innenstädte sind messbar leiser geworden – zum Teil, weil weniger gebaut wird wegen der Immobilienflaute, zum Teil, weil die öffentlichen Verkehrsnetze mittlerweile so dicht sind, dass weniger Leute selbst mit dem Auto fahren. Vor allem aber, weil die Zahl der Elektroautos so sprunghaft angestiegen ist.

Wenn man in Peking heute einen Zebrastreifen überquert, geht man oft an Kolonnen von E-Autos mit ihren grün-weißen Nummernschildern vorbei. Sie stehen lautlos vor der Ampel, und genauso lautlos bleibt es, wenn es grün wird und sie losfahren. Die alten Brummer mit den blauen Verbrennerkennzeichen werden immer weniger. Nach den einst dominanten westlichen Premiumautos muss man regelrecht suchen.

Stattdessen beherrschen so viele Marken und Modelle das Straßenbild, dass man selbst als Autofan den Überblick verliert. Nio, Arcfox, Aito, Maextro, Xiaomi, Yangwang und Dutzende andere – kleine, große, hässliche und schöne Autos, die außer ihrem Elektroantrieb vor allem eines verbindet: Es sind – bis auf wenige Ausnahmen – chinesische Fabrikate, und ihre Fahrer sehen sehr zufrieden aus. Es ist nicht nur üblich, sondern auch schick und patriotisch geworden, in China chinesische Autos zu fahren.

Darauf hätte vor gut zehn Jahren kaum jemand gewettet, und wenn ich ehrlich bin: Ich auch nicht.

Im Sommer 2015 besuchte ich eine Auto-show in der wohlhabenden Hafenstadt Xia-men zwischen Hongkong und Shanghai. Es gab zwei Messehallen, eine für ausländische, eine für chinesische Marken. Die Halle mit den BMW, Toyota und Lincoln sah aus wie beim Autosalon in Genf: Tausende Besucher, die Eintritt zahlten, um sich die neuesten Modelle der europäischen, japanischen und US-Hersteller anzuschauen. Aufwendige Messestände, flauschige Teppichböden, höfliche Angestellte, die durchs Programm führten.

Die andere Halle fühlte sich eher an wie ein Fleisch- und Gemüsemarkt in der chinesischen Provinz: grelles Licht, eine schwache Klimaanlage und übersteuerte Lautsprecher, aus denen obskure Klein- und Mittelklassewagen angepriesen wurden. Selbst manche Aussteller verkrochen sich in ihre Vorführwagen, um dem ohrenbetäubenden Lärm zu entkommen.

Chinesische Autos hatten damals einen sehr schlechten Ruf. Chinesen verglichen ihre Autoindustrie mit ihrer chronisch erfolglosen Fußballnationalmannschaft. Auch die hatte jahrzehntelang vergebens versucht, an die Weltspitze vorzudringen. Dass China, damals bereits der größte Automarkt der Welt, im Zeitalter des Verbrennungsmotors keine einzige global erfolgreiche Marke hervorgebracht hatte, nagte am Selbstbewusstsein einer Nation, die im Eisenbahnbau längst an ihren Konkurrenten vorbeigezogen war. Man hätte ahnen können, dass das nicht so bleiben würde.

Für die Kunden war der trostlose Zustand der chinesischen Autoindustrie nicht so schlimm. Gute Autos wurden in China durchaus gebaut, in Gemeinschaftsunternehmen, sogenannten Joint Ventures, zwischen chinesischen Staatsfirmen und westlichen Partnern. Davon profitierten auch deutsche Hersteller, darunter Audi, eine Premiummarke des Volkswagen-Konzerns.

Ende 2012 lernte ich in der Millionenstadt Chengdu in Sichuan die damals wohl erfolgreichste Audi-Händlerin der Welt kennen: Wu Yali, eine Unternehmerin, die im Jahr zuvor 4300 Autos verkauft hatte, etwa achtmal so viel wie eine durchschnittliche deutsche Audi-Niederlassung.

Audi hatte sich in China einen Namen damit gemacht, Limousinen für hohe Parteikader herzustellen, mit extralangem Radstand, damit die Funktionäre im Fond gemütlich ihre Beine ausstrecken konnten.

Frau Wu nutzte die Prominenz der Marke und entwickelte daraus ein Verkaufskonzept, das auf die besonderen Wünsche der chinesischen Kundschaft einging. Wer bei ihr einen Audi kaufte, erwarb nicht nur ein Fahrzeug, sondern wurde zugleich Mitglied in einem Club, der Rennwochenenden und Weinverkostungen organisierte, Kinoabende, ja sogar Termine bei prominenten Ärzten. In einer Gesellschaft, in der jahrzehntelang jeder Klassenunterschied verpönt gewesen war, kam dieser Clubgedanke gut an.

Heute gehört dieses Konzept der Exklusivität zum Angebot fast aller chinesischen Premiumhersteller. Sie verkaufen ihre Autos in teuren Einkaufszentren statt auf einer Automeile draußen am Stadtrand. Die Nobelmarke Nio etwa unterhält ihren Flagship-Store am Chang'an-Boulevard mitten in Peking, nicht weit vom Platz des Himmlischen Friedens. In der Etage über dem Showroom betreibt das Unternehmen eine Lounge mit Blick auf die breite Straße, auf der die KP ihre Militärparaden abhält.

Mit patriotischem Ehrgeiz und smarten Verkaufsideen allein ist die rasante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Autoindustrie nicht zu erklären. Als ich im Winter 2012 aus Chengdu nach Peking zurückkehrte, war die

CFOTO / Future Publishing / Getty Images
Straßenverkehr in China: Kolonnen von E-Autos

Luftverschmutzung dort auf beängstigende Werte gestiegen. An manchen Tagen betrug die Feinstaubbelastung mehr als das 30-Fache des Grenzwerts der Weltgesundheitsorganisation. Wenn ich von einem Spaziergang mit unserem Hund nach Hause kam, sagten meine Töchter: »Du riechst nach Lagerfeuer.«

Auch hier hätte man ahnen können, dass sich bald etwas ändern würde.

Erst verbot die Regierung in den Dörfern rund um die Hauptstadt private Kohleheizkessel, dann zwang sie Kokereien und Stahlwerke im weiteren Umkreis, ihren Feinstaubausstoß zu drosseln. Im Herbst 2016 setzte sie die Autohersteller unter Druck. Sie sollten binnen gut einem Jahr verpflichtet werden, für den chinesischen Markt feste Quoten von Elektro- und Hybridmodellen herzustellen.

Ein paar Monate später saß ich bei einer privaten Veranstaltung in Peking neben zwei deutschen Automanagern. Kurz zuvor war ich zum ersten Mal in einem Tesla mitgefahren. Ich lobte das Fahrzeug und fragte die beiden Experten, ob Elektroautos im versmogten China vielleicht mehr Zukunft hätten als hubraumstarke Verbrenner.

Den Ärger, den ich mir damit einhandelte, habe ich bis heute nicht vergessen. »Tesla?«, fragte einer der Manager. »Das ist kein Autokonzern, sondern ein Start-up!« Der andere beklagte, dass er bei einer E-Auto-Fahrt in den Pekinger Norden beinahe mit einer leeren Batterie liegen geblieben wäre. Elektroautos seien sicher nicht die Lösung für Chinas Autoindustrie. Ich kam mir etwas geschulmeistert vor.

Tatsächlich verhandelte Tesla damals bereits mit Peking über die Errichtung seiner ersten »Gigafactory« in China, die es 2019 baute und auch gleich in Betrieb nahm. Das amerikanische »Start-up« sollte, wie Chinas Industrieminister sagte, einen »Catfish-Effekt« auslösen: Es sollte als Technologieführer die chinesischen Autobauer – die bei Verbrennermodellen hoffnungslos zurücklagen – zum Bau von besseren Elektroautos motivieren.

Der Plan ist aufgegangen, schneller und folgenreicher, als es inzwischen wohl selbst der chinesischen Führung recht ist. Sieben Jahre nach dem Umbruch in der chinesischen Autoindustrie stehen bei vielen Herstellern Tausende E-Autos auf Halde. Wie so oft, wenn sich Chinas Wirtschaftsplaner eine neue Branche auf die Fahnen schrieben, hat auch der E-Auto-Boom zu massiver Überproduktion geführt, einen ruinösen Preiskampf ausgelöst und setzt nun Pekings Handelspartner unter Druck.

Den Kunden in China kann es recht sein. Es ist nicht mehr schwer, ein Auto aus eigener Produktion zu finden, das neugierige Blicke auf sich zieht. Vor zwei Wochen wollte ich in den Pekinger Möbeldistrikt aufbrechen, um mich nach einem Schrank für meine neue Wohnung umzusehen. Dafür brauchte ich ein großes Auto.

Ich lieh mir ein E-Modell namens Mega aus, einen Riesen-Van, der halb wie ein Schnellboot, halb wie ein Raumschiff aussieht. So fährt er sich auch, sanft autonom, wenn man mag, aber mit mehr Drehmoment, als man für jeden Kavalierstart bräuchte. Im Fond hätte ich selbst mit dem Schrank an Bord noch zwei KP-Funktionäre mit ausgestreckten Beinen mitnehmen können. Aber darum ging es diesmal nicht.

Ich parkte den Wagen in der Hitze vor dem Möbelhaus. Als ich zurückkam, warnte mich das Fahrzeug: Es befinde sich im »Wächter-Modus«, und seine Kameras hätten während meiner Abwesenheit ein »Risiko-Ereignis« aufgezeichnet. Ich drückte auf Play. Zu sehen war ein kleiner Junge mit einer roten Spielzeugfahne, der erst an dem Auto vorbeiging, dann zurückkam, neugierig ins Wageninnere schaute und wieder seiner Wege ging. Schöne gespenstische neue Autowelt.

Den »Wächter-Modus« hat übrigens Tesla populär gemacht, und das futuristische Design des Li Auto Mega stammt von einem deutschen Ingenieur. In China ist das Auto seit zwei Jahren für umgerechnet gut 70.000 Euro auf dem Markt. In Deutschland ist es noch nicht erhältlich. Aber das ist wahrscheinlich nur eine Frage der Zeit.

Bernhard Zand, 59, war von 2012 bis 2020 Korrespondent in China und berichtet seit Juli wieder aus Peking.

Hans Christian Plambeck / laif

Der Moment So wichtig wie die Gespräche über Wirtschaft, Klima und den ganzen Rest war die gute Laune: Das Land soll wissen, dass seine Regierung nicht nur gut, sondern auch gern gemeinsam regiert. Also entstanden bei der vergangenen Kabinettsklausur auf Schloss Neuhardenberg zahlreiche Bilder einer demonstrativ grinsenden Ministerriege unter Vorsitz eines zuversichtlich dreinblickenden Kanzlers. Hier jedoch sehen wir das Kabinett in den Sekunden, bevor es sich im Blickfeld der Kameras weiß: Nur der alle überragende Wolfram Weimer scheint die Fotografen bereits wahrgenommen zu haben, vielleicht auch Dorothee Bär, die neben Weimer einen scharfen Blick über Philipp Amthors Schulter wirft. Alle anderen sind ins Gespräch vertieft, und wenn das nicht gestellt ist, dann sieht es tatsächlich so aus wie: gute Stimmung. KUZ

DEMOKRATIECHECK

Plus Bundespräsident Frank-Walter Steinmeier hat offiziell den Schlüssel zu seinem provisorischen Amtssitz in der Nähe des Hauptbahnhofs erhalten. Er wirkt deutlich bürgernäher als Schloss Bellevue, das saniert wird. Vielleicht sollte der temporäre Amtssitz der ständige werden.

Stefania Pelfinila Waziya / Moment / Getty Images

GESUNDHEITSREFORM

Bessere Versorgung psychisch Erkrankter

Minus Ein SPIEGEL-Reporter wurde bei einem AfD-Sommerfest von einem rechtsextremen Aktivisten angegangen und bedrängt. Die AfD distanziert sich nur halbherzig. Das zeigt, wie viel sie von Meinungsfreiheit hält. HIC

Die Grünen fordern einen Ausbau der ambulanten Psychotherapie. »Der Aufnahmedruck in den psychiatrischen Kliniken steigt«, warnt Kirsten Kappert-Gonther, Obfrau der Grünen im Gesundheitsausschuss. Oft reichten Kapazitäten kaum noch aus, die ambulanten Hilfen seien überlastet. In einem Antrag, den die Grünen im September in den Bundestag einbringen wollen, drängt die Oppositionsfraktion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psychiatrische Versorgung weiterzuentwickeln und die Patientenversorgung flächendeckend sicherzustellen«. Kappert-Gonther verweist auf Modelle, bei denen die stationäre und ambulante Behandlung psychisch Erkrankter bereits miteinander verbunden wird. Bewährt habe sich, psychiatrische Behandlung flexibel aus dem Krankenhaus heraus anzubieten. »Diese Angebote müssen ausgebaut und flächendeckend verfügbar gemacht werden«, fordert die Grüne. Die Regierung kenne die Vorteile der ambulanten Versorgung, nutze das Potenzial aber nicht. Mehr noch: Durch die Gesundheitsreform schaffe Schwarz-Rot »zusätzliche Hürden für innovative Versorgungsmodelle«. Damit werde nicht nur die Chance auf eine bessere Versorgung vertan, kritisiert Kappert-Gonther. »Es werden auch vermeidbare stationäre Behandlungen und damit unnötige Kosten in Kauf genommen.« CTE

MILITÄR

Stiller Abschied für Kunduz-Kommandeur Klein

Die Bundeswehr hat Generalmajor Georg Klein, der im September 2009 die fatale Bombardierung von zwei Tanklastern bei Kunduz in Nordafghanistan befohlen hatte, geräuschlos in den Ruhestand verabschiedet. Bei einem kurzen internen Termin in einem Nebenraum des Casinos dankte Staatssekretär Nils Hilmer dem 65-Jährigen am Dienstag im Wehrressort für seine lange Dienstzeit. Klein war 46 Jahre bei der Truppe. Weder Hilmer noch

Klein sprachen die Geschehnisse in Kunduz an. Klein, damals Oberst, war im Spätsommer 2009 Kommandeur des deutschen Feldlagers in Kunduz. Nachdem Talibankämpfer am 3. September in der Umgebung des Camps mittags zwei mit Treibstoff beladene Tanklaster entführt hatten, nahm Klein an, dass diese als rollende Bomben gegen sein Lager eingesetzt werden könnten. Er forderte Luftunterstützung durch zwei US-Kampfjets an und ließ die Laster nachts bombardieren. Bei den Luftschlägen starben mindestens 142 Menschen, ein großer Teil waren aber keine Talibankämpfer, sondern Zivilisten, die Benzin aus den festgefahrenen Tankern abzapften. Der Vorfall gilt als einer der schwersten Fehlschläge der Bundeswehr in Afghanistan. Bei einer Vernehmung durch einen Untersuchungsausschuss des Bundestags entschuldigte sich Klein im Jahr 2010 zwar nicht für den Befehl, sagte aber, als gläubiger Christ habe er Gott nach der Bombardierung in der Kapelle des Camps um Vergebung gebeten. Zuletzt diente Klein als Vizechef bei einem Nato-Kommando im französischen Lille. MGB

Dafür, dass US-Präsident Trump gern die Welt dominiert, hat er daheim erstaunlich oft Probleme mit den einfachsten Grundnahrungsmitteln, denn deren hohe Preise gefährden seine Beliebtheit. Ausgerechnet vor Ostern 2025 liefen ihm spektakulär die Kosten für Eier aus dem Ruder. Als ein Dutzend mehr als sechs Dollar kostete, appellierte er an andere Nationen, darunter Deutschland, den USA mehr Eier zu verkaufen. Jetzt möchte der Weltzollkönig erneut eine Knappheit mit günstigen Importen heilen: Die Preise für Rinderhack sind außer Kontrolle. Rund gepresst in Fett gebraten macht es das Signature-Dish des amerikanischen Burgers aus. Vor den Midtermwahlen im November käme es dem Präsidenten gelegen, wenn das Fleisch seine Fans nicht so viel kosten würde. 300.000 Tonnen Rinderhack sollen deshalb in den kommenden 90 Tagen ohne Zölle importiert und 25 Prozent unter dem Marktpreis verkauft werden, kündigte Trump an. Doch viele Republikaner fürchten, dass Trump mit billigen Importen den heimischen Markt überschwemmen und mit seiner übergewichtigen Fast-Food-Subvention den US-Züchtern Konkurrenz machen wird. Macht Trump so weiter, wird au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bloß ein »Make America Big Again«. 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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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 als in den USA, wo viele Kellnerinnen und Kellner auf Trinkgelder angewiesen sind, gelten diese hierzulande als freiwilliger Bonus. Inzwischen greift bei Kartenzahlung allerdings eine Variante um sich, die der Kundschaft am Lesegerät die »Wahl« zwischen etwa 7, 10 oder gar 20 Prozent lässt. Die Option, kein Trinkgeld zu geben, tritt optisch in den Hintergrund. Nun fordern Verbraucherschützer ein Verbot solcher »manipulativen Designtricks«. Stimmt so! FRA

Das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hat diese Woche verraten, wie die neue Zuckersteuer aussehen soll. Sie erinnern sich: In einem Moment der Einigkeit hatte die Regierung angekündigt, einen Kampf gegen das Übergewicht zu führen, per Abgabe auf süße Getränke. Die geplanten Mehr- einnahmen, etwa 450 Millionen Euro jährlich, sollten den gesetzlichen Krankenkassen zugute- kommen, etwa für Präventions- angebote und Gesundheitserziehung. So lautete der Plan.

Umso überraschender war, was das Finanzministerium nun aus der Idee gemacht hatte. Die sogenannte Zuckersteuer sollte nun nicht nur auf besonders zuckerhaltige Limonaden aufgeschlagen, sondern auf praktisch alle Getränke, was den Kaloriengehalt reinsten Mineralwassers übersteigt: Fruchtnektar, Milchdrinks, Eistee. Alkoholfreies Bier war auch auf der Liste, kam nach Protesten aber wieder runter, ebenso zuckerfreie Limonade.

Dass Klingbeils Leute offenbar allen Ernstes daran geglaubt hatten, man könne Cola Zero, Zuckergehalt null, mit einer Zuckersteuer belegen, war eine Gipfelleistung des politischen Dadaismus und erinnerte an das Gedicht »Anna Blume« von Kurt Schwitters: »Blau ist die Farbe deines gelben Haares.«

Ich muss gestehen, dass mir die Begeisterung für eine Zuckersteuer abgeht. Dass sich eine Regierung in die Ernährungsvorlieben der Menschen einmischt, widerspricht meiner Vorstellung vom mündigen Bürger, der auf sich selbst aufpassen kann. Und bei der Erziehung meiner Kinder bin ich gut ohne die Ober-Nannys Friedrich Merz und Lars Klingbeil ausgekommen.

DIE GEGENDARSTELLUNG Gaga, Dada, Klingbeil

Von Alexander Neubacher

Dass ein vor Übergewicht mahnender Staat junge Menschen implizit zum Kalorienzählen anregt, scheint mir auch kein pädagogisch sinnvolles Konzept zu sein. Es gibt schon genug Skinny-Influencer auf TikTok und Instagram, die Jugendliche zum Hungern animieren, da muss die Politik nicht noch einen draufsetzen.

Manche sagen, Zucker sei gefährlich wie eine Droge, vergleichbar mit Nikotin oder Schlimmerem, deshalb dürfe,

Es gibt schon genug Skinny-Influencer auf TikTok, die Jugendliche zum Hungern animieren.

nein: müsse der Staat regulierend eingreifen. Aber der Vergleich hinkt gewaltig, denn anders als Nikotin, das auch in kleinen Dosen ein Gift ist, gehört Zucker, in Maßen genossen, bei einer ausgewogenen und guten Ernährung quasi dazu. Die Erfahrungen von Ländern mit Zuckersteuer wie etwa Großbritannien sind zudem uneinheitlich, um es vorsichtig auszudrücken.

Wenn Sie mich fragen, sollte eine Regierung, die gefühlt aus dem letzten Loch pfeift, ihre Energie nicht mit Lifestyle-Regulierung verschwenden. Das wirkt wie ein Ablenkungsmanöver. Und das ist es im Fall der Zuckersteuer auch. Von Mehrinnahmen für die Krankenkasse ist im Vorschlag des Finanzministers nämlich keine Rede mehr. Klingbeil will das Geld offenbar lieber in seinen großen Steuertopf stecken. Der Geldhunger der schwarz-roten Koalition ist größer als jede Zuckergier.

WAS HAT DAS MIT MIR ZU TUN?

Geld für Pflegeversicherung

Der Großteil der Pflegebedürftigen wird von Angehörigen zu Hause gepflegt. Viele gehen deshalb einer Erwerbsarbeit nur noch in geringerem Umfang oder gar nicht nach. Zum Ausgleich erhalten sie unter bestimmten Umständen im Alter bis zu 740 Euro Rente je nach Beitragszahlung durch die Pflegekassen. Eigentlich sind diese Rentenbeiträge keine klassische Versicherungsleistung. Die Kassen fordern deshalb, dass sie aus Steuermitteln bezahlt werden. Um Geld zu sparen, wollte die ehemalige Gesundheitsministerin Nina Warken (CDU) stattdessen die Rentenversicherungsbeiträge für pflegende Angehörige um 30 Prozent kürzen. 1,8 Milliarden Euro sollte das der Pflegeversicherung im nächsten Jahr einsparen. Doch an dem Vorhaben gab es nicht nur von Sozialverbänden, sondern auch innerhalb der Koalition viel Kritik. Schließlich spart die Pflegearbeit der Angehörigen dem Staat eine Menge Geld, die Versorgung im Pflegeheim ist viel teurer. Der neue Gesundheitsminister Carsten Linnemann (CDU) will Warkens Plan nun korrigieren. Wenn er allerdings dafür sorgen will, dass auch die Beiträge in der Pflegeversicherung nicht steigen, wird er an anderer Stelle sparen – oder mehr Steuergeld bei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mobilisieren müssen. Der Spitzenverband der Gesetzlichen Krankenversicherung erwartete bereits im Mai in der Pflegeversicherung eine Finanzierungslücke von gut vier Milliarden Euro. Vielleicht hat Linnemann ja eine sozialverträglichere Idee, wie man das Loch stopfen kann, als seine Vorgängerin. M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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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AUGENZEUGIN

»Manchmal nutzen wir einen Sprechstein«

Patrick Pollmeier / DER SPIEGEL
Sabine Weber, 69, engagiert sich als Mediatorin an einer Schule in Osnabrück.

»Ein- bis zweimal die Woche sitze ich vormittags im »Raum der guten Lösungen«. Dorthin kommen die Kinder der Grundschule Eversburg in Osnabrück, wenn sie Streit haben. Als ehrenamtliche Mediatorin übe ich mit ihnen, wie man Konflikte im Alltag löst.

Aus Erwachsenensicht ist das nichts Weltbewegendes. Eine Freundin hat der anderen versprochen, in der Pause mit ihr zu spielen, und tut sich dann doch mit jemand anderem zusammen? Das kann für Streit sorgen. Ein Klassiker ist auch Fußball auf dem Schulhof: Wer kommt in welches Team? Welche Regeln gelten? Die Situation eskaliert, es gibt Gerangel.

Oft sitzen die Kinder mit roten Wangen und verschwitzten Haaren bei uns am Tisch. Die erste schwierige Frage lautet: Wer darf anfangen, zu erzählen? In so einem Fall würfeln wir.

Wir bringen den Kindern bei, einander zuzuhören. Alle können ihre Sicht der Dinge loswerden. Es geht um Gefühle und Bedürfnisse, da gibt es kein Richtig und Falsch. Manchmal nutzen wir einen Sprechstein: Nur wer den Stein in der Hand hat, darf sprechen. Manchmal lassen wir die Situation auch mit Tierfiguren nachspielen. Das hilft, sich zu beruhigen.

Organisiert wird das Angebot vom Verein >Seniorpartner in School>. Wir sind ein Team aus sechs Freiwilligen und immer zu zweit da. Dienstags und donnerstags, wenn wir Sprechzeit haben, steht eine Fahne auf dem Schulhof. Kein Kind muss kommen, die Gespräche sind freiwillig. Meistens dauern sie 10 bis 15 Minuten, wenn es ganz lang geht, auch mal eine halbe Stunde.

Ich habe vorher als Geschäftsführerin in der Altenhilfe gearbeitet. Etwas mit Kindern zu machen, empfinde ich als großes Geschenk. Auf den Verein bin ich durch einen Zeitungsartikel aufmerksam geworden. Im ersten Monat in Rente habe ich mit der Ausbildung zur Schulmediatorin begonnen, inzwischen bin ich vier Jahre dabei.

Die Schulleitungen melden uns zurück, dass es sich bemerkbar macht, wenn wir da sind; die Stimmung werde insgesamt ruhiger. Ich mag den unmittelbaren Erfolg, wenn Kinder unseren Raum fröhlich wieder verlassen.«

LANDAUF, LANDAB

Ein Leben lang Frauen leben länger als Männer. In Baden-Württemberg beträgt der Unterschied 4,1 Jahre,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6,4 Jahre. Generell klafft die Lücke im Osten weiter auf als im Westen. Ein Grund: Frauen in der DDR haben weniger geraucht und leben dadurch heute länger. Gleichzeitig sterben Männer in den östlichen Bundesländern früher, was Forschende unter anderem mit höherer Arbeitslosigkeit und einem schlechteren Lebensstil erklären. Erfasst wird die »Lebenserwartung bei Geburt«, dafür wird die Sterblichkeit über alle Altersjahre hinweg zusammengefasst. Es handelt sich also nicht um eine Prognose für heute Neugeborene. KFR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haben Frauen eine um 6,4 Jahre höhere durchschnittliche Lebenserwartung als Männer.

In Baden-Württemberg beträgt der Unterschied 4,1 Jahre.

Höhere durchschnittliche Lebenserwartung* bei Frauen im Vergleich zu Männern, in Jahren

* bei Geburt zwischen 2023 und 2025 S•Quelle: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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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LAND

Raketenattrappen der Bundeswehr

Im Kaufrausch

Friedrich Bungert / SZ Photo / picture alliance

Verteidigung Mit Abermilliarden will Deutschland die Bundeswehr zur stärksten Armee Europas machen. Doch selbst in der Koalition bezweifeln einige, dass 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das Geld sinnvoll ausgibt.

Steffen Meyer ist der Typ Beamter, den so leicht nichts aus der Fassung bringt. Als Staatssekretär im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ist er zuständig für den Staatshaushalt, für Ausgaben in Höhe von mehr als einer halben Billion Euro.

Kürzlich aber wurde es ihm zu viel. An einem Tag im Juni landet wieder einmal ein Stapel sogenannter Exporte Islands stammen aus dem Fischfang, auf seinem Tisch. So heißen Anträge, mit denen da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Geld vom Parlament für den Kauf von teurem Kriegsgerät verlangt. Eine dieser Vorlagen will der sonst so geduldige Staatssekretär nicht mehr mitzeichnen.

Es geht um weitere Millionen für ein halbes Dutzend Fregatten des Typs F126. Das 2020 angestoßene Marineprojekt ist aus dem Ruder gelaufen. Eine niederländische Werft hatte sich offenbar übernommen, Liefertermine verschoben, auch die Kosten explodierten. Nun soll Rheinmetall einspringen, der deutsche Rüstungskonzern schraubt den Preis aber noch einmal nach oben, auf fast 13 Milliarden Euro.

Zu viel, nach Ansicht des Finanzstaatssekretärs. Meyer bestellt seine Amtskollegen aus dem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ein, Jan Stöß und Jens Plötner. Es müsse Schluss sein mit dem Vorhaben, man solle günstigere Schiffe bestellen.

Es sei hoch hergegangen bei dem Treffen, so wird es später erzählt, die Herren vom Bendlerblock wollten nicht nachgeben. Wenig später aber wird dem Verteidigungsminister klar: Es geht nicht mehr. Boris Pistorius stoppt das Projekt.

Der Fall ist eine Ausnahme. Ein außer Kontrolle geratenes Rüstungsprojekt wurde eingestellt, nachdem Regierungsmitglieder die Sorge vor einem allzu achtlosen Umgang mit dem Geld der Steuerzahler beschlichen hatte. Zum Milliardengrab wurde die Fregatte 126 trotzdem. Etwa 2,4 Milliarden Euro wurden versenkt. Das entspricht ungefähr dem gesamten Kulturetat des Bundes.

Seit Russlands Überfall auf die Ukraine im Februar 2022 pumpt die Bundesregierung Abermilliarden Euro in die Aufrüstung der jahrzehntelang vernachlässigten Armee. Ein 100 Milliarden Euro schweres Sonderevermögen wurde aufgelegt, die Schuldenbremse für Verteidigungsausgaben weitgehend außer Kraft gesetzt.

In diesem Jahr sollen rund 108 Milliarden Euro in Verteidigung fließen. Bis 2030, so der Plan, wird das jährliche Budget auf fast 184 Milliarden Euro wachsen. Damit würde sich der Militäretat innerhalb von zehn Jahren vervierfachen. 650 Milliarden Euro könnte der Bund in den nächsten zehn Jahren allein für Rüstungsgüter ausgeben, schätzen Bundestagsabgeordnete. Da scheint es verkraftbar, 2,4 Milliarden abzuschreiben.

Doch der Fall F126 wirkt symptomatisch für die Beschaffungspolitik de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s: Erst wird jahrelang geplant, dann bestellt, es kommt zu Verzögerungen, und es wird teurer. So läuft es noch immer zu oft, obwohl Pistorius alles besser, alles schneller machen wollte.

Eine effiziente Rüstungsoffensive wäre dringend nötig. Spätestens 2029, warnen westliche Geheimdienste, könnte Russland in der Lage sein, das Nato-Bündnisgebiet anzugreifen. Weil auf die Hilfe der Amerikaner wohl kein Verlass mehr ist, müsse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sich selbst wehren können und in ihre Sicherheit investieren.

Das Geld dafür ist da. Und es wird mit vollen Händen ausgegeben. Bestellt sind Kampfjets, Transporthubschrauber, Kriegsschiffe und U-Boote, Panzer, Flugabwehrsysteme, Munition. Segnete der Haushaltsausschuss des Bundestags 2023 noch 55 große Rüstungsvorhaben ab, waren es im vergangenen Jahr bereits 103. Im laufenden dürften es noch einmal deutlich mehr werden.

Doch Quantität bedeutet nicht zwingend mehr Qualität. Der SPIEGEL hat Beschaffungsprojekte analysiert, vertrauliche Dokumente gesichtet, mit Regierungsvertretern gesprochen, mit Parlamentariern, Militärexperten, Ökonomen und Unternehmern. Es zeigt sich: Während in der Rüstungsindustrie Goldgräberstimmung herrscht, wächst in der Koalition bis in die Regierungszentrale hinein das Unbehagen über das Milliardenspiel mit Panzern, Kampfjets und Drohnen.

Aufrüstung um jeden Preis

Entwicklung der Verteidigungsausgaben Haushalt und Sondervermögen, Soll* in Mrd. €

* 2027: Regierungsentwurf, 2028-2030: Finanzplan 5·Quellen: Bundeshaushaltspläne 2017-2026, BMVg, BMF

Fachleute fordern von Pistorius bessere Planung und mehr Kosteneffizienz, Abgeordnete wollen den Minister dazu bringen, seine Strategie transparenter zu machen. Je länger der Rüstungsrausch anhält, desto drängender stellen sie Fragen: Wird der Waffenkauf gut koordiniert? Kauft der Bund das Richtige? Zum angemessenen Preis?

Bisher unterstützt eine Mehrheit der Menschen im Land den Aufrüstungskurs auf Pump, der künftige Generationen mit horrenden Zinszahlungen belasten wird. Aber was, wenn der Eindruck entsteht, es wird Geld vergeudet, während etwa in der Sozialpolitik gekürzt wird? Offenbar hat Friedrich Merz den Sprengstoff erkannt. Das Kanzleramt will nach SPIEGEL-Informationen künftig stärker mitreden, wohin die Rüstungsmilliarden fließen.

Ende April hat sich Merz im niedersächsischen Munster einen Flecktarnparka übergeworfen und beobachtet, wie der Feind angreift. An der Nato-Ostflanke hat er die Grenze überschritten, will ein strategisch wichtiges Dorf einnehmen. Doch die Bundeswehr schlägt den Eindringling zurück. Mit Panzern, Hubschraubern, unbemannten Fahrzeugen, Drohnenschwärmen.

Als sich Staub und Lärm des fiktiven Kriegsszenarios auf dem Truppenübungsplatz gelegt haben, sagt Merz, er sei beeindruckt, »wozu das Heer heute fähig ist«. Doch der Kanzler irrt.

Was Merz in Munster zu sehen bekommt, ist das Gefechtsfeld der Zukunft, die Bundeswehr als Hightech-Armee. Vorgeführt werden etliche sogenannte Demonstratoren, Prototypen oder Testmodelle, die die Truppe noch lange nicht im Arsenal hat. Das Herzstück der Übung, das operative Führungssystem, mit dem die Soldaten dank modernster Technologie und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ein Lagebild in Echtzeit erstellen, ist weit entfernt von der Einsatzreife.

Die Digitalisierung Landbasierte Operationen, kurz D-LBO, gehört zu den wichtigsten Zukunftsprojekten der Bundeswehr. Das Heer soll endlich mit Digitalfunk ausgestattet werden, der die abhöranfälligen, analogen Funkgeräte ablöst. Das System ermöglicht nicht nur verschlüsselten Sprechfunk, sondern auch die Übertragung großer Datenmengen.

Seit Jahren werkelt die Truppe daran herum, fast alle Fahrzeuge müssen umgerüstet werden. Wie komplex das ist, wurde unterschätzt. Anders als geplant wird die Integration bis weit ins nächste Jahrzehnt dauern. Manch einer fragt sich, ob es nicht sinnvoller wäre, wie bei den Fregatten komplett neu zu planen und die bisher investierten knapp zwei Milliarden Euro abzuschreiben.

Friedrich Bungert / SZ Photo / picture alliance
Ausgestellter F-35-Kampfjet in Berlin: »Nicht die Armee der Zukunft«

Es liege »noch ein gehöriges Stück des Weges vor uns«, räumt Merz in Munster ein. Am Ende dieses Weges soll Deutschland die konventionell stärkste Armee Europas haben. So hat es der Kanzler vorgegeben, so steht es in der Militärstrategie, die der Verteidigungsminister im Frühjahr vorgelegt hat.

Pistorius muss sich daran messen lassen. Seit Jahren sind die Menschen im Land laut Um- fragen mit dem SPD-Politiker so zufrieden wie mit keinem anderen Kabinettsmitglied. In der Koalition ist das anders. Dort ist der Vorwurf zu hören, dass der Minister gern mit großen Ankündigungen Schlagzeilen produziere, dann aber nicht liefere.

Auch im Ministerium, in dem seit je gern und mit unnachgiebiger Härte gelästert wird, hat sich der Blick auf Pistorius eingetrübt. Anfangs waren die Militärs und Beamten begeistert vom neuen Inhaber der Befehls- und Kommandogewalt, seine hemdsärmelige Art kam an, man hoffte auf einen echten Neuanfang. Nun wächst die Kritik.

Zunehmend dünnhäutig und gereizt wirkt Pistorius auf die eigenen Leute. Im Flurfunk und in Chatgruppen heißt es, der Minister nehme gern internationale Termine und Medienauftritte wahr, aber für die Niederungen der hochkomplexen Rüstungsprojekte fehle ihm die nötige Geduld. Auch der Führungsstil sorgt für Unmut: Im Haus regiert ein kleiner Kreis engster Vertrauter, die das Ohr des Ministers haben. Einige Abteilungsleiter haben das Gefühl, ihre Vorlagen erreichten die Leitung gar nicht mehr.

Traut Merz seinem Verteidigungsminister zu, die Bundeswehr »kriegstüchtig« zu machen, wie der es selbst eingefordert hat? Öffentlich ist kein schlechtes Wort zu hören, aber der Kanzler hat offenbar Redebedarf. Nach SPIEGEL-Informationen wurde im Juli ein intensiverer, direkter Austausch zwischen Merz und Pistorius zu Beschaffungsfragen verabredet. Man spricht nun regelmäßig am Rande der Kabinettsitzungen.

Zudem setzte die Regierung im Mai ein regierungsinternes Rüstungsgremium auf Ebene der Staatssekretäre ein. Ziel: die Beschaffung besser zu koordinieren und kontrollieren. Vertreten sind neben Kanzleramt und Wehrressort das Finanzministerium, das steigende Zinslasten durch die Kredite im Auge behalten muss. Weil auch industrie-politische Fragen eine Rolle spielen, ist zudem das Wirtschaftsministerium dabei.

Das Kanzleramt lädt zu der Runde ein, an der Ressortverantwortung de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s wird aber nicht gerüttelt. Die Beteiligung der anderen Ministerien soll ein Signal an den Bundestag sein, dass das

»Bis heute wirkt die Beschaffung planlos, in Teilen sogar willkürlich.«

Carlo Masala, Sicherheitsexperte

Geld nicht leichtfertig ausgegeben wird. Doch es mehren sich Zweifel daran, dass die Regierung auf dem richtigen Kurs ist. Man setze auf das falsche Gerät, kaufe zu teuer ein, beschaffe zu unkoordiniert, lautet die Kritik. Es fehle der große Plan.

»Wir geben gerade sehr viel Geld aus, bauen aber nicht die Armee der Zukunft«, sagt Moritz Schularick, Präsident des Kiel Instituts für Weltwirtschaft (IfW). Die Milliarden gingen »zu 80 bis 90 Prozent in Altsysteme«, beklagt er, gemeint sind etwa Panzer oder Kriegsschiffe. »Erst irgendwann in den nächsten Jahrzehnten wollen wir uns dann ernsthaft um die neuen Technologien kümmern. Das ist Wahnsinn.«

Schularick gilt als besonders scharfer Kritiker der Rüstungsstrategie. Aber er ist nicht allein. »Wenn man sich die Beschaffung anschaut, stellt sich die Frage, welches Szenario für die Verteidigung gegen einen russischen Aggressor eigentlich zugrunde gelegt wird«, sagt Carlo Masala, Professor an der Bundeswehr-Universität in München.

Für Masala, der regelmäßig mit den Verantwortlichen im Ministerium spricht, fällt die Antwort ernüchternd aus. »Bis heute wirkt die Beschaffung planlos, in Teilen sogar willkürlich, da sie augenscheinlich nicht aufgrund eines klar definierten Kriegsbilds erfolgt.«

Auch Koalitionäre sind unzufrieden. Der für den Wehretat zuständige SPD-Haushälter Andreas Schwarz verweist auf die Ukraine, die vom Empfänger alter Westwaffen zum Vorbild moderner Kriegsführung geworden ist: »Der Krieg dort wird inzwischen in einem Maße digital geführt, von Vernetzung und Kommunikation getrieben, dass man sich fragen muss, ob unsere Programme mit der Entwicklung Schritt halten und wirklich immer zielführend sind.«

Der CDU-Politiker Thomas Röwekamp, Vorsitzender des Verteidigungsausschusses im Bundestag, fordert: »Der Verteidigungsminister muss dafür sorgen, dass die Bundeswehr konkrete militärische Fähigkeiten hinzugewinnt. Und zwar möglichst schnell.«

Die Beschaffungsverfahren aber sind noch immer zäh. Sie stammen aus einer Zeit, in der Geld knapp war, man aber viel Zeit hatte. Heute ist es umgekehrt.

Pistorius hat begonnen, die Prozesse zu beschleunigen, das heißt aber nicht automatisch, dass zügig geliefert wird. Die Soldaten haben inzwischen persönliche Ausstattung erhalten, Kleidung, Schutzwesten, Helme. Die Marine bekam neue Seefernaufklärer. Vielerorts aber wartet die Truppe auf Gerät. Einige neue Leopard-Kampfpanzer und Puma-Schützenpanzer soll das Heer in diesem Jahr erhalten. Der Großteil ist aber erst für die Folgejahre geplant.

An einem Montag im August sitzt Staatssekretär Plötner in seinem Büro im Bendlerblock, auf dem Sideboard stehen kleine Plastikmodelle: ein Eurofighter, der Marschflugkörper Taurus Neo und eine Ghost Bat, ein unbemanntes Kampfflugzeug der Zukunft. Plötner war Topdiplomat, er beriet den ehemaligen Kanzler Olaf Scholz in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en Fragen, jetzt ist er im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für Rüstung und Innovation zuständig. Er gilt als Pistorius' wichtigster Mann für den Wiederaufbau der Bundeswehr.

Dass die Truppe viereinhalb Jahre nach Kriegsbeginn keine Fortschritte gemacht habe, weist er zurück. »Aber klar«, sagt Plötner, »auch ich wäre froh, wenn es schneller ginge. Die Wahrheit ist, dass ein Waffensystem, das wir heute bestellen, nicht übermorgen auf dem Hof steht. Das läuft nicht so wie bei Ikea.«

Deutschland rüste sich »für einen Krieg des 21. Jahrhunderts«, sagt Plötner zum Vorwurf, es fehle an Innovationsbereitschaft. »Wer jetzt aber behauptet, er kenne das genaue Kriegsbild der Zukunft, der muss eine Glaskugel besitzen.« Er warnt davor, den Krieg in der Ukraine als »Blaupause« für den nächsten Konflikt zu sehen. »Wir müssen uns auf eine Vielzahl von Szenarien einstellen.« Man müsse die Bundeswehr »so anpassungsfähig wie möglich« ausrichten.

Die Bundeswehr braucht daher beides: klassisches Kriegsgerät und Hightech-Waffen. »Ich halte wenig davon, Panzer gegen Drohnen auszuspielen«, sagt Plötner. Es gehe nicht um »Entweder-oder, sondern darum, wie sich die Systeme ergänzen«.

Das Ministerium muss zuerst die Lücken füllen, die der Sparkurs nach dem Kalten Krieg und die Waffenhilfe für die Ukraine gerissen haben. Schon das ist eine Herausforderung, wie das Beispiel Puma zeigt. Der Schützenpanzer ist ein Sorgenkind der Truppe, hochmodern, aber deswegen auch anfällig. Vor einigen Jahren fielen bei einer Übung sämtliche Fahrzeuge aus. Die Bundeswehr brachte die Panzer wieder zum Laufen, versäumte es aber, einen Vorrat der teuren Ersatzteilpakete anzulegen. Nach vielen Übungseinsätzen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steht inzwischen wieder jeder zweite Puma still.

Da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klargemacht hat, dass Europa seine Verteidigung in die eigenen Hände nehmen soll, rücken auch Systeme in den Fokus, die noch vor Kurzem nicht auf den Einkaufslisten standen: Präzisionswaffen mit Reichweiten von 2000 Kilometern und mehr. Europäische Staaten wollen solche Flugkörper selbst entwickeln. Bis es so weit ist, will sich die Bundeswehr mit Tomahawk-Marschflugkörpern aus den USA eindecken.

Zugleich muss Pistorius die Truppe fit machen für ein Gefechtsfeld, auf dem moderne Technologien entscheidend sein können: elektronische Kriegsführung, Informationsgewinnung und -verarbeitung, künstliche Intelli-

Drei Problemprojekte für Pistorius

Fregatte F126: Das Projekt für das größte Kampfschiff der Bundeswehr in der Nachkriegsgeschichte startet 2020, sechs Fregatten sind geplant. Es kommt zu Verzögerungen, die Kosten explodieren, die Rettung scheitert. Im Juni 2026 wird das Aus verkündet. Verlorenes Steuergeld: etwa 2,4 Milliarden Euro.

Digitalisierung Landbasierte Operationen: Sichere Kommunikation, Vernetzung, Datenaustausch – die Umstellung auf Digitalfunk ist eines der wichtigsten Zukunftsprojekte der Truppe. Seit Jahren gibt es Probleme bei der Integration der Technik in die Bundeswehrfahrzeuge. Termin der Einsatzreife: ungewiss. Kosten: mindestens 11,5 Milliarden Euro.

Skyranger: Das mobile Flugabwehr-system ist zentral für die Drohnenabwehr, die Bundeswehr will Hunderte davon beschaffen. Doch schon die Auslieferung der ersten 19 Skyranger im Wert von 650 Millionen Euro verzögert sich, mindestens um einige Monate. Die deutsche Litauen-Brigade benötigt die Systeme dringend, inzwischen sucht die Truppe nach Übergangslösungen.

genz, unbemannte Waffensysteme. Ein Innovationszentrum im bayerischen Erding experimentiert mit Drohnen und arbeitet mit Start-up-Unternehmen zusammen. Pistorius hat die ersten Aufträge für Kamikazedrohnen vergeben, sogenannte Loitering Munition.

In der Rüstungsindustrie sorgen die Wunschlisten der Militärs für Goldgräberstimmung. Neue Anbieter drängen auf den Markt. Start-ups wie Helsing, Quantum Systems, Arx Robotics, Auterion oder Tytan Technologies sammeln Risikokapital teilweise in Milliardenhöhe ein und fordern die alteingesessenen Waffenschmieden mit KI-getriebenen Drohnen heraus.

Die Platzhirsche halten dagegen. Die sechs größten deutschen Rüstungskonzerne Airbus Defence and Space, Rheinmetall, KNDS, Hensoldt, Diehl und TKMS haben allein im vergangenen Geschäftsjahr den Umsatz durchschnittlich um 17 Prozent auf insgesamt 35 Milliarden Euro gesteigert. Die Auftragsbücher sind voll, für viele Hersteller wird es zunehmend schwierig, fristgerecht zu liefern.

Zugleich werden viele Projekte teurer als geplant. Laut einer Studie der Unternehmensberatung McKinsey wurden zuletzt bei mehr als der Hälfte der größten europäischen Beschaffungsvorhaben die ursprünglichen Budgets um 20 bis 40 Prozent überschritten.

Woran liegt das?

Die Kriegskasse der Regierung ist dank ausgehebelter Schuldenbremse prall gefüllt. Eine, die das besonders kritisch sieht, heißt Philippa Sigl-Glöckner. Die Ökonomin von der Denkfabrik Dezernat Zukunft berät das Finanzministerium und ist selbst SPD-Mitglied.

Sigl-Glöckner macht sich Sorgen um die Ausgabendisziplin. Das Ziel, die Verteidigungsausgaben innerhalb kürzester Zeit auf 3,5 Prozent der Wirtschaftsleistung zu erhöhen, belohne, »wenn man bei Rüstungskonzernen möglichst teuer einkauft«, kritisiert sie. Das Geld müsse raus, und das möglichst schnell. Überteuerte Beschaffung sei nach dieser Logik sogar von Vorteil.

Da liegt der Verdacht nahe, die Unternehmen nutzten aus, dass die Regierung Geld im Überfluss hat. Doch die Beweisführung ist schwer. Panzer, Haubitzen oder Flugabwehrsysteme sind keine Ware von der Stange, jedes Land bestellt sie in eigener Konfiguration, internationale Vergleiche helfen nur bedingt. Aber es gibt Auffälligkeiten.

Als Ersatz für das geplatzte F126-Marineprojekt will Pistorius kleinere Fregatten vom Typ Meko beim Hersteller TKMS kaufen. Ursprünglich sollten die Schiffe knapp eine Milliarde Euro pro Stück kosten. Nun schlagen sie mit jeweils etwa 1,6 Milliarden Euro zu Buche.

TKMS verweist darauf, dass zunächst nur vier statt der geplanten acht Schiffe bestellt »Wer jetzt behauptet, er kenne das genaue Kriegsbild der Zukunft, der muss eine Glaskugel besitzen.« wurden, zudem seien die Kosten für Material und Personal gestiegen. Nur ein geringer Teil der Mehrkosten gehe dagegen auf Sonderwünsche der Marine zurück, betont das Ministerium.

Ein besonders krasses Beispiel von Preis-treiberei erzürnte im Frühjahr die Haushälter des Bundestags. Große Dieseltanks, die die Bundeswehr bislang für etwa 141.000 Euro pro Stück bezogen hatte, sollten plötzlich rund 291.000 Euro kosten, also mehr als das Doppelte. Der Haushalts-ausschuss stoppte die Bestellung, genehmigte wenig später zähneknirschend nur 300 Tanks, die dringend für die Ausstattung der deutschen Brigade gebraucht werden, die in Litauen Dienst tut.

Da wolle sich offenkundig jemand »die Taschen vollmachen«, sagen Andreas Mattfeldt und Andreas Schwarz wortgleich. Die beiden sind im Haushaltsausschuss für ihre Fraktionen für den Wehretat zuständig, Mattfeldt für die Union, Schwarz für die SPD. »Whatever it takes« – diese Devise hatte der Kanzler einst für die Aufrüstung ausgegeben. Das sei in der Branche so verstanden worden, als sei das Verteidigungsbudget der »Geldautomat der Rüstungsindustrie«.

Zu verhindern, dass die Regierung sich über den Tisch ziehen lässt, so verstehen Mattfeldt und Schwarz ihren Job. Die Verantwortung ist groß: Oft bekommt der Haushaltsausschuss die einzelnen Beschaffungsvorlagen mit nur wenigen Tagen Vorlauf auf den Tisch, hochkomplexe, ausverhandelte Verträge mit Hunderten Seiten, manchmal Dutzende davon. Es geht um gigantische Summen: In der letzten Sitzung vor Weihnachten 2025 gaben die Haushälter knapp 50 Milliarden Euro für 30 Vorhaben frei. Das ist in etwa so viel Geld, wie der gesamte reguläre Verteidigungsetat vor Russlands Überfall auf die Ukraine umfasste.

Haushälter gelten generell als selbstbewusst, so viel Freiheit wie Mattfeldt und Schwarz aber nehmen sich wenige heraus. Nicht nur bei den Dieseltanks grätschten sie Pistorius dazwischen. Im Januar blockierte der Ausschuss den Kauf des Mobilen Aufklärungsunterstützungssystems für 600 Millionen Euro. Die Parlamentarier hatten Zweifel an dessen Leistungsfähigkeit. Im Februar deckelten sie geplante Milliardeninvestitionen in Drohnen.

Als Vertreter der Koalitionsmehrheit kann das schwarz-rote Duo Einfluss auf jedes Rüstungsprojekt nehmen, das mehr als 25 Millionen Euro kostet. Oder es kann die Freigabe an Bedingungen knüpfen. Die Rüstungsplaner im Bendlerblock und die Verteidigungspolitiker der Koalition verdrehen nicht selten die Augen über »die beiden Andis«. Die Querschüsse der Haushälter, so die Sorge, könnten die ohnehin schon langsame

Doro Zinn / DER SPIEGEL

Jens Plötner, Rüstungsstaatssekretär

Aufrüstung der Bundeswehr noch weiter bremsen.

Mattfeldt und Schwarz sehen das anders. »Wir müssen jederzeit belastbar beurteilen können, wo wir beim Aufbau der Verteidigungsfähigkeit stehen und wo weiterhin Lücken bestehen«, sagt CDU-Mann Mattfeldt. »Da haben wir noch Luft nach oben und werden den Minister auch weiterhin fordern.« Sozialdemokrat Schwarz ergänzt: »Es gilt selbstkritisch die Frage zu stellen: Beschaffen wir das Richtige? Wenn nicht, kostet es am Ende den Steuerzahler unwahrscheinlich viel Geld. Und wenn es schlecht läuft, den Soldaten Gesundheit und Leben.«

Im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verweist Rüstungsstaatssekretär Plötner auf die mehr als 10.000 Verträge, die das Beschaffungsamt jährlich abschließe. Einzelne Negativbeispiele müsse man im Verhältnis dazu sehen. »Allen im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ist bewusst, dass mit der Ausnahme der Verteidigungsausgaben von der Schuldenbremse eine große Verantwortung einhergeht, besonders sorgsam mit Steuergeld umzugehen«, sagt er.

Doch der Druck steigt, die Rüstungs-offensive transparenter und effizienter zu gestalten. Eine Gruppe von Ökonomen und Rüstungsmanagern um IfW-Präsident Schularick mahnte jüngst in einem Strategie-papier grundlegende Änderungen in der Be schaffungspolitik an: einen stärkeren Fokus auf massenhaft produzierte autonome Waffensysteme, eine Europäisierung der Aufrüstung und mehr sogenannte Vorhalteverträge, die Hersteller von Kriegsgerät dazu zwingen, Kapazitäten für den Ernstfall bereitzuhalten.

Die Abgeordneten wollen genauer wissen: Warum wird was gekauft und zu welchem Preis? Mit wolkigen Grundsatzpapieren geben sie sich nicht länger zufrieden. Pistorius müsse eine Gesamtplanung vorlegen, »was bis 2029 und darüber hinaus angeschafft werden soll«, fordert CDU-Verteidigungsexperte Röwekamp. Um das Parlament stärker zu beteiligen und zugleich Sicherheitsinteressen zu wahren, schlägt er ein geheim tagendes Bundestagsgremium vor, in dem Mitglieder des Verteidigungs- und Haushaltsausschusses die strategische Rüstungsplanung kontrollieren.

Der Haushaltsausschuss verdonnerte Pistorius dazu, ein »Lagebild Fähigkeitsentwicklung« zu erstellen, das erklärt, wie groß die Lücken zwischen Bundeswehrbeständen und Nato-Anforderungen tatsächlich sind und wie diese Lücken geschlossen werden sollen. Das geheim gestempelte Papier liegt seit einigen Tagen vor, mehr als Schlagworte bietet es nach SPIEGEL-Informationen kaum. Eher grob umreißt das Ministerium seine Aufrüstungsziele: Bis 2029 soll die Truppe zumindest verteidigungs- und durchhaltefähig werden, bis Mitte der 2030er-Jahre wird eine militärische und technologische Überlegenheit angestrebt. Neu ist diese Erkenntnis nicht.

Das Dossier dürfte die Abgeordneten nicht milde stimmen. Sie blicken schon mit Sorge auf das nächste drohende Debakel. Wieder geht es um Fregatten, diesmal vom Typ F127, geplant als neues Flaggschiff der Marine. Acht Exemplare der schwimmenden Flugabwehr sollten die Truppe ab Mitte des kommenden Jahrzehnts in die Lage versetzen, von See aus Raketen, Drohnen und Hyperschallwaffen abzufangen.

Doch auch bei den F127 laufen die Kosten aus dem Ruder. Ursprünglich belief sich das Budget auf 26 Milliarden Euro, inzwischen geht man von mindestens fünf Milliarden pro Schiff aus, insgesamt also mindestens 40 Milliarden Euro. Grund sind vor allem die teuren Aegis-Kampfsysteme aus den USA, die verbaut werden sollen.

Die Planung läuft seit Jahren, bisher sind nur Vorverträge unterzeichnet, keine großen Summen geflossen. Parlamentarier warnen, Deutschland könne sich mit dem Projekt verheben. Von Insidern aus dem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heißt es, das Vorhaben werde derzeit »intensiv betrachtet«. Bis Ende des Jahres solle eine Entscheidung fallen.

Matthias Gebauer, Martin Hesse, Paul-Anton Krüger, Gerald Traufetter, Philipp Wittrock

Geht das Durchwinken weiter?

Migration Innenminister Dobrindt feiert Europas neues Asylsystem als »Meilenstein«. Doch eine aktuelle Zahl weckt Zweifel.

Am 1. Juli: ein Afghane, der versucht, aus Luxemburg über die deutsche Grenze zu kommen. Am 4. August ein Syrer, diesmal aus Belgien. Am 7. August eine Frau aus Kamerun, gestoppt an der deutsch-niederländischen Grenze. Und am 11. August: ein Russe, der sich über Österreich ins Land mogeln will.

Vier Fälle, viermal der Versuch, unerlaubt einzureisen, und viermal die offene Frage: Wie waren die Menschen durch halb Europa bis nach Deutschland gekommen? Denn bei keinem gab es Fingerabdrücke in Eurodac – jener Datenbank, in der alle Geflüchteten gespeichert werden, die irgendwo in der EU aufgegriffen werden oder sich selbst bei Behörden melden. So zumindest die Theorie.

Die Praxis sah bisher anders aus. Staaten an den EU-Außengrenzen hatten mutmaßlich immer wieder Menschen durchgewinkt, ohne die Fingerabdrücke zu nehmen und ins System zu stellen.

Der Vorteil für die überlasteten EU-Außenposten: Erstens wurden sie die Migrantinnen und Migranten schnell wieder los. Und zweitens konnten sie ihnen später auch nicht so leicht zurückgeschickt werden, etwa von Deutschland. Denn ohne Fingerabdrücke aus Ungarn, Bulgarien oder Spanien scheiterte die Bundesrepublik oft am Nachweis, dass ein Geflüchteter die EU tatsächlich in Ungarn, Bulgarien oder Spanien betreten hatte und deshalb diese Länder für ihn verantwortlich gewesen wären.

Stattdessen sah es für die Bundespolizisten so aus, als wären die Geflüchteten aus dem Nichts an der deutschen Grenze aufgetaucht – und damit Deutschland erst mal für Aufnahme und ein mögliches Asylverfahren zuständig.

Seit dem 12. Juni gilt nun das neue Gemeinsame Europäische Asylsystem (Geas). Ein Kernpunkt der Reform: Jeder, der unerlaubt in die EU kommt, soll konsequenter als bisher registriert und mit Fingerabdrücken in Eurodac gespeichert werden. Damit auch das mutmaßliche Durchwinken – vor allem nach Deutschland – ein Ende hat.

Doch die aktuellen Zahlen lassen nicht erkennen, dass sich etwas geändert hätte. Vom 12. Juni bis zum 11. August, also in den ersten beiden Monaten mit Geas, zählte die Bundespolizei 7314 unerlaubte Einreisen nach Deutschland und entsprechende Versuche. Darunter den Afghanen, den Syrer, den Russen, die Frau aus Kamerun. Einen Treffer in der Eurodac-Datei spuckte der Computer aber nur 112-mal aus, eine Quote von 1,5 Prozent.

Für die meisten Geflüchteten gilt daher weiterhin: Keiner weiß angeblich, wo sie die EU betreten haben. Und wenn sie nicht, wie in den vier genannten Fällen, gleich an der Bundesgrenze gestoppt und zurückgewiesen werden, bleibt Deutschland im Zweifel zuständig.

Verspricht die große Asylreform also mehr, als sie halten kann?

Das Versprechen könnte größer kaum sein: Von einem »Meilenstein« für Europa schwärmte 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CSU) Anfang Juni. 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sprach vom »bedeutendsten Schritt zur Lösung des Problems«, der ungesteuerten Zuwanderung. Mit Geas sollen Geflüchtete schon an der EU-Außengrenze abgefangen, registriert und am besten durch ein Asyl-Schnellverfahren geschleust werden – noch bevor sie im rechtlichen Sinne überhaupt EU-Boden betreten haben.

Dass es seit dem Geas-Start rund 15 Prozent weniger unerlaubte Einreiseversuche pro Monat gab, verglichen mit dem Schnitt von Januar bis Mai, könnte darauf hindeuten, dass die Reform wirkt, wie von der Politik beabsichtigt. Es könnte aber auch sein,

Grenzkontrolle:

Trefferquote von dürftigen 1,5 Prozent dass der Rückgang mit Geas nichts zu tun hat.

Revierfoto / dpa / picture alliance

Eine Eurodac-Trefferquote von dürftigen 1,5 Prozent ist jedenfalls kein gutes Zeichen. In deutschen Sicherheitskreisen fühlt sich mancher in seiner Vorahnung bestätigt: Selbst wenn die Außenstaaten jetzt mehr EU-Geld bekommen können, um die Asylverfahren zu stemmen – beim vermuteten Durchwinken werde es trotzdem bleiben. Ins Bild passt da auch, dass sich Italien in dieser Woche rigoros geweigert hat, auch nur einen Asylbewerber aus Deutschland zurückzunehmen.

Offiziell weist die Bundespolizei darauf hin, dass es noch zu früh sei, »um die Umsetzung von Geas in den EU-Mitgliedstaaten abzuschätzen und Rückschlüsse auf die Auswirkungen zu ziehen«. Ein Grund: Gerade zu Beginn dürften unter den 7314 Personen, die in den ersten beiden Geas-Monaten unerlaubt nach Deutschland einreisen wollten, noch viele gewesen sein, die bereits länger in der EU waren, also nicht erst jetzt über die Außengrenze kamen.

Hinzu kommt: Die EU-Grenzen sind nicht so abgeriegelt, dass jeder Geflüchtete gleich einem Polizisten in die Arme laufen würde. Wer es heimlich bis zur deutschen Grenze schafft, taucht in Eurodac in der Regel nicht auf.

Auch der Konstanzer Migrationsforscher Daniel Thym ist deshalb vorsichtig mit einer Bewertung, ob das Durchwinken weitergeht. Andererseits: Für eine Geas-Wende sprächen die Zahlen nicht, so Thym. Innenminister Dobrindt sagte schon im Juni im ZDF, er könne sich vorstellen, »dass das am ersten Tag nicht alles 100-prozentig funktioniert«. Der Abstand zwischen 100 und 1,5 Prozent allerdings ist ziemlich groß.

Dabei war Geas bereits 2024 beschlossen worden, die EU-Staaten hatten zwei Jahre Zeit, um alles vorzubereiten. Ein EU-Bericht aus dem Mai zeigt, dass einige Länder hinterherhinken. Das gilt vor allem für die Quartiere an den EU-Grenzen, in denen Migranten den Ausgang ihres Verfahrens abwarten sollen. Diese Unterkünfte mit zunächst 30.000 Plätzen sollen so gesichert sein, dass Menschen nicht einfach weiterziehen und verschwinden können. »Elf Mitgliedstaaten müssen dringend ihre Anstrengungen verstärken, damit sie die Kapazitäten aufbauen und erreichen können«, heißt es in dem Bericht. Zehn Staaten hatten da schon die Frist gerissen, in der sie nach Brüssel melden sollten, wo solche Einrichtungen überhaupt geplant sind.

Auch die Bundespolizei weiß nicht, wie viele Plätze es an der EU-Außengrenze tatsächlich gibt, obwohl davon der Erfolg von Geas wohl wesentlich abhängt. Diese Zahl, teilt sie unverblümt mit, »entzieht sich hiesiger Kenntnis«.

Jürgen Dahlkamp

»Die Bundesregierung streitet, anstatt zu helfen«

SPIEGEL-Gespräch Mecklenburg-Vorpommerns Ministerpräsidentin Manuela Schwesig will die in Umfragen führende AfD einholen. Hier sagt sie, warum sie dabei eher auf Duftbäume setzt als auf Rückhalt aus Berlin.

Es ist bereits Abend, als Schwesig, 52, zum Interview in der Schweriner Staatskanzlei empfängt. Die moderne Einrichtung ihres Büros als Ministerpräsidentin steht im Kontrast zur klassizistischen Pracht des Regierungssitzes. Rote Ledersessel, ein weißer Schreibtisch. Auf einem Beistelltisch steht eine geöffnete Packung Pralinen. Sie wird auch am Ende des Gesprächs unberührt sein.

SPIEGEL: Frau Schwesig, sind Sie stolz, Ostdeutsche zu sein?

Schwesig: Ja.

SPIEGEL: Was bedeutet das für Sie?

Schwesig: Heimat und Identität. Ich bin in Seelow bei Frankfurt (Oder) groß geworden und lebe seit mehr als 26 Jahren mit meiner Familie in Schwerin. Mich hat die Umbruch-erfahrung nach der deutschen Einheit sehr geprägt. Meine Familie hatte es schwer, mein Vater wurde arbeitslos. Gleichzeitig eröffneten sich für mich Chancen. Trotz aller Herausforderungen sehe ich die Einheit als ganz großes Glück für das Land und für mich persönlich. Ich bin Gesamtdeutsche mit ostdeutschen Wurzeln.

SPIEGEL: Können Sie sich erinnern, wann Sie zuletzt dachten: Ich fühle mich gerade richtig ostdeutsch?

Schwesig: Als Umweltminister Till Backhaus neulich die rote Simson herausgeholt hat. Die ist wirklich ostdeutsch. Ich habe mir in der DDR eine grüne S51 zusammengespart, mein ganzes Jugendweihegeld ist da reingeflossen. Das Moped bedeutete für mich, die ich in einer kleinen Stadt groß wurde, auf einmal Freiheit. Ich konnte selbst zum Baggersee fahren, zur Disco. Nur meinen Helm fand ich hässlich. So eine Eierschale, heute wahrscheinlich Kult. Ich habe mir dann vom Begrüßungsgeld einen schicken neuen Helm gekauft. Mit der Simson verbinden wir Ostdeutsche viel. Deshalb ist es so unverschämt, wie die AfD die Simson instrumentalisiert.

SPIEGEL: Warum hat die AfD vor der SPD erkannt, dass man mit der Simson Politik machen kann?

Schwesig: Auch Till Backhaus macht solche Ausfahrten. Aber die SPD setzt in erster Linie auf Inhalte, und die AfD greift sich eher diese Kulturthemen. Es ist schäbig, dass die AfD ausgerechnet die Simson für sich vereinnahmt. Dagegen wehren sich die Nachfahren der jüdischen Familie, die das Unternehmen einst gegründet hatte.

SPIEGEL: Die Simson ist ein Symbol für Oststolz, die AfD nutzt das. Wo bleibt das Symbol der SPD?

Schwesig: Es geht nicht um Symbole. Es geht um Werte. Eine Bürgerbewegung hat die friedliche Revolution ermöglicht, und viele von denen wurden am Ende Sozialdemokraten. Deswegen bin auch ich zur SPD gegangen.

SPIEGEL: Sie lassen im Wahlkampf Duftbäume in Form von Schwesig-Comicfiguren verteilen, die nach frischer Wäsche riechen. Die AfD verteilt einen Zollstock mit dem Schriftzug »Nicht für linke Hände«. Was, glauben Sie, kommt bei Ihrer einstigen Kernklientel, den Arbeitern, besser an?

Schwesig: Meine Partei steht in den Umfragen bei 29 Prozent, wir sind in der gesamten Gesellschaft verankert. Mir geht es darum, den Menschen ein eigenes, inhaltliches und personelles Angebot zu machen. Die Menschen entscheiden am 20. September über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nicht über den Bund, nicht über die EU und auch nicht über die Welt. Und sie entscheiden darüber, wer als Ministerpräsident dieses Land führt. In den Umfragen sehen wir, dass nur 27 Prozent einen Regierungschef der AfD wollen, aber 49 Prozent Manuela Schwesig weiter als Ministerpräsidentin. Ich glaube, die Zahlen sprechen für sich. Wahlkampf darf auch ein bisschen fröhlich sein, zum Beispiel mit der Duft-Manu fürs Auto. Das ist jedenfalls besser, als überall nur schlechte Stimmung zu verbreiten.

SPIEGEL: Die Frage ist doch: Wer hat die Arbeiter besser verstanden? Wir sehen in Befragungen, dass ein großer Teil zur AfD gewandert ist. Warum?

Schwesig: Viele Menschen mit kleinen und mittleren Einkommen haben wirtschaftliche Sorgen. Energie, Sprit, Lebensmittel sind teurer, das geht an den Einkommen bis 3000 Euro nicht spurlos vorbei. Deshalb ist es wichtig, die Mitte konsequent zu unterstützen. Und das machen wir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deswegen habe ich die Kitagebühren schon vor sechs Jahren abgeschafft. Und der Ferienhort ist auch kostenlos. Wir müssen ein Signal an die Mütter und Väter senden, die arbeiten.

SPIEGEL: Was Sie als Erfolge Ihrer Politik aufzählen, hat die AfD nicht aufgehalten. Die Partei hat in Ihrem Bundesland nach eigenen Angaben 2900 Mitglieder, mehr als die SPD. Der Kreisverband Vorpommern-Rügen gehört zu den größten im ganzen Land. Seit 2021 hat sich die AfD MV in den Umfragen mehr als verdoppelt. Welchen Anteil haben Sie an dem Aufstieg der Partei? Schwesig: Die AfD ist bundesweit stärkste Partei. So zu tun, als ob die AfD nur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oder Ostdeutschland stark wäre, ist ein Fehler.

SPIEGEL: Es geht uns um Mecklenburg-Vorpommern.

Schwesig: Wenn die AfD bundesweit stärkste Kraft ist, geht das natürlich nicht spurlos an MV vorbei. 2021 erreichte die SPD bundesweit 25,7 Prozent, wir haben bei der Landtagswahl 39,6 Prozent geholt. Das sind 14 Prozentpunkte mehr. Aktuell liegt dieser MV-Bonus in Umfragen sogar bei 17 Punkten. Aber die Bundes-SPD liegt eben nur noch bei 12 Prozent.

SPIEGEL: Sie haben also keinen Anteil daran, dass die AfD so stark ist in dem Bundesland, das Sie seit 2017 regieren?

Schwesig: Das habe ich nicht gesagt. Aber die AfD erreicht in Umfragen 24 Prozent in Rheinland-Pfalz, 17 Prozent in Bremen. Das sind die Werte, die wir in Ostdeutschland vor fünf Jahren hatten.

SPIEGEL: Sie sagen, der Bundestrend ist schuld. Sehen Sie bei sich selbst, bei Ihrer Landes-SPD, einen Grund für das AfD-Wachstum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Schwesig: Wenn die AfD in ganz Deutschland so stark ist, dann müssen sich alle fragen: Warum ist das so gekommen? Ich sage ganz klar, dass auch das ganze Thema bezahlbares Leben eine große Rolle spielt. Wenn die Bundesregierung das wochenlang laufen lässt...

SPIEGEL: ... jetzt reden Sie wieder über die Bundesregierung.

Schwesig: Ich will das einmal sagen: Die Spritpreise sind hoch, und unsere Pendler, die jeden Tag zur Arbeit fahren, fragen sich: Wann wird was für mich gemacht? Ich habe gleich gesagt: Der Tankrabatt muss verlängert werden. Oder es braucht einen Preisdeckel wie in Luxemburg. Sonst sind die Leute vor Ort sauer, weil sich die Pflegekraft, der Handwerker, der Pendler sagen: Ich fahre jeden Tag, und für mich wird nichts gemacht.

SPIEGEL: Gehört es zum Erfolg der AfD, dass man bei Politikern wie Ihnen, die Verantwortung tragen, nicht den Eindruck hat, dass sie sich hinterfragen?

Schwesig: Das kann man nun wirklich keinem ostdeut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vorwerfen. Ich bin seit Jahren mit Bürgerdialogen unterwegs, weil ich auf diese Stimmung reagieren möchte. Es ist doch nicht so, dass wir uns nicht selbst hinterfragen.

SPIEGEL: Welche Fragen stellen Sie sich?

»Wenn die AfD in ganz Deutschland so stark ist, dann müssen sich alle fragen: Warum ist das so gekommen?«

Schwesig: Es reicht leider nicht, darauf hinzuweisen, dass die AfD in Teilen rechtsextrem und radikal ist. Wir müssen uns mit dieser Partei stärker über konkrete Alltagsthemen auseinandersetzen und deutlich machen, dass die AfD eine unsoziale Partei ist. In MV hat sie die Kitagebührenfreiheit nicht unterstützt, sie lehnt das Tariftreuegesetz ab, mit dem wir öffentliche Aufträge nur an Firmen vergeben, die Tariflöhne zahlen. Sie war auch gegen die Rettung der Arbeitsplätze bei den Werften.

SPIEGEL: Sie haben die Landtagswahl eine Richtungsentscheidung genannt. Es geht, wenn man Ihnen zuhört, auch um die Rettung der Demokratie. Ihr Kontrahent ist Leif-Erik Holm, den viele noch aus seiner Zeit als Radiomoderator kennen. Sie auch?

Schwesig: Nein. Es mag sein, dass er ganz früher Radiomoderator war, aber er ist heute Landesvorsitzender einer Partei, die radikale Kräfte in ihren Reihen hat. Mit dem Landtagskandidaten Tommy Thormann auf Rügen hat Herr Holm jemanden, der ganz klar die Linke bedroht hat.

SPIEGEL: Thormann bestreitet das. Er rief in Richtung einer Demonstration der Linken ins Mikro, man werde sie im Fall einer Regierungsübernahme »in Grund und Boden« verbieten. Er freue sich darauf, »wenn bei euch morgens um sechs Uhr die Polizei klingelt und euch aus dem Bett holt«. Später behauptete Thormann, er habe gewaltbereite Aktivisten gemeint.

Schwesig: Das ist das Prinzip der AfD. Erst drohen und, wenn es Kritik gibt, schnell ein kleines Stück zurückrudern. Die AfD grenzt sich nicht von Extremisten ab, das zeigt das Beispiel. Der Generalsekretär hier im Land hat eine Neonazi-Vergangenheit.

SPIEGEL: Halten Sie Leif-Erik Holm für einen Extremisten?

Schwesig: Er grenzt sich jedenfalls nicht klar von Extremisten ab. Es geht bei der Wahl darum, wer dieses Land regiert. Wer zukünftig die Verantwortung für Bildung und innere Sicherheit trägt, für die Polizei.

SPIEGEL: Bildung ist laut Umfragen für die Menschen hier das drängendste Problem. Nirgendwo in Deutschland ist der Betreuungsschlüssel so schlecht wie in den Kitas und Krippen Ihres Bundeslandes.

Schwesig: Wir haben einen sehr hohen Anteil an Fachkräften in unseren Kitas und dafür größere Gruppen. Und wir werden besser: Der Personalschlüssel ist im Kindergarten von 18 auf 14 gesunken. Weitere Schritte in Krippe, Kindergarten und Hort folgen.

SPIEGEL: Gute Bildung gilt als Grundvoraussetzung für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Aufstiegsversprechen. Ist die Misere an Deutschlands Schulen einer der Gründe dafür, warum die SPD so viel Vertrauen verloren hat? Schwesig: Ich kann das nur für Mecklenburg-Vorpommern beurteilen. Als ich 2017 Ministerpräsidentin wurde, gab es kein Sanierungsprogramm für Schulen. Ich habe sofort eins aufgelegt.

SPIEGEL: Weil Ihre beiden Vorgänger, ebenfalls Sozialdemokraten, das Thema verschlafen haben?

Schwesig: Nein, aber ich habe die Investitionen in Bildung weiter verstärkt. Seit ich Ministerpräsidentin bin, haben wir eine Milliarde Euro in die Sanierung und den Neubau von Schulen investiert. Von den zwei Milliarden Euro des Sondervermögens, die MV bekommt, fließen weitere 600 Millionen in unsere Schulen. Außerdem haben wir 4300 neue Lehrerinnen und Lehrer eingestellt und den Deutsch- und Mathematikunterricht verbessert.

SPIEGEL: Was ist der Grund für den Absturz der SPD im Bund?

Schwesig: Die SPD hat viel Vertrauen verloren, da wirkt der ewige Streit der Ampelregierung nach. Und die immer neuen Krisen führen zu Unsicherheit. Viele haben Angst vor dem wirtschaftlichen Abstieg. Gleichzeitig wird vieles teurer.

SPIEGEL: Was kann die Politik dagegen tun? Schwesig: Wir müssen den Menschen zeigen, dass wir sie und ihre Probleme ernst nehmen. Der Tankrabatt war teuer, aber er hat den Menschen geholfen. Nicht nur finanziell, sondern auch als Signal, dass die Politik sie sieht. Und dann? Ist er über Nacht ausgelaufen, und die Koalition konnte sich nicht einigen, wie es weitergeht. Bis heute. So etwas meine ich, solche Sachen sind fatal. Die Bundesregierung streitet, anstatt zu helfen. Das ist das vorherrschende Gefühl.

SPIEGEL: Wenn die Bundesregierung nicht streitet, etwa beim Rentenkompromiss, kommen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und sorgen für Ärger – Sie vorneweg. Wie groß ist Ihr Anteil am Bild der reformunfähigen und dauerstreitenden Politik?

Schwesig: Ich sorge nicht für Ärger, und ich stelle mich auch nicht gegen Reformen. Aber wenn in Umfragen 81 Prozent der Menschen die Reformen für ungerecht halten, dann können die nicht alle falschliegen.

SPIEGEL: Die meisten Menschen mögen es nicht, wenn man ihnen etwas wegnimmt, etwa die Möglichkeit, eher in den Ruhestand zu gehen. Trotzdem kann die Reform sinnvoll sein.

Schwesig: Reformen sind notwendig, ja. Aber entscheidend ist die Frage, wer dadurch am stärksten belastet wird. Bei Gesundheit, Pflege und Rente werden immer diejenigen am stärksten belastet, die arbeiten und das System tragen. Ich halte das für falsch. Deswegen setze ich mich weiter für eine abschlagsfreie Rente nach 45 Beitragsjahren mit 65 ein. Inzwischen unterstützen auch viele Ministerpräsidenten diese Position.

SPIEGEL: Braucht die SPD einen Kurswechsel?

Mauersberger / IMAGO
Sozialdemokraten Bas, Schwesig, Klingbeil: »Keine Personaldiskussionen«

Schwesig: Die SPD muss ganz konsequent bei allen Entscheidungen diejenigen unterstützen, die jeden Tag arbeiten oder gearbeitet haben, vor allem wenn sie ein kleines oder mittleres Einkommen beziehen. Und bei Reformen darf es nicht nur Einschnitte geben.

SPIEGEL: Das heißt?

Schwesig: Bei der Pflege hat Carsten Linnemann jetzt angekündigt, dass es nun doch keine Kürzungen bei den Rentenpunkten für diejenigen geben soll, die ihre Angehörigen zu Hause pflegen. Dafür habe ich mich eingesetzt. Die Bundesregierung sollte dies zum Anlass für einen Neustart bei der Pflegereform nehmen. Das geht nicht ohne die Länder, wir müssen mit am Tisch sitzen.

SPIEGEL: Bärbel Bas hat die von Ihnen kritisierte Rentenreform als »Gesamtkunstwerk« bezeichnet. Lars Klingbeil sagt, er lasse sich nicht vom eingeschlagenen Weg abbringen. Sind die beiden noch die Richtigen an der Parteispitze?

Schwesig: Ich habe Lars Klingbeil und Bärbel Bas von Anfang an unterstützt und arbeite auch gut mit ihnen zusammen. Das bedeutet nicht, dass wir immer einer Meinung sind. Aber ich schätze an beiden, dass sie andere Meinungen respektieren und einen Austausch darüber zulassen.

SPIEGEL: Das ist keine Antwort auf unsere Frage.

Schwesig: Das ist eine sehr klare Antwort. Sie wollen eine Personaldebatte führen, ich nicht.

SPIEGEL: Nicht wir führen eine Personaldebatte, sondern Mitglieder Ihrer Partei. Viele von ihnen fordern, Sie müssten nach der Wahl übernehmen.

Schwesig: Ich bin jetzt wenige Wochen vor einer Landtagswahl, in der es um sehr viel geht. Mein ganzer Landesverband und ich sind nur auf diese Wahl konzentriert. Für mich ist es wichtig, über Inhalte zu reden und keine Personaldiskussionen zu führen. Ich trete dafür an, in den nächsten fünf Jahren weiter als Ministerpräsidentin für die Mensch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zu arbeiten.

»Ich kandidiere für das Amt der Ministerpräsidentin. Ich habe nicht vor, Parteivorsitzende zu werden.«

SPIEGEL: Das könnten Sie auch als Parteichefin.

Schwesig: Ich sage es gern noch mal: Ich kandidiere für das Amt der Ministerpräsidentin. Ich habe nicht vor, Parteivorsitzende zu werden.

SPIEGEL: Frau Schwesig, wir danken Ihnen für dieses Gespräch.

Bayerischer Stoff

Lobbyismus Die Koalition hat überraschend eine neue Regelung zu Cannabis-Medikamenten beschlossen. Profiteur ist ein Münchner Unternehmer, der zuvor viel Geld an die CSU spendete.

Kurz vor Weihnachten 2025 besuchte Bayerns Ministerpräsident Markus Söder den Pharmaunternehmer Clemens Fischer, einen Senkrechtstarter der Branche. Seine Vertanical GmbH aus der Nähe von München tüftelte an einer neuen Arznei: Cannabis-Tropfen zur Linderung chronischer Schmerzen.

Fischer ist auch Großspender der CSU: Im Bundestagswahlkampf überwies seine Holding 200.000 Euro. Bei dem Termin war Söder voll des Lobes für die Unternehmensgruppe: »Die Firma setzt neue Horizonte in der Medizin.«

Für das Cannabis-Extrakt Exilby von Ver- tanical stand die Zulassung noch aus. Ende Mai wurde sie dann vom Bundesinstitut für Arzneimittel und Medizinprodukte (BfArM) erteilt. Wenig später verankerte die schwarz- rote Regierung im »GKV-Beitragsstabilisier- rungsgesetz« überraschend eine Änderung bei Kassenleistungen: Ärzte sollen Schmerz- patienten zuerst Cannabis-Fertigarzneimittel verschreiben. Individuelle Rezepturen aus der Apotheke bekommen sie nur bezahlt, wenn das nicht hilft.

Der wohl größte Profiteur: Vertanical, dessen Mittel nächste Woche in Deutschland auf den Markt kommen soll. Alles nur Zufall? Oder steckte Druck von oben dahinter?

Dem SPIEGEL liegen interne Unterlagen zum Zulassungsverfahren vor. Sie offenbaren das Interesse der Politik am Verfahrensstand. Auch der Besuch von Markus Söder taucht darin auf. Und: Die Fachebene äußerte erhebliche Zweifel am Nutzen des Arzneimittels, das dennoch zugelassen wurde. Die CSU verteufelt zwar bis heute, dass Kiffen von der Ampelregierung teillegalisiert wurde. Doch bei Cannabis auf Rezept hat die Partei eine liberalere Haltung. Erst recht, so scheint es, wenn der Hersteller aus Bayern kommt.

Clemens Fischer, 51, ist mit dem Reizdarmpräparat Kijimea bekannt geworden. »Forbes« schätzt sein Vermögen auf eine Milliarde Dollar. Für die Zulassung von Exilby holte sich Vertical einen erfahrenen Lobbyisten zur Seite. Das Präparat soll laut Fischer »bis 2030 als die führende Therapie zur Behandlung chronischer Schmerzen« etabliert werden. Im Oktober 2025 nahte der Besuch des bayer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Auch Karl Broich, Präsident des BfArM, erfuhr davon. Nach SPIEGEL-Informationen erwähnte er Söders Visite bei Vertanical gegenüber Mitarbeitern und sagte, er müsse Fragen zum Verfahrensstand beantworten. Auch das 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ium wolle informiert werden.

Übte Söder Druck aus? Sowohl das BfArM als auch die Bayerische Staatskanzlei bestreiten eine politische Einflussnahme.

Im Februar schrieb eine BfArM-Sachbearbeiterin, dass eine Zulassung für bestimmte chronische Kreuzschmerzen vorgeschlagen werde. Diese basiere »ausschließlich auf der (mündlichen) Vorgabe der Hausleitung, dass für dieses Verfahren eine Zulassung ausgesprochen werden muss«. Aus wissenschaftlicher Sicht sei die Entscheidung »nicht plausibel« zu begründen.

Eine mit der Zulassung vertraute Person sagt dem SPIEGEL: »Nach der fachlichen Bewertung hätte das BfArM ohne die Vorgabe der Hausleitung keine Zulassung erteilt.« Das BfArM erklärt, die Zulassung beruhe auf einer »umfassenden wissenschaftlichen Bewertung der vom Antragsteller eingereichten Unterlagen«. Vertanical will zu internen Einschätzungen des Instituts keine Stellung nehmen, verweist aber darauf, dass

Vertical-Gründer Fischer: »Hoffnung für über eine Milliarde Menschen«

Exilby in zwei Studien eine »signifikante Schmerzreduktion« gezeigt habe.

Im März besuchte die damalige 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in Nina Warken (CDU) das Unternehmen, auf Einladung der CSU-Landtagsfraktion, so das Ministerium. Warkens Beamte fragten vorab beim BfArM nach dem Stand des Antrags. Zwei Monate später lag die deutsche Zulassung vor. Vertanical jubelte: »Hoffnung für über eine Milliarde Menschen weltweit«.

Am 22. Juni fand im Gesundheitsausschuss des Bundestags eine Expertenanhörung statt. Der Münchner CSU-Abgeordnete Stephan Pilsinger las eine seiner Fragen vom Handy ab: wie »der Vorrang von Fertigarzneimitteln noch stärker unterstrichen und verbindlich geregelt werden« könne.

Noch besser aus Sicht von Vertanical war die Antwort von Josef Hecken, damals Vorsitzender des Gemeinsamen Bundesausschusses (G-BA), der entscheidet, welche Medikamente von den Kassen bezahlt werden. Heckens Vorschlag: Man könnte einen »mindestens sechsmonatigen Therapieversuch mit einem Fertigarzneimittel« vorschreiben, bevor Apothekenzubereitungen eingesetzt werden. Im Entwurf des Gesundheitsministeriums für das Kassensparpaket war eine solche Regelung noch nicht enthalten. Doch wenige Tage vor der Abstimmung im Bundestag schlüpfte der Vorrang für die Cannabis-Fertigarzneimittel in den Gesetzestext, der dann vom Plenum beschlossen wurde.

»Tausende Patienten verlieren ihre Schmerzmedikation, aber ein einziger Unternehmer mit auffälligen Parteispenden profitiert. So darf Politik nicht funktionieren«, sagt die grüne Bundestagsabgeordnete Paula Piechotta. Zwischen Gesundheitsministerium und Regierungsfraktionen ist umstritten, wer von beiden für den Passus verantwortlich ist. CSU-Mann Pilsinger sagt, mit Vertanical habe er in der ganzen Zeit keinen Kontakt gehabt. Die Frage im Ausschuss habe seiner »fachlichen Position« entsprochen; von der Parteispende habe er nichts gewusst.

Ex-Funktionär Josef Hecken teilt mit, das »gestufte Therapiekonzept« sei seine Idee gewesen und »auch unter Wirtschaftlichkeitserwägungen« in »vielen Bereichen gängige Praxis«. Er habe im Zulassungsverfahren an zwei Terminen mit Vertical teilgenommen, was »üblich« sei und die Position des G-BA nicht geändert habe.

Vertical lässt Fragen zu politischen Kontakten unbeantwortet. Clemens Fischers Holding, die auch 200.000 Euro an die FDP, 100.000 Euro an die SPD und 60.000 Euro an die CDU gab, erklärte, die Spenden seien »transparent und entsprechend den geltenden gesetzlichen Vorgaben« erfolgt und hätten zum Ziel gehabt, die »Parteien der politischen Mitte zu unterstützen«.

Sven Becker, Hannes Munzinger

Der Staatsnerd

Karrieren Der neue Staatsminister Philipp Amthor findet, dass die Schlauesten, Fleißigsten und Robusteten Politiker werden sollten. Auch deswegen ging er selbst in die Politik. Wie weit kann er damit kommen? Von Marc Hujer und Hannes Jung (Fotos)

CDU-Politiker Amthor

Philipp Amthor steht auf der Terrasse seines neuen Büros im Bundeskanzleramt in Berlin und zeigt auf einen Punkt, der mindestens zehn Meter unter ihm liegt.

Am 24. Juli stand er da unten zusammen mit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der dort seine Kabinettsumbildung erklären wollte. Neben ihnen aufgereiht waren Nina Warken, die designierte Kanzleramtschefin, und Carsten Linnemann, der designierte 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 die zwei anderen Nominierten.

Sie alle sagten nacheinander etwas. Was sie sich erhofften. Was sie erwarteten. Wem sie dankten. Erst der Kanzler. Dann Warken. Dann Linnemann. Und schließlich kam er an die Reihe, Philipp Amthor, designierter Staatsminister für die Bund-Länder-Beziehungen im Bundeskanzleramt. »Philipp – last but not least«, sagte der Kanzler. Dann hatte Amthor das Wort.

Er hat auf dem Sofa in seinem neuen Büro Platz genommen. An jenem Morgen im Kanzlergarten mit Merz wäre ihm viel eingefallen, was er hätte sagen können. Aber als er bemerkte, wie kurz sich seine Vorredner fassten, »sehr kurz«, wie er fand – Warken, das kann man in Videos sehen, die es von der Veranstaltung gibt, genügte eine gute Minute, und Linnemann brauchte sogar nur 43 Sekunden, um zum Ende zu kommen –, wollte er es mit dem Umfang seiner Ansprache nicht übertreiben. Nicht zu viel reden, mahnte er sich, und schon gar nicht den Eindruck erwecken, er wolle hier eine »Vorlesung« halten. Warum aber nicht etwas mehr als die anderen sagen?

»Ja, Herr Bundeskanzler, meine sehr geehrten Damen und Herren«, so begann Amthor seine Ansprache, für die er sich nichts aufgeschrieben, aber einiges vorgenommen hatte: zuerst den Dank an den Kanzler. Danach den Dank an »Dr. Karsten Wildberger«, den amtierenden Bundesminister für Digitales und Staatsmodernisierung, dessen Staatssekretär er über ein Jahr lang war. Dann etwas über die Reformbemühungen. Und schließlich einen historischen Abriss auf das inzwischen abgeschaffte »Bundesministerium für die Angelegenheiten des Bundesrates und der Länder«, dessen Zuständigkeit heute im Bundeskanzleramt, seiner neuen Dienststelle, ressortiert; selbstverständlich zu Recht, wie er findet.

Er glitt nahezu schwerelos durch seinen Text, von Stichwort zu Stichwort. Nach

43 Sekunden, die Linnemann insgesamt gesprochen hatte, war er gerade einmal bei »Dr. Wildberger und dem gesamten Team« angelangt, nach der gut einen Minute, die Warken geredet hatte, war er erst bei den Reformbemühungen angekommen. Aber er ließ sich davon nicht beirren. Erst nach knapp zwei Minuten, so lange, wie Warken und Linnemann zusammengenommen gesprochen hatten, kam Amthor zum Schluss.

Er habe seine Zeit nicht gestoppt, sagt Amthor in seinem Büro. Aber er hat ein sicheres Gefühl dafür, länger gesprochen zu haben als Warken, länger als Linnemann sowieso, nur eben nicht länger als Merz. Ein vernünftiges Mittelmaß, auch wenn er problemlos mehr hätte sagen können. Aber er kann gut leben damit. »Ich war nicht der Kürzeste«, sagt Philipp Amthor.

Er ist jetzt 33 und für viele eine ständige Provokation. Ein junger Mann, der wie ein alter daherredet. Dem es gefällt, verschraubte Sätze zu bilden. Der jede Gelegenheit wahrnimmt, Fachbegriffe zu benutzen, die kein normaler Mensch freiwillig in den Mund nehmen würde. Mit Lust. Ungeniert. Der sagt: »Muss ich gucken, ob ich das rotiert bekomme«, wenn ihm ein Termin zu viel zu werden droht, und »wir verlegen«, wenn ihn sein Fahrer von einem Ort zum anderen bringt. Seine voraussichtliche Ankunftszeit gibt er mit ETA an, 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 und über sich selbst sagt er: »Ich kann auch mit Krawatte locker aussehen.«

Er findet, dass die Besten in die Politik gehen sollten. »Die Grundidee der repräsentativen Demokratie muss es doch sein, dass die Schlauesten, Fleißigsten und Robustesten die Politik gestalten«, sagt Amthor. Auch deswegen ging er in die Politik. »Wenn man die Gabe hat, schlauer und robuster als andere zu sein, hat man doch eine Verpflichtung, sich in das Ganze miteinzubringen«, sagt Amthor. »Da muss doch der Leistungs- gedanke zugrunde liegen.« Er ist damit schon sehr weit gekommen.

Neun Jahre ist es erst her, dass er zum ersten Mal in den Deutschen Bundestag gewählt wurde, mit 24. Zwar stürzte er nach zweieinhalb Jahren ab, als der SPIEGEL im Juni 2020 aufdeckte, dass er für das IT-Unternehmen Augustus Intelligence auf Bundestagsbriefpapier Lobbyarbeit betrieben hatte und später Aktienoptionen und einen Direktorenposten erhielt. Er feierte aber, schon weitere knapp vier Jahre später, nicht weniger spektakulär, sein Comeback: zunächst als CDU-Generalsekretär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der er 2024 wurde, und dann, nach der gewonnenen Bundestagswahl 2025, zunächst als Staatssekretär im neu geschaffenen Digitalministerium und schließlich, seit Ende Juli 2026, als neuer Staatsminister im Bundeskanzleramt. Wie geht es weiter für ihn? Und wie schnell?

»Mit einem akademischen Vortrag kriegen Sie mich besser eingestimmt.«

Philipp Amthor

Als er 2017 sein erstes Bundestagsmandat antrat, als jüngster Abgeordneter der CDU in der damaligen Wahlperiode, wurde er über Nacht zur Karikatur: ein Milchgesicht, das sich großonkelig gibt.

Anfangs war es ein Segen für ihn. Er kam regelmäßig in der »heute-show« vor, der Satiresendung des ZDF. Es wurden große Porträts über ihn geschrieben, mit dem gleichen Thema, dem gleichen Klischee. In Erinnerung ist ihm ein SPIEGEL-Porträt über sich von 2019 geblieben, das mit »Der Schein-Alte« überschrieben war. In dem Porträt ging es um seine Vorliebe für Trachtenjanker und seinen Hang zum Herrenwitz; und es begann mit einer Geschichte, die nicht zu seinen Sternstunden zählt, wie er heute findet: Bei einer Parteiveranstaltung in Hamburg hatte er einen Cappuccino bestellt und auf die Frage des Baristas, ob er Zucker brauche, geantwortet: »Fürs Süße sind die Frauen zuständig.« So bräuchte er seiner Freundin Carlotta Voß heute erst gar nicht kommen. Aber auch diese Geschichte zahlte damals auf das schräge Bild ein, das ihm weit über die Bedeutung seines Mandats hinaus Aufmerksamkeit verschaffte: der junge Mann, der aus der Zeit gefallen zu sein schien.

Sosehr er davon profitierte, so schnell wurde ihm aber auch klar, dass dieses Bild eine Bürde war, die Dauerrolle des Clowns, die er irgendwann auch wieder loswerden musste. Er wollte auch einmal prominent in den normalen Nachrichten vorkommen, nicht immer nur prominent in der »heuteshow«. Und er wusste genau: »Nur »jung« ist schnell auserzählt.« Das läuft sich irgendwann tot. Da musste mehr kommen. Etwas Neues. Es begann für ihn ein Wettlauf gegen das selbst geschaffene Klischee.

Irgendwann, ungefähr ein Jahr nach seinem Einzug ins Parlament, erinnert sich Amthor, wurde er zum ersten Mal einmal nicht als »jüngster Abgeordneter der CDU« anmoderiert, sondern als »CDU-Innenpolitiker«. Das war der Moment, in dem er das Gefühl hatte, sich von seinem Klischee lösen zu können. Dass sich seine Geschichte nicht unweigerlich totlaufen würde, wenn er schnell genug war, wenn er sich weiter anstrengte, um besser zu sein. Ein guter Streber. Ein Streber zu sein, findet Amthor, sei auch »nichts Schlechtes«.

Er wuch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bei seiner alleinerziehenden Mutter auf, einer gelernten Werkzeugmacherin, die ihr Geld als Coach in einem Callcenter verdiente. Zu seinem Vater hat er keinen Kontakt. Er hat, wie er sagt, eine Geschichte, die sich identitätspolitisch ausschlachten ließe. Ein bisschen wie beim früheren SPD-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der es aus bescheidenen Verhältnissen ins Kanzleramt geschafft hatte. Oder wie die Geschichte von Bundesarbeitsministerin Bärbel Bas, die sich ebenfalls nach oben kämpfte und mit ihrer Herkunft immer wieder verbunden wird.

Auch er kam nicht aus einem wohlhabenden Haus. Wenn es sein muss, sagt er das auch. Einmal, bei einer Diskussion mit dem Linkenpolitiker Gregor Gysi über den Sozialstaat etwa, in der Gysi zu ihm sagte: »Uns beiden geht es gut, wir können das gar nicht nachempfinden...« Und in der Amthor zu Gysi sagte: »Wenn Sie sagen, wir können das nicht nachempfinden, dann mag das für Sie mit Ihrer Biografie, die auch in der DDR eine privilegierte war, gelten: Ich will das mal sagen, ich kann das sehr wohl nachempfinden. Ich bin bei einer alleinerziehenden Mutter groß geworden.«

Wenn er herausgefordert werde, wie damals von Gysi, dann erwähne er seine Herkunft durchaus. »Ich finde aber, man sollte seine Herkunft nicht wie eine Monstranz vor sich hertragen.« Er argumentiere lieber in der Sache, nicht nach Gefühl. »Ich fremdele mit dem biografischen Argument, das nicht auf objektive Argumente zielt, sondern auf die subjektive Erzählerperspektive«, sagt Amthor. »Mit einem akademischen Vortrag kriegen Sie mich besser eingestimmt.«

Für ihn sei es deshalb in seiner »Aufsteigerbiografie«, wie er es nennt, nicht um Unterschiede der Herkunft gegangen, sondern »eher um das Nivellieren der Herkunft«. Es geht ihm darum, mit einer gewissen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zu zeigen, dass er zu Recht genau da steht, wo er gerade ist. »Ich würde nie am Kanzleramtszaun rütteln«, sagt Amthor, »schon aus Professionalitätsgründen nicht.«

VOR DER WAHL

Zwölf Tage vor der Bundestagswahl, am 11. Februar 2025, besucht Amthor die McDonald's-Filiale in einer Berliner Einkaufspassage, um dort zunächst an einer Podiumsdiskussion über »Zukunft und Zusammenhalt in Deutschland« teilzunehmen und danach noch ein Video für Instagram aufzunehmen, das ihn als McDonald's-Fan zeigt.

Es ist das erste Treffen für dieses Porträt, in dem es auch um die Frage gehen soll, wie ernst man einen Politiker nehmen kann, der in erster Linie als Star der »heute-show« bekannt geworden ist. »Dass mir der SPIEGEL ein Amt zutraut«, sagt Amthor mit gespielter Bescheidenheit, bevor er sich auf das von McDonald's gestellte Podium setzt.

Er genießt seinen Podiumsauftritt, bei dem er mit großem Selbstbewusstsein über das aus seiner Sicht ungenügende Steuerkonzept der SPD spricht. Über den fehlenden Fleiß und die fehlende Arbeitsmoral in Deutschland. Darüber, dass Arbeit hierzulande von einigen nur noch als »die unangenehme Unterbrechung von Freizeit« empfunden werde. Nicht zuletzt aber auch über die Zweifel am Funktionieren der Demokratie. Direktmandate in Deutschland, sagt Amthor dazu, würden »nicht von Friedrich Merz und Philipp Amthor im Hinterzimmerstübchen« festgelegt, womit er ganz nebenbei auf seine Nähe zum künftigen Kanzler zu sprechen kommt.

In seinem näheren Umfeld bringen sie ihn zu dieser Zeit als neuen CDU-Generalsekretär ins Spiel, ein Amt, für das er sich dem Vernehmen nach erwärmen könnte; reden und provozieren kann er ja.

Als sein Podiumsauftritt beendet ist, setzt er sich vor ein Tablett mit seinen angeblichen McDonald's-Lieblingsgerichten, die sein Mitarbeiter zusammenstellen ließ, um das Video aufzunehmen. Amthor zählt auf, was man aus seiner Sicht »auf der Rückbank des Autos gefahrlos verzehren kann«, wenn man, wie er, Tausende Kilometer durch Deutschland fährt: Fritten, Double Cheeseburger, Chicken McNuggets mit süß-saurer Soße, McRibs. Und dann sagt er nur noch, am Ende des Drehs: »Keine Werbung für Fast Food: Gesunde Ernährung ist wichtig«, steht auf und verabschiedet sich von seinem Team. Kein einziges Mal hat er gestockt. Kein einziges Mal musste er einen Satz wiederholen. Es passte einfach alles zusammen für ihn. In einem einzigen Take.

»Team One Take«, so nennt er sich gern.

NACH DER WAHL

Einen Monat nach der gewonnenen Bundestagswahl will Amthor im Konrad-Adenauer-Haus, der Parteizentrale der CDU, mit CDU-Schatzmeisterin Franziska Hoppermann eine Sendung aufnehmen, ein TikTok-Live der CDU. Hoppermann wird über ein Jahr später, nach der großen CDU-Personal-rochade, zur Generalsekretärin aufsteigen.

Die Union und ihr Koalitionspartner, die SPD, sind noch in den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Als Verhandlungsführer der CDU in Arbeitsgruppe 9, »Bürokratierückbau,

Staatsmodernisierung, moderne Justiz«, steht Amthor mittendrin. Er hat es, »SPD-seitig«, wie er es nennt, mit der noch amtierenden Bundesinnenministerin Nancy Faeser zu tun, eine Tatsache, die ihn mit Genugtuung erfüllt. Eine Bundesministerin und er. Zudem ist er, »CDU-seitig«, die Nummer eins, sie, »SPD-seitig«, nur die Nummer zwei.

Und dann stimmt auch noch das Thema, um das er sich kümmern muss: Staatsmodernisierung. Es ist das Topthema der Zeit. Die Kettensäge. Die Disruption. Alle reden davon. Donald Trump. Elon Musk, Javier Milei – auch sie Karikaturen. Aber Karikaturen mit Macht. Und auch diese Erkenntnis gilt: Menschen, die man früher belächelt hat, regieren plötzlich die Welt.

Für ihr TikTok-Live haben Amthor und Hoppermann das Fernsehstudio im Erdgeschoss des Konrad-Adenauer-Hauses gebucht. Amthor hat schon öfter in der Bibliothek des Hauses gedreht, Videos für die diversen Social-Media-Kanäle, und sich darüber gewundert, dass dort die Bücher, so jedenfalls sein Eindruck, nach Farben sortiert sind. Amthor und seine Freundin, die er in seinen Geschichten gern mal in Stellung bringt, haben angeblich schon Witze darüber gemacht, man sollte die Videos mit einem Sternchenhinweis versehen: Das sei nicht bei Amthor zu Hause. Was sollen die Leute sonst über seine »Intellektualität« denken? Dass er Bücher nach Farben sortiert?

Krawattenfreunde Amthor, Merz: Preußische Tugenden

Er erzählt, dass er am Vorabend in der Sendung von Markus Lanz zu Gast gewesen sei und dort die »schönen Falke-Socken« getragen habe, die ihm Merz geschenkt habe, als Amthor ihn in seinem Wahlkreis besucht habe. Dunkle Socken mit feiner Rippstruktur aus der »Fine Shadow«-Kollektion, kein Schnickschnack. Aber von Merz.

Torsten Heil, der unermüdlich hinter Amthor her eilende Mitarbeiter, kündigt an, dass für das TikTok-Live genau 20 Minuten vorgesehen sind. »Wenn du merkst, dass das totale Längen hat und dann nicht mehr viel passiert, dann kann man das auch früher beenden«, sagt er. Amthor schaut ihn amüsiert an. Wie kommt sein Mitarbeiter darauf, dass er 20 Minuten nicht füllen könnte? Dass bei ihm nach so kurzer Zeit schon »Längen« entstehen könnten? »Nach 20 Minuten«, sagt Amthor, »hat's bei mir hoffentlich keine großen Längen – sonst habe ich heute einen schlechten Tag.« Er lächelt milde.

Es kann jetzt gleich losgehen. Amthor und Hoppermann stehen sich im Fernsehstudio gegenüber. Es soll um die Koalitionsgespräche gehen. Um Inhalte. Aber auch um Atmosphärisches. Die Union muss sich gerade gegen den Vorwurf verteidigen, sich als Wahlsieger zu viel vom Wahlverlierer SPD diktieren zu lassen. Sie besprechen die Fragen, die sie sich gegenseitig stellen wollen. »Ich kann Philipp auch mal 'ne lustige Frage stellen«, schlägt die CDU-Schatzmeisterin vor. Kurz zuvor hatte sie zusammen mit ihm an einer Mitgliederfragestunde teilgenommen, in dem ein CDU-Mitglied Amthor fragte, wo er denn seine »schönen Krawatten« kaufe. Die »Krawattenfrage« will ihm nun auch Hoppermann stellen.

Krawatten, findet Amthor, seien grundsätzlich ein gutes Thema. Er hat eine Schwäche für Krawatten, vor allem für sogenannte Motivkrawatten mit kleinen, nur aus der Nähe erkennbaren Motiven. Von Weitem sehen sie wie gewöhnliche Krawatten mit Mustern aus, Punkten, Streifen, Karos. Er hat inzwischen eine umfangreiche Sammlung dieser Krawatten: mit Eulen, Fischen, Schildkröten, Regenschirmen. Er hat eine Krawatte mit »Hunden beim Skateboardfahren« und eine mit »Hunden beim Kartenspiel« sowie eine mit »Talking Horses«, wie er es nennt, mit sprechenden Pferden. Amthor hat schon mal überlegt, einen ganzen TikTok-Auftritt nur seinen Krawatten zu widmen. »Mode-Influencer-Tipps gebe ich noch nicht«, sagt er. »Aber ich finde, ein kleines Augenzwinkern geht ja auch immer.« Ein »kesser Spruch«, wie er das nennt, falle ihm jedenfalls immer ein, zu jeder Krawatte. Zum Beispiel zu seiner Schildkröten-Krawatte, die er an einem Tag bei den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mit der SPD trug, als dezenten Hinweis darauf, dass ihm alles nicht schnell genug ging. »Es soll nicht an Ernsthaftigkeit mangeln«, sagt er, »aber es illustriert ja ein bisschen, dass ich manche Dinge mit einem Augenzwinkern sehe.« Er freue sich jedenfalls immer »morgens beim Griff ins Krawattenfach«.

Genussmensch Amthor: »Mode-Influencer-Tipps gebe ich noch nicht«

Es ist eine Vorliebe, die ihn – zufällig oder auch nicht – mit dem Bundeskanzler verbindet, der ebenfalls ein großer Freund der Motivkrawatte ist. »Friedrich«, sagt Amthor zu Hoppermann, »ist ganz weit vorn bei der Motivkrawatte.« Auch Merz besitzt eine große Auswahl dieser Krawatten, mit Flamingos, Schlangen, Eichhörnchen, Elefanten, Eisbären und anderen Motiven. Gelegentlich lässt Amthor einen Satz über die gemeinsame Vorliebe fallen. Er hat es sich sogar erlaubt – so viel Ehrerbietung gegenüber dem Bundeskanzler muss sein – eine seiner Motivkrawatten nach Merz zu benennen: Die »Friedrich-Merz-Krawatte« nennt er sie. Auf ihr sind abwechselnd Wolken und kleine Flugzeuge aufgedruckt – ein kleiner Insiderscherz, den er sich erlauben darf.

»Okay«, sagt er. Er ist jetzt bereit für das TikTok-Live mit Hoppermann und ihre »Krawattenfrage«, mit der sie ihn auch gut vorstellen könnte. Motivkrawatten sind auch ein Symbol dafür, wie er sich selbst gern sieht: ernsthaft, seriös, aber wenn man näher an ihn herantritt, auch mit Humor. Danach, sagt er, könne er Hoppermann vorstellen. Und er wisse auch schon wie, mit charmant gemeinter Selbstironie: »Ich kann dann sagen: Mich kennt ihr wahrscheinlich aus der »heute-show«, und damit wir hier nicht nur Schabernack haben, haben wir hier noch mal für kompetente Verstärkung gesorgt.«

VOR DER VEREIDIGUNG

Am 10. April 2025, einen Tag nach Abschluss der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ist Amthor am Wiederschen Markt in Berlin zu einer Panel-Diskussion der Veranstaltung »Brot & Salz 2025« eingeladen, zusammen mit Verena Hubertz von der SPD und Andreas Audretsch von den Grünen. Es ist nicht die erste politische Garde, die hier versammelt ist, die Spitzenleute, zumindest jene der Koalitionsparteien, haben wichtigere Termine. Der Moderator spricht das zur Begrüßung gleich an, indem er sich für die »uneitlen Zusagen« bedankt. »Jedem von euch war klar, dass ihr Ersatz wart«, sagt er.

Amthor will das nicht so stehen lassen, so uncharmant, als Ersatzmann, wird er selten begrüßt. Er sei ja »charmant anmoderiert« worden, sagt Amthor mit feiner Ironie. »Ich werde ja oft so nett begrüßt, aber als uneitel hat man mich selten begrüßt.«

NACH DER VEREIDIGUNG

Am 18. Mai 2026, ein gutes Jahr nach seiner Vereidigung als Parlamentarischer Staatssekretär im Bundesministerium für Digitales und Staatsministerium, sitzt er in seinem Büro, in das er gerade erst eingezogen ist. Er erzählt vom Regierungsalltag. Vom »Liebe-Freunde-Brief« an die Mitglieder der Fraktion, den er am Wochenende lektoriert hat. Von den »klassischen Gittermappen«, die noch immer kursieren. Von den Mappen des Kanzleramts, die man unter anderem daran erkennt, dass sie immer ein bisschen gequetscht und gerollt seien, weil es im Kanzleramt noch ein Rohrpostsystem gebe. Er erzählt von dicken Akten, die der »Sachverhaltskenntnissimulation« dienten. Und er erzählt von der »Spanplattenrhetorik«, wie er das nennt, die ihm immer wieder auffällt, wenn er auf der Regierungsbank sitzt und länger zuhören muss. »Von außen sieht es aus wie ein Möbelstück«, erklärt Amthor sein Verständnis dieser missglückten Rhetorik. »Wenn du aber dagegentrittst, hält das halt nicht.«

Stratege Amthor in der Maske im ARD-Hauptstadtstudio: »Es soll nicht an Ernsthaftigkeit mangeln«

Nach der ersten Kabinettsitzung, erinnert er sich, habe er gedacht: »Es ist wie so oft in der Politik: Man glaubt immer, die nächsthöhere Ebene ist ganz weltgalaktisch. Aber sie ist meistens auch irdisch.« Aber er mag das, was er sieht, auch die Nerdigkeiten des Betriebs.

Hinter ihm im Regal steht der Grundgesetz-Kommentar von Hofmann/Henneke, ein über 3000 Seiten starkes Standardwerk für Staatsrechtler, für das er zwei Grundgesetz-Artikel kommentiert hat, Artikel 18 (Grundrechtsverwirkung) und Artikel 142 (Verhältnis zwischen den Grundrechten im Grundgesetz und in den Landesverfassungen), ein akademischer Ritterschlag, von dem er gern erzählt, wenn man ihn danach fragt. Und vor ihm, auf dem Schreibtisch, ein Glas mit violettfarbener Tinte.

Er hat es sich angeschafft, weil er als Parlamentarischer Staatssekretär in Akten mit Violett zeichnet. Auch darüber redet er gern: über die sogenannte »Farbenlehre« der deutschen Ministerialbürokratie. »Kann man Förmelei nennen«, sagt er, »aber ich finde es grundsätzlich nicht schlecht.« Der Minister zeichnet grün. Der beamtete Staatssekretär rot. Und der Parlamentarische Staatssekretär violett. Er hat sich jetzt auch eine violettfarbene iPhone-Hülle und eine violettfarbene iPad-Hülle gekauft. Er liebt diese kleinen Anspielungen in seiner offiziellen Staatssekretärfarbe, er zelebriert sie mit Lust.

Seine »Nerdigkeiten«, wie er es nennt, hätten schließlich auch etwas Gutes, weil »Authentisches«, findet er. Und vielleicht hat er ja recht. Vorlieben für den Artikel 18, für die Farbenlehre in der Deutschen Ministerialbürokratie, für violettfarbene Handyhüllen und violettfarbene Tinte, nur weil Parlamentarische Staatssekretäre in der Bundesverwaltung mit Violett zeichnen, denkt sich niemand aus, der sie nicht hat.

Als genau zwei Monate später Jens Spahn von seinem Amt als Vorsitzender der CDU/CSU-Bundestagsfraktion zurücktritt, ist Amthor nicht sonderlich überrascht. Spahn habe keine Chance mehr gehabt, sagt er. Mehr will er aber zu Spahn nicht sagen, auch nicht zu dessen Umgang mit dem Streitthema Leihmutterschaft, die letztlich zu Spahns Rücktritt geführt hat. Inhaltlich hat Amthor eine klare, konservative Position, aber zugleich hat er auch ein enges Verhältnis zu Spahn. In den Sitzungen des CDU-Präsidiums saß er ihm oft gegenüber, und bis heute hat er nicht vergessen, dass Spahn zu denen gehörte, die zu ihm standen, als Amthor 2020 wegen seiner Lobbyarbeit für Augustus Intelligence um seine politische Karriere bangen musste.

Und sein Wechsel ins Kanzleramt, war der geplant?

Es hätte auch durchaus genügend Gründe gegeben zu bleiben, sagt Amthor. So viele Aufgaben, die es dort noch zu erledigen gibt, so vieles, was dort so gut für ihn zusammenpasste. Das Themengebiet Staatsmodernisierung etwa: zentral. Oder auch das Verhältnis zu seinem Minister und Vorgesetzten, Dr. Karsten Wildberger: perfekt. »Ich bin ein Karsten-Wildberger-Fan«, sagt Amthor in seinem Büro. »Ein super Typ.«

Er habe viel von Wildbergers Managementerfahrung profitiert. Aber auch umgekehrt Wildberger von ihm: von seiner Erfahrung mit dem politischen System, von seinem Wissen um die Dos and Don'ts des Betriebs, um das »Gestrüpp« des politischen Alltags, wie es Wildberger nennt. Eine Win-win-Situation. Eigentlich.

Aber nach einem Jahr, sagt Amthor, habe man in vielen Jobs das Gefühl: »Ich habe jetzt alles einmal gesehen, und dann kann ich es jetzt.« Er weiß, dass das arrogant klingen könnte, und schiebt deshalb nach, dass er damit keinesfalls den Eindruck erwecken wolle, er habe sich im Digitalministerium gelangweilt. Er findet auch, dass es durchaus eine »wichtige Sache« sei, Dinge langfristig zu meistern. Fleiß, Robustheit, preußische Tugenden, das sind Werte für ihn, deshalb hängt ein Bild von Schloss Neuhardenberg in seinem Büro, als Anspielung auf diese Tugenden, die man natürlich nur versteht, wenn man weiß, dass das Schloss nach dem preußischen Staatskanzler Karl August Fürst von Hardenberg benannt ist, der als führender Reformer für Pflichtbewusstsein, Fleiß und staatliche Erneuerung stand.

Aber Amthors Grundgefühl bleibt, dass er weiterziehen musste, dass er den nächsten Schritt, den nächsten Impuls brauchte, auch im Sinne des gemeinsamen Projekts. »Abnehmender Grenznutzen ist vielleicht ein zu krasses Bild«, sagt Amthor, »aber ein bisschen ist es jetzt schon so: Die haben sich inzwischen alle gut etabliert, sich gut zurechtgeschunkelt und kommen auch ohne mich aus.« Er lächelt. Er ahnt, was aus einem solchen Begriff entstehen könnte. Abnehmender Grenznutzen – ein Fachbegriff aus der Mikroökonomie. Auch den bittet er, nicht misszuverstehen. Als Arroganz.

Als der Kanzler ihn fragte, ob er als Staatsminister ins Kanzleramt wechseln wolle, habe er sich schnell entschieden. »Es war ein längeres Gespräch«, sagt Amthor, »aber das Gespräch dauerte in dieser Frage nicht sehr lange.« Mehr sagt er dazu nicht. Der Kanzler möge das nicht, wenn zu viele Geschichten von ihm erzählt würden.

Als sie dann kurz darauf am 24. Juli zusammen im Kanzlergarten standen, gut zehn Meter unter der Terrasse von Amthors neuem Büro, hatte sich Amthor wieder eine seiner Motivkrawatten umgebunden, diesmal eine mit kleinen roten Herzen. Er brauchte eigentlich keine Worte an diesem Morgen, ganz sicher auch nicht an den Kanzler. Seine Botschaft war klar: »So ein bisschen Zuneigung in diesen Zeiten«, sagt er in seinem neuen Büro, »ist doch nicht ganz verkehrt.«

Baden wird zur Schlammschlacht

Ortstermin Seit Beginn der Messungen war der Bodensee in einem August nie so wasserarm wie derzeit. Ein Besuch im Strandbad Horn.

Murat Aktas geht auf dem langen Holzsteg bis zum Ende, steigt die Leiter hinab und setzt dort, wo sonst Wellen plätschern, seinen Turnschuh vorsichtig auf. Er ertastet mit der Schuhspitze, ob ihn der rissige Boden trägt, und steht: auf dem Trockenen. »Hier ist sonst immer Wasser«, sagt Aktas, der Pächter des Strandbads Horn am Bodensee, »das habe ich bisher nicht erlebt.« Seit mehr als drei Jahrzehnten arbeite er hier, habe Überschwemmungen miterlebt und Hitzesommer, in denen alle den Schatten unter den großen Bäumen suchten. »Aber etwas so Extremes, das ist neu«, sagt Aktas an diesem Sonntag Mitte August.

Der Bodensee ist so leer wie selten, sein Pegel ist zuletzt auf ein Jahrestief von 2,72 Meter gesunken, viel niedriger als üblich. Noch nie seit Beginn der Messungen im Jahr 1850 war er in einem August so wasserarm. Längst können die Fähren wegen des Niedrigwassers nicht mehr alle Anlegestellen bedienen. Segelboote und Jachten werden mitten im Sommer ins Winterlager gebracht. Und vor allem am Untersee westlich von Konstanz bleiben auch mal Urlauber weg: zu viel Matsch, zu wenig Strandglück.

Es ist der Klimawandel, der dem Ökosystem Bodensee und somit auch dem Tourismus zusetzt. Wenn die Winter in den Alpen schneeärmer werden, fehlt im Frühjahr das Schmelzwasser in den Seezuflüssen. Wenn dann noch der Regen ausbleibt und ein Sommer der Hitzerekorde folgt, verdunstet das Wasser des Sees um ein Vielfaches schneller. An heißen Tagen ist das pro Sekunde das Volumen eines Tanklastwagens.

»Besorgniserregend« sei die Situation, sagte die baden-württembergische Umweltministerin Thekla Walker jüngst bei einem Besuch am Bodensee. Klimaschutz sei »das Gebot der Stunde«, mahnte die Grünenpolitikerin an. Man müsse sich auf Zeiten einstellen, in denen Wasser nicht mehr unbegrenzt zur Verfügung stünde.

Von seinem »Paradies« spricht Aktas, getönte Brille, frühmorgens immer der Erste im Strandbad. Er genießt den Blick in die Weite, schwärmt vom tollen Panorama. »Ganz da hinten fließt der Rhein«, sagt der 52-Jährige, gleich gegenüber liege die Schweiz. Er mag die Leute, die Landschaft, schon immer.

Aktas' Paradies ist bedroht. Er hätte allen Grund zu klagen, über das schlechte Geschäft, die Hitzewochen, aber das würde ja auch nichts ändern, sagt Aktas. Weder an den Besucherzahlen noch an der Klimakrise. »Ich nehme es, wie es kommt.« Er steckt sich eine Zigarette an, holt sich einen Kaffee.

Zwischen Pommes- und Sonnencremeduft mischt sich ein schwacher Geruch von Faulgasen. Er steigt vom flach abfallenden Ufergelände her auf. Überhaupt das Ufer, es sieht aus wie ein Wattenmeer bei Ebbe. Über viele Meter hinweg ist der Schlick auf der Kiesbank festgetrocknet und hart, ein Stück weiter fängt er an zu blubbern und zu gurgeln, Bläschen steigen auf.

Die Situation trennt die Badegäste in zwei Gruppen. Die Schweizerin, die sich nur wenige Schritte ins Nass hineinwagt, »das ist eklig« ruft und wieder umdreht, gehört zu jenen, die sich das Baden verknneifen. Sie zieht sich zur Mittagszeit auf eine Liege zurück, döst, schaut abwechselnd auf den See oder das Handy.

Es gibt auch die anderen, die Unerschrockenen. »Wenn man einmal drin ist, ist es wirklich wunderschön«, sagt eine Urlauberin aus Erlangen, die in ihrem grün-schwarzen Badeanzug knietief durch den Morast stapft. Es wirkt wie eine Prüfung im Dschungelcamp. Die Frau bleibt stecken, schwankt, fängt sich wieder und meint, dass Badeschuhe wichtig seien wegen der Steine auf dem Grund. Nur müssten die gut sitzen, sonst wären sie weg, verschluckt vom Schlick. »Ich geh mal die Schlammpackung an den Füßen abspülen«, sagt sie und macht sich auf Richtung Dusche.

Ihre beiden Kinder rennen mit Poolnudeln durch den Matsch, sie haben nichts zu meckern, ihr Urteil: »Ganz cool hier«. Zum Camping ist die Familie an den Bodensee gekommen, auch die Großeltern sind dabei. »Wir wollen aus Klimagründen unseren Wohnwagen nicht durch halb Europa schleppen«, sagt die 49-Jährige. Sie würde auch trotz der Schlammschlacht wieder am See Urlaub machen. Genervt ist sie von Politikern. Sie kann diejenigen nicht ertragen, die behaupten, was in diesem Sommer zu erleben sei, sei nicht mehr als das Wetter.

Auf seiner Tour durchs Strandbad stoppt Murat Aktas am Seesaum und will etwas zeigen. Er geht in die Knie, greift in den Matsch und hebt die neueste Anschaffung hoch: eine Kokosmatte, Dutzende Meter lang, zwei Meter breit, eine Art Teppich. Sie wurde vom Bauhof der Gemeinde Gaienhofen verlegt und soll den Weg ins Wasser ebnen, gesäumt von Stangen und einem rotweißen Flatterband. »Ein paar Tage lang hat es funktioniert«, sagt Murat, jetzt sei die Matte wieder zu kurz, weil sich das Wasser weiter zurückgezogen hat.

Aktas hat beides, Ideen und Hoffnung. Noch ein Schlammsommer, sagt er, wäre schwierig für alle, für die Gäste und ihn. Vielleicht könnte man den Holzsteg verlängern um 50 Meter. Oder den Uferbereich ausbaggern, damit es steiler ins Wasser hineingeht und weniger Matsch durchwatet werden muss. Ob das genehmigt werden würde, er bezweifelt es. Der Naturschutz ginge immer vor. Das verstehe er zwar schon, sagt er und klingt zum ersten Mal ungeduldig, »aber irgendwas müssen wir doch machen«.

»Für wie blöd halten die uns denn?«

Ostdeutschland Auf einem Campingplatz auf Rügen urlauben viele Menschen aus ostdeutschen Bundesländern.

Was sie über die Lage im Land denken und was ihnen Sorgen macht. Von Carlotta Böttcher und Dan Petermann (Fotos)

Ein Campingplatz an der deutschen Ostsee, 1300 mal 400 Meter groß, 1200 Gäste. Hinter dem Regenbogencamp Nonnevitz im Norden von Rügen kommt nur noch das Meer und dann Schweden. Der Bus fährt siebenmal am Tag vorbei, der Handyempfang ist schlecht.

Einigen der Gäste stellen wir zwei einfache Fragen: Wie geht's Ihnen persönlich? Und wie geht's dem Land?

Gefragt wird aus Gründen. Die Deutschen sind frustriert wie lange nicht, das bestätigen von Forsa bis Ipsos alle Meinungsforschungsinstitute des Landes. Die Spritpreise hoch, viele Arbeitsplätze wegrationalisiert, die Wälder in Flammen, dazu ein Kanzler mit miserablen Zustimmungswerten. Und in Sichtweite eine Landtagswahl, in deren Prognose die blauen Balken der AfD über 40 Prozent klettern.

Die Camper, die wir fragen, sind zwischen 18 und 85 Jahre alt und kommen überwiegend aus den ostdeutschen Bundesländern, was gut passt. Schließlich lodert gerade wieder, zuverlässig wie vor jeder »Ost-Wahl«, der alte Streit zwischen hüben und drüben; warum also nicht mal fast ausschließlich Ostdeutschen beim Nachdenken über das Land zuhören. Alle Befragten gehören außerdem zu den 18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die laut Bundesverband der Campingwirtschaft regelmäßig oder gelegentlich auf Zeltplätzen übernachten. In deren Zahlen steht auch, dass 45 Prozent der Camper eine besonders hohe Kaufkraft haben. Ein Querschnitt der Gesellschaft findet sich hier nicht, aber eine gute Auswahl.

Stellplatz 697: Gerechtigkeit

Die 85-Jährige flüchtet den ganzen Tag vor der Sonne, weil ihr Körper sie nicht verträgt. Ende Juli kann sie bis halb drei vor ihrem Wohnwagen sitzen, dann zieht die Sonne an der Kiefer vorbei und sie hinter ihren Wohnwagen in den Schatten. Die Frau aus einer kleinen Stadt im Süden Thüringens möchte ihren Namen nicht veröffentlicht sehen.

Zu Saisonbeginn wird sie von ihren Kindern nach Nonnevitz gebracht und am Ende wieder abgeholt. »Das ist wie mit der Kuh, die im Frühjahr auf die Alm gebracht und im Herbst wieder heimgeholt wird«, sagt sie. Sechs Monate dieser Wald, die Luft, das Meer. »Schauen Sie sich um!« Was es da zwischen Himmel und Erde gebe, das sei so besonders. Und es führe ihr immer wieder die Diskrepanz vor Augen, wie schön es sein könnte – und wie irrsinnig das ist, was draußen in der Welt geschieht. »Gerechtigkeitsfanatiker« sei sie, immer schon gewesen. In ihrer Kindheit habe die Mutter alles verziehen außer einer Lüge. Zu DDR-Zeiten als Mathematiklehrerin an der Oberschule habe sie sich für Gerechtigkeit eingesetzt.

Nun also zu dem Irrsinn da draußen, zunächst zu Begriffen wie »Kriegstüchtigkeit«, die gerade en vogue seien. Dabei müsste doch allen klar sein, dass ein dritter Weltkrieg ein nuklearer wäre. »Den überleben wir nicht.« Trotzdem gebe es nur zwei Parteien, das BSW und die AfD, die den Krieg konsequent ablehnten. »Das muss einem doch zu denken geben.«

Oder bei Geldern für Sanierungen von Straße und Schiene, da werde um jeden Cent gefeilscht, während für Waffenlieferungen plötzlich ein Vielfaches zur Verfügung stehe. Oder die Flüchtlinge aus der Ukraine, die in »schicken Autos« durch die Gegend fahren, während die Ärmsten im Land bis auf die Knochen durchleuchtet würden, bevor sie einen Euro vom Staat bekämen. »Bei den Ukrainern wird nicht geschaut, was da ist, denen gibt der Staat einfach Geld.« Oder ein Jens Spahn, der über seine Leihmutterschaft fällt, aber nicht über die Maskendeals.

In ihrem Streben nach Gerechtigkeit komme ihr Sahra Wagenknecht nah. Bei einem Björn Höcke verstehe sie nicht, warum er immer so provozieren müsse. Auch wenn sie inzwischen »sehr schöne« Interviews von ihm gesehen habe, bleibe die Ungewissheit: »Machen die dann wirklich das, was sie jetzt sagen?« Mit den Wählern dieser Partei sei sie sich einig: »Wir finden uns dort wieder, dass wir alle sagen, es muss etwas geschehen.«

Stellplatz 1146: Leben wollen

Elise, Lucie und Ennie sitzen um einen Tisch, zwei von ihnen mit Creolen doppelt so groß wie ihre Ohren. Vor ihnen stehen eine geöffnete Packung Knorr Tomatencremesuppe und eine Flasche Wodka, viertel voll. Sommerferien vor ihrem letzten Schuljahr – wenn alles gut läuft, haben sie nächstes Jahr ihr Abitur.

In ihrer Heimat in Neubrandenburg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wird im September ein neuer Landtag gewählt. Wen sie wählen wollen, wissen sie nicht. Ennie: »Alle Parteien haben irgendwas, wo du denkst, das geht halt gar nicht.« Elise: »Wenn man sich die Schulen anschaut oder generell alles, was Jugendliche betrifft – das interessiert die Politiker irgendwie gar nicht.«

Dabei gäbe es eine ganze Menge, was man angehen könnte, meinen diese drei jungen Frauen. Der Unterrichtsausfall zum Beispiel; keine Woche ohne, und an manchen Tagen kämen sie um 11 und gingen um 13 Uhr wieder. Klar, am Anfang freue man sich darüber, aber Prüfungen müssten sie ja trotzdem schreiben. Oder der Führerschein, 3200 Euro allein die Fahrstunden, und wenn man dann einen hat, so wie Ennie, ist der Sprit unbezahlbar. Dabei würden sie gern mal rauskommen.

Lucie: »In Rostock oder Greifswald ist viel los. Aber bei uns in Neubrandenburg, da werden alle immer älter.«

Elise: »Ja, man geht 18 Uhr in die Stadt...«

Lucie: »... und es ist Totentanz! Keiner mehr da. Das ist schrecklich.«

Ennie: »Wir sind nur einmal jung, dann sollten wir auch ein paar Möglichkeiten haben. Später arbeitest du, 30 Tage Urlaub oder so, was kannst du da noch machen?«

Elise: »Ich wollte nach dem Abi eigentlich bleiben, ich mag meine Heimatstadt. Aber so...«

Lucie: »In einer Kneipe wurden wir neulich verscheucht. Die haben uns gesagt, sorry, das ist kein Jugendclub. Dabei kaufen wir doch was! Jetzt bleibt uns noch die »Rumpelkammer«.«

Ennie: »Das war eigentlich auch mal so für 30- oder 40-Jährige. Aber was sollen wir machen? Wir wollen einfach was erleben.«

Stellplatz geheim: So what?

Ein paar Hundert Meter den Hauptweg hinauf, in Areal B, eine Parzelle vor dem Strandzugang, Stellplatznummer geheim, »sonst ist hier bald Sprechstunde«, wohnt Georg. Der 62-Jährige senkt die Stimme beim Sprechen, auch wenn gerade niemand in der Nähe ist, der etwas hören könnte. 24 Jahre lang war er Chefarzt, zuletzt in Halle, fast genauso lange ist er Dauercamper in Nonnevitz.

1 | Schuhe vor Strandzugang am Regenbogencamp Nonnevitz 2 | Camper und ehemaliger Chefarzt Georg 3 | Ehepaar Heydenreich vor Vorzelt 4 | Neptun-Darsteller für das Kinderfest

Auch in Sachsen-Anhalt wird im September gewählt. Georg: »Ich bin absoluter Kosmopolit, mich geht das alles überhaupt nichts an. Die sollen machen, was sie wollen.« Klar, er werde wählen gehen, aber beeinflussen könne er doch eh nichts. Und, »erlauben Sie die Bemerkung«, die Politiker seien alles solche... Nein, das bitte nicht schreiben.

Generell wäre es gut, wenn die Politiker weniger quatschen und mehr machen würden. In der Klinik habe man auch keine Zeit für endlose Diskussionen, da müssten Entscheidungen getroffen werden, das sei nicht wie bei der Autoreparatur, Schraube überzogen, nächste nehmen. »Da hast du eine

Chance, und an der hängt das Leben des Patienten.«

Vielleicht müsste mal wieder eine Katastrophe passieren, damit »das, was da oben rumschwabbert, sich neu sortiert«. Nur so könne sich eine Gesellschaft regenerieren. Aber eigentlich wolle er ja auch keine Katastrophe, also habe er auch keine Lösung. Schulterzucken.

In der Bäckerei: Weg hier

Die junge Frau, die nun gegenüber sitzt, ist in Syrien geboren. Sie ist sehr selbstbewusst, das sagt sie auch, und am liebsten macht sie, was sie will. Deshalb sei es gut, dass ihre Familie in Nordrhein-Westfalen und sie in Stralsund lebt. Ansonsten sei an Stralsund fast alles schlecht. »Gefängnis« nennt sie es. Sie will raus.

Sie kam vor zehn Jahren nach Deutschland. Ein Drittel ihres Lebens hat sie in Syrien verbracht, ein Drittel im Libanon und ein Drittel, das letzte,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In den Ferien arbeitet sie in der Bäckerei. Ein Bekannter von ihr, »Türke«, hat diese vor Kurzem übernommen und ihr den Minijob vermittelt. Wenn sie nicht hier ist, macht sie eine Ausbildung zur Krankenpflegerin. Im Team seien rund 40 Leute, zwei davon nett. Der Rest ignoriere sie oder rede schlecht über sie.

Freundinnen Ari, Toni: »Hier, guck, es ist schön, mach was draus!«

Damals im Libanon habe sie sich nie vorstellen können, als Pflegerin zu arbeiten, erzählt sie. Über die Agentur für Arbeit kam eines zum anderen, und nun habe sie nur Stress. Um 4 Uhr zur Frühschicht und um 20 Uhr nach dem Deutschkurs nach Hause, während andere »Ausländer« die Füße hochlegten und dafür trotzdem mehr Geld vom Staat bekämen als sie für ihre Arbeit. Sie sagt: »Deutschland ist ein un-faires Land.«

Glücklich werde sie hier nicht mehr, also überlege sie wegzugehen. Dann sagt sie noch: »Die alten Leute hier haben ja auch Kinder, die ihnen den Po abwischen und sich um sie kümmern können.«

Stellplatz 631: Augenhöhe

Der dunkelblaue Van ist im Frühjahr sieben Wochen über die Iberische Halbinsel gerollt. Jetzt steht er hier, auf Rügen, davor sitzt ein Mann, 58, aus Leipzig. Für Name und Foto fehle ihm das Vertrauen in »die Institution Presse«, sagt er. Dafür werde er offen sagen, was er denkt.

Also gut, dann los. Die Glaubwürdigkeit. Das sei für ihn das entscheidende Problem mit der Politik. Ein Kanzler, der vor der Wahl keine neuen Schulden verspricht und danach mit Stimmen des abgewählten Parlaments das größte Schuldenpaket seiner Geschichte verabschiedet. Die Energiewende, die »’n Appel und ’n Ei« kosten sollte, und jetzt wandert die Industrie ab. Oder das ständige Reden über die Demokratie und gleichzeitig die Brandmauer zur AfD. Für ihn ist das ein Widerspruch: »Wenn sie gewählt werden, sollen sie's machen. Wenn sie's schlecht machen, werden sie halt wieder abgewählt.«

Dass eine AfD an der Macht schwerer wieder abzuwählen sein könnte, hält er für eine übertriebene Angst. Zumal ohnehin permanent mit zweierlei Maß gemessen werde: »Politische Richter, politische Unidekane, NGO-Finanzierung, alles schon passiert. Nur eben von links.«

Grundsätzlich fände er es gut, wenn der Staat sich aus seinem Leben heraushalten würde. 80 Prozent seines Einkommens nehme er ihm weg – für Sozialabgaben, Steuern, Energieumlagen – »und steckt das Geld in Dinge, die ich nicht für richtig halte«. NGOs, Waffen, »die halbe Ukraine aufnehmen«. Und, ja, alle vier Jahre könne er sein Kreuz irgendwo setzen, aber ob man denn wirklich glaube, dass das irgendwas bewirke?

Von Politikern wünsche er sich vor allem Ehrlichkeit. Die AfD sei zumindest ehrlich darin zu benennen, was schlecht laufe. Die EU etwa, die alles zerregele und Geld und Wertschöpfung fresse. »Was danach kommt, ob sie die Lösung haben, sei mal dahingestellt, das weiß ich auch nicht.« Er nimmt einen Schluck von seinem Bier, stellt die Flasche auf den Tisch. »Aber die AfD wäre doch nie da, wo sie jetzt ist, wenn die anderen ihren Job machen würden.«

Wenn man als Wähler jahrelang beobachte, wie die Politiker der Reihe nach scheiterten, und einem diese Leute dann auch noch sagten, man sei diktaturgeschädigt und rechtsextrem: »Für wie blöd halten die uns denn?«

Stellplatz 317: Vorwärts

In Areal B gibt es einen Weg namens Optimistenallee. Eine Parzelle dort bewohnen Magdalene und Horst Heydenreich, 78 und 82, seit 50 Jahren auf dem Platz.

Wollen die Optimisten was zur Stimmung im Land sagen?

Horst: »Na, gut ist die nicht, was der Spahn und Konsorten da gemacht haben. Aber kommen Sie erst mal rein.«

Horst sitzt rechts, Magdalene links vom Tisch, zwischen ihnen über Kopfhöhe hängt ein Schild: »Andere gehen zur Therapie, ich geh einfach campen.« Über dem Wohnmobil weht ein Thüringen-Wimpel. Vor 15 Jahren tauften die Nachbarn ihren Weg in Aktivistenallee, die Heydenreichs zogen nach und wurden zu Optimisten.

Horst: »Vorwärts gucken, nicht unterkriegen lassen. Ich habe fünf Operationen hinter mir.« Horst zieht sein T-Shirt hoch, eine Narbe kreuzt den Oberkörper, eine andere die Schulter. »Ich fahr trotzdem von Thüringen hier hoch, jedes Jahr, genau 700 Kilometer sind das.«

Magdalene: »Also für mich ist das Wichtigste, dass die AfD nirgendwo drankommt.«

Horst: »Ich will nur einen weghaben. Den hessischen Oberlehrer. Höcke. Wenn der weg ist, ist Thüringen nicht mehr AfD.«

Magdalene: »Wenn ich höre, was die vorhaben, mit den Schulen und dem ganzen Quatsch, das ist doch irre.«

Horst: »Wir haben die Nachkriegszeit erlebt. Das war keine schöne Zeit.«

Magdalene: »Das wollen wir nicht wieder haben.«

Horst: »Erst recht nicht für die Enkel. Und die trifft's. Die sind in Brandenburg, da ist es genauso.«

Magdalene: »Aber ich glaube nicht, dass es mit dem Merz besser wird.«

Horst: »Er ist kein Leiter.«

Magdalene: »Wir haben keinen, der das kann.«

Horst: »Der uralte Bayer war gut. Na, wie hieß er?« Horst überlegt kurz. »Strauß! Der hat mal auf den Tisch geklopft.«

Magdalene, verdrehte Augen: »Na, also, das ist doch längst vorbei.«

Dann holt Horst einen Zettel aus dem Wohnwagen. »Es war einmal und ist nicht mehr«, elf Punkte, was es früher auf dem Platz gab und heute nicht mehr gibt. Der Preis zum Beispiel: Heute sind es 3440 Euro im Jahr für den Dauerplatz. Vor 15 Jahren war es weniger als die Hälfte.

Am Strand: Polarisiert

Eine Frau, 39, ihr Mann, 44, und die beiden Kinder sitzen am Strand und schauen in den ersten Sonnenuntergang ihres Urlaubs. Anreisetag. Die Siebenjährige sagt, sie beschäftige gerade gar nichts, es sei schließlich Urlaub. Den Papa beschäftigt der Aufstieg der AfD. »Wenn sie die Landtagswahlen gewinnt, könnte es schon passieren, dass sie in einen positiven Erfolgsstrudel kommt.« Dann blieben am Ende vielleicht nur noch ein paar Metropolen und Landstriche übrig, die sich entschlossen demokratisch positionierten. Dann stünden sich nur noch zwei mächtige Blöcke gegenüber, »und ich glaube, dass der Plan der AfD nicht so harmlos ist, wie es jetzt in manchen Programmen drinsteht«. Er als Hamburger müsste sich persönlich vermutlich keine großen Sorgen machen. »Aber so kann man heute nicht denken. Wir haben Freunde aus dem Ausland, die können wir nicht im Stich lassen.«

Er verstehe, dass viele mit der Politik unzufrieden seien. Gehe ihm ja nicht anders. Auch er spricht das 500-Milliarden-Sondervermögen an, für das die CDU stimmte, obwohl sie zuvor gegen die Aussetzung der Schuldenbremse gewettert hatte. »Das zeigt mir, dass es keine aufrichtige Politik ist.« Wie man deshalb eine rechtsextreme Partei wählen könne, sei ihm dennoch unverständlich.

Stellplatz 712: Streit

Er, über 80, hat sie, um die 60, auf dem Campingplatz aufwachsen sehen. Er wohnt nur ein paar Parzellen weiter, beide kommen seit mehr als einem halben Jahrhundert hierher. Früher, zu DDR-Zeiten, so erzählt sie, durfte man hier nach Sonnenuntergang nicht mehr ins Wasser. Wegen Fluchtgefahr, hinten an der Eisentreppe saßen die Grenzer.

Er erfand bei der zentralen Vergabestelle in Stralsund ein viertes Kind, um bessere Chancen auf einen Zeltplatz zu bekommen. Heute kann sie sich den Dauerstellplatz kaum noch leisten und denkt jedes Jahr wieder: Na gut, einmal noch.

Er erzählt von seinem Leben in Berlin, sagt Sätze wie: »Wer im Osten wohnt, sollte im Osten wohnen bleiben. Ich weiß nicht, ob ich mit den Türken im Westen zurechtkäme.« Oder er behauptet, es werde Geld aus der Rente genommen und als Kindergeld getarnt in die Heimatländer der Migranten geschickt. So geht das eine Weile, dann sagt sie: »Ich muss dir jetzt mal reingrätschen. Jeder, der hier ist, der sich das leisten kann, der darf echt nicht jammern. Du hast es so gut.«

Er: »Ich bin ja auch froh, dass es so ist. Aber wir teilen uns unser Geld, meine Frau und ich. Sonst würde das nicht gehen.«

Sie: »Und trotzdem denke ich, es gibt so viel Leid und Elend auf der Welt, uns geht's immer noch unfassbar gut.«

Er wieder: Es sei ja nicht damit getan, hier alle Welt aufzunehmen. Sie wieder, in ihrem Kleingarten sei neulich der Brunnen trockengefallen, sie könne jeden verstehen, der in so einer Not seine Heimat verlasse. Er: Deutschland könne doch Geld dorthin schicken, dann bauten sie dort etwas auf. »Mir ist nicht so klar, warum die Migranten hier sein müssen.«

Ob er die junge Frau und ihren Kollegen kenne, aus Syrien geflüchtet, die die Bäckerei am Laufen halten? Er: »Interessant, ja. Ich sehe den jungen Mann oft auf dem Platz. Nachmittags ist er auch mal im Netto-Markt.«

Sandburgbauer: Zu DDR-Zeiten nach Sonnenuntergang nicht mehr ins Wasser

Gegen 19 Uhr klingelt das Telefon des älteren Herrn. Seine Frau. Wo er denn bleibe.

Stellplatz 1174: Durchlüften

Die Freundinnen, zwischen 40 und 50, fahren jedes Jahr nach Nonnevitz, auf ihren Stellplatz am Hang. Zehn Tage bleiben sie, weil sieben zu wenig sind, um über alles zu reden. Auf dem Platz sind sie bekannt als die »Mädels vom Berg«. Angefangen haben sie mit einer Kiste Bier, inzwischen campen sie mit Eiswürfelmaschine, Milchaufschäumer und zwei Kühlschränken.

Die Frauen kennen sich aus Halle, dort haben sie studiert. Vier sind Grundschullehrerinnen, eine Journalistin und eine Juristin. Als sie 2009 ihr Studium abschlossen, gab es in Sachsen-Anhalt kaum Stellen. Also gingen drei der vier Lehrerinnen für das Referendariat nach Nordrhein-Westfalen. Alle drei wollten danach zurück nach Halle, doch alle drei fanden in NRW einen Mann.

Patricia, 43, in Köln: »Diese rheinische Offenheit, dieses Freundliche, der positive Blick auf die Welt – ich habe das total eingeatmet. In Bitterfeld, wo ich aufgewachsen bin, wird sehr viel gemeckert. Das fällt dir erst auf, wenn du weg bist. Ich will nicht so sein.«

Annika, 42, in Halle: »Meckern ist einfach. Dann kannst du deine Probleme auf andere projizieren, anstatt über dich selbst nachzudenken oder dich zu engagieren.«

Ari, 42, in Halle: »Ich kann die frustrierten Menschen zu einem gewissen Punkt auch verstehen. Sachsen-Anhalt ist immer weit hinten, im Bildungsmonitor, in der Wirtschaft. Das macht was mit den Leuten. Wenn man über die Dörfer fährt, dann ist es dort hübsch. Aber es gibt keinen Bus, keinen Bäcker, keinen Arzt. Das ist Wüste. Für mich wird es nie einen Grund geben, rechts zu wählen. Aber ich verstehe Menschen, die es probieren wollen. Und das macht mir Sorgen.«

Rebekka, 43, in Neuss: »In meiner Klasse gibt es acht verschiedene Nationen, das möchte ich nicht missen. Ich mag diese Vielfalt, wie sich die Schüler gegenseitig bereichern und unterstützen.«

Toni, 47, in Halle: »Puh, ich schäme mich manchmal für diesen typischen Ossi, der immer ningeln muss. Wir haben doch nichts auszustehen. Am liebsten würde ich denen sagen: Hier, guck, es ist schön, mach was draus!«

Ob das reicht, weiß auf dem Campingplatz niemand so genau, nicht die 85-Jährige, die nach Gerechtigkeit sucht, nicht der ehemalige Chefarzt, der mit den Schultern zuckt, und nicht die drei jungen Frauen, die einfach nur ein wenig mehr vom Leben wollen.

Doch das Schöne am Camping ist: All diese Menschen teilen sich dort die Tischtennisplatte, das Spülbecken und die Waschräume. Über irgendetwas muss man dann ja reden.

Schöner bauen!

Architektur Die AfD hat die Unzufriedenheit mit gesichtslosen Neubauten zu ihrem

Wahlkampfthema gemacht. Dabei ist die Frage, wie wir wohnen

und leben wollen, viel zu wichtig, um sie den extrem Rechten zu überlassen.

Von Jan Grossarth

Die Wahlprogramme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

burg-Vorpommern offenbaren, wie die Bildungs- und Kulturpolitik zum Hebel einer »blauen Wende« werden soll. Auch Baukultur und Architektur erhalten auffallend mehr Raum als in den Jahren zuvor.

Im Papier von Mecklenburg-Vorpommern liest man von der großen Bedeutung des »eigenen Zuhauses«, das Schutz und Geborgenheit bietet und die Grundlage für eine Familie

ist: »Stabilität gegen steigende Mietum der Städte, auf die industriellen Umbrüche, wurden Villen nach dem Vorbild von Schwarzwaldhöfen und Märchenschlössern errichtet. Sie bereichern die Städte bis heute, etwa im Frankfurter Malerviertel. Aber die Debatte, an die sie erinnern, ist problematisch. Mit dem Heimatstil war auch der teilweise völkisch und rassistisch aufgeladene Diskurs über »deutsches« Bauen, gute und fremdartige Dachformen, industrialisiertes Bauen verbunden. An diese Ideenwelt knüpft die AfD an. Nach einer Regierungsübernahme wer-

ten und Wohlstand über Generationen«. Gebaut werden soll nun wieder traditionell und regional. Zur »Würde« des Wohnens gehört für die AfD nicht nur eine bezahlbare Miete, sondern auch schönes Bauen sowie der Erhalt historischer Bauwerke.

»Unsere Städte und Dörfer leben nicht nur von neuen Gebäuden, sondern von ihrer Geschichte und ihrem gewachsenen Charakter«, liest man an anderer Stelle. »Alte Häuser, Bauernhöfe, Gutshäuser und historische Stadthäuser sind keine bloßen alten Steine, sie sind Zeugnisse unserer Kultur, unserer Handwerkskunst und unserer Heimat.«

Werner Dieterich / Westend61 / picture alliance
Heidelberger Bahnstadt: Überall in Deutschland das gleiche trostlose Bild

Diese Sätze folgen der Logik des Denkmalschutzes, dem die AfD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auch de »jedes Bauobjekt, bei dem das Land oder eine Kommune Träger ist und das einem öffentlichen Zweck dient, eine anerkannte Bau-tradition aufzugreifen« haben, heißt es für Sachsen-Anhalt.

Konkret geht es um eine Änderung der Bauordnung. Schulen und Rathäuser, aber auch kommunale Wohnbauten hätten sich demnach vom Repertoire der Baugeschichte zu inspirieren. Was genau ist gemeint? Fachwerk? Umgebindehäuser? Soll fortan deutsch, sachsenanhaltisch, preußisch gebaut werden? Und wäre eine bajuwarische Barockkirche erlaubt? Und welche Kommune soll das alles bezahlen – wo doch schon der heutige Massenbau so teuer geworden ist?

mehr Geld verspricht. Jenseits von Subventionen sollen die »gewachsene« Baukultur und die bestehenden Siedlungsstrukturen mit Mitteln des Baurechts vor Abriss, Spekulation und Investorenprojekten geschützt werden. Dies wäre auch unter grünen und klimapolitischen Vertretern nachhaltigen Bauens konsensfähig.

Der Konflikt entsteht an anderer Stelle: Der Neubau gerät in den Fokus. Die AfD im Nordosten verspricht Förderungen von regionaltypischem Bauen. Und an manchen Formulierungen wird deutlich, wie die AfD die Architektur geschichtspolitisch auflädt. So ist pauschal von einer »Gesichtslosigkeit moderner Architektur« die Rede, die ein Grund sei für angeblich »mangelnde Identifikation mit der Heimat«. Im Programm heißt es wörtlich: »Bei öffentlichen Bauten soll in Zukunft auf einen architektonischen Heimatstil geachtet werden.«

Heimatstil also. Dieser war eine Stilrichtung im frühen 20. Jahrhundert. In romantischer Reaktion auf das Wachs-

»Anerkannt« setzt die AfD mit traditionell gleich. Ein Beispiel zeigt, wie paradox solches Denken

sein kann: Als traditionell gilt laut dem Programm für Mecklenburg-Vorpommern der Backstein. Ironischerweise verrät der unsentimentale Blick in die Geschichte, dass der Ziegel von einigen Baumeistern des Heimatstils als Problem gebrandmarkt wurde. Er galt Professoren der völkischen Baukunst als Menetekel. Wertvoll fanden sie Naturstein, Holz und Handwerk.

Bei allem Spott besetzt die AfD mit ihrer Kritik am Bauen ein Thema, das weit über ihre eigene Wählerschaft hinausreicht. Denn die Frage, wie unsere Städte, Dörfer und Wohngebiete aussehen, wie viel Geschichte in ihnen bewahrt wird und ob Neubauten mehr sein können als gesichtslose Zweckarchitektur, betrifft alle. Gerade deshalb wäre es fatal, dieses Unbehagen den extremen Rechten zu überlassen. Sie benennen zum Teil ein echtes Problem.

Die Geschichte der Neubauten ist reich an Entfremdungs- erlebnissen. Beispiel Europacity Berlin: Das Viertel nördlich vom Hauptbahnhof mit seinen sterilen Blöcken gilt als vertane städtebauliche Chance. Die austauschbaren Quader aus Stahl, Glas und Plastik laden nicht zum Verweilen ein. All dies so verwechselbar und charakterlos wie das Frankfurter Europaviertel. Dessen Europa-Allee ist auch nach so vielen Jahren nachts noch unbelebt, sie wurde in Frankfurt als »Stalinallee« verspottet. Oder das Beispiel Heidelberger Bahnstadt: Sie ist zwar ein ambitioniertes Passivhausquartier, aber die Raumwirkung bleibt öde. Sie ist ökologisch vorbildlich, aber ästhetisch umstritten. Allen dreien wird vorgeworfen, austauschbar zu sein. Sie bieten wenig emotionale Anker.

Nicht nur der Städtebau, sondern auch die vielen neuen Einfamilienhaussiedlungen werden zum ästhetischen Ärgernis. Hier sieht man, dass sich Kritik nicht nur gegen »Architektureliten« und Investorenbau wenden ließe, sondern gegen das Wahlvolk. Fährt man durch Dörfer und Kleinstädte, stellt sich ein deprimierendes Gefühl ein. Es scheint, als wäre niemals so wenig ambitioniert gebaut worden wie in den vergangenen 15 Jahren. Schottergärten, doppeltürige Carports, funktionalistische Energiesparkästen – Nachbarschaften aus Sichtschutzzäunen, Plastikrollos, weißen Dämmschichten und schwarzen Dachziegeln. Fassaden gestrichen im immer gleichen Weiß und Grau. Wohn-Industriegebiete wie Mondlandschaften.

Hat die Menschheit ihre Lebensorte jemals so rücksichtslos mit Blick

auf den öffentlichen Eindruck gestaltet? Als ginge es beim Bauen nur darum, kosteneffizient maximalen »lichtdurchfluteten« Wohnraum zu schaffen? Warum ist der Garten hier nicht mehr Garten, sondern bloß noch Freisitz für den Aperol Spritz mit Aufblaspool? Stellt die AfD auch diese Fragen? Oder passen sie nicht in die wirtschaftsliberale, populistische Rhetorik?

Der Hausbau ist wie eine Allegorie für eine narzisstisch eingekapselte Gesellschaft. Zugleich ist das Problem eingebettet in den technologischen Rahmen der Bauprozesse. Es gibt unzählbare funktionale Anforderungen. Wer baut, hat eine Reihe an Schutzbedürfnissen zu berücksichtigen, etwa Schallschutz, Brandschutz, Gewässerschutz, Klimaschutz. Alle haben ihren Sinn. Durch die funktionalen Anforderungen ist das Bauen besser geworden. Jedoch hatte die Ästhetik immer weniger Priorität. Viele heute denkmalgeschützte Bauernhäuser oder Heimatstilvillen dürfte man in ihrer damaligen Konstruktion nicht mehr bauen. So gesehen entlarven sich die Wahlversprechen als utopisch.

Fragen über Fragen an den Realitätsbezug der rechten Versprechen. Dazu kommt: Sowohl von Geschichtlichkeit als auch von Schönheit spricht man in der Fachwelt des Bauens mit Vorsicht. Beides steht ein wenig unter Verdacht des Reaktionären. Und trotz allem: Das ästhetische Unbehagen gehört zum demokratischen Streit. Es wäre verkehrt, es der AfD zu überlassen. Denn sie macht einen entscheidenden Fehler. Sie reduziert Geschichtlichkeit und Schönheit auf das Vergangene. Tatsächlich können auch die Moderne, Postmoderne und das »nachhaltige Bauen« neue Formen von Geschäftsbezug und Schönheit hervorbringen.

Auch dafür gibt es Beispiele. Im Viertel King's Cross in London entstehen rund um viktorianische Ziegelindustriebauten und einen historischen Kanal stimmige, wenn auch teils exzentrische Neubauten, die eine Geschichte weitererzählen. Das 2025 fertiggestellte Basler Lysbüchelareal Süd ist eine herrliche Blockrandbebauung durch jeweils individuelle Teilgebäude. Einige davon haben wiederverwendete Materialien wie Ziegel an der Fassade, andere werten mit Terrazzo-artigen Lehmböden auf, und sie umranden bunt und vielfältig einen belebten grünen Innenhof. Und, gleich nebenan: das ehemalige Weinlager Basel, aus dem Architekten ein modernes, lebenswertes Wohngebäude mit grünem Wellblech, orangefarbenem Sichtschutz und dekorativen Vollholzpfeilern im Innenraum gemacht haben.

Gerade mit Blick auf solche Beispiele zeigt sich, wie Geschichtlichkeit verstanden werden kann. Geschichtlichkeit heißt nicht, Geschichte zu rekonstruieren, sondern an ihr weiterzubauen. Das kann bedeuten, alten Bestand in neues Licht zu setzen. Neubauten sollten sich im Maßstab, durch die Materialwahl und mit Respekt vor den Gegebenheiten eines Ortes stimmig einfügen. Der Neubau wird so zu einer neuen Schicht neben und über den alten.

Was kann man dafür politisch tun? Die oberste Prämisse wäre, bestehende Häuser und Stadtstrukturen ernster zu nehmen. In der Region Brüssel soll der Erhalt bestehender Gebäude zum Grundsatz werden; wer abreißen will, müsste den Abriss begründen. Längst haben sich dort Materiallager gefüllt und spannende neue Projekte gespeist. Strengere gestalterische Vorgaben über Bebauungspläne und Ausschreibungen sind legitim. Die Mustersiedlungen des modernen »Neuen Bauens« wie die ab 1926 errichtete Ernst-May-Siedlung in Frankfurt-Praunheim folgten ursprünglich strengen ästhetischen Vorgaben, für Fassadenfarben wie für die Anlage und Nutzung der Gärten.

Der Staat kann ästhetische Bildung zum Pflichtschulstoff machen – Baukultur als Schulinhalt. Und der Städtebau kommt oft zu besseren Ergebnissen, wenn Bauplätze in kleineren Parzellen an viele Bauherrn und -gruppen vergeben werden als an einen einzigen. Das zeigen etwa die vielfältigen ökologischen Architekturen des Französischen Viertels in Tübingen oder von Vauban in Freiburg. In Vauban verzichtete die Stadt auf gestalterische Vorgaben zu Materialien, Farben und Dachneigungen und schuf ganz unterschiedliche Parzellengrößen. Im Ergebnis steht wunderschöne Vielfalt. Hier führten weniger Stilvorgaben zum Erfolg.

Was ist also tatsächlich schiefgelaufen im Neubau? Im Zusammenspiel von ökonomischem Druck, technischen Anforderungen und einem privaten Bauen, das den eigenen Komfort oft höher gewichtet als die Wirkung im öffentlichen Raum, wird das Bedürfnis nach Schönheit, Besonderheit und Heimat immer weniger befriedigt.

Trotzdem taugt der Blick auf Geschichtlichkeit nicht für den Kulturkampf. Eine bedachte Verortung des Bauens in Zeit und Raum prägt gute Orte. Unsere Häuser und Viertel können Quelle der Erholung sein wie die Natur – oder bloß Wohnmaschinen. Schönheit und Geschichte lassen sich nicht sinnvoll ins Korsett bestimmter Traditionen pressen. Sie lassen sich auch nicht verordnen. Aber eine demokratische Gesellschaft kann Bedingungen schaffen, unter denen sie wieder wahrscheinlicher werden.

Helmut Fricke

Jan Grossarth, geboren 1981, ist Professor für Bioökonomie und Ressourcen an der Architekturfakultät der Hochschule Biberach. Sein neues Buch »Traum vom Haus. Zur ästhetischen Krise des Bauens« erscheint am 2. September.

AUSLAND

Wahlkämpfer Eisenkot in Karmiel

Der Anti-Bibi

Israel Ex-Armeechef Gadi Eisenkot hat seinen Sohn im Gazakrieg verloren. Nun will er bei der Wahl im Herbst Netanyahu als Premierminister ablösen und Normalität im Land herstellen.

Es dauert keine zwei Minuten, bis Gadi Eisenkot auf der Bühne des Kulturzentrums von Karmiel in Galiläa auf seine Zeit in der Armee zu sprechen kommt: Während des Zweiten Libanonkriegs vor 20 Jahren habe er den damaligen Bürgermeister der Gemeinde als starken Anführer kennengelernt – als einen Mann, der wisse, was Verantwortung bedeute und wie man mit gutem Beispiel vorangehe, sagt er. Es klingt ein wenig, als spräche er über sich selbst.

Gadi Eisenkot, 66, ist wenige Wochen vor der Knessetwahl Ende Oktober zum Haupt-konurrenten von Langzeit-Premier Benjamin »Bibi« Netanyahu aufgestiegen. 41 Jahre hatte er in den Streitkräften gedient, davon vier Jahre als Chef der Armee. Nun führt er die von ihm gegründete zentristische Partei Yashar (Deutsch: geradlinig) an, die in Umfragen vor Netanyahu Likud liegt.

Im Kulturzentrum von Karmiel wirkt Eisenkot noch immer wie ein Soldat. Er ist übergewichtig, hat einen Stiernacken und ein vernarbtes Gesicht. Seine Rede hält er in einem eintönigen Bass, fast ohne Gestik und Mimik, das Mikrofon stets mit der rechten Hand umklammert.

Dieser Mann, der kaum über politische Erfahrung verfügt, hat trotzdem eine Chance, ins mächtigste Staatsamt gewählt zu werden. Israel ist ein schwer traumatisiertes Land, in dem sich viele Menschen nach einem Politiker sehnen, der kein Showmann ist, der ihre Sorgen kennt. Sie wollen ein Ende des permanenten Ausnahmezustands, einen Anti-Bibi. In einer Zeit von Terror, Krieg und Polarisierung steht Eisenkot für die Rückkehr zu Normalität. Seine geringe politische Erfahrung und sein mangelndes Charisma könnten ihm womöglich gar zum Vorteil gereichen. Viele Israelis können sich mit ihm identifizieren, mit harter Arbeit – und schwerem Verlust.

Im Dezember 2023 wurde Eisenkots Sohn Gal, damals 25 Jahre alt, beim Reservedienst in Gaza durch eine Sprengfalle getötet. Bei der Beerdigung hielt der Ex-Armeechef, die Augen hinter einer schwarzen Sonnenbrille versteckt, mit brechender Stimme die Grabrede: Gal habe nach dem Terrorangriff vom 7. Oktober nicht gezögert, in den Krieg zu ziehen. Er selbst habe ihn zu seiner Division gefahren; sein Sohn habe die Geiseln zurückholen und die Hamas besiegen wollen. Am Ende versprach Eisenkot, das Andenken seines Sohns zu ehren, »indem wir uns einbringen, wie auch immer es möglich ist«.

Eisenkot, sagt der politische Journalist Nadav Eyal, der an der Columbia-Universität in New York lehrt, sei mit seiner Familiengeschichte »in vieler Hinsicht ein klassischer Zionist«, ein Soldat, der sein Leben dem Staat Israel verschrieben habe. Auch das unterscheide ihn von Netanyahu, der sich sehr viel stärker an den USA orientiere, dessen Sohn nicht in der kämpfenden Truppe gedient habe und schon länger in Miami lebe, von wo aus er sich immer wieder hetzerisch in den sozialen Medien zu Wort melde.

Noch immer ist die Armee, zumindest für jüdische Israelis, zentrale Integrations- und Aufstiegsmaschine. Eisenkot hat es auf diesem Weg vom Rand bis an die Spitze der Gesellschaft geschafft. Er wurde 1960 als Sohn jüdisch-marokkanischer Einwanderer in Tiberias am See Genezareth geboren. Wegen der Arbeit in einer Kupfermine zog Vater Meir mit der Familie nach Eilat am Roten Meer, in den äußersten Süden des Landes.

»Da war Gadi sechs Monate alt«, sagt Yaakov Kissos, ein Kindheitsfreund, der jetzt Wahlkampf für Eisenkot macht. Er ist braun gebrannt und trägt seine weißen Haare gegelt. Er betreibt ein Wassersportgeschäft am Strand von Eilat. Eisenkot sei in »der miesesten Gegend der Stadt« aufgewachsen, habe schon früh Verantwortung übernommen, indem er auf die jüngeren Geschwister aufgepasst habe, wenn die Eltern hätten arbeiten müssen. Er sei immer »ziemlich schüchtern« gewesen, habe nicht »die typisch israelische Chuzpe« gehabt. Seine Frau Hanna, mit der er später fünf Kinder bekam, lernte er mit 16 kennen. Sie seien oft beim Segeln auf dem Wasser gewesen, eigentlich hätten sie gemeinsam zur Marine gehen wollen, sagt Kissos. Doch dann habe sich Eisenkot spontan als Infanterist bei der Golani-Brigade verpflichten lassen. »Er wollte das Land spüren und ein Kämpfer werden.«

Eisenkot sei »in keiner Weise als elitär« angesehen worden, sagt Amos Harel, Militärreporter bei »Haaretz«. Die Golani-Brigade habe den Ruf einer »Brigade des Volkes« gehabt, die Einheit hatte in mehreren Kriegen schwere Verluste erlitten. Viele andere Armeechefs waren in Eliteeinheiten wie Sayeret Matkal oder bei den Fallschirmjägern aufgestiegen. Eisenkot machte sich einen Namen als Kommandeur im Libanonkrieg. 1982 wurde er in Beirut verwundet; noch heute trage er davon einen Splitter in der Stirn, sagt Kindheitsfreund Kissos.

Als Chef des Nordkommandos prägte Eisenkot 2006 die »Dahija-Doktrin«, benannt nach der Hisbollah-Hochburg im Süden der libanesischen Hauptstadt Beirut: Wenn Israel von einem Gebiet aus angegriffen wird, soll die Armee dort nicht nur punktuell vorgehen, sondern mit überwältigender, ausdrücklich »unverhältnismäßiger« Gewalt. Ein Ansatz, der im Krieg gegen die Hamas im Gazastreifen ab 2023 zur Norm wurde, wie Kritiker sagen.

Auch 2018, nun als Generalstabschef, sei Eisenkot »nicht zimperlich« vorgegangen,

Armeechef Eisenkot, Premier Netanyahu 2015: »Komplett andere Person« sagt Reporter Harel. Damals ließ er Teilnehmer von Massendemonstrationen an der Grenze Gazas gezielt beschießen. Doch in den besetzten Gebieten habe er versucht, die Einsatzregeln durchzusetzen. In Eisenkots Zeit als Armeechef fällt auch die Affäre um den jungen Soldaten Elor Azaria, der 2016 in Hebron einen schwer verwundeten palästinensischen Angreifer erschoss. Eisenkot trat dafür ein, dass der Fall strafrechtlich verfolgt wurde – dafür wurde er von Politikern und Demonstranten heftig attackiert.

Alexi J. Rosenfeld / Getty Images
Ex-General Eisenkot bei Grabrede für Sohn Gal 2023: »Einbringen, wie auch immer es möglich ist«

Nach dem 7. Oktober habe es unter Israelis eine Sehnsucht gegeben, die Gesellschaft zusammenzuführen, sagt Analyst Eyal, was Netanyahu auch wegen seiner ultraorthodoxen und rechtsextremen Koalitionspartner aber nicht gelang. Die Israelis haben das Trauma des Angriffs nie aufarbeiten können, weil ständig neue Krisen und Kriege dazukamen. »Die Menschen hier sind vor allem erschöpft«, sagt der Psychologe Eran Halperin, der an der Hebräischen Universität in Jerusalem die Stimmung der Wähler untersucht. Die Netanyahu-Regierung bombardiere »die Menschen täglich mit Aussagen und Ideen, die völlig irre sind«. Eisenkot dagegen erzeuge bei vielen »fast schon ein Gefühl von Nostalgie«, die Sehnsucht nach einer vermeintlich »guten alten Zeit«.

Überraschend an Eisenkots Aufstieg ist auch, dass er das Bündnis der früheren Premiers Naftali Bennett und Yair Lapid hinter sich ließ. »Sie werden von vielen als mitverantwortlich für die schlimme Lage gesehen«, sagt Meinungsforscher Halperin. Außerdem hätten die Wähler die Fusion der Parteien von Bennett und Lapid als »reines politisches Manöver« gesehen. Eisenkot sei ein »Anti-Politiker«, dem solche Deals und Winkelzüge fremd seien.

Der Ex-Militär kann seinen Einsatz in der Politik glaubhaft als Pflichterfüllung vermarkten. Nach dem 7. Oktober trat er zusammen mit seinem damaligen Partner Benny Gantz in eine nationale Notstandsregierung ein. Dort habe er zunächst auf Zurückhaltung im Kampf gegen die Hisbollah-Miliz und auf die Rückholung der Geiseln aus Gaza gedrungen, sagt Journalist Harel. Dass er erst im Sommer 2024 aus dem Kabinett zurücktrat, nachdem längst klar gewesen war, dass Netanyahu und seine rechtsextremen Partner in Gaza den Krieg »nicht verantwortungsvoll« führten, beschäftige ihn »sicher bis heute«.

Sollte Eisenkot die Wahl gewinnen und Premier werden, dürfte es ihm vor allem darum gehen, die demokratischen Institutionen wieder zu stärken, die unter Netanyahu und seinen radikalen Verbündeten beträchtlichen Schaden genommen haben. Eisenkot hat angekündigt, eine staatliche Untersuchungskommission zum 7. Oktober einzurichten. Er will das Bildungssystem stärken, die Lebenshaltungskosten senken, die Abwanderung von Fachkräften rückgängig machen. Zentral ist für ihn eine nationale Dienstzeit, die ultraorthodoxe und arabisch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ableisten sollen. Die Annexion palästinensischer Gebiete will er verhindern, weil dies eine spätere Trennung der Bevölkerungen unmöglich mache. Eisenkot sei allerdings »nicht anti Siedlungen«, sagt Journalist Harel. Laut Kindheitsfreund

Kissos lebt eine seiner Schwestern schon lange im besetzten Westjordanland. Wie fast alle Israelis spricht er stets von »Judäa und Samaria«.

Eine Regierungsmehrheit wird Eisenkot wohl nur dann zusammenbekommen, wenn er arabische Parteien in eine mögliche Koalition holt, was bei vielen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n jedoch umstritten ist. Eisenkots Team hat sich für ein mögliches Bündnis mit Vertretern der Minderheit einen Satz zurechtgelegt: Man sei bereit, mit allen Parteien zusammenzuarbeiten, die Israel als jüdischen und demokratischen Staat anerkennen. Zuletzt sagte er, er wolle notfalls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ohne arabische Parteien bilden.

Der Wahlkampf in Israel dürfte in den kommenden Wochen noch härter werden. Im Juli veröffentlichte der Likud ein KI-generiertes Video, in dem Eisenkot mit offenen Armen über eine Blumenwiese auf einen jungen Mann zuläuft, auf dessen T-Shirt die Aufschrift »Einheit Israels« steht. Doch dann lässt er ihn stehen, um den arabischen Politiker Mansour Abbas zu umarmen. Die Botschaft: Ohne die arabischen Parteien habe Eisenkot keine Mehrheit. Viele User sahen bei der KI-Figur des jungen Mannes eine auffällige Ähnlichkeit mit Eisenkots gefallenem Sohn Gal, was der Likud zunächst bestritt, dann aber eine veränderte Version veröffentlichte.

Nach seiner Rede in Karmiel beantwortet Eisenkot Fragen aus dem Publikum. Ein junger Mann will von ihm wissen, wieso sein Team Angriffen des Likud nicht mit Härte entgegentrete; das sei es schließlich, »was junge Leute begeistert und was funktioniert«. Eisenkot spricht zunächst darüber, dass er selbst einst von Netanyahu zum Armeechef gemacht worden sei und unter dem Likud gedient habe, bevor sich der Premier zu einer »komplett anderen Person« entwickelt habe. Es klingt wie ein Angebot an Netanyahuus Wähler, sich für ihn zu entscheiden, weil ihr Anführer den Verstand verloren hat.

Eisenkot müsse unentschiedene Likud-Wähler nicht unbedingt davon überzeugen, ihn zu wählen, sondern lediglich davon, am Wahltag zu Hause zu bleiben, »weil sie ihn als ausreichend rechts und insgesamt als kleineres Übel ansehen«, sagt Meinungsforscher Halperin. Bisher funktioniert die Taktik, der Härte des Likud mit Sachlichkeit zu begegnen. Je näher aber der Wahltermin rückt, desto mehr könnte Netanyahu Team in Panik geraten, Krisen schüren und persönliche Attacken fahren. Vieles werde davon abhängen, »wie schnell Eisenkot lernen kann, als Politiker zu agieren«, sagt Analyst Eyal: »Und das wird nicht nur über den Ausgang der Wahlen entscheiden, sondern – falls er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gewählt wird – auch über den Verlauf seiner Amtszeit.« Thore Schröder; Mitarbeit: Michal Mar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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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zcarraldo am Hindukusch

Afghanistan Der Frankfurter Aaron Azim will das Land mit der Welt verbinden, durch eine Eisenbahn. Und die Taliban?

Aaron Azim steht auf seiner Baustelle in Rosanak im Nordwesten Afghanistans. Vor ihm liegt ein Feld aus Fels und Staub. Bulldozer schieben Schotter über den Boden.

Der Unternehmer aus Frankfurt am Main trägt hier einen dunklen Turban. Der Gurt seiner Kalaschnikow, seiner AK 47, liegt über der Brust. Das Telefon hält er in der Hand. Azim, 49 Jahre alt, kneift die Augen zusammen und blickt zufrieden auf seine Eisenbahntrasse. Sie ist 43 Kilometer lang und schließt die letzte Lücke zwischen Herat in Afghanistan und Iran.

Azim hat 250 Tonnen Dynamit versprengt, um dieses Schienenwerk in die raue Natur zu setzen. 35.000 Tonnen Betonschwellen liegen hier, 6000 Tonnen Gleise, 80 Brückenköpfe aus Granit. »Deutsche Qualität«, ruft der Hesse gegen den Wind, »alles gebaut von Afghanen.«

Hoch über dem Bahnhofsgebäude von Rosanak flattert eine weiße Flagge, mit arabischer Schrift und dem Glaubensbekenntnis der Muslime. Es ist die Flagge der Taliban. Auch auf dem Schreibtisch des Bahnhofsvorstehers steht die weiße Flagge, in Kleinformat. Azim geht dem Talib mit ausgestreckten Armen entgegen. Die Männer trinken Tee. »Früher haben wir aufeinander geschossen, heute reden wir. Das ist Fortschritt, oder?«, sagt er.

Als Azim seine Firma Cinderella International Group 2007 in Herat eröffnete, war Afghanistan noch eine Republik. Ein gewählter Präsident regierte das Land. Zehntausende westliche Soldaten kämpften gegen die Islamisten, und Dutzende Länder schickten Geld, um den Wiederaufbau voranzutreiben: Schulen, Verwaltung, Kliniken, Straßen. Seit fünf Jahren herrschen wieder die Taliban. Männer mit langem Bart und mit Kajal geschminkten Augen patrouillieren mit abgegriffenem Schnellfeuergewehr die Straßen. Azim ist trotzdem in Afghanistan geblieben. »Ich bin Pragmatiker«, sagt er. Er habe zu viel investiert, um es jetzt wieder aufzugeben.

Stört es ihn also nicht, dass die Taliban Frauen in den Häusern einsperren? Dass die Islamisten Journalisten wegsperren, Ehebrecherinnen wieder gesteinigt werden? Dass Mädchen nur bis zur sechsten Klasse zur Schule gehen dürfen? Wie lässt sich das ignorieren?

Auch er habe eine Tochter, sagt Azim. Auch er wünsche sich, dass Mädchen in Afghanistan zur Schule gehen und Frauen arbeiten dürfen. Doch jedes neue System habe eigene Regeln und Gesetze. Gerade seien hier eben die Taliban die »Bestimmer«.

Die Regierung unter Präsident Ashraf Ghanì sei »toxisch« gewesen, sagt er, »korrupt bis auf die Knochen«. Ghanis engste Vertraute hätten Unternehmer wie ihn für Deals in einen gesonderten Raum geschoben, »ohne Handy und Millionen Dollar gefordert, im Gegenzug für Aufträge«. Der Zorn darüber ist ihm noch immer anzumerken.

In Deutschland tritt Azim meist im Anzug auf. Hier trägt er das traditionelle weite Hemd und lockere Hosen. Den Bart lässt er bis auf die Brust wachsen und betet fünfmal am Tag. »Ich habe mich integriert«, sagt er.

Nicht alle westlichen Werte müssten in Afghanistan durchgesetzt werden, findet Azim. Unter den Taliban könne er jetzt sicher mit dem Auto von Kabul nach Herat fahren, rund 1000 Kilometer weit, ohne angegriffen zu werden. »Auch das ist ein Wert.« Er arbeite mit jedem zusammen, der das Land voranbringen will.

Aber kann man überhaupt mit den Taliban zusammenarbeiten? »Man muss«, sagt Azim. »In Afghanistan regiert, wer mit am Tisch sitzt.«

Azim hat einen Traum. Er will Afghanistan mit der Welt verbinden, durch eine Eisenbahn. Noch 50 Kilometer Schienenbau, sagt er, dann werde tatsächlich eine Bahn vom Industrieviertel und dem Flughafen in Herat, seiner Geburtsstadt, nach Iran führen, bis zur Handelsmetropole Maschad und von dort weiter nach Europa. Azim ist überzeugt: Die Eisenbahn ist die Zukunft Afghanistans.

Das Land liegt zwischen den energiereichen Staaten Zentralasiens und dem Nahen Osten sowie den südasiatischen Märkten und Europa. Als Transitkorridor kommt ihm deshalb große Bedeutung zu. Wer die Wege beherrscht, kontrolliert Rohstoffe und Warenströme, militärische Nachschubwege. Man könnte auch sagen, Straßen und Schienen sind Geopolitik aus Asphalt und Stahl.

Schon einmal wollte ein Herrscher Afghanistan mithilfe einer Eisenbahn modernisieren. Das ist gut 100 Jahre her. König Amanullah Khan baute die erste Schmalspurstrecke des Landes. Sie war nur sieben Kilometer lang. Das Projekt scheiterte. Die Afghanen fürchteten eine »Verwestlichung« und stürzten Amanullah. Seine verrostete Lokomotive steht zu besichtigen in Darulaman südwestlich von Kabul.

Die heutigen Machthaber in Kabul sind Islamisten, aber sie unterstützen das Eisenbahnprojekt. Sie brauchen Erfolge. Afghanistans Wirtschaft liegt am Boden. Die Arbeitslosigkeit ist hoch. Die Taliban haben dem Volk wenig anzubieten. Millionen Familien sind von Geldsendungen durch Verwandte im Ausland abhängig.

Dabei könnte Afghanistan wohlhabend sein. Neben Gold, Kupfer, Gas und Öl soll sich auch eine der weltweit größten Lithiumvorkommen unter der Erde am Hindukusch befinden. Afghanistan könnte das »Saudi-Arabien für Lithium« werden, schrieb die »New York Times«. Lithium wird für Batterien von Smartphones und Laptops benötigt. US-Geologen schätzen den Wert der afghanischen Rohstoffe auf rund drei Billionen US-Dollar. Zum Transport aber brauche es eine Bahn, sagt Azim.

Die meisten Strecken enden bislang im Grenzgebiet. Usbekistan Railways reicht gerade mal 75 Kilometer ins Land, bis nach Masar-i-Scharif. Die Turkmenen bauten nur 30 Kilometer Schienen, bis nach Andkhoy. Nun aber will Kasachstan eine Strecke über 1200 Kilometer quer durch Afghanistan bis nach Pakistan finanzieren. Azim würde sie gern bauen und gründete bereits ein Joint Venture mit einer kasachischen Baufirma.

Der Schotter knirscht unter Azims Sohlen. Eine Brechmaschine zermalmt Steine. Der Wind pfeift. Azims Bauleiter hat Kopf und Mund mit einem Tuch vermummt. Der Ingenieur sucht einen ruhigen Ort, zeigt dem Chef ein elektronisches Tablet. Mehrere Weichen müssen noch einmal ausbalanciert werden. Azim importierte dafür Tamping-Maschinen aus Europa. »Aus Italien«, sagt er stolz. So eine Maschine ist fast so groß wie ein Einfamilienhaus. Sie wurde in Einzelteile zerlegt und auf Lastern über Tausende Kilometer nach Herat transportiert. Azim flog deutsche Fachleute ein, damit diese seine Ingenieure an dem Gerät schulen.

In der Ferne dröhnen Explosionen. Arbeiter sprengen Gestein aus den Felsen. Azims Bauleiter diskutiert mit dem Chef über Zeichnungen, Fotos und Landkarten. Mittags rollt ein Arbeiter auf dem Boden des Baubüros ein wächsernes Tischtuch aus, das Sofreh. Alle versammeln sich darum; es gibt Cola, Reis und Hähnchen, und für einen Moment hat Azim sogar die AK-47 entspannt neben sich abgelegt.

Azim wurde in Herat geboren. Die Azims gehörten damals zu den einflussreichsten Familien der Stadt. Sie besaßen Land und Häuser. Dann brach in dem Land ein Bürgerkrieg aus. Die Familie floh nach Frankfurt am Main. Azim war damals, zu Beginn der Neunzigerjahre, 15 Jahre alt. Aus Haroon, übersetzt: der Erleuchtete, wurde Aaron. Das klang weniger fremd in den Ohren deutscher Behördenmitarbeiter.

Geschäftsmann Azim in Herat

Mohammad Mohsen Karimi / DER SPIEGEL

Mit 19 begann Azim eine Lehre zum Gebäudereiniger. Mit 22 gründete er seine erste Firma, ein Reinigungsunternehmen. Er meldete die Eltern von der Sozialhilfe ab, zahlte Steuern, erhielt die Staatsbürgerschaft, gründete ein zweites Unternehmen, baute Wohnhäuser und kaufte Hotels.

Nach dem 11. September 2001 marschierten die USA und ihre Verbündeten in Afghanistan ein. Die US-Regierung hat in fast 20 Jahren in dem Land rund 141 Milliarden Dollar in den Wiederaufbau investiert, darunter Straßen, Strom und Wasserversorgung. Unternehmer wie Azim ergatterten riesige Verträge, oft über zwei- oder sogar dreistellige Millionensummen.

Rund zwei Milliarden flossen allein in die Ring Road, eine der längsten Ringstraßen der Welt. Sie ist 2200 Kilometer lang und verbindet die wichtigsten Städte Kabul, Kandahar, Herat, Masar-i-Scharif und Faizabad. Azim erhielt den Zuschlag für 52 Kilometer, für den Bau von Armalik in der Region Herat bis nach Laman in der Provinz Badghis. Das war 2012.

Ende vergangenen Jahres wurde die Straße schließlich fertig. Nach 13 Jahren. Azim sagt, die Operation erinnere ihn an Werner Herzogs Film »Fitzcarraldo«. Darin zieht der Held ein Dampfschiff über einen Berg, weil er auf der anderen Seite ein Kautschukgebiet ausbeuten will.

Wer heute in Afghanistan am Sabzak-Pass auf 2500 Metern steht, auf Azims neuer Asphaltstraße, die so solide wirkt wie eine Passstraße in der Schweiz, mit Granitfelstunneln und Hunderten Drainagebrücken, wundert sich, wie sich ein solches Bauwerk in einem so menschenfeindlichen Gelände überhaupt umsetzen lässt.

Dabei sei die Natur nicht sein größter Feind gewesen, sagt Azim. Gegner der damaligen Regierung griffen die Baustelle immer wieder an. Es gab Tote. Drei seiner Arbeiter seien erschossen worden, sagt Azim. Es schmerzt ihn bis heute. Azim selbst verteidigte die Baustelle über Monate zusammen mit seinen Mitarbeitern. Er zeigt Einschusslöcher in Gebäuden und Fotos aus dieser Zeit, immer mit AK-47, dem »guten Freund«, wie er seine Waffe nennt. Keine zehn Meter geht Azim hier ohne sie. »Am Ende«, sagt er, »kannst du dich nur auf dich selbst verlassen.«

Die Angreifer waren Bewohner der umliegenden Dörfer. Viele litten Hunger. Ihre Ziegen und Schafe fanden in der Felslandschaft kaum Futter, und sie profitierten nicht vom Straßenbau. Deshalb waren sie dagegen.

Azim verhandelte mit den Dorfbewohnern, stellte sie als Arbeiter ein. Für sechs Euro am Tag. Den Familien entlang der Route lieferte er Reis, Öl und Zucker, sodass es dort täglich drei Mahlzeiten gab. »Wenn jeder ein Stück Brot bekommt, schießt keiner«, sagt Azim.

Die Rückkehr der Taliban hat die Machtverhältnisse im Land auf den Kopf gestellt.

Hunderttausende verloren ihre Jobs und die Frauen ihre Freiheit. Tausende Familien wurden aus ihren Häusern vertrieben. Alte Blutfehden wurden beglichen. Manchen aber bot der Neustart auch Gelegenheiten. Wie Azim.

Im Hof prangt, von Flutlicht angestrahlt, ein riesiges C aus Beton, der erste Buchstabe von Cinderella International Group. »C für Cinderella, wie Aschenputtel«, erklärt er und nimmt einen tiefen Zug von seiner Zigarre, einer Cohiba Robustos Tubos, das Stück für 27 Dollar. »Wir Azims waren am Boden, wir mussten in Deutschland Straßen putzen, jetzt stehen wir wieder auf.«

Wenn Azim heute über das Gelände in Herat schreitet, nicken ihm Männer ehrfürchtig zu. Ihm gehören inzwischen riesige Ländereien und eine Reihe Immobilien in der Stadt. Er hat die alte Familienresidenz zurückgekauft und ließ die Moschee renovieren, den Prediger tauschte er aus.

Azim versteht sich als Vermittler zwischen West und Ost, als Anlaufstelle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Afghanistan, seinem Heimatland, in dem er, anders als in Deutschland, noch Berge versetzen kann wie am Sabzak-Pass. Und wenn Azim mal nicht hier sein kann, weil er seinen Geschäften in Frankfurt nachgeht oder die Familie sieht, lässt er jetzt im Büro seine Insignien zurück: den seidenen Turban, der ihn als Oberhaupt der Familie ausweist, und die AK-47.

»Es gibt Parallelen zum Deutschland der Dreißigerjahre«

SPIEGEL-Gespräch Der britisch-amerikanische Investor Michael Moritz gab Google, YouTube und Elon Musk Kapital. Nun hadert er mit dem Silicon Valley. Obwohl seine Familie vor den Nazis floh, hat er die deutsche Staatsbürgerschaft angenommen.

Moritz, 71, empfängt in seinem Büroloft über einer alten Schokoladenfabrik in San Francisco. An den Wänden hängen großformatige Werke von Georg Baselitz und Anselm Kiefer. Moritz war einer der mächtigsten Geldgeber des Silicon Valley. Als Chef der Risikokapitalfirma Sequoia finanzierte er den Aufstieg von Google, Yahoo, PayPal und YouTube, auch Elon Musk stellte er früh Kapital zur Verfügung. 2023 zog sich Moritz aus dem Tagesgeschäft zurück. Nun erzählt er in »Ausländer« die Geschichte seiner jüdischen Familie*.

SPIEGEL: Herr Moritz, Sie sind einer der einflussreichsten Männer im Silicon Valley und haben eindringlich vor Donald Trump gewarnt. Die Techbosse liegen dem US-Präsidenten dennoch zu Füßen. Wie konnte das geschehen?

Moritz: Ich habe wirklich jedem, den ich kannte, versucht zu erklären, was für ein Fiasco Trump als Präsident wäre. Ich bin auf spektakuläre Weise gescheitert – nicht nur einmal, sondern zweimal: 2016 und 2024.

SPIEGEL: Trump ist für Sie der schlimmste und gefährlichste Präsident in der Geschichte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Wohin führt er das Land?

Moritz: Ich weiß das ebenso wenig wie alle anderen. Aber je früher er abtritt, desto besser. Dieser Mann ist in der Lage, jeden Tag neuen Schaden anzurichten. Er ist eine Art intergalaktische Abrissbirne.

SPIEGEL: Erinnern Sie sich, wo Sie am 5. November 2024 waren, als 77 Millionen Amerikaner ihn wiedergewählt haben?

Moritz: Ich war zu Hause und verfolgte die Wahlberichterstattung im Fernsehen. Als ich begriff, was geschah, ging ich früh ins Bett. 2016, bei Trumps erstem Sieg, blieb ich länger auf und trank aus Verzweiflung so viel Rotwein, dass ich am nächsten Morgen mit einem Kater aufwachte.

SPIEGEL: Was hat sich seit seiner ersten Wahl verändert?

Moritz: Rückblickend waren die ersten vier Jahre nur die Generalprobe. In seiner zweiten Amtszeit sind ihm die Fesseln abgenommen worden. Das zeigt sich schon bei der Auswahl seines Kabinetts: eine Ansammlung von Dilettanten. Auch bei der Bereicherung der eigenen Familie geht Trump sehr viel unverfrorener vor: Es fällt schwer, einen amerikanischen Präsidenten zu finden, der sich in einem solchen Ausmaß auf Kosten des Volkes bedient hat.

SPIEGEL: In Ihrem Buch bezeichnen Sie seine 77 Millionen Wähler als »Collabos«, als Kollaborateure.

Moritz: Während der Pandemie stieß ich auf die Fernsehserie »Un village français«. Sie spielt zwischen 1940 und 1945 in einem französischen Dorf und erzählt davon, wie die Bewohner auf die Besetzung durch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reagierten. Einige leisteten Widerstand, andere schwiegen. Wieder andere arbeiteten mit dem Regime zusammen. Sie wurden als Collabos bezeichnet. Als ich darüber nachdachte, wie man die Menschen nennen könnte, die Trump unterstützt hatten, dachte ich: Sie sind genau das.

SPIEGEL: Stephen Miller, einer von Trumps einflussreichsten Beratern, ist für Sie ein »verkappter Kapo«, also ein Häftling in einem Konzentrationslager, der im Auftrag der SS Mitgefangene beaufsichtigte. Hält der Vergleich mit dem europäischen Faschismus?

Moritz: Ich schäme mich dafür, dass Miller, genau wie ich, Jude ist. Er müsste es besser wissen. Mit seiner hässlichen, niederträchtigen Rhetorik ist er eine wandelnde Reklame für die Unmenschlichkeit.

SPIEGEL: In Ihrem Buch kehrt ein Satz immer wieder: »Wenn es dort geschehen ist, kann es auch hier geschehen.« Vergleichen Sie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mit dem »Dritten Reich«?

Moritz: Ich habe bei allem, was ich gesagt und geschrieben habe, sorgfältig darauf geachtet, Trump nicht damit gleichzusetzen. Ich habe ihn nie als Faschisten oder Nazi bezeichnet und halte diese Begriffe auch nicht für zutreffend. Dennoch: Es gibt Parallelen zum Deutschland der Dreißigerjahre. Aber auch zu vielen anderen autoritären Herrschern.

SPIEGEL: Ihre jüdischen Eltern wurden in Deutschland geboren und kamen in den

Dreißigerjahren nach England. Gerade noch rechtzeitig.

Moritz: Mein Vater und sein jüngerer Bru- der wurden von ihren Eltern 1937 nach Lon- don geschickt, um dort zur Schule zu gehen. Meine Mutter kam 1939 mit einem Kinder- transport an. Ihre Eltern konnten wenige Tage vor dem Kriegsausbruch folgen.

SPIEGEL: Wurde bei Ihnen zu Hause Deutsch gesprochen?

Moritz: Als meine Großeltern mütterlicherseits flohen, waren sie fast 60 Jahre alt und sprachen kein Wort Englisch. Wenn sie uns besuchten oder wir zu ihnen fuhren, wurde fast nur Deutsch gesprochen. Irgendwann verstand ich genug für Sätze wie: »Bist du fertig mit dem Essen? Gut, dann kannst du vom Tisch aufstehen.«

SPIEGEL: Wie blickte Ihre Familie auf Deutschland?

Moritz: Während der Arbeit an dem Buch begann ich, an meinen Eltern und Großeltern etwas zu bewundern, über das ich als Kind nie nachgedacht hatte: Sie konnten zwischen schlechten und guten Menschen unterscheiden. Sie fällten kein pauschales Urteil über eine ganze Nation. Mein Vater wuchs in München auf. In seinem Elternhaus arbeitete eine Frau, die sich um den Haushalt kümmerte und zugleich das Kindermädchen meines Vaters war. Mein Vater besuchte sie nach Kriegsende wieder. Die Frau lebte inzwischen im Allgäu.

SPIEGEL: Als Familie reisten Sie in den Sechzigerjahren immer wieder im Wohnmobil dorthin.

Moritz: Mein Vater hatte ein besonders herzliches Verhältnis zu ihr, später auch meine Mutter. Das Dorf wurde zu einer festen Station unserer Reisen.

SPIEGEL: Kam es Ihnen nie komisch vor, jeden Sommer ausgerechnet dort zu verbringen, wo Ihre Familie einst vernichtet werden sollte?

Moritz: Im Großen und Ganzen hatten wir eine gute Zeit. Bayern ist wunderschön. Aber einige Erlebnisse erschütterten mich bis ins Mark. Einmal meldeten wir uns auf einem Campingplatz an. Ich begleitete meinen Vater zur Rezeption. Er sprach Deutsch, aber als er seinen britischen Pass vorlegte, herrschte auf einmal eine eisige Kälte. Beklemmender noch ist eine Erinnerung aus dem Ort, in dem das frühere Kindermädchen lebte. Vor dem Haus saß oft ein Mann im Rollstuhl, der im Krieg ein Bein verloren hatte und immer seinen Stumpf massierte. Einmal stand die Tür offen, und ich konnte seine Uniform mit dem Hakenkreuzarmband sehen, die er am Kleiderschrank aufgehängt hatte.

Jason Henry / DER SPIEGEL
Milliardär Moritz: Trump als »intergalaktische Abrissbirne«

SPIEGEL: Über diese Deutschlandreisen schreiben Sie: »Mein Vater wollte zurückkehren, meine Mutter wollte fliehen.«

Moritz: Mein Vater hatte sein Kindermädchen. Meine Mutter kannte in der Stadt im Rheinland, in der sie aufgewachsen war, niemanden. Alles, was sie dort sah, waren Geister. Ähnlich erging es meinem Vater bei einem Besuch in Miltenberg am Main, wo seine Familie herstammte: Instinktiv wollte er fort, weil er sich daran erinnerte, wer einst in all den Häusern gelebt hatte und umgebracht worden war.

SPIEGEL: Ihre Großeltern väterlicherseits, Max und Minnie Moritz, wurden in der Schoa ermordet. Warum hatten sie nicht ebenfalls versucht, nach England zu gelangen?

Moritz: Darüber habe ich viel nachgedacht. Max hatte in der Armee gedient und war anschließend in den Justizdienst eingetreten. Er war Beamter, glaubte an den Staat und hatte hart für seine Pension gearbeitet. Ein loyaler und ausgesprochen risikoscheuer Mensch. Und auch er war beinahe 60 Jahre alt. Die Vorstellung, nach Großbritannien oder Amerika zu ziehen, wo er niemanden kannte, die Sprache nicht verstand und nicht wusste, wie er seinen Lebensunterhalt bestreiten sollte, muss beängstigend gewesen sein. Sie versuchten erst zu fliehen, als es zu spät war.

SPIEGEL: Und wurden im Konzentrationslager Lublin ermordet.

Moritz: Ihr offizielles Sterbedatum ist der 8. Mai 1945, am Tag der Kapitulation wurden sie für tot erklärt.

SPIEGEL: Ein zweites wichtiges Datum in Ihrer Familie war der 20. April: Adolf Hitlers Geburtstag.

Moritz: Mein Vater kam am 20. April 1937 in England an. Zufälligerweise erreichte meine Mutter das Land ebenfalls an einem 20. April, nämlich 1939. In meiner Jugend gab es jedes Jahr dasselbe Ritual. Vor dem Frühstück fragte meine Mutter: »Weißt du, was heute für ein Tag ist?« Ich sagte: »Nein.« Und sie antwortete übertrieben feierlich: »Es ist Hitlers Geburtstag.« Beinahe so, als wollte sie ihm zu Ehren einen Kuchen backen.

SPIEGEL: Den es nie gab.

Moritz: Natürlich nicht. Es gab wie immer angebrannten Toast.

SPIEGEL: Wie Ihre Eltern sind auch Sie ausgewandert, allerdings freiwillig: zum Studium an die amerikanische Ostküste, später nach Kalifornien. Wenige Menschen haben den Aufstieg des Silicon Valley so eng begleitet wie Sie. Fühlen Sie sich schuldig, weil Sie mit Ihrem Geld geholfen haben, jene Aufmerksamkeitsmaschinen zu bauen, mit deren Hilfe Trump an die Macht gelangt ist? Moritz: Wir waren der erste Investor bei YouTube. Aber als diese Unternehmen entstanden, konnte sich wohl niemand vorstellen, was einmal aus ihnen werden würde. Jede neue Technologie zur Verbreitung von Informationen wird irgendwann von üblen Menschen vereinnahmt. Dabei spielt es keine Rolle, ob jemand ein Blatt Papier an eine Kirchentür nagelt, sich wie Joseph Goebbels des Radios bemächtigt oder wie Donald Trump die sozialen Medien kapert.

SPIEGEL: Sie haben Elon Musk, dem heute reichsten Menschen der Welt, früh Kapital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Bedauern Sie das? Moritz: Nein. Über Elon als Person kann jeder seine eigene Meinung haben. Aber für den Unternehmer empfinde ich tiefe Bewunderung. Meiner Ansicht nach ist er der größ- te Industrielle in der 250-jährigen Geschichte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Jeenah Moon / REUTERS
Reklame für Musks SpaceX: »Größer als John D. Rockefeller, Thomas Edison oder Steve Jobs«

SPIEGEL: Im Ernst?

Moritz: Größer als John D. Rockefeller, größer als Thomas Edison oder Steve Jobs. Das Außergewöhnliche an Elon ist, dass er in völlig unterschiedlichen Branchen erfolgreich ist. Die meisten Menschen haben, wenn überhaupt, nur eine gute Idee. Jobs hatte zwei: das iPhone und das iPad. Am Anfang hätte ich Elon weder mit den Autos noch mit den Raketen eine echte Chance eingeräumt.

SPIEGEL: Was hat Sie damals an ihm beeindruckt?

Moritz: Ich erinnere mich an eine unserer ersten Begegnungen. Elon hatte sich einen McLaren gekauft, ein Auto, das mehr als eine Million Dollar kostete. Er rief an und sagte, er werde sich zu unserem Termin verspäten, weil er einen Autounfall gehabt habe und den Rest des Weges zu Fuß zurücklegen müsse. Wie sich herausstellte, war er gegen einen Bordstein gefahren, und der Wagen hatte sich überschlagen. Ich fragte: »Musst du nicht ins Krankenhaus? Willst du nicht am Unfallort bleiben und dich um das Auto kümmern?« Er antwortete: »Nein, mir geht es gut. Andere werden sich darum kümmern. Ich nehme an der Besprechung teil.« Er ist kein gewöhnlicher Mensch.

SPIEGEL: Wie erklären Sie sich sein Verhältnis zu Donald Trump?

Moritz: Ich verstehe es auch nicht.

SPIEGEL: Sprechen Sie mit ihm darüber? Moritz: Nein. Ich stehe ihm nicht nahe.

SPIEGEL: Musk ist nicht allein. Das Silicon Valley hat vor Trump kapituliert. Warum haben etwa OpenAI-Chef Sam Altman oder Facebook-Gründer Mark Zuckerberg politisch den Kurs gewechselt?

Moritz: Ich werde keine Namen nennen. Aber bei den Menschen, die ins Oval Office pilgern, gibt es jene, die das freiwillig machen, und andere, die gezwungen werden. Trump führt das Land wie Mafiaboss Tony Soprano sein Revier. Er betreibt eine Art Schutzgelderpressung. Die Techbosse wissen, dass er rachsüchtig ist. Wenn sie nicht strammstehen und tun, was er verlangt, wird er ihnen oder ihren Unternehmen das Leben erschweren. Also schützen sie ihre Firmen. Das kann ich verstehen.

SPIEGEL: Hier in San Francisco heißt es oft, in Kalifornien werde die Zukunft gestaltet. Haben Sie und Ihre Generation eine Welt geschaffen, die Sie Ihren Kindern guten Gewissens hinterlassen können?

Moritz: Ich war Investor. Ich hatte keine dieser Ideen und habe keines dieser großen Unternehmen geführt. Aber: Bei einer solch großen Frage vergisst man leicht, wie schwierig frühere Zeiten waren. Hätten Sie gewollt, dass Ihre Kinder während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oder des Ersten Weltkriegs aufwachsen?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zur Zeit des Vietnamkriegs? Oder während der Aids-Epidemie? Wir neigen dazu, einer Vergangenheit nachzutrauern, die es so nie gab. Für junge, kreative und gut ausgebildete Menschen gibt es heute mehr Möglichkeiten, mit ihrer Arbeit etwas Bedeutendes zu schaffen als vor 50 oder 100 Jahren. Ihnen stehen weit mehr Werkzeuge zur Verfügung.

SPIEGEL: Das wohl mächtigste Werkzeug unserer Zeit ist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Viele renommierte Wissenschaftler und KI-Geburtshelfer warnen inzwischen vor den existenziellen Risiken der Technologie.

Moritz: Vielleicht ziehe ich falschen Trost aus der Geschichte. Aber denken Sie an die Durchbrüche in der Genforschung: Mitte der Siebzigerjahre war von Hunderttausenden oder Millionen Retortenbabys die Rede. Insgesamt bin ich eher optimistisch als pessimistisch.

SPIEGEL: KI könnte die kommenden US-Wahlen massiv beeinflussen. Sehen Sie keine Gefahr für die Demokratie?

SPIEGEL: Nein.

Moritz: Natürlich gibt es diese Befürchtungen. Aber die Menschen vergessen den Wahlbetrug von 1948, als Lyndon B. Johnson in den Senat gewählt wurde, oder die Toten, die 1960 im Cook County angeblich wieder zum Leben erweckt wurden, um John F. Kennedys Wahl zum Präsidenten sicherzustellen. Aber ich erkenne an Ihren Gesichtern: Sie sind nicht überzeugt.

Moritz: Ende der Sechzigerjahre erschienen Bücher wie »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 Damals fürchtete man den Einfluss der Fernsehwerbung auf Wahlen. Die heutige Debatte ist ähnlich. Man kann einwenden, dass die Technik jetzt gefährlicher ist als vor 50 oder 60 Jahren. Dem widerspreche ich nicht. Aber ich glaube, dass die Menschen einfallsreich sind und auch darauf Antworten finden werden.

SPIEGEL: Sie sind in Wales aufgewachsen, leben seit einem halben Jahrhundert in Kalifornien und schreiben dennoch, dass Sie sich weder als Waliser noch als Brite oder Amerikaner fühlen. Was ist für Sie Heimat?

Moritz: Für mich ist Heimat eher ein innerer Zustand. Ich fühle mich geborgen, wenn ich etwas tue, das mich interessiert: ein Buch lesen. Oder malen. Ich kann das zwar nicht besonders gut, aber ich mache es gern.

SPIEGEL: Dennoch planen Sie offenbar einen Umzug. Oder warum sonst haben Sie einen Schritt vollzogen, den Sie früher für unvorstellbar hielten: Sie haben die deutsche Staatsbürgerschaft beantragt.

Moritz: Man würde erwarten, dass ein Mann, dessen Familie vor den Nationalsozialisten aus Deutschland geflohen ist, niemals dorthin zurückkehren will. Und ich plane auch nicht, jemals in Deutschland zu leben. Ich habe die Staatsbürgerschaft beantragt, weil so viel Feindseligkeit in der Luft liegt. Wir leben in vergifteten Zeiten.

SPIEGEL: Kommt Ihr Schritt auch aus Sorge um den Ausgang der nächsten US-Wahl? Moritz: Meine Hoffnung ist, dass wir 2028 zu zivilen Zuständen zurückkehren. Aber man kann nie genug Pässe besitzen. Vor einigen Wochen habe ich meine Einbürgerungsurkunde erhalten.

SPIEGEL: Herr Moritz, wir danken Ihnen für dieses Gespräch.

Mit halber Kraft Geschichte schreiben

Island Regierungschefin Kristrún Frostadóttir will ihr Land in die EU führen. Doch ihre Kampagne wirkt seltsam vorsichtig.

Wenige Tage vor einer der wichtigsten Abstimmungen in der Geschichte Islands empfängt die Premierministerin vor einem Konzertkeller in dem Ort Selfoss, im Süden der Insel. Kristrún Frostadóttir, 38 Jahre alt, ist aus der Hauptstadt Reykjavík hierhergereist, um mit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n ins Gespräch zu kommen, Hände zu schütteln – und für die Europäische Union zu werben.

Es ist der letzte Abend einer sogenannten Zuhörtour, die Frostadóttir begonnen hat, nachdem sie vor knapp zwei Jahren Regierungschefin geworden war, und die sie in Kneipen, Bäckereien, Sportheime im ganzen Land geführt hat.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und Monaten haben diese Reisen jedoch noch einmal eine ganz andere Bedeutung erhalten.

Im Februar hat Frostadóttir ein historisches Referendum angesetzt: Am Samstag sollen die Isländerinnen und Isländer darüber abstimmen, ob die Regierung vor Jahren abgebrochene Gespräche mit der EU über einen Beitritt wieder aufnimmt. Erwartet wird ein knappes Ergebnis.

Island hat nur knapp 400.000 Einwohner. Doch die Insel liegt geostrategisch wichtig im Nordatlantik zwischen Europa und den USA. Sie ist ein demokratischer Musterstaat. Für Europa wäre ein Beitritt Islands ein Erfolg, seit Kroatien 2013 hat sich kein Land mehr der Union angeschlossen. Frostadóttir würde Geschichte schreiben.

In Selfoss hat sie jetzt in einem fensterlosen Saal Platz genommen, ihr gegenüber sitzen 140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Die Premierministerin macht sich Notizen und nickt nachdenklich. Sie spricht von Lösungen und Zukunftsversprechen. Ein EU-Beitritt würde »Island sicherer machen«. Der Euro könne die hohen Zinsen senken. Ihre Stimme klingt warm und beruhigend.

Mit ihrer unaufgeregten Art hat es Frostadóttir weit gebracht. 2022 übernahm die ehemalige Bankerin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baute sie neu auf. Zwei Jahre später triumphierte sie bei den Wahlen und wurde jüngste Regierungschefin der Welt.

Frostadóttir ist keine Visionärin, eher Pragmatikerin. Als Vorbild nennt sie den New-Labour-Wahlkampf von Tony Blair. Schon als Kind habe Kristrún andere für sich eingenommen, sagt Fannar Sveinsson, ihr gleichaltriger Cousin, der mit ihr aufwuchs. Es war ein linksliberales Umfeld am Stadtrand von Reykjavík. Frostadóttirs Mutter ist Medizinerin, der Vater Ethnograf. Krishrún sei das einzige Kind gewesen, das gern Piano geübt habe, sagt Sveinsson. »Ich war der Klassenclown. Sie saß da und lernte.« Später ging sie an die US-Eliteuniversität Yale.

Sveinsson, ein TV-Komiker, empfängt zum Gespräch in einem unaufgeräumten Studio. An der Wand stehen Energydrinks, die er in seinem Podcast bewirbt. In seinen Shows taucht seine Cousine immer wieder auf, im Stil eines Reporters spottet er dann über sie. »Sie ist lustig.«

Ob sie in der Kindheit irgendwann Grenzen überschritten habe? Er überlegt lange. Einmal habe er sie überreden können, mit ihm auf das Schuldach zu klettern. Ärger gab es hinterher nur mit einer Person: »Sie war sauer, dass sie sich überreden ließ«, sagt Sveinsson. Bis heute glaube Frostadóttir an die Bedeutung von Regeln. »Die Leute vertrauen ihr deshalb, wenn sie spricht.«

Premierministerin Frostadóttir: »Island sicherer machen«

Als sie in die Politik ging, lud Sveinsson sie in seine Show ein und verkleidete sie als Elsa, die Eisprinzessin aus »Frozen«. »Weil sie anfangs so unterkühlt war«, sagt er. Er ließ sie in einem Altenheim auftreten. Der Song hieß »Let it go«. Die Senioren verstanden ihn zwar nicht, freuten sich aber über den Besuch der netten jungen Frau. Am Ende klatschten sie.

Die Frage ist, ob Frostadóttir mit ihrer Strategie auch bei dem EU-Referendum am Wochenende Erfolg hat. Das Rennen ist deutlich enger als erwartet. Und Beobachter sagen, das liege auch daran, dass die Premierministerin nicht offensiv genug für die Aufnahme von Beitrittsgesprächen geworben habe. Zum Teil überließ sie die Überzeugungsarbeit ihrer Außenministerin.

Das Lager der EU-Gegner trägt seine Argumente unterdessen umso aggressiver vor. »Es geht hier um die Abschaffung der Demokratie«, sagt Haraldur Ólafsson, Wortführer des parteiübergreifenden NeinLagers. Ein EU-Beitritt mache Island zum Nettozahler, es sei »die schlechteste Geschäftsidee aller Zeiten«. Ólafsson sagt, er wolle nicht, dass seine Nachkommen »Untertanen eines französisch-preußischen Militärimperiums« würden.

Auch aus der Wirtschaft kommt Kritik. 40 Prozent der Exporte Islands stammen aus dem Fischfang, den wenige reiche Familien kontrollieren. Tausende Kleinbauern überleben nur durch staatliche Subventionen und hohe Schutzzölle. Beide Branchen fürchten Einschränkungen durch einen möglichen EU-Beitritt.

Fisch und Vieh sind vielen Isländern heilig, weil sie Unabhängigkeit garantieren. Folgt man der Premierministerin durchs Land, merkt man, dass es mehr um Identität geht als um Militär, den Euro oder den US-Präsidenten. Bei ihren Auftritten fragt niemand danach.

Es sei ein ungleicher Kampf, sagt die Politikwissenschaftlerin Eva Heiða Önnudóttir. Weil die Verfassung derartige Referenden nicht vorsehe, gebe es kaum Regeln.

»Wir können nur raten, wer wie viel Geld hat.« Die Nein-Seite habe aber wohl mindestens doppelt so viel, mutmaßt sie. »Morgunblaðið«, die einzige Tageszeitung des Landes, unterstützt offen die Nein-Kampagne. Ihr gefalle Frostadóttirs sachlicher Stil, sagt Politologin Önnudóttir. »Aber in der aktuellen Situation kann er auch eine Hürde sein.«

Mitunter wirkt es fast so, als baute Frostadóttir einer möglichen Niederlage bei dem Referendum bereits vor, als wollte sie verhindern, dass ein Nein zu EU-Beitrittsgesprächen dauerhaft mit ihr in Verbindung gebracht werde. Sie verweist nun gern auf Norwegen, das ebenfalls der EU beitreten könnte. »Wir sollten nicht warten«, sagt sie. »Es ist an der Zeit, das jetzt für uns zu klären.«

Saffet Azak / Anadolu / Getty Images

Der Moment

Der Bosporus ist eine der weltweit am dichtesten befahrenen Wasserstraßen. Einmal im Jahr wird die Meerenge vorübergehend für den internationalen Schiffsverkehr gesperrt. Dann ist die Strecke von Asien nach Europa für Schwimmer freigegeben. Der Cross Continental Swim findet bereits seit 1989 in Istanbul statt. Diesmal nahmen etwa 2500 Männer und Frauen aus 64 Ländern an dem Wettbewerb teil. Die 6,5 Kilometer lange Strecke gilt als anspruchsvoll. Im vergangenen Jahr kam ein russischer Teilnehmer ums Leben. ASC

SCHAUT AUF DIESE STADT

Die friedlichste Metro der Welt

Kairo Neulich war es wieder extrem voll in der Metro. Eine Händlerin drängte sich an mir vorbei, die Arme voller Nagelfeilen, Unterkopftücher, Schmuck. Mit rauchiger Stimme bot sie ihre Ware gegen das Rattern der U-Bahn an. Einige Fahrgäste stoppten sie, griffen nach einem Paar Ohrringe. »Edelstahl«, nickte sie. Nächste Station. Die Türen glitten auf – und für einen Moment schien der ganze Wagen nach Luft zu schnappen.

Die Metro ist mehr als ein Ausweg aus dem Verkehrschaos über der Erde, wo Fahrbahnen weder auf dem Asphalt noch in den Köpfen existieren. Sie ist eine eigene Welt. Kairo war 1987 die erste Stadt Afrikas mit einer echten U-Bahn. Heute rollen auf drei Linien bis zu fünf Millionen Menschen täglich durch 89 Stationen, die Tickets kosteten lange nur ein ägyptisches Pfund, nicht mal einen Cent, ein sozialer Versorgungsauftrag auf Schienen. Heute sind sie für umgerechnet knapp 20 Cent zu haben.

Weiter hinten brach Streit aus. Zwei Frauen schrien einander an – offenbar, weil kaum Platz zum Stehen war. Dann passierte etwas, das ich in Kairo immer wieder beobachte. Andere Frauen mischten sich ein, ein Chor aus »genug jetzt«, »lass«, »hab Geduld« schwoll an – als würden 20 Kehlen gleichzeitig eine Flamme auspusten. Am Ende versöhnten sich die beiden Frauen.

Solche Szenen beobachte ich ständig. Zivilcourage ist hier selbstverständlich, Wurstigkeit keine Option. In Kairo geraten die Menschen oft aneinander – es ist heiß, überfüllt, laut –, doch im nächsten Moment legt jemand einem Fremden die

Hand auf die Schulter, redet beruhigend auf ihn ein, erstickt den Streit.

Ägypter lieben große Dramen in Serien und Filmen, aber sie bleiben dran, weil sie am Ende Versöhnung sehen wollen – auf der Straße wie vor dem Fernseher. Eine Frau neben mir schüttelte den Kopf und sagte: »Wir müssen uns doch gegenseitig aushalten.«

نست撮ل بعض Nestahmel ba'd. Gemeint ist nicht: erdulden. Eher: tragen. Mittragen. Güte zeigen, auch wenn das Leben hier häufig hart ist.

Viele dieser Frauen kommen von der Arbeit, zu Hause warten Kinder, Haushalt, Geldsorgen. Vielleicht ist genau das die eigentliche Verkehrsregel dieser Stadt: nicht Vorfahrt, nicht Ordnung, sondern gegenseitiges Tragen. Seit ich das begriffen habe, fahre ich noch lieber Metro. Dunja Ramadan

An dieser Stelle schreiben im Wechsel Marian Blasberg, Christoph Giesen, Julia Amalia Heyer, Leo Klimm, Dunja Ramadan und Maria Stöhr.

TRUMP UND KIM JONG UN

Wunsch nach Wiedersehen

»Wir verliebten uns«, bekannte Donald Trump einmal über Nordkoreas Diktator Kim Jong Un. Nun ist der Wunsch nach einem Wiedersehen offenbar gewachsen – auch weil Trump nach dem desaströsen Irankrieg einen außenpolitischen Erfolg braucht. Wenn es nach dem US-Präsidenten ginge, würde er Kim während seiner Asienreise im November treffen, berichtet das »Wall Street Journal«. Um den nordkoreanischen Machthaber milde zu stimmen, ließ er kurzerhand die Militärübungen mit Südkorea zusammenstreichen – die Führung in Pjöngjang kritisiert diese immer wieder als »Generalprobe für einen Angriffskrieg«. Bleibt die Frage, warum der Nordkoreaner einer erneuten Einladung folgen sollte. Dreimal haben sich Trump und Kim in den Jahren 2018 und 2019 getroffen. Ein Gipfel in Hanoi im Februar 2019 endete mit einer Demütigung für Kim, weil Trump die Verhandlungen abbrach. Heute ist Kim mächtiger: nicht mehr isoliert, sondern Partner der Supermächte China und Russland, seine Wirtschaft wächst. Atomar abzurüsten gedenkt Kim nicht, Nordkorea will als Atomstaat anerkannt werden. Trump könnte ihm dies in Aussicht stellen und damit einen Anreiz für Kim schaffen, erneut an den Verhandlungstisch zu kommen. Diktatorenschwester Kim Yo Jong jedenfalls hielt die Möglichkeit einer direkten Diplomatie zwischen den Staatschefs offen: Die persönliche Beziehung zwischen Trump und ihrem Bruder sei »ausgezeichnet«, verkündete sie in einer Erklärung. »Ich habe bereits mehrfach klargestellt, dass unser Staatsoberhaupt persönlich gute Erinnerungen an Trump hat und ihm gegenüber positiv eingestellt ist.« Möglich ist, dass Pjöngjang aus dem Irankrieg eigene Schlüsse gezogen hat: Einen unberechenbaren US-Präsidenten, der militärische Gewalt einsetzt, um seine Interessen durchzusetzen, sollte man besser nicht verprellen. KGP

BLICK IN DIE WELT Wo teilen Paare ihre Bettdecke?

Womit sich Partner* in Europa bevorzugt zudecken, ausgewählte Länder

gemeinsames Laken/Decke

gemischt, aber eher gemeinsames Laken/Decke

zwei separate Decken

gemischt, aber eher zwei separate Decken

Skandinavien gilt als Hochburg der »nordischen« Schlafmethode mit zwei Decken.

In Südeuropa, vor allem in Spanien, teilen sich Paare lieber eine Decke oder ein Laken.

* in Privathaushalten, in einem Bett schlafend 5 • Quelle: eigene Recherche

Russland greift immer öfter die ukrainische Eisenbahn an. Bahnchef Oleksandr Pertsovskyi, 39, erklärt, wie er Mitarbeiter und Passagiere schützen will.

SPIEGEL: Herr Pertsovskyi, lange galt die Bahn in der Ukraine als vergleichsweise sicher. Wann hat Russland begonnen, auch fahrende Züge zu attackieren? Pertsovskyi: Seit Ende 2025, vor allem aber seit dem zweiten Quartal dieses Jahres, machen die Russen regelrecht Jagd auf unsere fahrenden Züge. Sie haben diese Fähigkeit jetzt, weil sie ihre Shahed-Drohnen mit Kameras ausstatten und sogenannte Mesh-Netzwerke bilden können (WLAN-Systeme aus mehreren miteinander verbundenen Knotenpunkten –Red). So können sie die Drohnen in Echtzeit steuern und Züge gezielt verfolgen. Um deutlich zu machen, wie sehr sich die Situation verschärft hat: Wir haben seit Kriegsbeginn durch Angriffe 492 Lokomotiven verloren, davon mehr als 250 allein in den vergangenen drei oder vier Monaten.

SPIEGEL: Wie viele Mitarbeiter haben Sie dabei verloren?

Pertsovskyi: Seit Kriegsbeginn wurden 52 unserer Mitarbeiter und Mitarbeiterinnen bei der Arbeit getötet, in Zügen, aber auch an Bahnhöfen und bei Gleisarbeiten. Heute Morgen habe ich die Frau und die vierjährige Tochter des Lokführers getroffen, der vor zwei Wochen getötet wurde. Auch Fahrgäste kamen bei Angriffen auf Züge und Bahnhöfe ums Leben.

SPIEGEL: Was tun Sie, um die Züge zu schützen?

Pertsovskyi: Wir haben strengere Sicherheitsprotokolle eingeführt und die Pünktlichkeit geopfert, auf die wir in den ersten dreieinhalb Jahren des Krieges so stolz waren. Züge werden jetzt schneller angehalten und evakuiert. Das war eine bewusste Entscheidung, denn die Sicherheit geht natürlich vor.

UKRAINE

»Jagd auf unsere Züge«

SPIEGEL: Wer entscheidet, ob ein Zug evakuiert wird?

Pertsovskyi: Das Kernstück für die Sicherheit sind unsere sogenannten eisernen Kommandozentralen. Es gibt ein zentrales Kommando und weitere auf regionaler Ebene. Die Kollegen dort beobachten in Echtzeit alle Bedrohungen aus der Luft. Sie treffen die Entscheidung darüber, wann ein Zug evakuiert werden muss. Wir werten Erfahrungen von früheren Angriffen aus und versuchen, besser vorherzusagen, wie sich eine Bedrohungslage entwickeln wird.

SPIEGEL: Wie schnell kann man Fahrgäste aus einem Zug holen?

»Wir probieren Neues aus.«

Pertsovskyi: Das kommt darauf an. Es dauert manchmal, bis ein Zug zum Halten kommt. Der Lokführer kann nicht auf Brücken oder neben mit Benzin beladenen Güterwaggons anhalten, wenn Gefahr droht. Deshalb ist es wichtig, dass wir früh warnen, auch auf die Gefahr hin, dass ein Fehlalarm vorliegt.

SPIEGEL: Sind die Züge auch physisch besser geschützt?

Pertsovskyi: Wir arbeiten eng mit dem Militär und mit Technologie- und Rüstungsunternehmen zusammen, um unsere Züge mit Schutzvorrichtungen auszustatten. Wir probieren Neues aus. Doch derzeit gibt es kein Wundermittel, das wir aktivieren können und das dann automatisch eine Art Sicherheitskuppel über dem Zug erzeugt. Daher setzen wir andere Maßnahmen ein. Näheres kann ich leider nicht verraten. Der Feind verfolgt unsere Schritte aufmerksam. BOY

Stationsrunde

Patient Ahmedi

Brüder Schulte und Roth
Tischtennisspieler im Innenhof

Restrisiko

Kriminalität In der Jugendforensik in Wehnen leben psychisch kranke Straftäter, bis man sie nicht mehr für gefährlich hält. Wie wird man erwachsen, wenn es hier anfängt? Von Julia Kopatzki und Fabian Ritter (Fotos)

Auf dem Monitor sieht man den Neuen hin- und herlaufen. Kleine Runden im kleinen Zimmer, wie ein Raubtier im Käfig. Er musste Diazepam zur Beruhigung nehmen und Neuroleptika gegen die Psychosen. Hier sind die Wände weich und der Spiegel bruchsi- cher. Irgendwann legt er sich aufs Bett.

Ein paar Räume weiter reden sie über ihn. Früh- und Spätschicht drängen sich um einen weißen Tisch. Es gibt Kaffee und Muffins mit Zuckerguss. Sie wussten nicht viel, bevor der Gefangenentransporter vorfuhr: junger Mann, gefährlich.

Aber das gilt hier für alle.

Freitag Mittag, Übergabezeit. Die Ärztin hat mit dem Neuen gesprochen, kennt seine Akte. »Niemand betritt das Zimmer allein. Es muss immer mindestens ein Mann dabei sein«, sagt sie und blickt in die Runde: 27 Mitarbeiter, Psychologinnen, Sozialarbeiter, Hauswirtschafterinnen, Pflegekräfte. Beunruhigte Gesichter. »Passt auf, was ihr mit ins Zimmer nehmt«, sagt sie, »er hat versucht, Leute mit Kugelschreibern anzugreifen.«

Der Neue ist in der Jugendforensik in Wehnen, einem Ortsteil von Bad Zwischenahn, kurz hinter Oldenburg in Niedersachsen. Hierhin kommen junge Menschen, die psychisch krank oder suchtkrank sind und die als gefährlich gelten. Sie haben schwere Straftaten begangen. Raubüberfälle, Vergewaltigung, Mord.

Die Forensik liegt in einer Sackgasse. Ein sandfarbenes Gebäude mit großen Fenstern und Kameras auf den Mauern. Vor zehn Jahren eröffnete hier die einzige Jugendforensik in Niedersachsen. 24 Plätze offiziell, aber 28 bekommen sie auch unter. Die Forensik gehört zur psychiatrischen Karl-Jaspers-Klinik. Deswegen sprechen sie von Patienten, nicht von Gefangenen.

Um als Reporterin hineinzudürfen, brauchte es die Zustimmung des niedersächsischen Ministeriums für Gesundheit. Die Direktorin der Forensik stellte nur eine Bedingung: Kein Patient darf erkennbar sein. Alle haben andere Namen. Manche Details fehlen bewusst.

Dort, wo eben die Übergabe war, findet am Nachmittag die Therapiegruppe »Emotionen« statt. Vier Patienten am Tisch, ein

Psychologe und die Praktikantin. Das Fenster steht offen, so eng vergittert, dass kaum ein kleiner Finger hindurchpasst.

Einer verschränkt die Arme und starrt ins Leere. Einer fummelt an einem Kugelschreiber, bis die Halterung abbricht. Der Psychologe reicht ihm einen Ball. Die Mitarbeiter siezen die Patienten, auch wenn sie Teenager sind. Untereinander lassen die Patienten das »Herr« weg. Eine Welt ohne Vornamen.

»Warum hat man Gefühle?«, fragt der Psychologe.

»Ich weiß nicht, warum wir Gefühle haben«, sagt Voß.

»Herr Voß«, fragt der Psychologe, »was haben Sie gemacht, als Sie gemobbt wurden?« »Einen Wald angezündet«, sagt Voß.

Voß kam mit 14 in die Forensik. Jetzt ist er 22 und seit acht Jahren hier. Länger als jeder andere Patient.

»Was hätte er stattdessen machen können?«, fragt der Psychologe die anderen.

»Schwänzen.«

»Schule wechseln.«

»Vertrauenslehrer informieren.«

Der angezündete Wald hätte nicht gereicht, um hier zu landen. Voß ist hier, weil Wohnhäuser an die Bäume grenzten. Als er ankam, hatte er elf Diagnosen. Fragt man, welche, sagt er: »Welche nicht?«

Er ist kaum größer als ein 14-Jähriger, Bartstoppeln am Kinn. Die Mutter lebt 400 Kilometer entfernt, über den Vater spricht er nicht. Isst er Brot, zieht er Gummihandschuhe an. Er erträgt keine vollgeschmierten Hände.

»Als ich ankam«, sagte er, »dachte ich, ich bleibe für immer.«

Die Unterbringung in einer forensischen Klinik ist eine sogenannte Maßnahme der Sicherung und Besserung. Sie ist keine Freiheitsstrafe, deren Länge an der Schwere der Tat bemessen wird. Im Maßregelvollzug zählt vor allem die Frage, ob ein Patient gefährlich ist. Solange die Antwort »Ja« lautet und die Maßnahme verhältnismäßig ist, bleibt er. Im äußersten Fall lebenslang.

Einer der Patienten bestellte sich ein Messer auf Amazon und nahm es mit in die Schule. Einer goss Benzin über die Wände seines Elternhauses. Einer zog sich vor seinen Mitschülerinnen aus. Einer hatte schon 70 Anzeigen, als er versuchte, seinen Vater zu erwürgen. Sie klauten Autos, überfielen bewaffnet Supermärkte. Manche ihrer Tat- ten standen in den Medien.

Schlafbereich eines Zimmers: Frauen und Kuscheltiere

Mädchen im Maßregelvollzug sind selten. Ein oder zwei Patientinnen und mehr als 20 Patienten, manche Sexualstraftäter, das geht nicht. Deswegen sind alle Patienten hier männlich.

Sie haben Schizophrenie, Borderline, sind suchtkrank. Gerichte entschieden, dass sie nicht oder nur vermindert schuldfähig sind. Während der Taten haben sie halluziniert, auf Stimmen in ihrem Kopf gehört oder die Sucht hat die Kontrolle übernommen. Deswegen sind sie hier und nicht im Gefängnis.

Der Jüngste von ihnen ist 16 Jahre alt, seit zwei Jahren hier. Einer feierte gerade seinen 18. Geburtstag, der Älteste ist 25. Jungs, die auf dem Weg zum Erwachsenen hier gelandet sind.

Wie schafft man, dass das nicht ihr Ende ist?

Es beginnt immer auf Station 6. Im Kriseninterventionszimmer, dort, wo der Neue gerade ist. Der Grundriss der Forensik sieht aus, als hätte ein Kind eine Sonne gemalt. Ein halbrunder Aufenthaltsbereich, von dem Flure abgehen wie Sonnenstrahlen. Zwei Flure gehören zur Station 6 und zwei zur Station 5. Fünf Einzel- und ein Doppelzimmer pro Flur und eine Küche. Meistens sitzen die Patienten auf den Sofas im Aufenthaltsbereich. Da ist der Fernseher, da können sie alles überblicken: das Telefon, den Innenhof, wer raucht.

Jeder Flur bietet mehr Freiheiten. Einen eigenen Fernseher auf dem Zimmer oder eine Küche, in der sie selbst kochen dürfen. Eine Glastür trennt die beiden Stationen. Wenn alle friedlich sind, steht sie offen. Gerade ist sie verschlossen.

Sind die jungen Männer zusammen, lassen sie sich grob in zwei Gruppen teilen: die, die keinem Blick standhalten oder wortlos starren. Und die, die Sneakerkartons in ihren Zimmern stapeln, über Proteine, Geldanlagen und Chayas, Mädchen, reden.

Sind sie allein, werden die Gespräche tiefer. Da ist Fink, der gern erzählt, dass sein Lieblingsessen »Bolognese von Mama« ist, aber nicht so gern, dass seine Mutter starb. Adam, der eine halbe Million Euro Schulden hat. Ahmedi, mit einer tätowierten Träne unter dem Auge, der sagt, er sei immer traurig. Die beiden Brüder mit verschiedenen Nachnamen, weil das, wie so vieles in ihrer Familie, kompliziert sei. Und Lenz, der gerade ein Buch über Traumatherapie liest. Das könnten sie hier besser behandeln, findet er.

Ein Abend im März. Im Aufenthaltsbereich hängt ein Zettel: »Abendangebot Gözleme machen«. In der Küche wartet eine Tüte mit Mehl, Öl, Kräutern und Feta. Nur Lenz und Güler sind gekommen.

»Haben Sie ein vernünftiges Messer dabei?«, fragt Lenz. Die Mitarbeiterin gibt ihm ein großes Küchenmesser. Dann erklärt sie Güler, wie man Feta zerbröselt.

Lenz wohnt auf Station 5, auf dem Flur mit den meisten Privilegien. 19 Jahre alt, seit

Januar 2025 hier. Schwierige Geschichte, sagen die Mitarbeiter, aber er habe viel Potenzial. Er wurde als Kleinkind in Osteuropa adoptiert. ADHS-Diagnose mit 8 Jahren, Bindungsstörung mit 13, der erste Konsum mit 15. Dann kam Borderline dazu. Auf seinen Armen sind feine Narben.

Er zählt seine Delikte auf wie eine Checkliste: Einbrüche, Diebstähle, Körperverletzungen, 75 Anzeigen insgesamt. Oft war er dabei auf Drogen: »Auf Xanax habe ich meinem Vater eine Bombe gedrückt«, er hat ihn geschlagen. Der Vater schmiss ihn raus. Lenz wurde obdachlos. Er brach mit einem Messer in ein Geschäft ein, so zugedröhnt, dass er den Alarm nicht einmal bemerkte.

Er redet viel, vor allem ungefragt. An seinem Bett liegen »Harry Potter«-Bücher und das über Traumata. An der Wand hängen Fotos von seiner Einschulung und seinen Eltern. Er will Abitur machen. Es könnte ein Zimmer im Internat sein.

»Ich weiß genau, was die Therapeuten hören wollen«, sagt er, »aber therapeutisch gesehen ist es ein Problem, dass ich es trotzdem nicht so mache.«

Im Türrahmen lehnt Herr Wild, der therapeutische Leiter der Jugendforensik. Er arbeitet seit der Eröffnung 2016 hier. Man kann ihm leicht ansehen, wie er etwas findet. Dann hebt er die dunklen Augenbrauen oder schüttelt den Kopf. Manche Patienten reichen ihm die Hand, wenn sie ihn sehen. Andere rufen ihn aufgeregt zu sich, wie einen Vater, dem sie etwas erzählen wollen. »Herr Wilds Wort hat Macht«, sagt Lenz über ihn.

»Bei der Jugend hat man noch mehr Hoffnung«, sagt Herr Wild. Eine psychische Krankheit allein mache niemanden zum Straftäter. Die allermeisten Menschen mit Borderline, Schizophrenie oder einer Sucht lebten ein legales Leben. »Es geht nicht darum, die Diagnose zu beseitigen, sondern die Gefährlichkeit zu reduzieren.«

Man kann es sich so vorstellen: Ihre Krankheiten schlagen Funken, die auf trockenen Boden treffen. Therapie ist Brandschutz. Beim einen verändert sich das Fundament, der andere lernt, wo das Wasser ist.

Wenn die Therapie gelingt, wartet ein Leben in Freiheit auf sie.

Wenn sie nicht gelingt, bleiben sie. So wie Voß, der seine ganze Jugend hier verbracht hat. So wie jene, die als Teenager kamen und mit 25 Jahren in die Erwachsenenforensik nebenan verlegt wurden.

»Die Frage ist«, sagt Herr Wild, »wie viel Restrisiko akzeptiert man?«

Das Risiko zu minimieren, ist die Aufgabe der Mitarbeiter. Im Stützpunkt, der gläsernen Zentrale zwischen den Stationen, kommen sie zusammen. Hier holen sie zu Schichtbeginn ihre PNA, die Personen-Notsignal-Anlage, ein Gerät, das aussieht wie ein uraltes Handy und das per Knopfdruck einen Alarm auslöst. Hier stehen die Überwachungsmonitore und der große Medikamentenschrank. Hier klopfen die Patienten, wenn sie Sprühdeo wollen oder Parfüm. Irgendwo lagern auch ihre Handys, ausgeschaltet.

Freitagmorgen tagt die Leitungsrunde. Herr Wild und die Direktorin Frau Hackenbroch-Hicke, die Stationsleitungen und die Fachbereichsleitungen von Ärzten, Erziehern und Hauswirtschafterinnen.

Auf Station 5 verschwindet Geld. Sie ahnen, wer klaut, aber besprechen abzuwarten, ob er sich meldet. Ein anderer Patient sagte gestern seinem Therapeuten, er habe »Abstechgedanken«. Sie überlegen, ob sie ihm keine Messer mehr geben sollen.

»Natürlich müssen wir ihn sichern, aber wir dürfen auf keinen Fall vernachlässigen, ihn auch emotional zu unterstützen«, sagt die Direktorin.

»Wir sollten verdeutlichen, dass Gewaltfantasien äußern eine gute Sache ist«, sagt der Psychologe.

»Ich glaube eh, dass 50 Prozent hier Gewaltfantasien haben«, sagt die Ärztin.

»Fantasien und Umsetzung sind zwei sehr verschiedene Dinge«, sagt Herr Wild.

Der Patient ist hier, weil er eine ähnliche Tat begangen hat. Dass er ihnen jetzt davon erzählt, ist ein Erfolg.

Die Forensik hat zwei Aufgaben: bessern und sichern. Bessern gelingt nur, wenn nicht ständig gesichert wird. Deswegen gibt es hier Messer, Gläser, Suppenkellen, obwohl man damit jemanden angreifen kann. »Wären sie immer weg«, sagt Herr Wild, »hätten sie Aufforderungscharakter, wenn sie da sind.«

Wenn die Therapie erfolgreich ist, könnten Drogen und Waffen auf dem Couchtisch liegen – und bevor ein Patient zugreift, holt er sich Hilfe.

Die Tage der Patienten sind gefüllt mit Therapie. Meist beginnt sie um acht Uhr mit der Morgenrunde auf Station und endet am Nachmittag. Einzeltherapie, Arbeitstherapie, Stationsrunden. Dazu mehr als zehn Therapiegruppen, die TGs.

In der Skillsgruppe lernen sie, sich selbst zu beruhigen. In Deliktgruppen sitzen die zusammen, die Ähnliches getan haben. Zur TG-A müssen die mit Aggressionsproblemen. Es gibt sogar eine Glücksgruppe, in der sie lernen, genau das zu fühlen.

Am Vormittag ist TG-B, die Basics. Heute geht es um Werte und Respekt.

»So was gehört zum normalen Menschenverstand«, sagt Gren.

»Das Grundgesetz sind Werte«, sagt Hakimi, »aber wenn wir Werte gut respektieren könnten, wären wir nicht hier.«

»Wir wären auch ohne unsere Krankheiten nicht hier«, sagt Stinges, »ohne die wären wir im Knast. Es heißt nicht, dass wir keine richtige Erziehung genossen haben.«

Stinges ist 18, dünner Bart über der Oberlippe, unsicheres Lächeln. Er erklärt gern.

Zum Beispiel den Paragrafen 63 des Strafgesetzbuchs, der die »Unterbringung in einem psychiatrischen Krankenhaus« regelt, oder wie man Essen auf die Station bestellt. Er hat ASS, eine Autismus-Spektrum-Störung. Der wichtigste Wert für ihn sei Höflichkeit, sagt er. Er ist hier wegen versuchten Mordes. Aber es sei ihm sehr unangenehm, darüber zu sprechen.

»Reden wir über Verantwortung«, sagt der Gruppenleiter, »wofür kann man die haben?«

»Kinder, Straftaten oder wenn man je- manden unnötig anmacht«, sagt Gren.

»Man kann für sich selbst Verantwortung übernehmen«, sagt Hakimi.

Hakimi und Gren haben auch zusammen Ergotherapie. Stoff quillt aus dem Regal, Rollen mit buntem Rattan hängen über der Nähmaschine. Es riecht nach Feuer. Zwei brennen Muster in Holz.

Gren weiß nicht, was er tun soll. Ein Bild für sein Zimmer anfangen? Einen Korb flechten? Körbe flechten hasst er. Wie alle. »Ein Kissenbezug nähen?«, fragt die Ergotherapeutin. Er zuckt mit den Schultern. »Suchen Sie sich einen Stoff aus«, sagt sie und schiebt ihn zum Schrank.

Gren ist 19 Jahre, seit drei Monaten hier. Vorher war er obdachlos, davor schickte ihn das Jugendamt von Wohngruppe zu Wohngruppe. Überall sei er rausgeflogen.

»Erst mal bügeln Sie den Stoff«, sagt die Therapeutin.

»Das sind Frauenaufgaben«, sagt er, »Frauen machen das gern.«

»Ich bin eine Frau, und ich mache das nicht gern«, sagt sie.

»In Istanbul schon«, sagt er. Seine Onkel lebten dort, sagt er, dort sei alles besser. Die Frauen, die gern Hausarbeit machen, und die Markenklamotten. Sie lässt ihn am Bügel-eisen stehen.

Gren hat bewaffnet ein Auto geklaut, und als die Polizei ihn verfolgte, hat er mit einer Schreckschusspistole auf sie geschossen. Was dachte er, wie das ausgeht? Er zuckt wieder mit den Schultern. »Ich hatte nie eine richtige Chance im Leben«, sagt er, »aber jetzt habe ich eine Chance.«

Er habe seiner Mutter versprochen, Schule zu machen. Dieses Mal wirklich. Neben dem Ergotherapieraum ist ein Klassenzimmer mit einer Weltkarte an der Wand. Eine Lehrerin unterrichtet sie bis zum Realschulabschluss. In zwei Monaten sind die Prüfungen geschafft. Sogar Abitur können sie machen, aber der Unterricht ist außerhalb der Klinik, und ein Gericht muss zustimmen.

Für Gren ist die Forensik noch so etwas wie Untersuchungshaft: Er wartet auf sein Urteil. Darauf, ob er Paragraf 63 oder Paragraf 64 bekommt.

Das Gesetz unterscheidet zwischen Suchterkrankungen und psychischen Erkrankungen. Suchtkranke werden nach Paragraf 64 verurteilt, psychisch Erkrankte nach

Direktorin Hackenbroch-Hicke (3. v. l.)*: »Wollen Sie überhaupt ein legales Leben?«

Gren läuft hin und her, der Kissenstoff klemmt in der Nähmaschine. Stillsitzen fällt ihm schwer. Sie sollen Geduld lernen. Sie, die schlagen statt zu reden, klauen statt zu sparen und die sich betäuben statt zu heilen.

Als Hakimi zum Stoffregal geht, kneift Gren ihm in die Nippel. »Hilfe«, ruft Hakimi, »sexuelle Belästigung!«

Paragraf 63 – wenn sie nicht oder nur vermindert schuldfähig sind. Anders als bei Paragraf 63 ist der Aufenthalt mit Paragraf 64 begrenzt. 64er müssen die Therapie ihrer Suchterkrankung wollen, sonst werden sie »erledigt«, so heißt es, wenn das Gericht sie »wegen Aussichtslosigkeit der Therapie« in Haft schickt. Dann sitzen sie ihre Reststrafe im Gefängnis ab.

Hakimi ist ein 63er – und der Einzige, der offen zugibt, dass er hier ist wegen Sexualdelikten. Mit 17 kam er in eine Jugendforensik in Süddeutschland. Weil dort die Altersgrenze bei 21 Jahren liegt, ist er nun hier.

Die gemeinsame Behandlung der Sucht- und psychisch Kranken ist ein Sonderfall der Jugendforensik in Wehnen. Gerade sind mehr 63er hier als 64er. Meist klappt das gut. Gibt es Streit, werden aus 63ern »Verrückte« und aus 64ern »Junkies«.

In ihrer Welt haben Straftaten eine Hierarchie. Alle sind sich einig, dass Sexualdelikte das Schlimmste sind und Kindesmissbrauch das Allerschlimmste. Schlimmer als Serienmörder.

Hakimi hat trotzdem sofort davon erzählt: Er hat sich vor Frauen und Mädchen ausgezogen. So, dass nur sein Opfer es sehen konnte. Was hat er sich davon erhofft? »Sex.« Er streicht sich seine dunklen Locken hinter die Ohren. Hat es mal geklappt? »Nein.«

Es ist schwierig, mit ihnen über ihre Straftaten zu sprechen. Sie sagen nicht: Ich habe einer Kassiererin eine Waffe an den Kopf gehalten, oder ich habe einen Menschen getötet. Sie zitieren ihre Akten: bewaffneter Raub, Körperverletzung mit Todesfolge. Schubladen, in denen alles stecken könnte.

Auf Station 6 sitzt Klose auf dem Sofa und knetet seine Hände. Er fühle sich »irgendwie psychotisch«, die Gedanken rasten, und er könne nicht mehr unterscheiden, was real ist und was nicht.

Er erzählt, dass er Beweise gehabt habe, dass seine Mutter seinen Vater betrüge. Der Vater sollte sich trennen und mit ihm auswandern, aber der habe einfach nicht auf ihn gehört. »Ich wusste, dass er nur wegen unseres Hauses nicht mit mir kommt.« Also habe er einen Benzinkanister geleert, Feuer gelegt und im Bademantel draußen gewartet – während seine Mutter im Haus war. Er kneift die Augen zusammen, als hätte er Schmerzen. Stimmte irgendwas an der Geschichte? »Nichts.« Er hatte eine Psychose.

Viele von ihnen sagen, dass sie sich an die Taten kaum noch erinnern könnten. Weil sie schon monatelang in einer Welt aus Wahn lebten oder weil ihr Körper voller Drogen war. Es fällt leichter weiterzumachen, wenn die Krankheit die Tat begangen hat.

Jeden Mittwoch kommen alle Patienten und alle Mitarbeiter zur Stationsrunde zusammen. Die Vollversammlung der Forensik, ein riesiger Stuhlkreis. Der erste Punkt ist: Erklärung Ahmedi.

»Das war für mich keine Erklärung, sondern eine Rechtfertigung«, sagt Lenz, »ich habe dir schon mal gesagt, Gewalt geht gar nicht.« Wenn eine Erklärung in der Stationsrunde vorbei ist, sollen die anderen etwas dazu sagen. Patienten, der Sicherheitsbeauftragte, die Erzieherin – alle Worte haben gleich viel Gewicht. Lenz meldet sich immer sofort.

Vor einigen Jahren kam Ahmedi aus Afghanistan nach Deutschland. Vor einigen Tagen hat er Roth angegriffen. Er hält einen Zettel und liest vor. Roth habe ihn »Dulli« genannt und »kleinen Gangster«. Außerdem gebe es ein Problem zwischen Roth und Mazur. »Mazur ist mein Bruder«, sagt Ahmedi. Im übertragenen Sinne. Sie haben sich hier kennengelernt.

»Warum Roth?«, fragt ein Psychologe. »Er hat mich böse angeguckt.«

»Du bist hier für dich. Willst du mich auch angreifen, wenn ich nicht lache?«, fragt Fink.

»Böse gucken und dass Mazur Ihr Bruder ist, das sind therapeutische Themen«, sagt Herr Wild.

Ahmedi sitzt ruhig da. »Er versteht euch doch nicht«, sagt Mazur neben ihm. »Mazur«, sagt Ahmedi, »ich verstehe gut.«

Auf der Betonwand des Sportplatzes steht, was sie hier lernen sollen: »Handle in eigener Freiheit richtig«. Sie sollen erkennen, dass das Leben ihnen nicht passiert, sondern dass sie selbst handeln. Dass sie eine Wahl haben, sogar in Unfreiheit. Die Erklärungen vor der Gruppe sollen Verbindlichkeit schaffen. Das Ziel sei eine »zunehmende Übereinstimmung von Wort und Tat«, sagt Herr Wild. Sie sollen machen, was sie sagen.

Sie haben nie gelernt, Konfrontation auszuhalten. Hier lernen sie unter Aufsicht, dass man aushalten kann. »Wie Expositionstraining«, sagt Herr Wild. Wenn man sich der Angst aussetzt, lässt sie nach.

Das letzte Thema der Stationsrunde sind die Küchen. Auf Station 5 dürfen die Patienten selbst kochen: Sie legen fest, was es zu essen gibt, planen Einkäufe. Nächste Woche werden diese Küchen geschlossen. Dann bekommen alle das Essen aus der Großküche. Der Hauswirtschafterin bricht die Stimme, während sie den Beschluss vorliest: »Die Gründe sind: Verweigerung der Therapie, Deliktvorkommnisse, Cliquenbildung.«

Es ist wieder Lenz, der sich zuerst meldet: »Ich habe dazu nur eins zu sagen: Sag jemandem, er soll lernen zu kochen, und dann verbiete ihm zu kochen.«

Lenz hat gerade eine Lockerungsstufe verloren, weil er einem Patienten 50 Euro geklaut hat. Adam, auch Station 5, hat mit anderen um Geld gepokert. Und Fink hatte einen Rückfall: Er hat flüssiges Spice, synthetische Cannabinoide, mit seinem Tabak vermischt. Als die anderen ihn gefragt haben, ob sie sich eine Zigarette drehen dürfe, habe er Ja gesagt. »Sonst wäre das ja aufgeflogen.«

Mit 13 hat Fink das erste Mal Drogen genommen, kokainabhängig war er vor seinem 18. Geburtstag. Er war der Jüngste in einer Gruppe, die Geschäfte überfallen hatte. Sie schickten ihn bewaffnet rein und warteten im Auto. Fast 20 Läden in zehn Wochen. »Ich wollte nicht der Schwächere sein«, sagt er, »also habe ich alles dafür getan, der Stärkere zu sein.«

Morgen ist seine letzte Matheprüfung vor dem Realschulabschluss. »Ich weiß zum ersten Mal, was ich die nächsten drei Jahre machen werde«, sagt er. Im August beginnt seine Ausbildung. Sein Arbeitgeber weiß, dass er fast zwei Jahre in Haft saß und seit eineinhalb Jahren in der Forensik lebt. Er hat es ihm sofort erzählt.

Bald wird Fink 23 Jahre alt. Zum Geburts-tag kriegt man ein Geschenk für zehn Euro, erzählt er. Er will das Geld an Kinder spenden. »Immerhin etwas«, sagt er, »es ist echt teuer hier drin.« Ein Jahr kostet das Land pro Patient um die 115.000 Euro.

Gerade ist seine größte Sorge, dass er draußen keine Freunde hat. Wie fast alle Patienten. Die einen hatten ohnehin nie welche, die anderen haben es geschafft, sich aus ihrem alten Umfeld zu lösen. Wenn die Therapie erfolgreich ist, werden sie neue Freunde brauchen. Auch dafür gibt es eine Therapiegruppe. Aber Fink geht dort nicht hin. Seit Wochen will er sich in einem Sportverein anmelden, aber er schiebt es immer weiter auf. »Das ist mit Angst verbunden«, sagt er und klingt wie sein Therapeut.

Damit die Therapie gelingt, darf auch die Welt draußen für sie keinen »Aufforderungscharakter« haben. Deswegen sollen sie die Forensik in kleinen Schritten verlassen. Erst eine Viertelstunde mit einem Mitarbeiter auf dem Gelände, irgendwann in der Gruppe, irgendwann allein. Jeder Stufe muss das Gericht zustimmen.

Nach der Stationsrunde hat Schmidt »Ausführung«, so heißt das. Eigentlich hat er schon Stufe Gruppe, aber weil er auf dieser Stufe der Einzige ist, geht er mit einer Mitarbeiterin los. Eine halbe Stunde darf er über das Klinikgelände laufen. Vorbei an der ADHS-Ambulanz, der Station für Depressionen und dem Teich.

In der Sonne zündet er sich eine Zigarette an. Die Mitarbeiterin hat das Feuerzeug. »Intensivstraftäter stand auf den Akten drauf«, sagt er, »viele Körperverletzungen, Handel treiben mit Betäubungsmitteln, Widerstand gegen Vollstreckungsbeamte, tätliche Angriffe auf Vollstreckungsbeamte, Drogen, Nötigung, schwerer Raub.«

Er sei schon im Kindergarten ein System-sprenger gewesen. Der Vater habe ihn geschlagen, also habe er andere Kinder geschlagen. Alkohol, Codein, Benzos, Gras, er habe alles gleichzeitig genommen. »Ich habe voll den Knacks bekommen. Irgendwann war ich mir sicher, dass meine Eltern schuld sind, dass ich so viel gemacht habe.«

An einem Tag hat er seinen besten Kumpel verprügelt, versucht seinen Vater zu erwürgen und dann einem Fremden Pfefferspray ins Gesicht gesprüht. Als Polizisten zu seinem Haus kamen, sei er mit einem Messer auf die Beamten zu. »Einer hat vor Gericht gesagt, einen Schritt weiter und er hätte geschossen. Aber dann haben die erst mal Pfeffer benutzt, und ich bin wieder rein.«

Er ist 23, hat zwei Töchter, vier und zwei Jahre alt. Der Großen schreibt er Briefe. Er will Abitur machen, das habe er ihr versprochen. »Versprochen wird nicht gebrochen«, sagt er und lacht.

Bevor Schmidt zurückmuss, will er noch zum Kiosk. Er kauft sich Kinder Maxi King, Kekse und einen Durstlöscher. An der Tür kommt ihm Voß entgegen, der allein raus darf. »Wer hat dich denn rausgelassen?«, ruft Voß, »das ist doch viel zu gefährlich.«

Voß hat in seinen acht Jahren hier alle Lockerungsstufen durch. Die höchste Stufe ist das »Probewohnen«: Die Klinik mietet Wohnungen an, Patienten-WGs, in denen sie zu zweit oder dritt üben, irgendwann allein zu wohnen. Es ist die letzte Prüfung vor dem Leben nach der Forensik.

Voß lebte schon im Probewohnen, aber dann war da dieses Mädchen, das er kennengelernt hatte. Sie hatte Probleme mit ihrem Ex-Freund. Voß plante, bei diesem Ex-Freund mit einer Waffe vorbeizugehen. Die Mitarbeiter bekamen das mit. Jetzt wohnt er wieder auf Station 5.

Dort sitzen am Nachmittag Adam und Schulte auf dem Sofa. Schulte trägt eine Silberkette, Adam Sneaker und eine schwarze Schiebermütze. Sie sind 64er, suchtkrank, haben sich im Gefängnis kennengelernt.

»In Therapie muss man immer alles fühlen«, sagt Adam.

»Es ist mega anstrengend«, sagt Schulte, »ich wollte mich schon fünfmal erledigen lassen.«

Die »Erledigung« lockt und droht zugleich. Keine Therapie mehr, keine Stationsrunde, keine Gözleme am Abend. Einfach Zeit absitzen. Aber sie wären auch wieder in einer überfüllten Haftanstalt, eingeschlossen im Zimmer. Da, wo es mehr Drogen gebe als draußen. Wären sie in Haft statt hier, hätten sie nie etwas geändert, sagen sie.

»Hier bekommt man Perspektive«, sagt Adam, 21 Jahre alt. »Ich hätte nie gedacht, dass ich Realschule mache.« Sein Abschluss soll gut werden, »wenn ich schon Straftäter bin«. Neulich hat er 20 Seiten in Deutsch über Freiheit geschrieben.

Draußen hat er Kokain genommen und ist in Firmen eingebrochen. Irgendwann war da so viel Geld, dass er es in den Türrahmen gestopft habe. Die Polizei verhaftete ihn, als er einen Snackautomaten knackte. »Wie so ein kleiner Kiffer, der Hunger hat.«

Auf seiner Fensterbank stehen Pflanzen. Sie zu pflegen, beruhige ihn. Draußen will er Kfz-Mechatroniker werden. Und Vater. Das fände er schön.

Schulte wurde an seinem 18. Geburtstag verhaftet. Den »schlimmsten 18-Jährigen« hätten sie ihn im Knast genannt. Körperverletzung, Diebstahl, Raub, alles eigentlich. Er sei immer mit Sturmmaske rumgelaufen, bereit für den nächsten Überfall. Sein älterer Bruder besuchte ihn oft in der Forensik. Seit drei Monaten ist er selbst hier, Station 6. Schulte sagt, er habe sich gefreut, als sein Bruder ankam.

Die 64er waren vor der Forensik fast alle in Haft. Sie haben zerlaufene Tattoos und eine kurze Zündschnur. Lieber zu stark als zu schwach. Die 63er sind schüchtern. Viele haben eine schwere Straftat begangen – in einem geistigen Ausnahmezustand. »Ich wollte gar nicht aus dem Zimmer raus«, sagt ein 63er, die Mütze bis zur Brille gezogen, »so viel Angst hatte ich vor den anderen.«

»Wer kocht bei euch heute?«, fragt Lenz Diakité.

»Ich bin dafür nicht verantwortlich.«

»Deswegen haben sie die Küchen zuge- macht!«

»Aber du hast doch geklaut.«

»Das ist fünf Wochen her! Ich gehe jetzt eine rauchen, und dann zeige ich dir, wie man kocht.«

Diakité guckt, als wäre er gerade aufgewacht. Er hat Schizophrenie. Mit Medikamenten klappe sein Leben ganz gut. »Aber die Stimmen gehen irgendwie nicht weg.«

In der Küche legt Lenz Diakité ein Brett und ein Messer hin. Nebeneinander schneiden sie Zwiebeln und Tomaten. Hakimi sitzt am Tisch und erzählt eine Geschichte über eine Penisstatue. Sie reden oft über Sex.

»Sexueller Spaß fehlt«, sagt Hakimi. »Mir fehlt die Nähe«, sagt Lenz. Über vielen Betten hängen aus der Zeitung gerissene Bilder von nackten Frauen, manchmal auch Poster von Sängerinnen aus der »Bravo«.

»Von den Mädchen auf dem Gelände muss man sich fernhalten«, sagt Hakimi und meint die Patientinnen der Karl-Jaspers-Klinik. »Die sind nicht ohne Grund in der Psychiatrie«, sagt Lenz.

Im Mai sitzen die Patienten um 7.30 Uhr beim therapeutischen Frühstück. Trinkpäckchen mit fettarmer Milch, es gibt gekochte Eier und Honig in kleinen Portionen. Auf einer Tasse steht: »Ich bin kein perfekter Sohn, aber meine Mutter liebt mich«.

Familie ist für alle ein großes Thema. Auch wenn da gar keine ist. Manche lebten bereits als Kinder in Wohngruppen, andere flüchteten allein aus dem Krieg. Ihre Väter sind Kleinkriminelle oder Professoren. Manche hatten viel Geld, andere mussten zur Tafel. Eins eint eigentlich alle: Zu Hause lief es nie richtig gut. Überforderung, Vernachlässigung, Gewalt.

Patient Fink: »Du bist hier für dich«

»Man lernt, den Tisch zu decken«, sagt Fink beim Frühstück, »und wenn man irgendwann nach Hause darf, macht es vielleicht Eindruck, wenn man das kann.« Er sagt nicht, dass da draußen niemand mehr ist. Er war 17, als seine Mutter starb. »Ein Unfall mit Strom in der Badewanne.« Er habe noch versucht, sie wiederzubeleben.

Lenz musste von Station 5 zurück auf die 6 ziehen. Erst die 50 Euro, jetzt hat er auch noch ein Antennenkabel geklaut, um nachts fernzusehen. »Ich wollte mich nicht entschuldigen, weil das nicht authentisch gewesen wäre«, sagt er, »daraus haben sie gemacht, dass es mir egal ist.« Zum Frühstück darf er trotzdem kommen.

Bevor an diesem Mittwoch die Stationsrunde beginnt, kommen die Therapeuten zusammen. Es gab ein »großes Rückfallgeschehen«. Mindestens zehn Patienten haben Drogen genommen. Vor einer Woche haben sie Mazur erledigt und nach fast zwei Jahren zurück in die Jugendhaftanstalt geschickt. Er brachte die Drogen rein, einige zumindest. Kein Patient darf mehr allein nach draußen. Sie machen Urin- und Blutkontrollen. Vielleicht schicken sie noch mal die Hunde durch die Zimmer.

»Herr Adam glaubt, dass er alle täuscht, aber das klappt nicht«, sagt ein Mitarbeiter. »Die Richterin wäre bereit, ihn zu erledigen.«

»Wie viele Runden wollen wir noch mit ihm drehen?«

»Noch ein paar«, sagt Herr Wild, »wir haben die Aufgabe, mit diesem wackeligen, irrationalen, inkonsequenten jungen Kerl weiterzukommen.«

In der Stationsrunde formen sie einen zweiten Stuhlkreis in der Mitte, elf Plätze für Patienten. Adam muss sich setzen, Lenz, Gren, Schmidt, die beiden Brüder. Ein Platz bleibt frei. Falls sich noch jemand in der Runde sieht.

»Herr Adam, wir überlegen, Sie zu erledigen. Wollen Sie überhaupt ein legales Leben?«, sagt Herr Wild. Er steht direkt hinter Adam und Lenz. »Wenn Sie, Herr Gren, Ihr Leben an die Wand fahren wollen, tun Sie das. Aber hören Sie auf, uns zu verarschen.« Gren guckt ihm besorgt ins Gesicht. »Sie alle begehen Straftaten. Sie tun Menschen weh. Sie richten Schaden an. Es ist Zeit, Geld und Liebe, die wir hier verplempern.«

Als er etwas sagen soll, wirft Schulte das beschriebene Papier auf den Boden. Sein älterer Bruder sitzt neben ihm. »Meine Familie, mein Bruder, alle fragen mich, was los ist. Ich weiß nicht, was los ist. Ich kann nicht sagen: Ich hab dich lieb. Oder danke. Ich will reden, aber es kommt einfach nicht raus.« Er zittert.

»Ich suche nach Worten«, sagt sein Bru- der und legt ihm einen Arm auf den Rücken, »die Ansage war krass.«

»Ich stand schon mal vor der Erledigung«, sagt Adam, »damit macht man mir keine Angst. Mein Leben ist sowieso schon geknallt, ob hier oder Knast.«

Auf Adam wartet draußen ein Problem, das sich mit Therapie nicht lösen lässt. Weil er seine Spuren verwischen wollte, brannte er einen Tatort nieder. Aus den Sachschäden wurden mehr als 500.000 Euro Schulden.

Herr Wild setzt ein letztes Mal an: »Niemand will Sie jetzt erledigen, Herr Adam. Sie können morgen in ein neues Leben starten. Jeder von Ihnen. Was ist denn Ihre Alternative? Wir lassen niemanden fallen.«

Vor ihm sitzen sie, junge Männer, kaum erwachsen, deren größter Kampf der gegen sich selbst ist.

Im Juli sind alle Patienten noch da. Es gab keine neuen Rückfälle. Adam wurde nicht erledigt, sondern hat seinen Realschulabschluss geschafft. So wie alle dieses Jahr. Lenz darf nach den Ferien das Abitur angehen. Nach sechs Monaten hat Gren sein Urteil bekommen: Paragraf 64. Fink schläft abwechselnd im Probewohnen und auf Station. Bald beginnt seine Ausbildung. Voß hat einen Job in der Stadt. Bleibt er stabil, soll er wieder ins Probewohnen. Acht Jahre nachdem er in die Forensik kam.

Und der Neue, der im März ankam, unruhig wie ein Raubtier? Er ist längst auf Station 5. Sitzt freundlich lächelnd neben den anderen auf dem Sofa. »Er hat so eine nette Seele«, sagen die Patienten. Unvorstellbar, dass so jemand hier ist.

Links ist das neue Grün, Mama

Leitkultur Wie ich während der Sonnenfinsternis den Sozialismus wiederentdeckte

Von Alexander Osang

Neulich stand ich mit meiner Frau und ein paar Nachbarn auf unserem Gründach und beobachtete die Sonnenfinsternis über Berlin. Wir schauten nach Westen. Die Sonnenfinsternisbrillen in Prenzlauer Berg waren ausverkauft. Eine Nachbarin hatte eine Brille mitgebracht, die sie seit 1999 besaß, als es schon mal eine Sonnenfinsternis über Berlin gegeben hatte. Sie funktionierte nur noch auf einem Auge, da aber gut. Wir tranken Bier und Sekt und redeten über dies und das, unter anderem über die bevorstehenden Berliner Wahlen. Mein Nachbar Micha schwärmte für die Spitzenkandidatin der Linken.

Links, so erfuhr ich, sei das neue Grün in Berlin.

Am Nachmittag hatte mir meine Mutter am Telefon aufgezählt, wen sie alles nicht mehr wählen könne. Es blieb

niemand mehr übrig. Ich hätte ihr sagen können: Links ist das neue Grün, Mama. Ich fürchte nur, das hilft ihr nicht. Sie hat es probiert.

Am Horizont sah man die beiden Hochhäuser, die auf dem Alexanderplatz in die Höhe wuchsen. Zwei Klötze, die die elegante Silhouette des Fernsehturms bedrängten. In den Neunzigerjahren gab es mal Pläne, den Alexanderplatz mit Hochhäusern zu bebauen, was mir damals gut gefiel. Ein kleines Manhattan. Aber alles, was anschließend gebaut wurde, waren diese Klötze, von denen nie ganz klar war, womit sie gefüllt werden sollen. Der hässlichste war der Stadtschlossklotz, den sie mit geklauter Kunst vollstopften.

Jetzt kamen zwei neue Klötze dazu. Ich sah mit einem Auge in die Sonne und dachte an die Fifth

Alexander Osang / DER SPIEGEL

Avenue Ecke 43. Straße, wo ich noch vor einer Woche ge- standen und in den New Yorker Himmel geschaut hatte.

Himmel über Berlin am 12. August: Eine Stadt voller Bauklötze ter ging es in ein kleineres und dunkleres Büro in Downtown, inzwischen hat der SPIEGEL kein Büro mehr in Manhattan. Wenn ich in New York bin, gehe ich immer an der Stelle vorbei, wo ich einst angefangen habe.

Ich habe den Abriss des alten Hauses beobachtet und die Bauarbeiten in verschiedenen Phasen. Anfang des Monats stand dort ein Turm. Das Haus ist 270 Meter hoch und gehört damit zu den höchsten Gebäuden der Insel, viele davon sogenannte Nadeln, die von wenigen, sehr reichen Menschen bewohnt werden, die kaum da sind. Sie bauen diese Häuser als Geldanlagen.

Kurz nach der Sonnenfinsternis von 1999 hatte ich an dieser Stelle Manhattans angefangen, für den SPIEGEL zu arbeiten. Damals stand dort ein altes Haus, 13 Stockwerke hoch. Obendrauf hatte jemand eine Art Schuppen gesetzt. Das war das SPIEGEL-Büro. Sie nannten es im Impressum Penthouse. Das stand auch auf unseren Visitenkarten. 516 Fifth Avenue, Penthouse. Als ich ankam, hatten sie allerdings keinen Platz mehr im Penthouse. Ich bezog in einem Anwaltsbüro zwei Etagen tiefer einen winzigen Raum mit einem kleinen Fenster zur Stadt. Ich arbeitete in einer Besenkammer. Ich war mal der Harry Potter des SPIEGEL.

Ich habe mich in den folgenden acht Jahren nach oben ins Penthouse gearbeitet. Dann ging ich nach Berlin zurück. Der SPIEGEL zog kurz darauf in ein repräsentativeres Büro am Bryant Park, eine Suite im 34. Stock. Ein paar Jahre spä-

Das neue Penthouse ist kein Schuppen mehr, es hat sehr hohe Decken, einen 360-Grad-Blick über die Insel und eine frei stehende Badewanne, aus der man direkt aufs Empire

State Building schaut. Das weiß ich aus der »New York Post«. Die Wohnung koste 11,5 Millionen Dollar und sei das höchstgelegene Penthouse der Stadt, erfuhr die »Post«. Was sie nicht erfuhr, war der Name des Käufers. Die Broker verrieten nur, »dass er die Geschichte liebt, und das ist das, was das Gebäude intensiv atmet«.

Später stand ich auf einem jüdischen Friedhof in New Jersey am Grab eines Mannes, der sein Leben lang in Manhattan gewohnt hatte. Neben mir stand sein Cousin.

»Wieso habt ihr ihn nicht in Manhattan beerdigt?«, fragte ich.

»Der Boden da ist zu teuer für Gräber«, sagte der Cousin.

Er war auch zu teuer für Journalismus, dachte ich nun, ein paar Tage später auf dem Berliner Gründach, dessen Nutzungsrechte zu

der Wohnung gehören, die darunterliegt. Meiner Wohnung. Ich erlitt, auf meiner Immobilie stehend, einen antikapitalistischen Anfall.

Die Sonne über Berlin war zu 85 Prozent vom Mondschatten verdunkelt, die Vögel hatten aufgehört zu singen. Stattdessen sang Bonnie Tyler, die im Sommer gestorben war, in meinem Kopf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Every now and then/I get a little bit restless/And I dream of something wild

Mir war nun klar, wen ich wählen würde. Es war vielleicht gegen meine persönlichen Interessen, aber es musste aufhören, dass Leute in elf Millionen Dollar teuren Wohnungen aus ihren Badewannen auf uns herunterschauten wie Götter. Ich habe das alles mal gewusst. Eat the Rich. Links ist das neue Grün. Wenn man lange genug wartete, kam man wieder bei der Haltung an, die man einst hatte, dachte ich.

Dann wurde es wieder hell.

WIRTSCHAFT

Fußball zweiter Klasse

Investoren Wirtschaftlich kann die Bundesliga international nicht mithalten, vor allem die britische Premier League ist weit enteilt. Ein Milliardenkredit könnte die Wende bringen.

FC-Bayern-Stürmer Harry Kane bei der Meisterfeier in München im Mai

Flutlicht, Free-TV, rund 75.000 Zuschauer im Stadion. Die Allianz Arena ist ausverkauft, wieder mal, wenn der FC Bayern München am Freitagabend gegen den VfB Stuttgart in die neue Bundesligasaison startet.

Die Bayern, amtierender Deutscher Meister und DFB-Pokalsieger, sind im Inland eine Geldmaschine. Seit mehr als 20 Jahren ist die Arena in Fröttmaning in der Regel bis zum letzten Platz gefüllt, auch auswärts reißen sich die Fans um Karten.

Anders im Ausland. Ein Testspiel auf der südkoreanischen Vulkaninsel Jeju verfolgten Anfang August 22.500 Zuschauer, auf den Tribünen gab es große Lücken. Drei Tage später blieb der Ausrichter eines Bayern-Auftritts im fußballverrückten Hongkong auf rund 12.000 Tickets sitzen. Dabei hatte der Verein vor der Reise verkündet, dass rund eine halbe Milliarde Menschen in Asien »mit dem FC Bayern sympathisieren«. Seit 2025 unterhält der Verein in Südkoreas Hauptstadt Seoul eine eigene Repräsentanz.

Die Diskrepanz zwischen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ist groß. Selbst die Bayern, die größte Marke des deutschen Fußballs, taugen international nicht automatisch als Kassenschlager. Für den Zustand der Bundesliga ist das symptomatisch. Von den deutschen Fans wird sie heiß geliebt. Doch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ist sie ökonomisch nur B-Ware, weit entfernt vom Glanz der englischen Premier League oder einzelner Topclubs wie Real Madrid und Paris Saint-Germain.

Die Bundesliga ist organisiert wie ein Konzern, der Geld verdienen will – unter anderem über Tickets, Sponsoring und Übertragungsdeals. Mit der Vermarktung der Medienrechte im Ausland tut sie sich seit Jahren schwer. Nun droht sogar ein Umsatzrückgang: In den USA veräußerte die Bundesliga-Gruppe, der Zusammenschluss der 36 Erst- und Zweitligisten, diesen Sommer die Übertragungsrechte Berichten zufolge für etwa 20 Millionen Euro pro Saison, ein Minus von rund 40 Prozent im Vergleich zum vorherigen TV-Deal. Die Bundesliga äußert sich nicht zu der Zahl, betont aber, nun mehr Sichtbarkeit in den USA zu haben.

Hört man sich unter Fußballfunktionären und Experten um, ergibt sich ein ernüchterndes Bild: Die Bundesliga habe weniger Stars, weniger Spannung, weniger Klasse als die internationale Konkurrenz. »Unser Grundproblem ist: Wir haben ein Produkt, das sieht genauso aus wie die Premier League, ist nur beschissener«, so rustikal formuliert es das Aufsichtsratsmitglied eines Erstligisten.

In der Saison 2024/25 setzten die Vereine der englischen Liga laut Berechnungen der Beratungsfirma Deloitte knapp 8,1 Milliarden Euro um, rund 90 Prozent mehr als die Bundesliga mit etwa 4,3 Milliarden Euro.

Knapp die Hälfte dieses Deltas geht allein auf die bessere Auslandsvermarktung der Engländer zurück. Mittlerweile dürfte die Schere noch weiter auseinandergegangen sein. In der neuen Saison, so prognostiziert Deloitte, könnte auch die spanische La Liga die Bundesliga beim Umsatz überholen.

Um nicht den Anschluss zu verlieren, brauche es vor allem: viel frisches Geld. Für Investitionen in die internationale Vermarktung, den Aufbau eigener digitaler Vertriebswege, aber auch als mögliche Finanzspritze für Vereine, die im Ausland bekannter werden möchten.

Allerdings sind die Optionen für Liga und Vereine begrenzt. Zum einen, weil die sogenannte 50+1-Regel den Einstieg finanzstarker Investoren bei Vereinen – anders als etwa in England – de facto verhindert. Auch wenn die Profiabteilungen vieler Bundesligisten in Kapitalgesellschaften ausgegliedert sind, muss der Stammverein stets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Stimmrechte behalten. Ein unattraktives Konstrukt für Geldgeber, die selbst bestimmen möchten, wie ihr Kapital eingesetzt wird. Ausnahmen von 50+1, wie sie für Leverkusen und Wolfsburg mit deren Haupteigentümern Bayer und Volkswagen gemacht worden waren, wird es zukünftig wohl nicht mehr geben.

Zum anderen engt es die Spielräume ein, dass die Bundesliga-Gruppe auf die Gefühlslage der Fans Rücksicht nehmen muss. Als 2023 Pläne aufkamen, einen Anteil an den Medienrechten für rund eine Milliarde Euro an ein Private-Equity-Unternehmen zu veräußern, schlug der Liga aus den Fankurven eine Protestwelle entgegen. Das Kulturgut Fußball und mutmaßliche Finanzhaie, das ging für viele nicht zusammen, die Macht des Kapitals dürfe nicht zu groß

In einer anderen Liga

Umsatz pro Saison

Bundesliga Premier League (England)

5·Quelle: Deloitte

werden. Die Liga-Manager stoppten das Projekt.

Seitdem suchen die Bundesliga-Geschäftsführer Steffen Merkel und Marc Lenz alternative Erlösquellen, um die Auslandsvermarktung anzukurbeln. Sie ersannen die Idee, eine eigene Streamingplattform aufzubauen.

Im April verkündeten sie, dass der Sportartikelhersteller Adidas als »Zukunftspartner« einsteigt. In den kommenden fünf Jahren gewährt das Unternehmen ein Darlehen von bis zu 100 Millionen Euro, von denen nur 60 Prozent zurückgezahlt werden müssen. Ein Anfang, aber im Milliardengeschäft Profifußball lässt sich mit einer solchen Summe wenig bewegen.

Wie kann es die Bundesliga schaffen, im Vergleich mit anderen europäischen Topligen nicht weiter in die Zweitklassigkeit abzurutschen?

Eine mögliche Antwort liegt mutmaßlich schon heute im Posteingang der Bundesliga-Chefetage. Es ist ein Angebot des US-amerikanischen Finanzinvestors 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das dieser laut SPIEGEL-Informationen im Frühjahr in der Frankfurter Bundesligazentrale hinterlegte. »Non-binding« sei die Offerte, unverbindlich also, so erzählen es Personen, die Einblick haben in den Vorgang. »Bild« hatte als erstes Medium darüber berichtet.

Apollo biete der Bundesliga einen Kredit in Höhe von »etwa einer Milliarde Euro«, Laufzeit 20 Jahre, der Zinssatz betrage »um fünf Prozent«, so schildert es ein Insider. Die Liga will sich öffentlich nicht zu Einzelheiten zitieren lassen. Es sei noch lange nichts spruchreif, heißt es von Personen, die das Angebot im Detail kennen. Derzeit laufe eine »technische Prüfung«, bei der abgeklopft werde, was ein Deal dieser Größenordnung bedeute. »Das sind Themen, die nicht in zwei Wochen und auch nicht in zwei Monaten abgearbeitet werden können«, sagt einer, der das Apollo-Papier bereits auf dem Schreibtisch hatte.

Bei der Prüfung gehe es unter anderem um die Frage, ob die Bundesliga eine Lizenz der Bundesanstalt für Finanzdienstleistungsaufsicht benötigt, wenn sie das Apollo-Geld an die Vereine verleihen möchte. Oder wer im Falle einer Insolvenz der Liga oder eines Vereins gegenüber den Amerikanern haftet. Aus Sicht eines Investors sind das vermutlich sehr deutsche Fragen.

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verwaltet nach eigenen Angaben Vermögenswerte von mehr als einer Billion Dollar. Der Finanzriese aus New York City ist unter anderem groß im Geschäft mit Renten- und Lebensversicherungen, tritt aber auch als Kreditgeber auf. Bis zu 100 Milliarden Dollar wolle man in den kommenden zehn Jahren in Deutschland investieren, kündigte der Konzern jüngst an. Im September wurde bekannt, dass die Amerikaner ein Joint

Hendrik Deckers / Borussia Dortmund / Getty Images

Japanische BVB-Fans bei Testspiel in Tokio im August: Suche nach alternativen Erlösquellen

Venture mit dem Essener Energiekonzern RWE eingehen, Apollo stellt dafür 3,2 Milliarden Euro bereit.

Seit vergangenem Jahr intensiviert Apollo auch seine Geschäfte in der Sportbranche, richtete mit Apollo Sports Capital eine neue Beteiligungsgesellschaft speziell dafür ein. Vorläufiges Budget zum Start der Einkaufstour: fünf Milliarden Dollar.

Im Dezember kaufte sich Apollo bei dem britischen Fußball-Zweitligisten AFC Wrexham ein, der den US-amerikanischen Hollywoodstars Ryan Reynolds und Rob Mac gehört. Im März übernahm ASC die Mehrheit beim spanischen Spitzenclub Atlético Madrid. Vor wenigen Wochen stieg Apollo mit 2,6 Milliarden Dollar bei Yankee Global Enterprises ein, der Holdinggesellschaft des legendären Baseballteams New York Yankees.

Was erhofft sich so ein Konzern von einem möglichen Bundesliga-Deal?

»Apollo hat kein Interesse am Fußball, sondern es wäre eine reine Geschäftsentscheidung«, sagt Kieran Maguire. Der gelernte Wirtschaftsprüfer hat eine Professur für »Football Finance« der Universität Liverpool inne, der Brite gilt als einer der renommiertesten Wirtschaftsexperten der Fußballbranche.

Apollo steht für einen neuen Trend im Fußball: Investmentfonds drängen in den Sport. Anders als manche Oligarchen, die mit den Clubs kein Geld verdienen wollen, sondern sie als sündteures Spielzeug behandeln, zielen sie auf saftige Renditen.

Ihr Kapital hätte andere Sportarten we- der attraktiver gemacht, noch das Erlebnis für die Fans verbessert, sagt Maguire. Im Gegenteil: Der Einstieg von Investoren sorge häufig dafür, dass die Ticketpreise anzögen. Profitieren könnten am Ende vor allem die Spieler. »Im Sport wird investiert, was reinkommt. Steigen die Einnahmen um zehn Prozent, steigen die Gehälter um zehn Prozent.«

Auf diesen Effekt scheinen Funktionäre im deutschen Fußball zu setzen: Höhere Gehälter lockten mehr Stars in die Bundesliga, so ihre Rechnung. »Auf lange Sicht müssen wir uns entscheiden, ob wir eine Verkaufsliga bleiben wollen, die ihre besten Spieler regelmäßig nach England ziehen lassen muss«, sagt ein leitender Mitarbeiter eines Topclubs. Er hoffe auf die Finanzspritze aus den USA.

Bei dem gescheiterten Investorendeal 2023 sei die Bundesliga »viel zu früh umgekippt«, anstatt die Fanproteste auszuhalten. »Ich wünsche mir, dass wir diesmal mehr Resilienz haben. Ansonsten spielen wir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bald nur noch Drittligafußball.«

Vor allem der Vorsprung der Engländer ist eklatant. Bereits jetzt zeichnet sich ab, dass die Vereine der Premier League in diesem Sommer die Transfer-Rekordmarke von 2025 überbieten werden. Damals verpflichteten sie Spieler für rund 3,6 Milliarden Euro, darunter der deutsche Nationalspieler Florian Wirtz, der für angeblich 125 Millionen Euro von Leverkusen nach Liverpool wechselte. Dieses Jahr dürften die Ausgaben der Briten höher sein als die der spanischen, italienischen und deutschen Erstligisten zusammen.

Nur 3 der 20 Premier-League-Vereine werden nicht mehrheitlich von ausländischen Investoren kontrolliert, mehr als die Hälfte hat amerikanische Anteilseigner. Zuletzt stieg ein Konsortium um Amazon-Chef Jeff Bezos mit rund 40 Prozent beim FC Liverpool ein, für angeblich mehr als zwei Milliarden Euro.

Ein weiterer Wettbewerbsvorteil der Engländer: Die Premier League ist den Deutschen in der internationalen Vermarktung weit voraus. Etwa 2,2 Milliarden Euro kassieren die Briten derzeit pro Saison für TV-Übertragungsrechte außerhalb des Heimatmarkts, rund zehnmal so viel wie die Bundesliga vergangene Saison.

Clubs wie der FC Bayern versuchen gegenzusteuern. Seit Jahren tourt er im Sommer durch Asien und Nordamerika, um für die Bundesliga die Werbetrommel zu rühren, die eigene Marke bekannter zu machen. Wie auch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in Südkorea und Hongkong.

Die Liga bezuschusst solche PR-Trips. Der Ertrag dürfte dennoch bislang allenfalls überschaubar sein. »Wir können nur hoffen, dass sich unsere Investitionen im Ausland irgendwann rentieren«, sagt ein leitender Angestellter einer der erfolgreichsten Bundesligavereine der vergangenen Jahre. Bislang sei man davon weit entfernt. Denn: »Unsere Ressourcen im Bereich Internationalisierung sind ein Witz.« Die spanische Liga etwa unterhalte elf Auslandsbüros, die Bundesliga nur drei, in New York, Peking und Singapur.

Manch Bundesligafunktionär glaubt mittlerweile, dass es disruptive Schritte braucht, um im Ausland zu wachsen. Er wünsche sich Play-offs, also K.-o.-Spiele, in denen die ersten acht Mannschaften der Liga am Saisonende um den Titel kämpften, sagt ein Entscheider eines Erstligisten. Ein »Topprodukt« mit »Topmarken« sei das, »da bräuchte ich keine Woche, um die Übertragungsrechte in Südkorea, Japan, Indonesien oder Südafrika für viel Geld zu verkaufen«.

Fußballexperte Maguire sieht solche Vorschläge nüchtern. Wachsen werde die Bundesliga auch mit mehr Aufwand nicht, sagt er, ganz egal was man ändere. »Die globale Nachfrage für dieses Produkt gibt nicht mehr her«, so sein Fazit.

Fans wechselten ihren Verein in der Regel nicht, selbst wenn ein anderer Wettbewerb attraktiver erscheint. »Es ist wie in einer toxischen Beziehung: Egal wie oft du enttäuscht wirst, du kehrst immer wieder zurück.«

Wer als TV-Anstalt die Rechte etwa an der Premier League abgebe und stattdessen auf die Bundesliga setze, riskiere, seine Kunden zu verlieren. »Fans folgen im Zweifel nicht dem Sender, sondern ihrem Club.« Thilo Neumann, Timo Schober

5·Quelle: LSEG Datastream; Stand: 24.8.2026

Hoppla-Moment

Finanzmärkte Steigende Renditen für Staatsanleihen bringen die US-Regierung in Not. Auch Deutschland gerät unter Druck.

Wenn Staaten Schulden machen müssen, geben sie an den Finanzmärkten Anleihen aus, auch Bonds genannt. Den Anlegern versprechen sie dabei Zinszahlungen. Steigen die Renditen, hat das eine disziplinierende Wirkung. Schulden machen wird für den Staat teurer. Was nun auch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zu spüren bekommt.

Bei einer Auktion von US-Staatsanleihen mit einer Laufzeit von 30 Jahren lag die Rendite zuletzt bei mehr als fünf Prozent, es ist der höchste Stand seit 25 Jahren.

Das heißt: Der Markt verlangt eine höhere Entschädigung für das Risiko, den USA langfristig Geld zu leih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des Präsidenten, den »Trumponomics«, stellen die Investoren damit ein verheerendes Zeugnis aus.

US-Staatsanleihen bilden das Fundament des globalen Finanzsystems. Großinvestoren nutzen die Papiere als Geldparkplatz und als Referenz für die Bewertung anderer Anlagen – von Unternehmensanleihen bis zu Aktien. Steigende Renditen auf US-Bonds haben deshalb weltweit Folgen.

Die Rendite zehnjähriger Bundesanleihen kletterte zuletzt bis auf rund 3,3 Prozent, den höchsten Stand seit rund 15 Jahren. Damit wird das Schuldenmachen auch für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teurer.

Aber auch für Anleger sind steigende Zinsen in diesem Bereich nicht automatisch eine gute Nachricht, was an den Gesetzen des Anleihemarkts liegt.

Bei bereits umlaufenden Papieren sinken die Kurse, weil es neuere Papiere mit höherer Verzinsung gibt.

Wer etwa mit einem börsengehandelten Indexfonds in Bonds investiert hat, macht damit womöglich jetzt Verluste. Wer dagegen jetzt einsteigt und die neuen Anleihen bis zur Fälligkeit hält, kann mit höheren Erträgen rechnen. Er trägt allerdings auch das höhere Risiko, das sich im steigenden Zins ausdrückt.

Analysten erklären den Renditeanstieg mit einer Mischung aus mehreren Faktoren. Der Irankrieg hat die Preise für Öl und Gas nach oben getrieben, was sich in höheren Inflationserwartungen widerspiegelt. Anleger rechnen dann eher mit Zinserhöhungen durch die Notenbanken.

Zugleich steigt derzeit das Angebot an Anleihen. Technologiekonzerne wie Alphabet oder Microsoft finanzieren den Bau ihrer gigantischen Rechenzentren unter anderem über den Kapitalmarkt. Nach Berechnungen der Großbank Morgan Stanley könnten globale Techkonzerne für KI-Investitionen in diesem Jahr rund 570 Milliarden Dollar am Anleihemarkt aufnehmen.

Verstärkt werden diese Faktoren vom wachsenden Finanzierungsbedarf der USA. Die Staatsausgaben sind angesichts des Irankriegs, der erratischen Zollpolitik und höherer Gesundheitskosten stark gestiegen: Mitte August überstieg die Bruttoverschuldung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erstmals die Marke von 40 Billionen Dollar.

Neu ist nicht die hohe Verschuldung, sondern dass sie Anlegern stärker ins Bewusstsein rückt. Ökonom Florian Heider, der das Leibniz-Institut für Finanzmarktforschung Safe in Frankfurt am Main leitet, spricht von einem »Hoppla-Moment«.

Argumente für höhere Marktzinsen habe es schon länger gegeben, nun hätten sie sich durchgesetzt. Das sei noch keine neue Schuldenkrise, aber: »Der Markt bepreist das Risiko, den USA unter der Führung von Donald Trump langfristig Geld zu leihen, deutlich höher.«

Weil der Anleihemarkt unsolide Staatsfinanzen durch höhere Finanzierungskosten abstraft, ist bereits von den soge-

Teure Schuldenmacherei

Rendite auf deutsche und US-amerikanische Staatsanleihen mit verschiedenen Laufzeiten nannten Bond-Vigilanten die Rede: Gemeint sind Investoren, die Staatsanleihen abstoßen, wenn sie die Wirtschafts- oder Haushaltspolitik einer Regierung für zu riskant halten.

Um die Märkte zu beruhigen, will die US-Regierung mehr langlaufende Anleihen zurückkaufen. Doch bereits wenige Stunden nach der Ankündigung von Finanzminister Scott Bessent am 19. August kletterten die Renditen weiter.

Es sei, als hätte man ein »Pflaster auf eine Schusswunde geklebt«, urteilte Charlie McElligott, Marktstratege beim Finanzunternehmen Nomura.

Harald Preißler, Kapitalmarktstratege beim Vermögensverwalter Bantleon, spricht von »aufziehender Panik« bei der US-Regierung. Mit der Kaufankündigung habe Bessent die Ängste der Anleger noch bestärkt: »Wer interveniert, demonstriert Handlungsbedarf.«

Für die US-Regierung sieht der Experte nur wenige Auswege. Sie könne noch mehr kurzlaufende Anleihen ausgeben, deren Renditen niedriger seien, und damit den Anteil kurzfristiger Schulden erhöhen. Nachhaltiger wären höhere staatliche Einnahmen und niedrigere Ausgaben.

Das Problem: Sparmaßnahmen und höhere Steuern seien Trumps Wählern nur schwer zu vermitteln. »Schlimmstenfalls könnte Fed-Chef Kevin Warsh einspringen und Bonds im großen Stil am Markt aufkaufen«, vermutet Preißler. Die Bilanz der Fed sei aber noch immer von den Anleihekäufen der letzten Finanzkrise aufgebläht.

So bleibt Trump und seinen Leuten wenig anderes übrig, als sich durchzuwurschteln. Auch Deutschland, das mit einer Schuldenstandsquote von 63,5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noch als Musterschüler gilt (in den USA ist die Quote beinahe doppelt so hoch), gerät dabei unter Druck.

In diesem Jahr gibt der Bund knapp sechs Prozent des Haushalts für den Zinsdienst aus – bis 2030 dürften es gemäß Finanzplan des Bundes mehr als zwölf Prozent sein. Geld, das der Bund für Zinsen aufbringen muss, fehlt für andere Vorhaben.

Die großen Ratingagenturen bescheinigen Deutschland bislang eine Spitzenbonität. Bei einem dauerhaft schwachen Wachstum könnte jedoch eine Herabstufung drohen – wodurch die Finanzierungskosten weiter steigen dürften.

Finanzforscher Heider warnt deshalb vor Schadenfreude über Amerika: »Wenn das milliardenschwere Sondervermögen in Deutschland nicht für das erhoffte Wachstum sorgt, könnte die Verschuldung für uns ein größeres Problem werden als für die USA.«

Michael Brächer

Tanja Kernweiss / manager magazin

Die Frau gegen Musk

Raumfahrt Mit ihrem Unternehmen The Exploration Company will die frühere Airbus-Managerin Hélène Huby eine europäische Alternative zu SpaceX aufbauen.

Das französische Außenministerium am Pariser Quai d'Orsay war schon einmal der Ort für einen Neustart in Europa. In dem palastartigen Gebäude an der Seine wurde 1950 die Schuman-Erklärung ausgerufen, die den Weg für die heutige EU bereitete. An einem Abend im Juni geht es um den Weg ins All. Am Mikrofon steht eine zierliche, bis zu den Sneakern ganz in Schwarz gekleidete Frau. Umgeben von historischem Prunk, von goldenen Kandelabern und opulenten Gemälden spricht Hélène Huby darüber, wie Europa sich unabhängiger von den USA machen kann – und welche Rolle dabei die Raumkapsel spielt, an der ihr Unternehmen derzeit baut. Es ist der Vorabend der Technologiemesse Vivatech. Die Frau auf der Bühne, so viel wird schnell klar, will sehr hoch hinaus. Vor fünf Jahren hat sie bei München die Raumfahrtfirma The Exploration Company (TEC) gegründet. Inzwischen habe das Unternehmen Aufträge über zwei Milliarden Euro in den Büchern gesammelt, erzählt die 48-Jährige. Aktuell arbeite TEC an wiederverwendbaren Raketentriebwerken, den größten, die je in Europa entwickelt wurden. Vor Superlativen hat Huby keine Scheu.

Ihr Ziel sei »ein globaler Champion mit europäischen Wurzeln«. Nichts weniger als ein Wettbewerber für Elon Musks SpaceX-Konzern, der gerade den größten Börsengang aller Zeiten hingelegt hat, zeitweise mehr als 2,5 Billionen Dollar wert war und das Weltraumgeschäft dominiert. Eine Startup-Gründerin, die sich zur Herausforderin von SpaceX und Musk erklärt, klingt leicht größenwahnsinnig. Ist Huby das?

Der Kontrast zu den hibbeligen Showeinlagen des amerikanischen Techmilliardärs könnte größer nicht sein: kaum vorstellbar, dass die Französin auf der Bühne je hüpfen oder zur Wahl einer rechtsextremen Partei aufrufen würde. Huby spricht ruhig, in fließendem Englisch, hält sich an Fakten. Sie trifft als europäischer Gegenentwurf zu Elon Musk einen Nerv. Huby verspricht dem verzagten Kontinent einen Ausweg. Europa sieht sich durch Wladimir Putins Russland bedroht und von Donald Trumps Amerika verlassen. Die EU rüstet auf, will sich aus der technologischen Abhängigkeit von den USA befreien, die in der Raumfahrt als besonders groß und gefährlich gilt. Gründerin Huby winkt ein großes Geschäft. Das Interesse von Politikern und Investoren an Spacefirmen ist riesig. Bundes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hat 35 Milliarden Euro für die Aufrüstung im All ausgelobt, die Europäische Weltraumorganisation Esa verfügt seit ein paar Jahren über mehr Mittel denn je. Huby spricht von einer »einmaligen Chance«. Das Sehnsuchtssobjekt all derer, die es mit der europäischen Raumfahrt halten, steht in einer Werkshalle in Oberpfaffenhofen vor den Toren Münchens: die kegelförmige Raumkapsel »Nyx«, etwa 4,50 Meter hoch, 4 Meter Durchmesser. Huby steht mit Schutzhaube, Kittel und Schuhüberziehern daneben und erklärt den Hitzeschild, die mehr als 1000 Sicherheitsanforderungen und wie herausfordernd es ist, aus einem Testmodell – denn darum handelt es sich hier – ein funktionsfähiges Fluggerät zu machen.

Hubys Firma ist bisher vor allem eines: ein großes Versprechen. Würde es eingelöst, könnte Europa den Rückstand auf die Raumfahrtgroßmächte verkürzen. Mit Hubys Raumkapsel könnte die Esa nach mehr als zehn Jahren Pause wieder eigenständig Fracht zur Internationalen Raumstation (ISS) bringen. Später ließen sich auch privat betriebene Stationen anfliegen, wie sie etwa die US-Firmen Vast oder das Starlab-Konsortium unter Beteiligung des europäischen Airbus-Konzerns planen. Ein anderes mögliches Ziel: der Mond.

In ein paar Jahren könnte die Esa womöglich sogar europäische Astronauten in einem europäischen Raumschiff transportieren – so etwas gab es noch nie. Huby hält das für möglich. Bislang ist solch eine Idee über halbherzige Ansätze nie hinausgekommen. Zu kompliziert? Nicht unbedingt. Zu teuer? Auf jeden Fall! So war es bisher in Europa. Stattdessen flogen Esa-Raumfahrer in russischen und amerikanischen Raumkapseln. Europa zahlte dafür, vor allem in Form von Tauschgeschäften. Ohne das von der Esa finanzierte und in Bremen bei Airbus gebaute europäische Servicemodul, das Antrieb, Energie, Atemluft und Wasser liefert, könnte kein amerikanisches Raumschiff zur Artemis-Mondmission starten.

Huby war bei Airbus für dieses Service-modul verantwortlich. Bis sie 2021 entschied, ihr eigenes Weltraumprojekt zu starten. Bis dahin hatte sie eine klassische französische Akademikerkarriere absolviert. Sie studierte angewandte Mathematik, Volkswirtschaft und öffentliche Verwaltung an den Elitehochschulen Sciences Po und ENA – zeitweise gemeinsam mit dem späteren Präsidenten Macron –, arbeitete unter anderem im französischen Bildungsministerium, ehe sie ab 2013 abwechselnd bei Airbus und beim europäischen Raketenbauer Ariane Group in Toulouse und Bremen managte. Sie sei stolz darauf, »ein Kind von Airbus und Ariane zu sein«, sagt Huby. Aber um »transformatorischen Einfluss« zu haben, wie sie es nennt, sei es »einfacher, ganz von vorn anzufangen«.

Einfach ist allerdings so gut wie nichts in einer Industrie, die über Jahre Milliarden-investitionen erfordert, ehe auch nur ein Euro zurückfließt. Die den Unwägbarkeiten der Politik ausgeliefert ist und beherrscht wird von testosterongetriebenen Managertypen wie Musk oder Amazon-Gründer Jeff Bezos mit seiner Raketenfirma Blue Origin.

Warum sie das Risiko eingeht, erklärt Huby am Quai d'Orsay auch mit ihrer Familie. Sie habe einen engen Draht zu ihrer Oma gehabt und diese nur einmal wütend erlebt – nämlich als sie, die Enkelin, gesagt habe, dass ihr unter »vergleichbaren Umständen womöglich der Mut gefehlt hätte«. Hubys Großmutter war die französische Widerstandskämpferin Anise Postel-Vinay, die das KZ Ravensbrück überlebte. Dafür habe sie nicht gekämpft und das alles überstanden, habe ihre Oma geantwortet. Heute leitet Huby daraus einen Auftrag für ihre eigene Generation ab. Es ist eine ziemlich große Erzählung. Raumfahrt sei »die Zukunft der Menschheit«, so sagt sie das in dem Dokumentarfilm »Her Race to Space«, der Ende Oktober im SWR ausgestrahlt werden soll. Diese Zukunft, sagt Huby, könne man entweder mit Krieg bauen oder mit »Kollaboration, Humanität und dem Besten, was wir als Menschen haben«. Schon jetzt hat ihre Firma Standorte in sechs europäischen Ländern, das Gravitationszentrum, so nennt Huby das, liegt in München. »Wir brauchen mehr gemeinsame Projekte zwisch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sagt sie beim Rundgang durch die Werkshalle. Ein bemanntes Raumschiff könne so ein Projekt sein, sie hoffe sehr, »dass die Europäer beim Gipfel im September einen solchen Beschluss fassen«. Hört man der Französin zu, fühlt man sich an die Sorbonne-Rede ihres Ex-Kommilitonen Macron erinnert, in der er 2017 ein souveränes, geeintes und demokratisches Europa beschwor. Europa habe die Wahl, in eigene Fähigkeiten für den Weltraumtransport zu investieren oder weiterhin jedes Jahr 500 Millionen Euro cash in die USA zu schicken, sagt Huby. Anfang September tritt sie beim Internationalen Space Summit in Paris als Sonderbotschafterin des französischen Präsidenten Emmanuel Macron auf.

Aus ihrer Zeit bei Airbus weiß sie, dass die 500-Milliarden-Rechnung wegen der Tauschgeschäfte nicht ganz stimmt. Aber sie soll offenbar Investoren beeindrucken. Denn für ihr nächstes großes Ding braucht Huby viele Hundert Millionen Euro: TEC arbeitet an einer eigenen wiederverwendbaren Rakete namens »Yrene«, die etwa doppelt so viel Last transportieren soll wie die europäische Rakete »Ariane 6«.

Der erste Teil davon ist ein Triebwerk namens »Storm«. Auf der Internationalen Raumfahrtmesse ILA in Berlin hat TEC im Juni erstmals ein etwa drei Meter hohes, schwarz glänzendes Kunststoffmodell aus dem 3D-Drucker präsentiert. An diesem Tag ist der kleine Stand am Rand der Messehalle B völlig überfüllt. Die beiden deutschen Astronauten Matthias Maurer und Alexander Gerst sind gekommen, in ihren blauen Astronautenoveralls, Raumfahrtministerin Dorothee Bär im schwarz-weiß gemusterten Hosenanzug. Huby ist, wie meist bei offiziellen Terminen, ganz in Schwarz gekleidet.

Bär nennt das Triebwerk »ein neues Kapitel der europäischen Raumfahrt« und

Huby »eine brillante Unternehmerin«. Was Huby antwortet, kann niemand verstehen, der polnische Nachbarstand hat seine Lautsprecher zu laut gedreht. Der historische Moment geht im Lärm unter. Dabei kommt das Lob der Politik ziemlich früh. Das Triebwerk ist frühestens 2028 fertig, der Bau der Rakete wird danach weitere Jahre brauchen und Milliarden verschlingen. Um die Frachtkapsel zu entwickeln, hat TEC bislang rund 350 Millionen Dollar (300 Millionen Euro) an Wagniskapital eingesammelt, 25 Millionen Euro flossen zusätzlich von der Europäischen Weltraumagentur Esa. In Kürze will die Esa über die Vergabe weiterer 400 Millionen Euro für den Raumtransport entscheiden, ein großer Anteil dürfte an TEC gehen. Ein bemanntes Raumschiff könne über zehn Jahre bis zu vier Milliarden Euro kosten, rechnet Huby vor, drei Viertel davon müssten wohl vom Staat kommen.

Zahlen, die schwindlig machen. Für das Raketentriebwerk will das Unternehmen noch einmal private Geldgeber anzapfen, Huby arbeitet an einer Finanzierungsrunde. Im September könnte die abgeschlossen sein und einen mittleren bis hohen dreistelligen Millionen-Euro-Betrag einbringen. Es ist eine Wette auf die Zukunft. Und der Ausgang dieser Wette hat mit Huby zu tun.

Khaled Helioui, Partner bei der europäischen Risikokapitalfirma Plural und Board-Mitglied bei TEC, ist ein Geldgeber der ersten Stunde. Er habe mit vielen Space-Gründern gesprochen, die nicht aus der Branche kamen und sich als unbedarf erwiesen hätten, wenn es darum ging, Lieferketten und politische Kontakte aufzubauen. Gründer, die aus der etablierten Industrie kamen, hätten wiederum meist »nicht den Ehrgeiz und das Tempo, das Hélène hat«. Sie sei »eine Art Alien« in der Szene, sehr hart arbeitend, fordernd, mit grenzwertigen Zielen und Deadlines. Helioui sagt: »Das ist der SpaceX-Weg, und das ist der Weg, den man gehen muss.« Andere Investoren sind weniger euphorisch. TEC laufe Gefahr, sich zu verzetteln, es sei halsbrecherisch, ein extrem komplexes und kostspieliges Projekt wie ein Raketentriebwerk zu starten, noch ehe der Erfolg der Kapsel sichergestellt sei, sagt ein Risikokapitalgeber, der ebenfalls in Weltraum-Start-ups investiert, aber anonym bleiben möchte. Hält man ihr solche Kritik vor, wird Huby ungeduldig. Der Nachweis, dass die Technologie der Kapsel funktioniere, sei zu 90 Prozent erbracht, die Risiken seien beherrschbar, also könne TEC jetzt das Thema Trägerrakete angehen. »Wir haben nicht viel Zeit«, sagt sie.

Modell der Raumkapsel »Nyx« bei TEC in der Nähe von Bordeaux: Start für 2028 geplant

Ugo Amez / SIPA / picture alliance

Mike Auerbach / BMFTR
Ministerin Bär (2. v. I.), Unternehmerin Huby bei ILA in Berlin: Lob der Politik kommt ziemlich früh

Aber was, wenn »Yrene« und all die anderen Projekte der Firma am Ende nur ein Versprechen bleiben? Jedes einzelne der drei Vorhaben – Frachtkapsel, Raumschiff, Schwerlastrakete – ist groß genug, dass sich ein einzelnes Unternehmen daran verheben könnte. Bei Hubys Exploration Company weiß man sehr gut, was Scheitern bedeutet. Die Firma hat ihr neues Hauptquartier in Oberpfaffenhofen vor einem Jahr im Gebäude des insolventen Flugtaxiherstellers Lilium eingerichtet. Lilium hatte über knapp zehn Jahre insgesamt 1,5 Milliarden Euro in den Bau von senkrecht startenden Fluggeräten investiert – und ging 2025 endgültig pleite. Im Großraumbüro stehen noch die Computer aus der Konkursmasse. Huby hat sie mit TEC übernommen. In der Raumfahrt wiederum ist Branchenriese Boeing das warnende Beispiel, wie leicht man scheitern kann. Die Firma und die Nasa haben mehr als sechs Milliarden Dollar und über zehn Jahre Entwicklungszeit in ihre Raumkapsel »Starliner« gesteckt – bislang ohne durchschlagenden Erfolg. Bei einem auf acht Tage angesetzten Testflug mit den amerikanischen Astronauten Suni Williams und Butch Wilmore zur Raumstation ISS gab es so viele Probleme, dass beide ein Dreivierteljahr später mit einer Kapsel des Konkurrenten SpaceX aus dem All geholt wurden.

»Wir vergleichen uns mit SpaceX, nicht mit Boeing«, kontert Huby fast trotzig. Nur dass Elon Musks Firma einen gigantischen Vorsprung hat: Seine erste Frachtkapsel startete 2010, die erste wiederverwendete Raketenstufe 2017, der erste Astronautenflug 2020. Aktuell hat die Firma etwa 700 Raketen ins All geschossen. Bislang hat The Exploration Company deutlich weniger Greifbares vorzuweisen. Eine Miniversion der Frachtkapsel, »Bikini« genannt, konnte 2024 beim Jungfernflug der europäischen »Ariane 6«-Rakete nicht wie geplant ausgesetzt werden – und kreist bis heute um die Erde, »lost in space«. Der Fehler lag nicht bei TEC. Beim zweiten Testflug ein Jahr später, der »Mission Possible«, schaffte eine kleinere Version der »Nyx«-Kapsel zwar den schwierigen Wiedereintritt in die Erdatmosphäre – versank aber im Ozean, weil das Fallschirmsystem versagte. Huby spricht von einem teilweisen Erfolg und einem teilweisen Fehlschlag. Auch die »Nyx«-Kapsel in voller Größe hätte eigentlich schon 2026 fliegen sollen. Jetzt ist der Start für 2028 geplant.

In dem kleinen, fensterlosen Chefbüro im TEC-Hauptquartier liegt Hubys Tennistasche, als junge Frau gehörte sie dem französischen Nationalkader an. Im Tennis ist ein Spiel erst mit dem letzten Schlag entschieden, auch wenn der Rückstand noch so groß ist. In Hubys Welt ist das in der Raumfahrt ähnlich. »Wir haben alle technischen Komponenten im All oder unter Weltraumbedingungen auf der Erde getestet«, sagt sie beim Gang durch die Werkhalle. Jetzt, so die Botschaft, müsse eigentlich nur noch alles zusammengebaut werden. Was soll da schon schiefgehen?

Martin Tajmar leitet das Institut für Luft- und Raumfahrttechnik an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Dresden. »Wenn ich an eine europäische Alternative zu SpaceX denke, fällt mir eigentlich nur die Exploration Company ein«, sagt er. Klar müsse »da noch viel passieren«, aber Elon Musk sei auch mit einer verrückten Idee gestartet und habe dann »einfach losgelegt«. Elon Musk – an den Ideen des reichsten Mannes der Welt muss sich Huby immer wieder messen lassen. Kürzlich wurde sie in einem Fernsehinterview gefragt, ob der kontroverse Rechtsausleger eine Inspiration für sie sei. Was Musk mit SpaceX geschaffen habe, sei »outstanding«, hervorragend, antwortete Huby. Sie wolle aber nicht den Mars erobern, sondern eine friedliche Zukunft im Weltraum bauen.

Victor Maier kam wie Huby von Airbus und leitet heute das Deutschlandgeschäft bei TEC. Maier, kurze schwarze Haare, Dreitagebart, Brille, geht in Oberpfaffenhofen an Regalen vorbei, die mit den weißen Cargo-Transfer-Bags der Nasa gefüllt sind. Er erklärt, wie die bis zu sieben Kilometer langen Kabelbäume für die »Nyx« produziert werden, und zeigt eine Thermal-Vakuum-Kammer, die für Testzwecke in der Halle steht. 200 Mitarbeiter sind hier mittlerweile beschäftigt. In dem Dokumentarfilm gibt es eine Szene, in der Huby vor ihrer Mannschaft steht und erklärt, sie wolle keine Ego-Shooter oder Leute, die nur auf Geld und Karriere aus seien. Sondern solche, »die etwas bauen wollen«. Wer das nicht verstehe, der solle besser gehen.

»Hélène ist als Führungskraft und als Mensch unfassbar wertvoll für uns«, sagt Maier. Sie bringe den Mitarbeitern Achtung entgegen. Und Vertrauen. Jede Woche gibt es ein virtuelles Teammeeting, wo Huby transparent macht, wo TEC bei den Projekten steht, auch finanziell. Das funktioniere nur so lange, wie keiner vertrauliche Informationen nach außen gebe, sagt Maier.

Bisher scheint es der Gründerin zu gelingen, Loyalität zu schaffen. Zahlen dringen nicht nach außen, weder schlechte noch gute. »Es kann immer etwas schiefgehen«, sagt Huby. »Aber wir kämpfen jeden Tag dafür, dass wir es schaf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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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sum Ob Rotkäppchen-Sekt oder Diddl-Mäuse: Nostalgie verkauft sich.

Können Produkte über Krisen hinwegtrösten?

An einem Sommertag Ende Juli kann Gabriele Morsztyn, 33, endlich wieder auf Jagd gehen. Frühmorgens um sechs Uhr fahndet sie auf dem Kölner Großmarkt nach ihrem Lieblingstier: der Diddl-Maus. Nach zwölf Jahren Pause sollen in Deutschland erstmals wieder Blöcke, Plüschtiere, Stifte und Flaschen mit der Cartoonfigur erhältlich sein, die um die Jahrtausendwende bei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sehr beliebt war.

An der ewig lustigen Strahlemaus schie- den sich schon immer die Geister. Die einen halten sie für beste Sammlerware, die jeden Preis wert ist, die anderen sehen eher eine überzeichnete Comicfigur in Bonbonpastell. Die Mitarbeiterin an der Infotheke jedenfalls staunt über das Comeback. »Diddl, ja?«, sagt sie, als Morsztyn nach der neuen Kollektion fragt. »Ich weiß gar nicht, ob wir das haben.«

Morsztyn ist keine Frau, die sich abwimmeln ließe. Die gelernte Pflegerin mit Blumenrock und Piercings in Augenbraue, Nase und Lippe sammelt seit Jahren Produkte der Kultfigur aus ihrer Kindheit. Die Mitarbeiterin bittet Morsztyn, sich eine halbe Stunde zu gedulden. Es ist noch etwas früh.

Wie Tausende andere Schulkinder kaufte Morsztyn einst Diddl-Blöcke vom Taschengeld und tauschte die Blätter mit anderen. So richtig begann ihre Leidenschaft aber erst 2015, als die Maus für die meisten längst vergessen war. Damals, so erzählt sie es, habe eine Freundin ihr einen Diddl-Kugelschreiber geschenkt, er habe sie sofort an früher erinnert. »Als Kind war das Leben noch unbeschwert. Man hatte keine Verpflichtungen und konnte tun und lassen, was man wollte«, sagt Morsztyn. Wenn sie Diddl-Produkte kaufe, fühle sie sich wieder so frei wie damals, spüre »Glücksgefühle«.

Um 6.45 Uhr hat das Warten ein Ende. Ein Aufsteller in der Nähe der Kassen im Kölner Großmarkt, für den sie eine Kundenkarte hat, präsentiert die neuen Diddl-Produkte. »Oh, schön«, haucht Morsztyn. Sie packt drei Dufttextmarker, ein Radiergummiset, zwei Blubber-Badekugeln, fünf rosa Tüten, zwei Stickerhefte und 15 Blöcke in ihren Korb. 126,10 Euro wird sie allein im ersten Geschäft ausgeben. Als sie Diddl-Thermosflaschen begutachtet, kommt die Infotheken-Mitarbeiterin vorbei. »Ich will mal gucken, was die alles haben«, sagt die Frau. »Das war ja die Zeit, als meine Kinder noch in der Schule waren.«

Sieben Geschäfte klappert Morsztyn an diesem Tag ab, gibt insgesamt rund 257 Euro aus. Ihre Diddl-Sammlung zählt bereits mehr als 10.000 Teile.

Das Diddl-Comeback steht für einen Trend. Angesichts von Kriegen und Krisen boomt das Früher-war-alles-schöner-Gefühl: Junge Erwachsene steigen von Musikstreaming-Angeboten auf iPods mit Kabelkopfhörern und Plattenspieler um. Secondhandläden verkaufen Kleidung aus den Neunzigern und Nullerjahren für horrende Summen. Junge Menschen tragen wieder Nirvana-Shirts oder gehen scharenweise ins Kino, um sich den Michael-Jackson-Film anzusehen. Marken erfinden Produkte, die aussehen, als wären sie 100 Jahre alt.

In Zeiten von Technologien, die immer weniger kontrollierbar scheinen, wünschen sich offenbar viele Menschen eine romantisierte Vergangenheit zurück. Eine, die ein wohliges Gefühl auslöst, die Sicherheit gibt in einer unsicheren Welt. Nostalgische Produkte trösten, weil sie Vertrautheit und Identität anbieten. Das hat die Markenindustrie erkannt.

»Nostalgie allein ist noch keine Geschäftsidee«, sagt Jens Lönneker, der das Kölner Marktforschungsinstitut Rheingold Salon leitet. Der Psychologe berät Unternehmen und ergründet die Seele von Verbrauchern in Einzelinterviews. Damit Produkt-Comebacks funktionierten, müssten Marken es schaffen, das »ikonisch Alte so zu modernisieren, dass es in den Zeitgeist passt«.

Bereits 2016 versuchte Diddl-Erfinder Thomas Goletz, die Maus zurückzubringen. Doch die »Diddl Forever«-Kollektion flopp-

Emotionen, Teil 7 »Die Macht der Gefühle in der Wirtschaft«

Warum der Kapitalismus Neid braucht. Wie Gier die Menschen antreibt, aber auch entzweit. Wofür sich Kundinnen und Kunden an der Kasse noch schämen.

SPIEGEL, wie Gefü Wirtschaftsleben prägen – und wie man am besten damit umgeht.

te. Wohl auch, weil die Macher das Wesentliche vergaßen: dass es um die perfekte Erinnerung geht. Sie gestalteten die Maus derart um, dass sie nicht mehr wie gezeichnet aussah, sondern ultramodern animiert. Zu künstlich für Millennials, die sich in die analoge Welt zurückträumen wollten. Der Fehler soll sich nicht wiederholen: Die neuen Designs sind den früheren Diddl-Zeichnungen deutlich ähnlicher.

Sammlerin Morsztyn hat bislang nur die Originale gekauft – und nun die »Diddl is back«-Kollektion. Sie schätzt, dass sie im Monat rund 300 bis 400 Euro für Diddl-Produkte ausgibt.

Zu Hause lagert ihre Sammlung im Schlafzimmer, Hunderte Diddl-Blöcke und Postkarten finden sich da, dazu kistenweise Plüschtiere, Haarbürsten, Freundschaftsbücher, Kugelschreiber, Kerzen, Kindertattoos, Fahrradreflektoren sowie eine Diddl-Capri-Sonne aus dem Jahr 2000, inklusive Inhalt. Ihr teuerstes Sammlerobjekt ist der Diddl-Block Nummer 1 im DIN-A4-Format, er hat heute einen Wert von bis zu 500 Euro. Allerdings geht es Morsztyn bei ihrer Leidenschaft nicht ums Geld, wie sie sagt, sondern um die guten Gefühle, die Erinnerung an früher.

Jannine Lasaleta, Psychologin an der Yeshiva-Universität in New York, hat das Phänomen erforscht und festgestellt: Wer nostalgisch ist, dem sei Geld in diesem Moment weniger wichtig. Wenn Menschen sich an schöne Erlebnisse erinnerten, stärke das »ihr Gefühl der sozialen Verbundenheit und ihr Selbstwertgefühl«. Gleichzeitig steigere das den Eindruck, über längere Zeit hinweg dieselbe Person zu bleiben. Das ließen sich viele Menschen etwas kosten.

Dass Nostalgie das Gefühl von Identität schaffen und gar eine fast untergegangene Marke zur deutschen Marktführerschaft bringen kann, zeigt der Sekthersteller Rotkäppchen. Aus dem beschaulichen Örtchen Freyburg in Sachsen-Anhalt ging Rotkäppchen auf Einkaufstour, übernahm 2002 und 2003 die Westmarken Mumm und Geldermann – und schaffte es so zum größten Sektproduzenten des Landes. Dabei sah es nach der Wende zunächst finster aus.

Seit 1894 gibt es Rotkäppchen-Sekt unter diesem Namen. Schon der deutsche Kaiser Wilhelm II. schätzte das Getränk. Später prostete der DDR-Staatsratsvorsitzende Erich Honecker seinen Gästen damit auf Empfängen zu. Der Schaumwein war aus Ostdeutschland nicht wegzudenken. Der Staatsbetrieb produzierte jährlich 15 Millionen Sektflaschen bei 16 Millionen Einwohnern.

Doch nach der Wende hatten die Ostdeutschen genug, viele griffen lieber zu Westprodukten. 1990 verkaufte die Sektkellerei nur noch weniger als zwei Millionen Flaschen. Aus dem einstigen Luxusprodukt, das bis zu 23 Ostmark gekostet hatte und oft nur unter der Ladentheke zu ergattern war, wurde ein Ladenhüter im Besitz der Treuhand. Für Rotkäppchen war es fast das Todesurteil.

Nadine Schwickart / DER SPIEGEL
Sammlerin Morsztyn mit Plülschtier: »Als Kind war das Leben noch unbeschwert«

Gunter Heise, heute 75 Jahre alt, arbeitete vor dem Mauerfall als technischer Leiter des Rotkäppchen-Betriebs. Um die Marke am Leben zu halten, fuhren seine Kollegen und er nach der Wende in den Westen, verkauften Sekt aus ihren Autos. Das Unternehmen verfiel damals zusehends. »Das wurde immer schlimmer«, erzählte er, als die Firma im vergangenen Jahr den Deutschen Gründerpreis erhielt.

Nach und nach stellten viele ehemalige DDR-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fest, dass sie in Westdeutschland als »die aus dem Osten« galten, als zurückgeblieben. Markenpsychologe Lönneker zufolge entstand eine Sehnsucht nach Symbolen, die man kannte. Es sei um Anerkennung gegangen, »dass früher nicht alles schlecht war«. Und um den Wunsch, dass »die eigene Identität weiterlebt«.

Es war die Zeit, als die Menschen sich erinnerten, dass es nicht nur Nivea zum Eincremen gab, sondern auch Florena aus ehemaliger Produktion eines volkseigenen DDR-Betriebs. In der sie zu Zetti-Knusperflocken und Bautz'ner Senf zurückkehrten. Vertraute Marken trösteten. Warum nicht auch Rotkäppchen-Sekt?

1993 feilschten Investoren um Rotkäppchen. Heise und vier Kollegen schmissen zusammen und übernahmen die Marke gemeinsam mit einem Unternehmer. Sie richteten Rotkäppchen neu aus – und setzten dabei auf Nostalgie. Der Werbespot enthielt Anspielungen auf Rotkäppchen, das Märchen der Gebrüder Grimm. Experte Lönneker glaubt, dass diese Marketingstrategie wesentlich zum Aufschwung beigetragen hat. Mit Grimms Märchen konnten auch Westdeutsche etwas anfangen.

In den Nullerjahren startete die neue Werbung mit einer Frau im roten Kleid, die ihrem Liebsten eine Flasche Rotkäppchen mitbringt. Sie gilt noch heute intern als eine Art Geniestreich: frech, frisch, ein wenig frivol. Mittlerweile löst die Werbefigur selbst nostalgische Gefühle aus.

Jetzt ist es an Silvia Wiesner, den erreichten Marktanteil von 38 Prozent zu verteidigen. Als sie 2025 den Chefposten übernahm, sei sie durch die Rotkäppchen-Erlebniswelt in Freyburg gegangen, habe noch einmal »diese vielen Wendungen in der Geschichte« gesehen. Auf Zetteln können Besucher dort notieren, was sie mit Rotkäppchen-Sekt verbinden. »Einweihung erste eigene Wohnung«, notierte jemand im Juli. Auf einem Zettel steht: »Für immer 29«, auf einem anderen: »Hochzeitssekt mit meinem Mann :)«.

Wiesner will auch die jüngere Generation gewinnen, die mit der Historie der Marke nichts anfangen kann. Dafür setzt Rotkäppchen etwa stärker auf Mischgetränke, Seconade und Aperitivo. Der Marke helfe, dass die jüngere Zielgruppe sie aus dem Elternhaus kenne, sagt Wiesner.

Einer Umfrage des Marktforschungsunternehmens Mediaanalyzer zufolge sprechen Befragte im Alter von 18 bis 39 Jahren am stärksten auf Produkte an, die auf Nostalgie setzen. Der Effekt sei bei Personen über 60 Jahren weniger ausgeprägt.

»Junge Menschen sehnen sich nach einer Vergangenheit, die sie nie selbst erlebt haben«, erklärt Johanna Gollnhofer, Professorin für Marketing an der Universität St. Gallen, in der Fachzeitschrift »Absatzwirtschaft«. Sie tauchten etwa mit Serien wie »Stranger Things« in die Achtzigerjahre ein. »In einer überdigitalisierten Welt wird Nostalgie hier zur Flucht in das Analoge, Überschaubare, Menschliche. Sie ist ein Weg, Stress und Komplexität zu reduzieren.«

Das scheint besonders gut bei Getränken zu funktionieren. Veltins führte im Coronajahr 2020 die Biermarke »Pülleken« ein, inklusive Frakturschrift, Narrenzeichnung und dem altbacken klingenden Slogan »Komm, wir trinken noch ein Pülleken.« Nostalgisch angehauchte Marken würden in Zeiten von multiplen Krisen »so etwas wie einen emotionalen Schutzraum« bieten, erklärt Veltins-Chef Volker Kuhl. »Sie vermitteln das Gefühl: >Es gibt Dinge, die bleiben gut und verlässlich.«

Pülleken treibt nach Firmenangaben mit 10,8 Prozent Absatzplus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das Wachstum der Gesamtgruppe maßgeblich voran, obwohl der Biermarkt insgesamt schrumpft. Gerade die Jüngeren würden stark auf das Design anspringen. Und die Diddl-Maus? Eine Sprecherin der Buchhandlungskette Thalia berichtet von einem guten Verkaufsstart. Ja, die Nachfrage gehe vor allem von Erwachsenen aus, die mit Diddl aufgewachsen seien. Gleichzeitig »beobachten wir, dass viele Eltern Diddl heute auch ihren Kindern näherbringen«.

Hypes sind allerdings schnelllebig geworden, dafür sorgen auch soziale Medien. Ob es die Mäusefigur schafft, über einen kurzen nostalgischen Moment hinaus zu bestehen? Ungewiss.

Kristina Gnirke, Katharina Koerth, Maria Marquart 5

NACHGEZÄHLT

80.735

Dollar betrug der Kurs des Bitcoin am Dienstag, der höchste Stand seit Mai. Damals stürzte die Kryptowährung anschließend auf 58.820 Dollar ab.

Quelle: Morningstar

MASCHINE DER WOCHE

Wespenschreck

Es gibt brutale Methoden gegen die Wespenplage im Spätsommer: UV-Lichter etwa, die Insekten anlocken und dann mit Hochspannung töten. In manchen Lokalen stinkt rauchendes Kaffeepulver und vertreibt eher Mensch als Tier. Die sanfte Alternative sollen Wespen- und Fliegenwedler sein: batteriebetriebene Ventilatoren, die Wespen mit einer permanenten Luftbewegung über dem Tisch von Speisen und Getränken fernhalten. So zumindest das Herstellerversprechen. Weiche Bänder als Flügel bewahren Finger vor ernsten Verletzungen. Sie kosten nicht mehr als ein Schnitzel im Ausflugslokal. Die rücksichtsvolle Technik steht in Einklang mit den Gesetzen. Das Töten von Wespen ohne vernünftigen Grund ist verboten und wird je nach Bundesland mit einem Bußgeld bis zu 65.000 Euro bestraft. GT

PHARMAINDUSTRIE

Schlucken statt spritzen

Semaglutid-Tabletten von Novo Nordisk

Ab Dienstag ist erstmals in Deutschland eines der neuen Abnehmmittel als Tablette erhältlich. Abnehmwillige, die es verschrieben bekommen und bis zu 278 Euro pro Monat bezahlen, können Wegovy des dänischen Herstellers Novo Nordisk nun schlucken statt spritzen.

Mit der Markteinführung flammt die Debatte über eine mögliche Erstattung der Kosten von Abnehmmitteln durch die gesetzlichen Krankenkassen neu auf. Am bisherigen Ausschluss hatte der Gemeinsame Bundesausschuss (G-BA), das oberste Gremium von Ärzten, Kassen und Kliniken, Zweifel geäußert. Es gebe »eine rückständige Diskussion über Adipositas«, sagte die neue G-BA-Vorsitzende Sonja Optendrenk Anfang August dem SPIEGEL. Es wäre »überlegenswert«, Abnehmmittel unter bestimmten Bedingungen zu erstatten.

Aus dem 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ium heißt es nun, man sehe Potenzial solcher Mittel zur Prävention von Herz-Kreislauf- und anderen schwerwiegenden Erkrankungen. Die Finanzlage der Kassen und mögliche Mehrbelastungen der Beitragszahler seien aber zu bedenken. Die frühere Festlegung des Ministeriums, Änderungen seien »aktuell nicht geplant«, fehlt in der Stellungnahme. Bei schwerer Adipositas könnten Abnehmmittel »Teil eines umfassenden Therapieansatzes sein«, sagt CDU-Gesundheitsexpertin Simone Borchardt. Eine »allgemeine Finanzierung« sei angesichts der klammen Krankenkassen zwar nicht drin. Ihre Fraktion sei aber für »eine genaue Prüfung«, ob die Mittel bei besonders hoher Krankheitslast im Einzelfall »medizinisch notwendig, zweckmäßig und wirtschaftlich« sein können.

Die Krankenkasse AOK warnt vor Ausgaben von bis zu 45 Milliarden Euro. Laut FDP-Gesundheitsexperte Andrew Ullmann könnten sich diese Ausgaben allerdings rechnen. Eine Erstattung müsse sich daran orientieren, ob ein Nutzen nachgewiesen werden kann. Die Mittel könnten zudem potenziell dazu beitragen, »krankheitsbedingte Erwerbsausfälle zu reduzieren«. Es geht etwa um Diabetes oder Herzinfarkte, die gar nicht erst entstehen, wenn Menschen ihre Fettleibigkeit bekämpfen.

Der Wegovy-Wirkstoff Semaglutid ist unter dem Namen Rybelsus bereits seit 2020 in Tablettenform in der EU zugelassen. Grundsätzlich wird Rybelsus auch von den Kassen erstattet, allerdings nur für Diabetiker. Erhältlich ist es hierzulande nur über einen italienischen Parallelimporteur, regulär eingeführt wurde es in Deutschland nie. Der Konzern begründet das mit einer »unternehmensstrategischen Entscheidung«. Beide Medikamente seien zudem klinisch für unterschiedliche Erkrankungen entwickelt worden. MUM, APR

Jacob Kirkegaard, 53, Ökonom am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d beim Brüsseler Thinktank Bruegel, über die Kauflust amerikanischer Investoren in Deutschland

SPIEGEL: Herr Kirkegaard, die Zahl der Übernahmen deutscher Mittelständler durch US-Investoren steigt, zeigt eine Analyse des Finanzdatenanbieters Pitchbook für das »Handelsblatt«. Sind hiesige Unternehmen im Moment wirklich so heiß begehrt?

Kirkegaard: Ja, allerdings haben US-Investoren schon seit Jahrzehnten stark in den deutschen Mittelstand investiert. Es gibt ein Hoch bei den Übernahmen, aber es ist kein komplett neues Phänomen.

SPIEGEL: Angesichts der angespannt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USA und der Bundesrepublik ist das aber erstaunlich. Warum greifen US-Investoren gerade jetzt in Deutschland zu?

Kirkegaard: Zum einen erlebt der US-Aktienmarkt eine Hochphase. Für dortige Investoren ist es daher eher teuer, auf dem heimischen Markt im großen Stil aktiv zu werden. Sie wenden sich momentan eher kleineren europäischen Unternehmen zu. Mit einer Übernahme können sich amerikanische Firmen außerdem Produktionskapazitäten und Fachkräfte einkaufen, die ihnen auf dem Heimatmarkt aktuell fehlen.

SPIEGEL: Welche Rolle spielt Donald Trump?

Kirkegaard: Auch durch die Unberechenbarkeit ihres Präsidenten ist es für viele US-Investoren unattraktiv geworden, in den USA zu investieren. Natürlich sind auch Deutschland und die übrige EU von Trump und seinen Entscheidungen teilweise betroffen, dennoch lassen sich für diesen Markt oft bessere Prognosen treffen. Nicht zuletzt spielt der Ruf deutscher Unternehmen eine große Rolle, die

ÜBERNAHMEN

»Deutsche Ingenieurs-kunst ist attraktiv«

deutsche Ingenieurskunst und die Hidden Champions sind weiterhin enorm attraktiv. Ausländische Investoren profitieren dabei auch von der Untergangsstimmung rund um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Dadurch sind spezialisierte Nischenunternehmen aus Käufersicht oft unterbewertet.

SPIEGEL: Warum entscheiden sich deutsche Unternehmen für einen Verkauf?

»Mittelständler erhoffen sich oft neues Kapital.«

Kirkegaard: Zum einen ist da der Generationenwechsel, der momentan in vielen mittelständischen Chefetagen ansteht. Sollte der nicht so laufen wie erhofft, und ein US-Investor macht ein gutes Übernahmeangebot, entscheiden sich viele Inhaber für den Deal. Außerdem erhoffen sich Mittelständler oft neues Kapital, das dann beispielsweise in die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investiert werden kann.

SPIEGEL: Droht nicht ein Know-how-Verlust, wenn deutsche Patente durch Übernahmen in ausländische Hände fallen?

Kirkegaard: Ja, das könnte schon sein, aber das gehört dazu. Schließlich sind die Patente ein Grund, warum US-Investoren überhaupt in deutsche Mittelständler investieren. Und die müssen sich eben fragen, was ihnen wichtiger ist: ihre Patente oder der wirtschaftliche Erfolg und die Sicherung von Arbeitsplätzen. Die Entscheidung fällt dann meistens rational aus – und die Unternehmen entscheiden sich für Letzteres. JHG

WIRTSCHAFTSWUNDER

Viel erben, wenig zahlen

Mit dem Einkommen steigt die Steuer, so kennt es jeder Arbeitnehmer. Beim Erben läuft es anders: Für besonders große Vermögen gelten besonders niedrige Steuersätze. Denn sie werden oft in Form von Unternehmen weitergegeben, für die großzügige Ausnahmeregeln von der Erbschaftsteuer gelten. Auf 34 Erbschaften von insgesamt etwa zwölf Milliarden Euro entfiel dadurch 2025 ein durchschnittlicher Steuersatz von rund zwei Prozent. Zu diesem Ergebnis kommt das Netzwerk Steuergerechtigkeit auf Basis neuer Zahlen des Statistischen Bundesamts. Durch sogenannte Verschonungsbedarfsprüfungen wurde die Steuerschuld der Erben um 94 Prozent reduziert – ein Erlass von 3,7 Milliarden Euro. Der weitaus größte Teil entfiel auf Schenkungen, mit denen Vermögen steuersparend weitergegeben werden.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haben die Zahlen Sprengkraft. Die Union lehnt Reformpläne der SPD für die Erbschaftsteuer ab. Doch durch eine Klage, über die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im Oktober verhandelt, könnte der Druck steigen. Zumal die Koalition den Abbau von Subventionen angekündigt hat – und Privilegien für Firmenerben die größte Steuersubvention überhaupt sind. DAB

ÜBERGEWINN

Gegenwind für Klingbeil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droht Gegenwind bei der Forderung nach einem EU-Rahmen für eine Übergewinnsteuer für Ölkonzerne. Deutschland ist mit den bisherigen Unterstützern Italien, Spanien, Polen, Portugal und Österreich noch weit von einer Mehrheit im Rat der Mitgliedsländer entfernt. Dieser müsste einstimmig über eine solche Steuerinitiative entscheiden, mithilfe eines Notstandsartikels könnte er eine Übergewinnsteuer per Mehrheitsbeschluss auf den Weg bringen. Klingbeil sucht nun weitere Verbündete. Die größte Fraktion im Europaparlament, die konservative EVP, sieht den Vorstoß kritisch. »Der Widerstand gegen eine Übergewinnsteuer ist in meiner Fraktion beträchtlich«, sagt der CSU-Abgeordnete Markus Ferber, wirtschaftspolitischer EVP-Sprecher. »Erstens lässt sich »Übergewinn« kaum sauber und rechtssicher definieren.« Zweitens würde eine Steuer laut Ferber wichtige Preissignale aussetzen, »drittens ist eine solche Ad-hoc-Regeländerung Gift für das Investitionsumfeld«. BEM

WISSEN

Schüler, Schülerin bei Montage von Panels

Photovoltaikmodule im südfranzösischen Les Mées

Sieg der Sonne

Energie Lange wurde die Solarenergie belächelt, jetzt könnte sie wichtiger werden als Kohle, Gas und Atom. Deutsche Forscher arbeiten an mehreren entscheidenden Technologien.

S·Quellen: Ember, Internationale Energieagentur

Als Miron, Alina und Alexander die letzten Aluschienen unter den Solarmodulen verschrauben, reißt der Himmel auf. Die Sonne strahlt auf das Flachdach der Albert-Schweitzer-Schule in Kassel. Die Photovoltaikanlage ist kurz vor den Sommerferien fertig installiert, aus einem Bluetooth-Lautsprecher der Schüler schallt »Walking on Sunshine«, es passt fast zu sehr.

»Es fühlt sich gut an, dass wir das jetzt umgesetzt haben«, sagt der 18-jährige Miron. »Wir hatten schon lange die Idee.«

Die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haben in den zurückliegenden vier Tagen 40 Solarmodule aufgestellt. Sie haben sie verkabelt und so befestigt, dass die Panels bei Wind nicht wegfliegen. Sie lernten, dass jedes der 22 Kilogramm schweren und knapp zwei Meter langen Teile aufrecht von zwei Menschen getragen werden muss, damit es seine Form hält.

»Ich habe mir die Arbeit komplizierter vorgestellt«, sagt Alina, 17. Alexander, 18, meint, er habe sich zuvor nicht intensiv mit der Energiewende beschäftigt. »Jetzt interessiert es mich richtig.«

Es sei wichtig, dass die Jugendlichen »nicht hilflos sind angesichts der Klimakrise, sondern selbst etwas tun können«, sagt die Umweltingenieurin Anna Schilling vom Kasseler Verein SoLocal Energy, der das Projekt begleitet hat. Auch finanziell werde sich die Anlage lohnen, das Gymnasium könne damit bis zu 20 Prozent seines Strombedarfs decken. Bis die Panels in voraussichtlich 30 Jahren ausgedient hätten, werde die Stadt nach Abzug der Investitionskosten etwa 100.000 Euro Stromkosten sparen, so kalkuliert die Verwaltung.

Billiger Strom durch die Kraft der Sonne, mit einfachen Mitteln verfügbar gemacht, das ist verlockend angesichts hoher Energiepreise und weltweiter Kämpfe um Rohstoffe. Die meist dunkelblauen oder schwarzen Module sind inzwischen so günstig, dass sie in Deutschland jedes Jahr millionenfach montiert werden, weltweit milliardenfach.

Zunehmend erzeugen Hausbesitzerinnen, Mieter und Unternehmer ihren Strom mithilfe der Sonnenkraft selbst: auf dem Dach einer Eisfabrik in Pakistan. In Australien, um Pools zu beheizen. Oder in Kenia, wo Menschen dank Photovoltaik auch ohne einen Anschluss ans Stromnetz mit Elektrizität versorgt sind. Hinzu kommen gigantische Solarparks, aus denen Strom in öffentliche Netze oder direkt in Industrieanlagen fließt. In China, Indien oder Südamerika sind sie mittlerweile teils so groß wie 5000 Fußballfelder.

Weltweit erlebt die Photovoltaik einen Aufschwung, den Fachleute lange kaum für möglich hielten. Alle Solaranlagen zusammen haben 2025 so viel Strom produziert wie etwa 350 Atomreaktoren. 2026 dürften Solarmodule zum ersten Mal in einem Jahr mehr Elektrizität erzeugen als alle Kern-

Solarer Aufschwung

Anteil von Energiequellen an der Stromerzeugung weltweit

kraftwerke auf dem Globus zusammen. Und im weltweiten Strommix aus Kohle, Gas, Atom und erneuerbaren Energien wuchs der Anteil von Solarenergie 2025 gegenüber dem Vorjahr so stark wie kein anderer Energieträger in einem einzelnen Jahr seit 1972 – auf knapp neun Prozent; in einzelnen Ländern wie Spanien ist die Solarenergie bereits die größte Stromquelle.

Mit einer zunehmend ausgefeilten Technik lässt Solarstrom sich immer besser und gewinnbringender in das Stromsystem einbinden. Zwischen der Jahrtausendwende und 2024 sanken die durchschnittlichen Kosten für Photovoltaikmodule inflationsbereinigt um knapp 96 Prozent.

Die Welt, so urteilen Experten, stehe am Beginn eines neuen Energiezeitalters. Die Kraft der Sonne, für viele in diesem Sommer vor allem mit Dürre, Hitzetoten, Niedrigwasser und Waldbränden verbunden, könnte die Lösung für die Rettung des Planeten sein. Sie schenke den Menschen günstigen Strom und helfe ihnen, von teuren und klimaschädlichen Brennstoffen wie Kohle und Gas loszukommen. Ihre Rolle sei entscheidend für Deutschlands Ziel, 80 Prozent des Stroms bis 2030 aus erneuerbaren Energien zu gewinnen. Und: Richtig eingesetzt

Auf die Superkraft der Sonne skeptisch zu blicken, hat Tradition.

werde die Sonnensuperkraft die Klima-katastrophe begrenzen.

»Die Sonne hat gewonnen«, so formuliert es der US-amerikanische Technologie-investor Rob Carlson und zitiert die Internationale Organisation für erneuerbare Energien: Solarenergie sei die »günstigste Stromerzeugung der Geschichte«. Wer Geld in Photovoltaik investiere, erhalte dafür viel mehr nutzbaren Strom als bei Kohle oder Gas. Mark Z. Jacobson von der Stanford University im sonnenreichen US-Bundesstaat Kalifornien hält es für möglich, dass weltweit in etwa 25 Jahren die gesamte Energieversorgung auf erneuerbare Energie umgestellt sein könnte, auch im Verkehr und in der Industrie. Die Solarenergie werde dabei einen Anteil von rund der Hälfte ausmachen, sagt der Professor für Bau- und Umweltingenieurwissenschaften, den Rest deckten Wind- und Wasserkraft sowie Erdwärme ab. Käme es so weit, hätte die Menschheit im Kampf gegen die menschengemachte Erderhitzung einen bedeutenden Erfolg errungen.

Nicht alle Experten sind derart optimistisch. Die Geschichte habe gezeigt, dass neue Formen der Energiegewinnung vorwiegend zusätzliche Nachfrage befriedigen, sagt Dieter Helm, Professor für Wirtschaftspolitik an der University of Oxford. Der Brite mit deutschen Vorfahren gilt als führender Energieökonom; gerade »die neuen Industrien sind sehr energieintensiv«, sagt er. Die KI-Firmen mit ihren Rechenzentren oder die Halbleiterindustrie benötigten mittlerweile so viel Strom, dass die Photovoltaik kaum mitkomme. So lässt sich erklären, dass Kohle und Gas zwar Marktanteile an die Solarenergie verlieren, die Stromproduktion aus den fossilen Energieträgern in absoluten Zahlen jedoch bisher nicht sinkt.

»Wir sollten enthusiastisch sein, dass die Solarenergie so stark wächst«, sagt Helm. »Doch wenn Sie wirklich einen globalen Unterschied machen wollten, müssten Sie Solaranlagen im großen Stil in Nordafrika und dem Nahen Osten aufbauen und dann energieintensive Industrien dorthin umsideeln.« Trotz sinkender Preise für Photovoltaikmodule hält Helm die Technik in weiten Teilen Europas noch immer für zu kostspielig: Damit die Energie von den Solarparks überall dorthin fließt, wo sie gebraucht wird, muss das öffentliche Stromnetz großflächig ausgebaut werden. Die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rechnet mit anstehenden Infrastrukturinvestitionen für erneuerbare Energien von etwa 1,2 Billionen Euro.

Auf die Superkraft der Sonne skeptisch zu blicken, hat Tradition. Als der TV-Bastler Peter Lustig und der Wissenschaftsjournalist Hoimar von Ditfurth dem deutschen Fernsehpublikum in den Achtzigerjahren erklärten, wie Sonnenlicht Elektronen in einer Solarzelle in Bewegung bringt und dadurch Strom entsteht, erkannten die wenigsten darin großes Potenzial. Und als das damalige Eidgenössische Institut für Reaktorforschung bei Zürich 1981 eine Solaranlage auf dem Dach eines Geräteschuppens errichtete, die wohl erstmals in Europa Strom ins öffentliche Netz speiste, blieb das lange eine Ausnahme.

Solarenergie in Deutschland sei so sinnvoll »wie Ananas züchten in Alaska«, urteilte der damalige Chef des Energieversorgers RWE, Jürgen Großmann, vor gerade mal 14 Jahren. Inzwischen betreibt RWE in Deutschland zahlreiche Solarparks, die Photovoltaik sei für die Energiewende »von zentraler Bedeutung«, gibt das Unternehmen an. Nach der Windkraft ist die Sonne die zweitwichtigste Energiequelle für die öffentliche Stromversorgung in Deutschland.

Auch die Analysten der Internationalen Energieagentur (IEA) mussten sich stark korrigieren. 2014 noch erwarteten sie, dass zwischen 2025 und 2030 pro Jahr bestenfalls Photovoltaikanlagen mit einer Leistung von durchschnittlich 28 Gigawatt installiert würden. Tatsächlich wurden 2025 laut IEA Anlagen mit einer Leistung von etwa 605 Gigawatt gebaut. Sie können so viel Strom liefern wie etwa 130 Atomkraftwerke – und die IEA hält es für möglich, dass die Solarenergie die Kohle in spätestens neun Jahren als wichtigste Stromquelle auf der Erde verdrängt hat.

Zunächst allerdings muss die Photovoltaik noch einige Hindernisse überwinden. Bisher ließ sich die gewonnene Energie nicht so speichern, dass sie im Winter oder in an-

»Jede Verunreinigung kann unsere Ergebnisse verfälschen.«

Juliane Borchert, Physikerin

deren sonnenarmen Wochen einsetzbar gewesen wäre. In manchen Sommern liefern die Sonnenkraftwerke zudem mittags mehr Strom, als die Netze aufnehmen können. Immer wieder mussten deutsche Netzbetreiber Anlagen dann herunterregeln. 2025 klemmten sie etwa drei Prozent der gesamten Solarstromproduktion ab, indem sie die Leistung von Sonnenkraftwerken zeitweilig drosselten. Deren Eigentümer wurden mit schätzungsweise mehr als 100 Millionen Euro entschädigt.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e Reiche von der CDU will diese Entschädigung nun einschränken: Wo das Netz geringe Kapazitäten hat, sollen Entschädigungen für künftig installierte Solaranlagen teilweise gestrichen werden. Ihr Gesetzesvorhaben stößt allerdings bei manchen SPD-Politikern der Regierungskoalition auf Widerstand – und löst vor allem nicht das eigentliche Problem.

Wissenschaftler und Manager dagegen haben in jüngster Zeit zahlreiche Fortschritte dabei gemacht, überschüssigen Solarstrom zu speichern. Der Strom ist inzwischen auch nachts nutzbar, weil es günstigere und bessere Batterien gibt. Auch teure Subventionen für Photovoltaik sind kaum noch notwendig.

Solarpark bei Khavda, Indien: Weit über zwei Millionen Panels verlegt

»Die Sonne schickt uns keine Rechnung«, betitelte der Journalist Franz Alt 1994 sein Buch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r Energiewende. Auch wenn die Anfänge der Photovoltaik aufwendiger waren, als der Bestseller vermuten ließ: Die Superkraft der Sonne zu nutzen, wird immer leichter und günstiger – und das in immer schnellerem Tempo.

Die Wucht, mit der Photovoltaik die Energiewelt verändert, zeigt sich besonders in Asien. Nicht nur China, wo weltweit der meiste Strom mit Sonnenkraft erzeugt wird, auch Pakistan entwickelt sich zum Solarboomer-Land, dank günstiger chinesischer Solarmodule. In Indien entsteht in der Wüste von Khavda im nordwestlichen Bundesstaat Gujarat fernab der Zivilisation die künftig größte Solaranlage der Welt. Sie wird genauso viel Fläche haben wie der Bodensee und soll einmal so viel Strom produzieren wie 30 Kernkraftwerke.

Schon bis Ende 2025 konnten in dem bevölkerungsreichsten Land der Erde 55 Solarparks mehr als 20 Millionen Haushalte auf dem Land versorgen. Hinzu kommt Energie aus unzähligen kleineren Photovoltaikanlagen, gefördert von der Regierung. Rund ein Viertel des indischen Stroms stammt bereits aus erneuerbaren Quellen.

Um die Anlage bei Khavda im Grenzgebiet zwischen Indien und Pakistan zu besuchen, bedarf es einer Sondergenehmigung, wegen des Konflikts zwischen den beiden Atommächten ist die Region Sperrgebiet. Dem SPIEGEL gewährte der Großkonzern Adani Zutritt, dem weite Teile der Anlage gehören.

Mehr als drei Stunden dauert die Anfahrt von der nächstgrößeren Stadt Bhuj durch die öde Salzwüste. Seit der indische Milliardär Gautam Adani verkündete, hier die Zukunft der Energieerzeugung voranzutreiben, haben Arbeiter innerhalb von drei Jahren Tausende Hochspannungsmasten mit kilometerlangen Leitungen in die Landschaft gesetzt. Einige Trassen sind bereits fertig, an weiteren Teilabschnitten wird bei 40 Grad und scharfem Westwind gerade gebaut; über die Trassen gelangt der Sonnenstrom in die industriellen Zentren Westindiens wie Ahmedabad oder Mumbai.

Beim Sicherheitscheck etwa zehn Kilometer vor der Anlage warten an diesem Donnerstag im Juli Dutzende Vertragsarbeiter auf ihren Einsatz bei der Montage der Solarpanels. »Die Salzwüste ist ein Paradies für erneuerbare Energien«, sagt ein technischer Leiter, der einen sonnenverblichenen pinkfarbenen Turban trägt. Als Treffpunkt hat er einen Aussichtshügel vorgeschlagen, der von einem Gärtner bewässert wird, damit dort Gras wächst.

Die Adani-Gruppe, die in Indien rund ein Viertel des Hafenumschlags und des Flugpassagieraufkommens abwickelt, kontrolliert ihr Image streng. In einem Imagefilm, den jeder Besucher in einem Showroom zu sehen bekommt, ist viel von grüner Revolution für eine bessere Zukunft die Rede.

Bislang stand der Konzern des regierungs- nahen Milliardärs auch für ein gigantisches Kohleabbauprojekt in Australien, das seit Ende 2021 auch Indiens Kraftwerke versorgt hat. Kurze Zeit später begann der Konzern mit dem Bau des Solarkraftwerks der Superlative bei Khavda. Der Auftrag kam vom Bundesstaat Gujarat, Premierminister Narendra Modi, selbst von dort, ist politischer Unterstützer und will im Wettrennen um die erneuerbaren Energien gegen Pakistan und China aufholen. Die Regierung plant, die Kapazität von Sonnenkraftwerken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zu vervielfachen; bis 2070 soll das Land klimaneutral werden.

Mit seinem Wüstengebiet hat das sonst eher rohstoffarme Land gute Voraussetzungen für den Energiewechsel. Ohne groß auf Landwirtschaft oder besiedelte Ortschaften Rücksicht nehmen zu müssen, haben bei Khavda mehr als 14.000 Arbeiter schon weit über zwei Millionen Solarpanels verlegt – die meisten auf automatisch verstellbaren Systemen, sodass sie im idealen Winkel zum Lauf der Sonne positioniert werden können. Die Anlage soll später weitgehend vollautomatisch laufen: Ein paar Menschen sind als Aufsichtspersonal vorgesehen, Roboter als Reinigungskräfte. Alle 200 Meter stehen Windräder, die nach Sonnenuntergang Strom produzieren. Ein Drittel der Anlage sei bereits in Betrieb, heißt es bei Adani.

Das Beispiel zeigt: Ob und wie schnell sich Solarenergie durchsetzt, ist auch eine Frage von Macht. Treibt ein Großkonzern ein Projekt voran, noch dazu gestützt von der Politik, ist rasantes Tempo möglich.

Die Abhängigkeit von Öl, Gas und Kohle hat sich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oder auch in China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er Krisen und Kriege als teuer und schädlich erwiesen, so wie derzeit im Irankrieg mitsamt der blockierten Straße von Hormus.

Dass sich in den USA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auf die Seite der fossilen Energiewirtschaft stellt, in Naturschutzgebieten nach Öl bohren lässt und erneuerbare Energien den »Betrug des Jahrhunderts« nennt, halten Forscher wie Stanford-Experte Jacobson für ein vorübergehendes Problem. Trump werde die Erneuerbaren höchstens bremsen, nicht aber stoppen können, sagt er. Tatsächlich stieg die Solarstromproduktion in den USA 2025 im Rekordtempo, pro Einwohner fiel sie höher aus als in China. Die Entwicklung der erneuerbaren Energien sei »unaufhaltsam«, meint Jacobson, es sei »einfach eine Frage der Wirtschaftlichkeit«.

In Deutschland profitieren schon jetzt Millionen Hausbesitzerinnen und -besitzer vom günstigen Strom ihrer Solaranlagen. Mieter installieren kleine Balkonsolarkraftwerke, die es für ein paar Hundert Euro zu kaufen gibt.

Eine Kilowattstunde Strom mit einer Dachanlage zu produzieren, kostet umgerechnet rund 10 Cent; der Strompreis der Energieversorger liegt bei etwa 30 Cent. Eine staatlich garantierte Vergütung erhält, wer Solarstrom ins Netz einspeist. Wirtschaftsministerin Reiche wollte auch diese Zahlungen in ihrem Gesetzesvorhaben bei neuen Solaranlagen streichen, sie hält den Anreiz für nicht mehr erforderlich. Für eine Übergangszeit soll eine Vergütung für eingespeisten Strom nach Protesten nun aber erhalten bleiben.

Photovoltaikmodule holen heute deutlich mehr Energie aus Sonnenstrahlen he-

Sonne tanken

Funktionsweise einer Solarzelle in einer Photovoltaikanlage

① obere Siliziumschicht

Mit Phosphoratomen versehenes Silizium stellt frei bewegliche Elektronen bereit.

② Übergangszone

Absorbiert die Übergangszone Sonnenlicht, werden Elektronen angeregt und bewegen sich zur oberen Siliziumschicht. Eine elektrische Spannung entsteht und elektrischer Strom kann fließen, wenn ein Verbraucher angeschlossen wird.

③ untere Siliziumschicht

Mit Boratomen versehenes Silizium enthält frei bewegliche Elektronenlücken.

Unterschiede herkömmlicher und Perowskit-Solarmodule

Die klassische Silizium-Solarzelle wandelt 29,4% der Sonnenenergie in Strom um. Sie nutzt vorwiegend den langwelligen roten Teil des Lichtspektrums, kurzwelliges blaues Licht bleibt zu einem großen Teil ungenutzt.

Rund 43% könnten Tandemzellen erreichen. Eine zusätzliche Schicht aus Perowskit fängt das kurzwellige blaue Licht effektiver ein, dadurch erhöht sich der Wirkungsgrad.

raus als vor ein paar Jahren. Auch deutsche Forscher treiben die Entwicklung voran, die Physikerin Juliane Borchert vom Freiburger Fraunhofer-Institut für Solare Energiesysteme ISE trägt die Zukunft um den Hals: An ihrer Kette baumelt eine 3D-gedruckte Kristallstruktur eines sogenannten Perowskits. Der Stoff könnte eine neue Generation von Supersolarmodulen hervorbringen.

Die Perowskit-Struktur wird künstlich hergestellt und ist eine Verbindung aus mehreren Elementen. Sie lässt sich aus Jod, Brom oder Chlor so zusammensetzen, dass sie, aufgetragen auf eine Solarzelle, das Licht besonders gut absorbiert und dadurch mehr Strom herausgeholt werden kann. Sehr dünne Perowskit-Module könnten eines Tages auch an Autos oder Fassaden angebracht werden, ganze Solarstädte werden denkbar.

In Borcherts Hightechlabor müssen Besucher Haarnetz, Überschuhe und Kittel tragen, »jede Verunreinigung kann unsere Ergebnisse verfälschen«, erklärt die Physikerin. Anfangs testete ihr Team die Perowskit-Materialien noch auf wenigen Quadratmillimetern, heute fertigt es Solarzellen in handelsüblichen Maßen von 21 mal 21 Zentimetern, Wafer genannt. Weil Perowskit keine hohe Luftfeuchtigkeit verträgt, wird es unter reinem Stickstoff verarbeitet.

Die fertigen Modelle kommen in einen Sonnensimulator – einen abgedunkelten Raum, in dem an einer Wand 20.000 LEDs angebracht sind, die in 26 Farben strahlen und das Spektrum des Sonnenlichts von Ultraviolett bis Infrarot abbilden. Sie blinken wie bei einem Popkonzert und strahlen auf die Solarmodule, die in jeweils unterschiedlichen Stärken aus Silizium und Perowskit zusammengesetzt sind. Auf diese Weise lässt sich herausfinden, welche Kombination besonders viel Lichtenergie aufnimmt.

Bei einer herkömmlichen Siliziumsolarzelle liegt die physikalische Obergrenze für den Wirkungsgrad bei rund 29 Prozent; diesen Anteil der Sonnenenergie wandelt sie in Strom um. Der bisherige Spitzenwert im Freiburger Sonnensimulator beträgt rund 33 Prozent, die Forscherinnen wollen 40 Prozent und mehr erreichen. »Der Schritt von der Laborzelle zur Dachanlage ist allerdings groß«, sagt Borchert. Marktreif ist die Technologie laut Fachleuten bisher nicht.

Forscher wie Solarskeptiker Helm überzeugen solche Aussichten nicht, weil nach wie vor mehr als 80 Prozent der weltweit verbrauchten Energie aus fossilen Brennstoffen stammen. Stanford-Forscher Jacobson und andere Wissenschaftler halten dem entgegen: Das Argument führe in die Irre, weil in diesem Primärenergieverbrauch auch Energie aus Öl, Kohle und Gas berücksichtigt sei, die als Abwärme aus Motoren oder Kraftwerken verpuffe. Solaranlagen, Windkraftanlagen oder Elektromotoren arbeiten

Michael Spiegelhalter / Fraunhofer-Institut für Solare Energiesysteme ISE

Dana Schoeller / Schoenergie

Labor in Freiburg, Wechselrichter in Föhren: »Die größte Maschine der Welt erfindet sich neu«

dagegen mit geringen Energieverlusten. So erklärt sich, dass Solarenergie zwar nur etwa ein bis zwei Prozent des heutigen Primärenergiebedarfs deckt, zugleich aber gut vier Prozent CO₂ einspart – was pro Jahr etwa 1,7 Milliarden Tonnen entspricht.

Jan Rosenow, Professor für Energie- und Klimapolitik an der University of Oxford rechnet vor: Ein weitgehend elektrifiziertes Energiesystem auf Basis erneuerbarer Energien käme mit rund der Hälfte der heutigen Primärenergie aus und könnte dieselbe Versorgung sicherstellen.

An einer entscheidenden Technologie dafür arbeiten Forscherinnen und Forscher in dem 3000-Einwohner-Ort Föhren in Rheinland-Pfalz. Sie wollen die Stabilität von Stromnetzen sichern, wenn diese viel Solar-energie aufnehmen.

Keine Wolke zieht am Himmel an diesem Sommertag. Für das Solarkraftwerk, dessen Module sich unweit der Autobahn 1 bei Trier in mehreren Reihen entlangziehen, sind es gute Bedingungen. Wie Millionen andere deutsche Solaranlagen produzieren sie gerade mit hoher Leistung Strom. Doch die Anlage in Föhren ist besonders.

Volker Schöller, 44, Technischer Geschäftsführer der Firma Schoenergie, steht auf einem eingezäunten Grundstück, umgeben von elf Großbatterien. Die weißen Stahlkästen sind so hoch wie Schiffscontainer und brummen leise in der Mittagssonne. Sie speichern Energie aus dem Solarpark nebenan – und entlasten auf diese Weise das Stromnetz: Ist tagsüber Solarstrom im Überfluss vorhanden, nehmen die Akkus ihn auf. Wird die Elektrizität gegen Abend knapper, geben sie ihn an die Stromnetze ab. »Sind die Akkus vollgeladen, können sie 5500 Zweipersonenhaushalte einen Tag lang versorgen«, sagt Schöller. Auf diese Weise wird Solarstrom zumindest im Sommer rund um die Uhr verfügbar.

Die Technik bedeutet nicht nur einen gewaltigen Fortschritt, sie lohnt sich auch für die Betreiber von Solarkraftwerken. Die Kosten für die Speicher sinken rapide, in vielen Ländern errichten Firmen Großbatterien, auch in Deutschland sind bereits Hunderte fertiggestellt. Zusammen mit den gut 2,5 Millionen Akkus privater Hausbesitzer können sie rechnerisch den Verbrauch von etwa drei Millionen Zweipersonenhaushalten für einen Tag abdecken. Im US-Bundesstaat Kalifornien sind Batterien zeitweise bereits die größte Stromquelle im öffentlichen Netz.

»Katastrophal« sei, dass die Netzbetreiber in Deutschland Solaranlagen immer wieder abschalten, findet Schöller. »Wir verlieren dadurch jede Menge günstigen Strom.« Bevor die Batteriespeicher hinzukamen, war davon auch der Föhrener Solarpark mehrmals betroffen.

Ein Grund dafür ist, dass Kohlekraftwerke auch an sonnigen Tagen Strom ins Netz speisen und sich meist nicht mal eben für ein paar Stunden herunterfahren lassen. Bis spätestens 2038 sollen sie an allen Standorten in Deutschland abgeschaltet werden, so haben es Bundestag und Bundesrat beschlossen. Noch aber sind Kohlekraftwerke ein unverzichtbarer Schutz gegen Blackouts, also lang andauernde Stromausfälle, weil sie mit ihren großen, rotierenden Generatoren die Stromfrequenz und -spannung in den Netzen im Gleichgewicht halten.

Photovoltaikanlagen leisten das bislang nicht; sie sind vielmehr ihrerseits auf ein stabiles Netz angewiesen, in das sie Elektrizität einspeisen können. Solarparks mit angeschlossenen Großbatterien aber, das ist die Vision, könnten ebenfalls für das Gleichgewicht in den Netzen sorgen, wenn sie den Strom je nach Bedarf speichern oder schnell wieder abgeben. Kohlekraftwerke wären damit als Schutz gegen Blackouts überflüssig.

In Föhren arbeiten Wissenschaftler vom Freiburger Fraunhofer-Institut für Solare Energiesysteme ISE daran, diese Vision zur Marktreife zu bringen. Auch das Solarparkunternehmen Schoenergie, die Universität Stuttgart und der Netzbetreiber Westnetz sind am Projekt beteiligt. Der 46-jährige Sönke Rogalla, Abteilungsleiter Leistungs-elektronik am ISE, sitzt in einem Container im Batteriepark und beobachtet auf seinem Laptop, wie sich die Sinuskurven aufbauen, die die Spannung und elektrische Ströme der Anlage widerspiegeln.

Das Zentrum des Projekts surrt draußen auf dem Gelände in sieben weißen, zweieinhalb Meter hohen Kästen. Darin befinden sich neuartige Wechselrichter: Schaltungen aus Halbleitern, Kondensatoren und Spulen. Sie wandeln Gleichstrom in Wechselstrom um und sind unverzichtbar, wenn Solar- oder Windstrom produziert wird. Erst so lässt sich die Elektrizität ins Netz überführen und in Haushaltsgeräten nutzen, die für 230 Volt und 50 Hertz ausgelegt sind.

Die neuen Wechselrichter in Föhren aber können mehr. Automatisiert wie ein Mini-computer regeln sie zusätzlich die Spannung und die Frequenz, um das Stromnetz bei Störungen zu stabilisieren, wenn etwa plötzlich weniger Energie eingespeist wird. Sie reagieren »innerhalb der ersten Millisekunde«, sagt Rogalla.

Möglich ist das dank superschneller Schalter im Wechselrichter, sogenannter Leistungshalbleiter. Sie dosieren den Strom in winzigen Häppchen – wie ein Wasserhahn, der sehr schnell auf- und zugedreht wird. Aus den Häppchen setzt der Wechselrichter eine glatte Welle zusammen. Knickt sie ein, gibt er sofort mehr Strom frei, indem er Energie aus den Batterien zieht. Spannung und Frequenz bleiben dadurch stabil.

Rogalla will an diesem Tag im Batteriepark nachstellen, wie die neue Technik bei einer Störung reagiert. In einem mit Schaltschränken gefüllten Container legt er einen Schalter um und trennt den Solarpark für eine Minute vom Stromnetz.

Gemeinsam mit Schoenergie-Geschäftsführer Schöller beugt er sich konzentriert über die Sinuskurve auf dem Laptop. »Die Kurve bricht hier ein paar Millisekunden ein«, sagt er, dann schnellt sie wieder hoch. Der Test ist gelungen: Der Wechselrichter hat eingegriffen und das Netz im Takt gehalten – eine Aufgabe, die bisher Kohle- und Gaskraftwerken vorbehalten war.

Funktionieren solche Wechselrichter erst einmal zuverlässig und großflächig, könnte Solarstrom die Energieversorgung in Europa endgültig revolutionieren. »Die größte Maschine der Welt erfindet sich gerade neu«, so sagt es Rogalla und meint damit das Stromverbundnetz von Gibraltar bis zum Baltikum.

Stanford-Wissenschaftler Jacobson hat mit seinem Team für 150 Nationen, darunter Deutschland, ausgerechnet, wie sich der Aufschwung der Solarenergie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auswirken könnte. Die Wissenschaftler simulierten das Energiesystem der Jahre 2050 bis 2052 in 30-Sekunden-Schritten. Bei richtiger Planung, so das Ergebnis, ließe sich der akute Bedarf an Elektrizität zu jedem Zeitpunkt aus Sonnen-, Wind-, Wasserkraft oder Geothermie decken. »Entscheidend« sei es, »erneuerbare Energien und Speicherkapazitäten rasch auszubauen«, sagt der Forscher.

Selbst in Trumps US-Regierung wächst die Einsicht, dass die Kraft der Sonne wesentlich nützlicher ist, als der Präsident behauptet. »Die Solarenergie wird weiter wachsen«, sagte Energieminister Chris Wright, der erneuerbare Energien üblicherweise bekämpft, 2025 in einem Interview. Gegenüber der Windkraft zum Beispiel habe die Photovoltaik Vorteile. »Sie ist kostengünstiger und schneller zu installieren. Sie spielt eine Rolle.«

Sichtbar wird das auch auf dem Dach des Weißen Hauses in Washington, wo Donald Trump residiert. Dort oben glänzen Photovoltaikmodule, die Trumps Vorgänger Barack Obama installieren ließ. Der Präsident ist bisher offenbar nicht auf die Idee gekommen, sie abzubauen.

Susanne Götze, Claus Hecking, Julia Koch, Serafin Reiber, Nils-Viktor Sorge

»Warum bin ich immer noch auf der Suche, zwei, drei Kilo abzunehmen?«

Health Fünf Frauen im Alter zwischen 20 und 70 Jahren erzählen, was zurückbleibt, wenn jemand eine Magersucht oder Bulimie überwunden hat. Von Nina Weber

Früher hatte ich Magersucht und Bulimie – später las ich überall, wie gesund Intervallfasten sein soll, und fragte mich: Gilt das auch für Menschen wie mich? Ich schrieb einen Artikel darüber und offenbarte erstmals Teile meiner persönlichen Geschichte. Anschließend erreichten mich zahlreiche, sehr berührende E-Mails von Leserinnen, die in ihrem Leben mit Magersucht oder Bulimie gekämpft hatten. Mit fünf von ihnen – im Alter von 20 bis 70 Jahren – habe ich über ihre Erfahrungen gesprochen, um sichtbar zu machen, was selten berichtet wird: Wie wirkt eine Essstörung nach? Was bereitet nach wie vor Probleme, was hilft?

Noch immer sind Essstörungen mit einem Stigma verbunden, deswegen berichten vier der fünf Frauen anonym unter geändertem Namen. Ich verzichte im Text bewusst darauf, konkrete Zahlen zu Gewicht oder BMI zu nennen oder Details ungesunden Essverhaltens zu schildern, um gefährdete oder betroffene Menschen nicht zu triggern.

Wann und wie sind Sie an einer Essstörung erkrankt?

Sophie Wittmann, 20: In der Coronapandemie war ich den ganzen Tag allein zu Hause, während meine Mutter arbeitete, und habe mit Pamela-Reif-Work-outs angefangen. Ich habe jeden Tag ein bis zwei Stunden damit verbracht – und mich damit beschäftigt, was ich essen kann und was nicht. Damals war ich 14.

Jessica Hoppe, 33: Ich weiß nicht genau, wann es losging. Als ich 25 Jahre alt war, sprachen mich eine Freundin und sogar Kollegen – ich bin Physiotherapeutin – darauf an, dass ich viel zu dünn war. Später habe ich in einer Psychotherapie lange nach dem Auslöser gesucht. Mein Vater war kurz vor meinem Abitur gestorben. War es das? Irgendwann habe ich diese Suche aufgegeben.

Luisa Voigt, 36: Mit etwa 15 Jahren wurde ich in der Schule gemobbt. Weil mein Gewicht eher an der oberen Grenze des Normalgewichts lag, dachte ich: Es liegt daran. Ich begann, weniger zu essen und mehr Sport zu treiben. So wurde ich immer dünner. Mit 20 Jahren wog ich so wenig, dass ich kurz vor dem Tod stand.

Monika König, 58: Mein Elternhaus war sehr streng. Von mir wurde immer sehr, sehr viel erwartet, nach dem Motto: »Liebe nur gegen Leistung«. Meine Mutter hat zu mir gesagt, ich solle aufpassen, was ich esse, damit ich nicht dick werde. Ich bin mit 16 ausgezogen und habe eine handwerkliche Ausbildung absolviert. Mit Anfang zwanzig hatte ich einen deutlich älteren Freund, der klarmachte, dass ich nicht seinem Idealbild von einer Frau entsprach. Als ich erfuhr, dass er fremdging und unsere ganze Clique das seit Monaten wusste, war ich unter Schock. Danach bin ich, mit etwa 23, an Bulimie erkrankt.

Britta Schmidt, 70: Als Pubertierende, also Anfang der Siebzigerjahre, wollte ich keine Frau werden, ich wollte nicht gefallen, ich hasste meine Regelblutung, die immer mit starken Schmerzen und teilweise mit Erbrechen einherging. Auf Zeitschriften prangten nackte Frauen, im Fernsehen kommentierten Männer auf anzügliche Weise das Aussehen ihrer Kolleginnen: Ich empfand diesen Umgang mit Frauen als demütigend. Dann war Twiggy in Mode, es ging los mit der »Brigitte«-Diät – und ich dachte, ich müsste mitmachen. Bei einem Arzt war ich deshalb nie, aber Magersucht ist für mich der passende Begriff, ich war süchtig danach, mager zu sein. Am liebsten hätte ich mich aufgelöst. Einige Jahre später kam die Bulimie dazu.

Was hat Ihnen geholfen?

Hoppe: Mit 25 war ich sieben Wochen in einer auf Essstörungen spezialisierten Reha. Das hat sehr geholfen, doch es war nur der Anfang eines langen Wegs. Nach der Reha war ich rund ein halbes Jahr arbeitsunfähig, eine ambulante psychologische Betreuung nahm ich in Anspruch, bis ich 30 war. In dieser Zeit, es war 2020, lernte ich auch meinen heutigen Mann kennen. Er hat mich sehr unterstützt. Ein Beispiel: Ich wollte mir beim Bäcker ein Stück Kuchen kaufen. Als ich am Tresen stand, wurde ich panisch. Ich konnte mich nicht überwinden, bin schließlich gegangen, ohne etwas zu kaufen. Mein Mann hat mich nicht gedrängt, nicht geurteilt. Er hat mir einfach zugehört, sich sehr viel Zeit genommen, mich so akzeptiert und geliebt, wie ich bin. Heute haben wir eine fast zweijährige Tochter. Ich wollte immer Kinder haben. Es ist ein Wunder, dass mein Körper das nach allem, was er durchmachen musste, geschafft hat. Wer unter Magersucht leidet, ist nicht nett zu seinem Körper. Ich achte heute darauf, mit meinem Körper bewusst fürsorglich umzugehen, etwa indem ich Yoga mache.

Wittmann: Eine Therapie habe ich bis jetzt nicht gemacht. Ich habe bisher keinem Arzt, keiner Ärztin davon erzählt und daher auch keine offizielle Diagnose. Ich bin ein Mensch, der sehr viel mit sich selbst ausmacht. Nach etwa zwei, drei Jahren habe ich gemerkt: So kann es nicht weitergehen. Auf Social Media bin ich in einer Recovery-Bubble gelandet. Es wird oft über die negativen Auswirkungen von Social Media diskutiert, aber das ist ein positiver Effekt: Hier stieß ich auf immer mehr Profile von jungen Frauen, die über diese Themen sprachen, und erkannte mich darin wieder. Sie haben mich dazu inspiriert, an mir zu arbeiten. In der Oberstufe habe ich mich mit einer Mitschülerin angefreundet, die an Magersucht litt und damit offen umging. Ich sagte zu ihr so etwas wie: »Ich glaube, ich habe das auch.« Das war das erste Mal, dass ich mit jemandem darüber gesprochen habe. Dass wir einander unterstützen konnten, hat uns beiden gutgetan. Ich denke allerdings, dass ich noch eine Therapie machen muss. Wenn ich kommendes Jahr voraussichtlich in eine andere Stadt ziehe, gehe ich das an.

König: Eine Therapie habe ich nie gemacht. Anfang der Neunzigerjahre konnte man sich nicht, wie heute, online informieren, und die Hemmschwelle, zu einer Beratungsstelle zu gehen, war für mich viel zu hoch. Mein Mann, mit dem ich bis heute verheiratet bin, hat mich sehr unterstützt. Wir wollten ein Kind, und ich dachte mir: Ich kann doch nicht mit einer Bulimie in die Schwangerschaft gehen! Wir hatten damals einen Hund, immer wenn ich den Drang hatte, mein Essen loszuwerden, bin ich stattdessen mit dem Hund gelaufen. Bald darauf kam meine Tochter zur Welt.

Voigt: Ich war in diversen Kliniken zur Behandlung, dann zog ich in eine betreute WG. Im Alter von 22 bis 26 lebte ich dort mit sehr enger Betreuung bestehend aus Psychotherapie, Ernährungstherapie, Sozialtherapie. So lernte ich, damit umzugehen, wieder

Timo Knorr / DER SPIEGEL
Kateryna Zasukhina / Moment / Getty Images
Betroffene Schmidt: »Am liebsten hätte ich mich aufgelöst«

Gewicht zuzunehmen. Umgehen ist ehrlicherweise das falsche Wort. Es ist weiterhin nicht einfach für mich, aber zumindest einigermaßen erträglich.

Schmidt: Ich war nie in einer Klinik, hatte nie eine Therapie. Als ich um die 30 war, änderte sich einiges: Ich lernte meinen Mann kennen, mit dem ich nun 37 Jahre verheiratet bin. Meine Gallenblase musste entfernt werden. Und ich wurde ungeplant schwanger. Die Schwangerschaft fand ich furchtbar, dieser Bauch! Aber was danach passierte, war unheimlich toll: Es hat mich so mit Glück geflutet, dieses Baby zu haben, dass ich alles vergessen habe. Als wäre ein Knoten geplatzt. Vor rund zehn Jahren fing ich an, als Trauerrednerin zu arbeiten. Ich rede vor Menschen, die mich nicht taxieren, sondern denen es nur darum geht, was ich sage. Das hat mir viel innere Ruhe geschenkt.

Was bereitet Ihnen noch heute Probleme?

Voigt: Wir haben eine Waage in unserer Wohnung. Ich stelle mich nie drauf. Ich weiß ja: Egal welche Zahl dort steht – sie ist immer falsch! Weil ich Diabetes Typ 1 habe, werde ich jedes Quartal beim Arzt gewogen. Das ertrage ich. Für mich ist es außerdem ein ganz, ganz schlimmes Gefühl, beim Essen beobachtet zu werden. Aber ich kann mich heute wieder auf gemeinsames Essen freuen, etwa mit meiner großen Familie. Sie wissen von meinem Problem und beurteilen mich nicht beim Essen. Es ist ein lebenslanger Prozess, denke ich: Die Essstörung wird immer da sein, mal mehr, mal weniger stark. Ich muss lernen, diese Stimme im Hinterkopf nicht laut werden zu lassen, sondern eher im Hintergrund zu halten.

König: Die letzte schwierige Phase waren die Wechseljahre. Obwohl ich wie immer aß, wuchs mir plötzlich ein Bauch, und ich musste die lauter werdende innere Stimme ignorieren, die mich zum Abnehmen drängte. Schließlich bekam ich starke Schmerzen in den Beinen wegen Lipödemen und musste aus medizinischer Notwendigkeit Gewicht verlieren. Da habe ich lauter Artikel gelesen: übers Intervallfasten und so weiter. Aber ich befürchtete, damit würde ich wieder in das Karussell der Essstörung geraten. Ich entschied mich, Kalorien zu zählen und zu schauen, wie ich ohne Hunger und ohne Verbote über den Tag komme. Klar, ein paar Sachen habe ich mir verkniffen oder reduziert. Ich esse zum Beispiel abends gern Käse. Davon gab es nur noch ein Stückchen. Mir war bewusst, dass ich langsam Gewicht verlieren muss, damit es nicht nach hinten losgeht. Das ist mir gelungen.

Wittmann: Ich habe leider immer noch Angst vor bestimmten Lebensmitteln oder meide sie aktiv. Das ist auch in Gruppensituationen schwierig, in denen alle so etwas essen und es mir angeboten wird.

Schmidt: Ich bin jetzt 70 und noch immer vergeht kein Tag, ohne dass ich über meine Ernährung und mein Gewicht nachdenke. Ich habe sich widersprechende Stimmen im Kopf. Die eine sagt: Mensch, Britta, du könntest doch abnehmen! Die andere sagt: Nein, das muss nicht sein. Ihr Artikel endete mit dem Satz: »Und es ist doch eine schöne Erkenntnis, dass manchmal Kuchen gesünder sein kann als Intervallfasten.« Das ging mir runter wie Öl. Wir sollten sagen: Genug gelitten, ein Stück Kuchen in Ehren darf keiner verwehren. Daran arbeite ich.

Hopp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atte ich manchmal Essanfälle, bei denen ich wi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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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er Nudeln: »Vor allem Frauen kommentieren das Essverhalten anderer Frauen«

lich Unmengen gegessen und mich dann geschämt habe. Ich habe sogar versucht, mich zu übergeben. Im Nachhinein bin ich sehr froh, dass das nicht geklappt hat. Im Februar oder März hatte ich noch einmal einen Fressanfall, aber deutlich kleiner, und es folgte eben nicht der nächste. Ich konnte zu mir sagen: Das war jetzt doof, aber kein Grund, dass es so weitergehen muss. Wenn ich viel Stress habe oder unsicher bin, muss ich darauf achten, nicht wieder in alte Muster zu fallen und beim Essen irgendetwas wegzulassen. In meinem Kopf kreisen Vorwürfe: Ich hätte zu viel gegessen oder müsste nun eine Extrarunde spazieren gehen. Mir zu sagen, dass es alles so in Ordnung ist, fällt mir weiterhin schwer.

Wie offen sprechen Sie mit Familie oder Freunden über Ihre Geschichte?

Schmidt: Als Jugendliche und junge Frau habe ich mit niemandem darüber gesprochen. Was hätte ich sagen sollen? Auch mit meinem Mann habe ich nie darüber geredet. Erst als ich zum Gespräch bei Ihnen eingeladen war, habe ich ihn eingeweiht.

Voigt: Ich gehe offen mit dem Thema um. Alle in meinem näheren privaten Umfeld wissen davon, auch eine Arbeitskollegin. Mit meiner Partnerin rede ich viel darüber. Dass sie viel Verständnis hat, hilft mir sehr.

Wittmann: Insgesamt wissen es fünf Menschen in meinem Umfeld, alle aus meinem Freundeskreis. Meiner Mutter gegenüber habe ich es nur angerissen, wirklich darüber gesprochen haben wir nie. Zuletzt habe ich es im Sommer 2025 einem Kommilitonen erzählt. Ihm gegenüber habe ich zum ersten Mal genauer geschildert, was ich da eigentlich tue, und merkte dabei, dass mir wirklich die Worte fehlten, mit denen ich es erklären soll, weil manches so krass und so seltsam ist. Wir haben ein zweistündiges, tiefes Gespräch geführt, das bis heute nachwirkt und mich weiter motiviert hat, an mir zu arbeiten.

Hoppe: Als ich in die Reha ging, habe ich meiner Mutter und meinen Geschwistern erzählt, dass ich an Magersucht leide. Der weiteren Familie schrieb ich einen Brief, warum ich wegen des Klinikaufenthalts unser jährliches Treffen verpasste. Auch drei Freundinnen habe ich es so mitgeteilt, weil mir das leichter fiel, als mit ihnen darüber zu sprechen.

König: Bis heute wissen nur drei Menschen in meinem Umfeld, dass ich eine Essstörung hatte: mein Mann, meine beste Freundin und mein Zahnarzt. Durch die Bulimie habe ich mir die Zähne ruiniert, die er dann sanierte. Mit meiner besten Freundin hatte ich mich lange überworfen, weil sie damals forderte, ich solle mir Hilfe holen, und nicht verstand, dass ich zu große Hemmungen hatte, mich jemandem in einer Beratungsstelle anzuvertrauen. Ich bin froh, dass ich das vor einigen Jahren geklärt habe und wir nun wieder Kontakt haben.

Viele Menschen reden über ihre – und anderer Menschen – Körper, Diäten, Ernährung. Wie erleben Sie das?

Wittmann: Wenn jemand das Essverhalten oder den Körper einer anderen Person kommentiert, dann gebe ich vermehrt Kontra und sage: »Das braucht dich doch nicht zu interessieren« – oder etwas Ähnliches. Was mich zum Beispiel trifft, sind Aussagen wie »ich bin so satt«, wenn ich das Gleiche gegessen habe wie die Person, aber noch nicht satt bin. Da bin ich wie versteinert. Mir ist bewusst, dass man nicht auf jede Befindlichkeit Rücksicht nehmen kann, aber wenn man bedenkt, wie viele Menschen ein Problem mit ihrem Essverhalten haben, finde ich schon, dass man feinfühliger darüber reden könnte.

König: Vor Kurzem sagte eine Freundin in meinem Beisein über mich zu einer anderen Frau: »Die Monika, die war auch mal gertenschlank.« Das hat mir so einen Stich gegeben! Ich würde mir mehr Sensibilität wünschen. Diesen Schlankheits- und Schönheitswahn, das ständige Beurteilen nach Äußerlichkeiten, finde ich übergriffig. Ich mache aufgrund meiner Erfahrungen niemals Bemerkungen über die Figur anderer.

Voigt: Mir fällt auf, dass vor allem Frauen das Essverhalten anderer Frauen kommentieren. Als meine Brüder in der Pubertät riesige Portionen Nudeln gegessen haben, hat niemand etwas Negatives gesagt. Mir begegnen solche Kommentare selten, aber wenn, versuche ich, sie an mir vorbeiziehen zu lassen. Ich denke dabei, dass die Person eben nicht um meine Vorgeschichte und Situation weiß.

Schmidt: Wir reden alle so viel übers Essen, das nervt schon ein bisschen. Im Fernsehen und in Artikeln bekomme ich dauernd Ernährungsratschläge, das fühlt sich bevormundend an. Aber wenn ich ehrlich zu mir bin, frage ich mich schon: Warum schaue ich mir das an oder lese es durch? Warum bin ich immer noch auf der Suche, zwei, drei, vier Kilo abzunehmen? Dass Menschen meinen Körper kommentieren, das ist weniger geworden. Ich denke, ich bin sehr normalgewichtig. Als meine Söhne Fotos von mir als junger Frau gesehen haben, haben sie gesagt, ich sah toll aus. Ich war dagegen erschrocken, wie mager ich war.

Hoppe: Anderen ist oft nicht bewusst, was sie mit Gesprächen über ihr Essverhalten auslösen können. Mir ist es passiert, dass bei einem gemeinsamen Mittagessen gleich zwei Leute sagten, das sei ihre erste Mahlzeit am Tag, weil sie intervallfasten. Und ich saß da und dachte: Ich habe vor vier, fünf Stunden gefrühstückt, was denken die wohl jetzt von mir? Ich war ein bisschen neidisch und fühlte mich schlecht.

Was mögen Sie an Ihrem Körper?

König: Heute kann ich an meinem Körper schätzen, was er alles schon geschafft hat. Jede einzelne Falte ist hart erarbeitet und zeugt von Leben. In mir ist jetzt, mit 58 Jahren, einerseits eine große Zufriedenheit. Andererseits habe ich in meinem Hinterkopf bis heute eine kleine Stimme, die sagt, es wäre einfach, wieder dünn zu werden.

Hoppe: Meine Augen. Mein Verhältnis zu meinem Körper ist sehr schwierig, ich gucke nicht gern in den Spiegel.

Voigt: Ich mag meine Haare, meine Augen. Mit meinem Körper komme ich nicht so gut zurecht. Es gibt bessere und schlechtere Tage, aber keine, an denen ich sagen könnte: Ich fühle mich gut, mein Körper ist super, so wie er ist. Ganz schlimm ist zum Beispiel der Bauch. Ich tue mich unglaublich schwer, ihn zu berühren oder Berührungen meiner Partnerin zuzulassen.

Schmidt: Darüber habe ich noch nie nachgedacht. Vielleicht ist das schon eine Antwort? Wenn ich etwas wählen muss – vielleicht meine Füße, die tragen mich gut von A nach B.

Wittmann: Ich mag meine Schultern und den Bereich um sie herum besonders. Ich mag einfach, wie der Schulterbereich bei mir aussieht und sich anfühlt. Vielleicht auch, weil dort sichtbare Muskeln sind. Zudem habe ich das Gefühl, in diesem Bereich besonders stark zu sein, und das gibt mir auch ein Gefühl von innerer Stärke.

DER SPIEGEL

HEALTH

Dieser Beitrag ist aus dem SPIEGEL Extra »Gesund leben, sich gut fühlen« – immer donnerstags spiegel.de/extra

DAS LEBENDIGE ERBE ROMS

Solveig Grothe Martin Pfaffenzeller (Hg.)

272 Seiten, Paperback · 20,00 € (D) · Auch als E-Book erhält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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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Erbe der Römer prägt unser Landschaftsbild und unsere Kultur seit über 1700 Jahren. In diesem Buch folgen SPIEGEL-Autorinnen, Archäologen und Historiker den Spuren des Imperiums in Germanien. Basierend auf neuesten Forschungsergebnissen und spektakulären archäologischen Funden lassen sie antike Metropolen, Thermen, Tavernen und Schlachten wieder lebendig werden und liefern eine fundierte Analyse über die Wurzeln unserer Wirtschaft, Verwaltung und Identität.

Sritam Kumar Sethy

Der Moment

Das Insekt, das hier durch eine Öffnung in einem Blatt späht, ist eine Libelle der Gattung Rubinjungfer. Der Student Sritam Kumar Sethy machte das Foto im ostindischen Bundesstaat Odisha und belegte damit nun bei einem Wettbewerb der Fachzeitschriften »BMC Ecology and Evolution« und »BMC Zoology« den ersten Platz. Das Bild biete einen Einblick in die Welt der biologischen Vielfalt in Binnengewässern, sagt Sritam. Feuchtgebiete bedeckten etwa sechs Prozent der Erdoberfläche, beherbergten aber etwa 40 Prozent aller Pflanzen- und Tierarten. GUI

MEDIZIN

Riskante Lücke

Kurz nach der Geburt ihres Kindes bekommen Eltern in Deutschland ein gelbes Heftchen überreicht: Darin ist genau aufgeführt, wann die nächste Vorsorgeuntersuchung bei der Kinderärztin oder dem Kinderarzt ansteht. Bislang endet das Heft mit der sogenannten U9 um den fünften Geburtstag herum. Das soll sich nun ändern.

Der Gemeinsame Bundesausschuss hat sich für eine zusätzliche Untersuchung ausgesprochen – für Kinder zwischen neun und zehn Jahren. Das Gremium entscheidet, welche medizinischen Leistungen von den gesetzlichen Krankenkassen übernommen werden. Das Gesundheitsministerium muss die Entscheidung noch prüfen, das gilt jedoch als Formsache. Die ersten U10-Untersuchungen könnten dann voraussichtlich ab kommendem Jahr angeboten werden.

Bisher hatten Kinder nach dem fünften Geburtstag regelhaft erst wieder mit 12 bis

14 Jahren Anspruch auf eine Vorsorgeuntersuchung, die sogenannte J1. Fachleute kritisieren diese Lücke schon lange. »Sie umfasst mit der gesamten Grundschulzeit auch den Beginn der weiterführenden Schule«, sagt die Präsidenti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Kinder- und Jugendmedizin, Ursula Felderhoff-Müser. Das sei genau die Phase, in der sich Übergewicht, ein schädlicher Medienkonsum oder psychische Auffälligkeiten häufig manifestierten.

Interessengemeinschaften von Patienten hatten die zusätzliche Untersuchung gefordert und auf mehrere Studien verwiesen. Laut einer Analyse des Robert Koch-Instituts (RKI) aus dem Jahr 2018 sind etwa zehn Prozent der Kindergartenkinder übergewichtig, bei den 11- bis 13-Jährigen ist der Anteil doppelt so hoch. Außerdem sind mehr als 40 Prozent der Kindergartenkinder mindestens eine Stunde am Tag körperlich aktiv, wie von der Weltgesundheitsorganisation empfohlen. Mit Beginn des Teenageralters sind es nur noch um die 20 Prozent. Der Anteil der Kinder mit psychischen Auffälligkeiten ist im Alter zwischen neun und elf Jahren am höchsten. Bei Mädchen liegt er laut den RKI-Daten bei 16,2 Prozent, bei Jungen bei 22,1 Prozent. Laut einer Befragung aus dem Jahr 2022 zeigten zudem 11,8 Prozent der Kinder und Jugendlichen riskantes Computerspielverhalten.

»Die U10 mit neun bis zehn Jahren träfe einen günstigen Zeitpunkt vor dem Wachstumsschub in der Pubertät, wenn die Gewichtsentwicklung und auffällige Verhaltensmuster beeinflussbar sind«, sagt Felderhoff-Müser. Kinder mit Übergewicht könnten an Bewegungs- und Schulungsprogramme verwiesen oder Eltern über Mediennutzung aufgeklärt werden. »Dem bekannten Arzt schenken Familien Vertrauen.« KOE

NACHGEZÄHLT

Grad Celsius betrug die Durchschnittstemperatur der weltweiten Meeresoberfläche am 22. August abseits der Polarregionen. Damit war sie so hoch wie nie seit Beginn der Satellitenmessungen im Jahr 1979. Die Wärme steigert laut Forschenden das Risiko für extreme Wetterereignisse.

Quelle: Copernicus-Klimawandeldienst C3S der EU

NACHGEFORSCHT

Ist schon ein Sonnenbrand gefährlich?

Gerade im Sommer geht es schnell: Ein paar Bahnen im Freibad, ein Nachmittag im Park, eine Fahrradtour, und die Haut wird brauner, vielleicht ein wenig rot. Manchmal auch sehr rot und blasig, wenn man unvorsichtig war. Das Zeugnis eines Sommertags eben.

Die Bräune ist ein Schutzmechanismus des Körpers, die Röte ein Zeichen von Überforderung. UV-Strahlen sind schädlich für den menschlichen Körper, sie gelten als bedeutendster Risikofaktor für die Entstehung von Hautkrebs. »Die Evidenz dafür ist eindeutig«, sagt Andrea Bauer, Oberärztin für Dermatologie an der Uniklinik Dresden. Sie hat die Leitlinie zur Hautkrebsprävention mitkoordiniert.

Allein die Zahl der Krankenhausbehandlungen wegen Hautkrebs stieg hierzulande von 2003 bis 2023 um knapp 90 Prozent, die der hautkrebsbedingten Todesfälle um rund 60 Prozent.

Eine exakte Grenze der UV-Belastung, ab der Krebs entsteht, lässt sich nicht festlegen. Das Risiko hängt etwa von der Stärke der UV-Strahlung ab und vom Hauttyp. Das Prinzip der Hautkrebsentstehung könne man sich wie ein Sparkonto vorstellen, sagt Bauer – ein Sonnenkonto. »Jede Sonnenexposition landet auf diesem Konto. Bloß gibt es beim Abheben keine Zinsen, sondern Hautschäden.«

Sonnenbrände sind ein entscheidender Risikofaktor für Hautkrebsentstehung. Wie schädlich schon ein einzelner sein kann, ist jedoch ungewiss. Von schweren Sonnenbränden gehe zwar ein deutlich erhöhtes Hautkrebsrisiko aus, so Bauer, aber UV-Strahlung kann die DNA der Hautzellen auch ohne schweren Sonnenbrand schädigen. Deshalb sei Sonnenschutz so wichtig. ANI

LEBENSMITTEL

»Die Planbarkeit geht verloren«

Martin Schädler, 54, Biologe am Helmholtz-Zentrum für Umweltforschung in Halle, über schwierige Bedingungen für die Landwirtschaft

SPIEGEL: Herr Schädler, schon das Frühjahr in Deutschland war zu trocken, im Sommer gab es mehrere Hitzewellen, und jetzt melden Landwirtinnen und Landwirte schlechte Ernten. Sollten wir uns an diese Umstände gewöhnen?

Schädler: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hatten wir quasi ein extremes Jahr nach dem anderen. Die Böden sind trockener geworden; zugleich müssen wir mit Starkregen rechnen. Wärmere Winter begünstigen Schädlinge und Krankheiten. Was wir heute noch als extrem empfinden, wird irgendwann der Normalfall sein. SPIEGEL: Welche Pflanzen werden besonders große Probleme bekommen?

Schädler: Weizen benötigt viel Wasser, verglichen etwa mit Roggen; deshalb schlagen die Schwankungen dort stärker durch. Trifft die Dürre Pflanzen in der Blüte oder in der Phase, in der sich die Körner mit Stärke füllen und ihr Gewicht entwickeln, ist das problematisch. Sogar Mais, der als trockenverträglich gilt, ist in diesen Phasen empfindlich. Auch Kartoffeln bringen unter trockenen Bedingungen schlechtere Erträge. SPIEGEL: Können wir in Deutschland also bald keine Kartoffeln mehr anbauen?

Schädler: Es wird weiterhin gute Kartoffeljahre geben, aber häufiger auch solche mit weniger, kleineren und qualitativ schlechteren Knollen. Damit geht die Planbarkeit verloren – und die ist für Landwirte entscheidend: Wann säe ich wie viel aus, und was kann ich am Ende ernten? Irgendwann lohnt es in einigen Regionen nicht mehr, auf Kartoffeln zu setzen.

SPIEGEL: Welche Alternativen gibt es?

Schädler: Sorghumhirse, Kichererbsen oder Linsen kommen infrage. Doch jede Kultur hat Nachteile: Sorghum leidet bei Kälte, Kichererbsen und Linsen bei Nässe. Lösungsansätze anderer Länder, etwa in Südeuropa, können wir nicht einfach kopieren – weniger Sonnenstunden und Spätfröste setzen bei uns Grenzen.

SPIEGEL: Könnten Landwirte nicht einfach widerstandsfähigere Nutzpflanzen züchten? Schädler: Züchtung bleibt wichtig, aber auch sie hat Grenzen. Mehr Schutz vor Krankheiten und Schädlingen geht oft zulasten des Wachstums. Trockenresistente Pflanzen schließen ihre sogenannten Spaltöffnungen früher, so verlieren sie zwar weniger

»Wir werden die Verluste nie vollständig ausgleichen können.«

Wasser, nehmen aber auch weniger $CO_{2}$ auf. Deshalb bringen sie meist keine Spitzenerträge, sondern nur stabilere Erträge.

SPIEGEL: Wie können landwirtschaftliche Betriebe mit den Veränderungen klarkommen?

Schädler: Landwirte können nicht erwarten, dass sie mit einem Weiter-so durchkommen, das aber auch nicht allein leisten.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müssen die Rahmenbedingungen schaffen, Forschung und Wissen bereitstellen. Und es muss einen Markt für neue Feldfrüchte geben, das sehe ich derzeit jedoch überhaupt nicht: Die Gesellschaft möchte Weizen und Kartoffeln, und es wird alles darangesetzt, diese Kulturen weiter anzubauen. Wir werden die Verluste aber nie vollständig ausgleichen können. Frühere Bedingungen und Erträge kommen nicht zurück. ALW

KULTUR

Patrick Strattner / DER SPIEGEL

Exil In dem ehemaligen Haus des Schriftstellers Lion Feuchtwanger wird erlebbar, wie sich Vertreibung und Entwurzelung anfühlen könnten – ein erstaunlich aktueller Gedanke. Ein Glück, dass die Villa in Los Angeles 2025 dem Feuer entkam.

Dort, wo der Sunset Boulevard auf den Pacific Coast Highway trifft, irgendwo zwischen Santa Monica und Malibu, beginnt es langsam, dass links und rechts auf der Küstenstraße Löcher klaffen, wo einst Häuser standen. Mal fehlt nur eins, mal gleich fünf oder sechs hintereinander. Manche Lücken werden neu bebaut, die meisten nicht. Man kann plötzlich den Pazifik sehen.

Wenn man auf den Sunset Boulevard abbiegt, weg vom Meer, die Hügel hinauf nach Pacific Palisades, gelangt man schnell ins Zentrum der verheerenden Brände, die im Januar 2025 große Teile der Westside von L. A. zerstört haben.

Die Villa Aurora am Paseo Miramar ist stehen geblieben, doch benachbarte Häuser sind bis auf gespenstisch aus dem Boden ragende Drahtstelzen abgebrannt. Die Villa im spanischen Colonial-Revival-Stil ist berühmt, weil der Schriftsteller Lion Feuchtwanger und seine Frau Marta sie in den Vierzigerjahren zu einem Fixpunkt der deutschen Exilantenszene gemacht haben. Bertolt Brecht, Franz Werfel, Thomas Mann, Alfred Döblin, Theodor W. Adorno, Max Horkheimer, Arnold Schönberg und sogar Charlie Chaplin kamen zu den Salons, den Lesungen und Konzerten, die Marta Feuchtwanger ausrichtete. Aus Hitler-Deutschland geflohene Intellektuelle fanden hier zusammen, fragten sich, ob sie je zurückkehren könnten, und verfassten in dem Spannungsfeld aus der anmutigen Leichtigkeit Kaliforniens und dem ökonomischen und emotionalen Druck der Vertreibung ihre mitunter wichtigsten Werke. »Doktor Faustus« von Thomas Mann entstand in diesem Exil genauso wie die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von Horkheimer und Adorno.

80 Jahre später, in erneut chaotischen Zeiten, in denen Flüchtlingsströme Europa erreichen, rechte Populisten und Parteien die Demokratie bedrohen, Amerikaner angesichts ihrer politischen Führung ihr Land verlassen, und Deutsche sich überlegen, wo sie Schutz fänden, wenn der hybride Krieg mal nicht mehr hybrid ist – 80 Jahre später also erscheint das Vermächtnis der kalifornischen Exilanten nicht mehr nur als geistesgeschichtliche Folklore. Politische Verfolgung, Entwurzelung, Flucht, und zwar nicht aus Syrien oder Somalia, sondern aus Deutschland, das sich zehn Jahre vor der Machtergreifung der Nazis noch im Aufwind wähnte, kurz: die Erkenntnis, wie schnell auch ein geglücktes Leben aus den Fugen geraten kann, wenn einem das Heimatland abhandenkommt, sei es durch Krieg oder politische Umwälzung – das alles spricht zu dem Besucher in der Villa Aurora oder in dem ebenfalls in Pacific Palisades gelegenem Thomas Mann House. Und anders als vielleicht noch vor zehn Jahren – vor Covid, vor dem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 vor dem 7. Oktober – trifft es heute auf Resonanz.

Doch im Januar 2025 wären die Villa Aurora und das Thomas Mann House fast verbrannt, vor allem die Villa konnte nur knapp gerettet werden.

Beide Häuser werden heute vo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ls Künstlerresidenz für Stipendiaten sowie als Veranstaltungsorte bespielt. Inzwischen gehört es fast zum guten Ton in der deutschen Kulturszene, in einem der Häuser mal ein paar Monate verbracht zu haben (Heiner Müller war 1995 der erste Fellow der Villa Aurora, Maren Ade schrieb hier ihren oscarnominierten Film »Toni Erdmann«, im Thomas Mann House reicht das Spektrum vom Starsoziologen Andreas Reckwitz bis zum Starpianisten Igor Levit). Abgesehen davon, gibt es kaum schönere Orte zum Leben und Arbeiten als einen der Gästeräume im Thomas Mann House (zum Beispiel die ehemaligen Zimmer von Tochter Erika oder Sohn Klaus) oder das Arbeitszimmer von Lion Feuchtwanger mit seinem Originalschreibtisch und einem unverschämten Blick auf den Pazifik, der auch immer daran erinnert, dass hier das geografische Ende der westlichen Welt vor einem liegt.

Freunde Brecht, Feuchtwanger 1947: Das letzte Mal, dass sie sich sahen

Die Direktorin der Villa Aurora, Claudia Gordon, öffnet die Pforte. Das Haus war die vergangenen anderthalb Jahre seit der Feuerkatastrophe geschlossen, denn beschädigt war es natürlich doch. Rauch und Ruß hatten nicht nur außen einen Schleier hinterlassen, sondern waren durch die alten Fenster ins Innere gelangt und hatten unter anderem Feuchtwangers Bibliothek mit vielen kostbaren Büchern geschwärzt.

Feuchtwanger hatte seine Bibliothek zweimal zu Lebzeiten verloren. Einmal 1933, als die Nazis sein Haus im Grunewald plünderten, und einige Jahre später, als Feuchtwanger aus dem französischen Exil fliehen musste. Fast hätte er seine Bücher ein drittes Mal posthum verloren, als 1961 seine Frau die 30.000 Exemplare, die er bis zu seinem Tod 1958 wieder angesammelt hatte, gerade noch vor dem Bel Air Fire retten konnte. Die Santa-Ana-Winde hatten damals eine dicke Schicht glühender Asche auf das Dach geweht, doch Marta Feuchtwanger hatte die Villa zuvor gewässert. Sie überstand das Feuer, während 500 Häuser in der Nachbarschaft verbrannten. 64 Jahre später erscheint es vielen erneut wie ein Wunder, dass 2025 das Palisades Fire, nachdem es bis auf wenige Meter an die Villa herangerückt war, sich offenbar umentschied und an ihr vorbeizog.

Als Erster hatte dies Justin Jampol entdeckt. Jampol ist Direktor des Wende Museums, ja, auch das gehört zu dieser Geschichte, dass ein Museum, das sich mit der deutschen Teilung sowie ihrer Überwindung befasst und die weltweit größte Sammlung von DDR-Relikten beherbergt, in L. A. steht und von einem Kalifornier betrieben wird. Dieser Justin Jampol ist ob seiner Deutschland-Obsession, muss man wohl schon sagen, nicht nur mit den Betreibern der Feuchtwanger-Villa und des Thomas-Mann-House befreundet, sondern auch ein geborener Angelino mit Kontakten überallhin.

So auch zum 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 wo er Officer Johnny Coughlin kennt. Als das Palisades Fire am 7. Januar 2025 ausgebrochen war und schnell klar wurde, dass es verheerend sein würde, hatte Jampol Coughlin gefragt, ob er ihn ins Sperrgebiet fahren könne. Er müsse für seine deutschen Freunde nachschauen, ob die Villa Aurora noch stehe. An den folgenden Dialog mit dem Officer Johnny Coughlin erinnert Jampol sich folgendermaßen:

»Villa was?«

»Eine ehemalige Villa eines deutschen Schriftstellers.«

»Und?«

»Sie ist für die Deutschen sehr wichtig.«

»Das Haus eines Schriftstellers?! Okay, dann lass uns nachgucken.«

Als sie die erste Absperrung von National-Guard-Soldaten erreichten, sagte Coughlin, ab hier sei das nun Bundessache, da könne er als LAPD-Cop auch nicht einfach durch.

»Aber wir müssen«, sagte Jampol.

»Wie wichtig ist dieses Ding für Deutschland wirklich?«

»Sehr wichtig, Johnny, sehr wichtig.«

»Okay, then we're going to gun it«, sagte Coughlin, was laut Jampol Polizeislang ist für: »Wir machen das Blaulicht an und brettern durch.« Die National-Guard-Posten ließen den blinkenden Streifenwagen passieren.

Im Sperrgebiet habe sie absolute Schwärze erwartet, sagt Jampol. Das einzige Licht sei von vereinzelten Feuern gekommen, mal näher, mal weiter entfernt. Ein Funken sprühendes Stromkabel sei über die Straße gezizzelt, irgendwo habe eine Garage gebrannt. Man habe kaum atmen können. Kein Telefonnetz, kein Google Maps.

Sie kurvten durch die Hügel und fanden irgendwann die Villa Aurora, vor dem Eingang kokelte es noch, Jampol befürchtete das Schlimmste. Coughlin guckte weg, Jampol kletterte über den Zaun. Der Garten war abgebrannt und die Villa verrußt, aber sie stand noch. Sobald er wieder Empfang hatte, schickte er eine SMS an Claudia Gordon: »It’s still here!«

Die gute Nachricht stellte sie vor das nächste Problem. Wenn die Villa noch da war, dann waren auch die eilig zurückgelassenen Preziosen noch da, darunter seltene Bücher, eine Purim-Esther-Rolle aus dem 18. Jahrhundert und das Porträtgemälde von Marta Feuchtwanger. Jampol überredete Coughlin, ein weiteres Mal den Trip in die Brandzone zu machen.

Was dann geschah, darüber gibt es unterschiedliche oder auch gar keine Angaben, Tatsache ist allerdings, dass das Porträtgemälde von Marta Feuchtwanger sowie die Pergamentrolle mit der biblischen Geschichte der Königin Esther nun im Tresorraum des Wende Museums zwischen DDR-Memorabilien liegen. Und Justin Jampol das Bundesverdienstkreuz erhalten soll.

Anderthalb Jahre hat es gedauert, Feuchtwangers Bücher vom Ruß zu befreien und andere Schäden reparieren zu lassen, sie mit der staatlichen Versicherung zu regulieren und für den Rest Geldgeber zu finden. Am 30. August wird die Villa Aurora mit einer Feier wiedereröffnen.

1943 war Lion Feuchtwanger mit seiner Frau Marta hier eingezogen. Das Gebäude hatte zuvor mehrere Jahre leer gestanden, 1928 war es als ein Projekthaus der »Los Angeles Times« entstanden, doch inzwischen war es baufällig. Thomas Mann war schon da gewesen und hatte es besichtigt, es dann jedoch als zu heruntergekommen und zu

Patrick Strattner / DER SPIEGEL

Thomas Mann House in Los Angeles: Bitte nicht so unwohnlich wie von Neutra

groß befunden, obwohl man sich schwer vorzustellen vermag, dass Thomas Mann irgendetwas als zu groß für sich hätte halten können.

Das Haus sollte 9000 Dollar kosten, das war selbst damals nicht viel (circa 170.000 heutige US-Dollar), aber es war alles, was die Feuchtwangers nach ihrer Flucht aus Europa noch aufbringen konnten. Feuchtwanger war zwar durch Romane wie »Jud Süß« (1925) oder die »Wartesaal«-Trilogie (1930 bis 1940) zu einem weltbekannten Bestsellerautor geworden, aber nach zwei Fluchten – die aus der französischen Haft zu Fuß über die Pyrenäen und dann bis nach Lissabon – waren die Reserven aufgebraucht.

Als sie schließlich in Los Angeles ankamen, hatten sich viele, die sie noch aus Berlin oder dem Exil in Südfrankreich kannten, bereits in Pacific Palisades oder den benachbarten Gegenden Brentwood und Santa Monica eingerichtet. Thomas Mann am San Remo Drive, ebenfalls Pacific Palisades; in weniger als einem Kilometer Luftlinie Arnold Schönberg, Erfinder der Zwölftonmusik und Inspiration für Manns »Doktor-Faustus«-Roman; noch mal ein bisschen weiter

Ein Wunder, dass das Palisades Fire, nachdem es bis auf wenige Meter an die Villa herangerückt war, an ihr vorbeizog.

nach Osten, schon in Brentwood, Theodor Adorno, der Thomas Mann für »Doktor Faustus« einen Crashkurs in Musiktheorie gab; Manns Bruder Heinrich, ebenfalls Schriftsteller, gefeier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ür »Der Untertan«, inzwischen verarmt und alimentiert von Thomas in Beverly Hills. Manns Nemesis Bertolt Brecht lebte in Santa Monica, Alfred Döblin, der mit »Berlin Alexanderplatz« vielleicht den ersten Roman der Moderne vorgelegt hatte, als Einziger in Hollywood.

Thomas Mann, seit 1929 Literaturnobelpreisträger, hatte wie Feuchtwanger Deutschland seit 1933 nicht mehr betreten. Ausgerechnet er, der sich 1918 in seinen »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 noch als demokratieskeptischer Verfechter der Monarchie geoutet hatte, war in den Vierzigerjahren zu einer Art moderate liberal gereift, wie man heute in den USA sagen würde. Er traf sich mit Präsident Roosevelt, wurde von einer Mäzenin gefördert, und in seinen monatlichen Radioansprachen, die er im Studio von NBC in Hollywood aufnahm, beschwor er die Deutschen, sich endlich von Hitler abzuwenden und zu Deutschlands humanistischer Tradition zurückzufinden.

Von dem aus Österreich emigrierten Architekten Richard Neutra ließ er sich dessen lichte Glas- und Stahlhäuser zeigen, deren Innen- und Außenräume ineinanderzufließen schienen, die unbedingte Modernität ausstrahlten und doch sehr weit weg waren von den Bürgervillen, in denen Mann sich bis dato wohlgefühlt hatte. 1941 kaufte er einen Zitronenhain im nordöstlichen Teil von Pacific Palisades, einer damals noch dünn besiedelten, heute von Millionen bevölkerten Gegend. Das Grundstück hatte zuvor als Außenfilmset gedient. Mann beauftragte den Architekten Julius Ralph Davidson, ihm ein ausgedehntes zweigeschossiges Haus darauf zu errichten, im international style, aber bitte nicht so radikal und unwohnlich wie die Häuser von Neutra.

Sein Arbeitszimmer, abgewandt vom Rest des Hauses wie ein angehängtes Raumschiff und über eine eigene Treppe mit seinem Schlafzimmer verbunden, sodass er auf dem Weg dahin kein Familienmitglied treffen musste, bezeichnete er als das schönste, das er je hatte.

Hier ist »Doktor Faustus« entstanden, der Roman, der auch eine Parabel auf die Barbarei in Deutschland war, in dem Mann sich fragt, ob sich die menschliche Verführbarkeit durch eine strenge Ordnung der Kunst bändigen lässt, etwa durch das regulative Gerüst der Zwölftonmusik – oder ob gerade aus diesem Versuch, Emotion, Irrationalität, niedere Instinkte zu zählen, erst Barbarei entstehen konnte.

Als Gast kann man dieses Zimmer, in dem inzwischen wieder seine 133-bändige Goethe-Ausgabe steht, heute wieder besichtigen. 2016 hat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as Haus am 1550 San Remo Drive gekauft. Nach mehr als 60 Jahren wurde es von dem Ehepaar angeboten, das das Haus 1952 als junge Familie von Thomas Mann erworben hatte. Wie die Villa Aurora nimmt es Fellows für einige Monate auf.

Oliver Hartmann, der Direktor des Thomas Mann House, sagt, der Ort verfehle seine Wirkung so gut wie nie. Er sehe, wie die Fellows sich in die Texte von Thomas Mann oder in die Radioansprachen vertieften. »Ich glaube, gerade in einer Zeit, in der sich mit dem Aufstieg von Faschisten und der AfD Geschichte zu wiederholen droht, lässt sich noch einmal in Erinnerung rufen, wogegen Thomas Mann angesprochen hat. Da entstehen Parallelen, die unsere Fellows in ihre Projekte aufnehmen, reflektieren und somit zurückspiegeln nach Deutschland.«

Woran die Häuser von Thomas Mann und Lion Feuchtwanger zwangsläufig auch erinnern, ist, dass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Exilanten in Kalifornien nicht unbedingt ein Happy End hatte. So enthusiastisch sie Anfang der Vierzigerjahre in den USA empfangen wurden, so harsch wendete sich das Blatt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als die McCarthy-Ära begann und fast alle deutschen Exilanten, sogar Thomas Mann, als Kommunisten verdächtigt wurden.

Das ist auch die Hintergrundgeschichte eines Fotos, das heute im Wohnzimmer der Villa Aurora hängt. Darauf ist Feuchtwanger mit Brecht zu sehen, sie sitzen auf einer Steinbank auf einer Terrasse der Villa, Brecht in seinem typischen Arbeitskittel, Feuchtwanger in einer Art Gehrock. Die beiden kannten sich seit gemeinsamen Münchner Tagen der späten 1910er-Jahre, das Foto zeigt das letzte Mal, an dem sie sich sahen.

Denn kurz darauf brach Brecht nach Washington auf, er musste dort dem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zu seinen kommunistischen Verbindungen Rede und Antwort stehen. Brecht vermerkte zwar in seinem Tagebuch, dass die Anhörung höflich verlaufen sei, machte sich über das Ergebnis jedoch kaum Illusionen. Am folgenden Tag flog er nach Europa zurück und kam nie wieder.

Thomas Mann verließ Los Angeles entnervt von den Verdächtigungen 1952 und zog, weil er den Deutschen nicht verzeihen konnte, in die Schweiz. Lion Feuchtwanger geriet ins Visier des FBI, wartete zehn Jahre vergebens auf seinen Einbürgerungsbescheid und starb 1958 in Los Angeles. Kurz nach seinem Tod erhielt Marta Feuchtwanger die Nachricht, dass seine Einbürgerung genehmigt worden war. Sie lebte noch bis 1987 in der Villa am Paseo Miramar.

Die Steinbank von dem Foto steht hier immer noch auf der Terrasse. Philipp Oehmke 5

Wahlkämpfer Siegmund (M.)

SPIEGEL TV

MONTAG, 31.8., 23.15 – 0.00 UHR, RTL Herausforderer Siegmund: der Posterboy der AfD

Zu seinem Personal gehören Aktivisten der »Identitären Bewegung«, sein Landesverband gilt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 und dennoch führt Ulrich Siegmunds AfD seit Wochen die Wahlumfragen in Sachsen-Anhalt an. Der dauerfreundliche Kandidat gibt den Kumpeltyp. Er ist ein Glücksfall für seine Partei, deren Politik nicht moderat, sondern radikal ist. SPIEGEL TV über Siegmunds Netzwerk und seine Pläne bei einem Wahlsieg.

Zwischen Frust und Hoffnung: Sachsen-Anhalt vor der Wahl

AfD-Sympathisanten auf der Autobahnbrücke, der Doktor aus Rumänien als letzter Hausarzt und Didi Hallervorden als Wahlkampfhelfer für den Amtsinhaber: In Sachsen-Anhalt läuft der Countdown für den 6. September. Die Wahl könnte mit einem Sieg der AfD historisch werden. Landesthemen wie Kitakrise oder fehlende Versorgung auf den Dörfern spielen kaum eine Rolle. Stattdessen wollen viele Wähler den etablierten Parteien aus allgemeiner Unzufriedenheit einen Denkzettel verpassen.

SPIEGEL TV

RE:

FREITAG, 28.8., 19.40 – 20.15 UHR, ARTE Megafeuer in Frankreich

Es sind die schwersten Brände in Frankreich seit Jahrzehnten: Nur rund 30 Kilometer von Bordeaux entfernt vernichten im Sommer meterhohe Flammen ganze Kiefernwälder sowie Hunderte Häuser und richten Sachschäden in Milliardenhöhe an. Rund 260.000 Menschen müssen ihre Häuser verlassen. Einsatzkräfte und freiwillige Helfer kämpfen rund um die Uhr gegen die Ausbreitung des Feuers. Einer von ihnen ist Paul Regnier. Der Fondsmanager und Gemeinderat organisiert mit Freiwilligen die Unterstützung der Feuerwehr rund um seinen Heimatort Lacanau. Denn auch Tage nach den Bränden schwelen noch Glutnester im Unterholz, die jederzeit ein neues Feuer entfachen können. Rund 400 Kilometer entfernt versucht der Gemeindeverband von Carcassonne, Lehren aus den verheerenden Bränden vom vergangenen Sommer zu ziehen. So freut sich Landwirt Xavier Morvillez über die gestiegene Nachfrage nach seinen Schafen und Ziegen. Die Tiere halten die Bodenvegetation kurz und nehmen möglichen Feuern den Brennstoff. Doch reicht das, um weitere Großbrände zu verhindern?

»Ich werde diesen Typen nicht die Hand schütteln«

Gesellschaft Wie bereiten sich Sachsen-Anhalts Kulturinstitutionen auf einen möglichen rechtsextremen Ministerpräsidenten vor? Stimmen aus einem verunsicherten, ratlosen, kämpferischen Land.

Der Wahlkampf in Sachsen-Anhalt war von Beginn an von kulturpolitischen Fragen geleitet. Im Regierungsprogramm der AfD nehmen diese Themen einen prominenten Platz ein – zum einen weil Landesregierungen in dem Bereich vergleichsweise starke Eingriffsmöglichkeiten haben, zum anderen weil die AfD der Kultur ohnehin eine zentrale Funktion für ihre geplante politische Umgestaltung des Landes beimisst. »Wir werden Sachsen-Anhalt zum Musterland der Kulturpolitik machen«, heißt es im Programm. Der SPIEGEL hat mit Menschen gesprochen, die das kulturelle Leben zwischen Halle und Bitterfeld, zwischen Magdeburg und Stendal maßgeblich prägen. Wie bereiten sie sich auf eine mögliche AfD-Regierung vor?

Daniel Herrmann, 54, Direktor der Werkleitz Gesellschaft in Halle: Als die AfD 2025 ihren Hashtag #deutschdenken vorstellte, als geplante Ablösung des offiziellen Landesmottos #moderndenken, haben die Kulturstiftungen zum ersten Mal eine gemeinsame Stellungnahme abgegeben. Wir haben auch auf die Herkunft dieser Wendung aufmerksam gemacht, sie stammt aus einer Hitler-Rede von 1938. Seitdem ist unsere Zusammenarbeit sehr eng.

Folkert Uhde, 61, Intendant der Köthener Bachfesttage: Anfang des Jahres habe ich den Entwurf des AfD-Regierungsprogramms gelesen. Ich hatte damals das Gefühl, alle in meinem Umfeld pennen. Niemand wollte wahrhaben, was hier ab September droht. Deshalb habe ich für das Magazin »Van« einen Text geschrieben, eine Zukunftsvision des Lebens in Sachsen-Anhalt nach einem Wahlsieg der AfD. Ich hatte diese Weckruf-idee: Denkt das mal zu Ende, was in diesem Programm steht! Ich habe noch nie so viele Reaktionen auf eine Äußerung bekommen. Herrmann: Ich kenne keine kulturelle Einrichtung in Sachsen-Anhalt, die offen ist für Gedankengut der AfD.

Uhde: Inzwischen hat sich die Kulturwelt einhellig gegen die AfD positioniert. Es würde auch nicht reichen, sich nur »für die Demokratie« oder so etwas Allgemeines auszusprechen, weil die AfD diese Begriffe für sich gekapert hat.

Kulturkämpfe

Herrmann: Die konkreten Auswirkungen einer AfD-Regierung kann man noch nicht absehen. Wobei im Regierungsprogramm zwei Institutionen namentlich genannt sind, Radio Corax und die Evangelische Akademie, deren Förderung gestrichen werden soll. Johanna Fischer, 34, Geschäftsführerin von Radio Corax in Halle: Wir waren nicht überrascht, dass Corax explizit erwähnt wird, weil wir sehr viel von dem repräsentieren, was die Partei verabscheut. Dieser Abschnitt »Radio Corax den Geldhahn zudrehen!« hat viel Aufmerksamkeit erzeugt, auch im positiven Sinn. Unser Radioverein ist viel enger zusammengerückt. Bei jedem entstand das Bewusstsein: Mein Radio wird angegriffen! Die Mitgliederzahl des Fördervereins hat sich in kurzer Zeit mehr als verdoppelt, auf 510 Menschen.

Uhde: Johann Sebastian Bach wird von der AfD gelegentlich als Positivbeispiel für deutsche Kultur erwähnt. Im Aufsichtsrat der Neuen Bachgesellschaft habe ich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Bach Migrationshintergrund hat: Sein Ururgroßvater war Religionsflüchtling aus dem heutigen Ungarn, die Familie kam im 16. Jahrhundert zufällig nach Thüringen. Erst am Ende des 19. Jahrhunderts wurde Bach zum deutschen Kulturheiligtum erklärt. In Richard Eichenauers schrecklichem Buch »Musik und Rasse« von 1932 gibt es den Satz: »Die Fuge ist blond und blauäugig.« Was für ein Aberwitz! Jeder Musiker, egal aus welchem Genre, gleich welcher Religion, gleich welcher Hautfarbe, ist letztlich von Bach inspiriert. Wirkungsgeschichtlich ist er ein Weltbürger.

Barbara Steiner, 61, Direktorin der Stiftung Bauhaus Dessau: Die AfD hat ein sehr enges Kulturverständnis. Auch in deren Geschichtsnarrativ kommt das 20. Jahrhundert praktisch nicht vor. Und die Gegenwart auch

Intendant Uhde: »Ich hatte das Gefühl, alle in meinem Umfeld pennen«

Geschäftsführer Herrmann: »Alle meinen, den Ostdeutschen sagen zu müssen, warum sie so sind, wie sie sind«

nicht. Kein Wunder, dass sie das Bauhaus in Dessau als Gegner empfindet. Ich habe in mancher Hinsicht sogar Verständnis für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s Kritik an der Moderne. Der kulturpolitische Sprecher der AfD ist in Rumänien geboren, die Ceauşescu-Moderne war brutal. Angesichts dessen kann ich nachvollziehen, dass er ein Problem mit der Moderne hat. Allerdings überträgt er seine spezifischen Erfahrungen auf die Moderne insgesamt. Doch diese ist bedeutend facettenreicher.

Aljoscha Begrich, 49, Co-Kurator des Festivals »OSTEN« im Raum Bitterfeld-Wolfen: Die AfD fordert patriotische Kultur. Ich würde sagen, dass wir mit unserem Festival Heimatliebe betreiben, wenn wir wochenlang und mit Hunderten Teilnehmern Vielfalt und Demokratie feiern. Aber das natürlich nicht in dem völkischen Sinne, wie es das AfD-Regierungsprogramm vertritt.

Steiner: In den Kulturinstitutionen müssen wir uns schon fragen, ob wir programmatisch spiegeln, was Menschen heute bewegt. Und ich meine das nicht anbiedernd. Wir wollen jedenfalls bestimmte Felder nicht der AfD überlassen. Dazu gehört zum Beispiel das »Handwerk«: Dieses hat im Bauhaus schon immer eine wichtige Rolle gespielt. Oder »Tradition«: Wir müssen noch viel stärker hervorheben, dass diese nicht das starre Bewahren von Vergangenem meint, sondern sich im Laufe der Zeit verändert. Tradition ist etwas Lebendiges, die Tradierung ein Prozess, an dem viele teilhaben – zumindest teilhaben sollten.

Angst

Begrich: Es ist gar nicht so leicht, Leute in Bitterfeld zu finden, die öffentlich sprechen wollen. »Ihr müsst das verstehen«, sagte neulich jemand, »meine Kinder gehen hier zur Schule.« Ich verstehe das, aber es ist eine gefährliche Entwicklung, wenn Menschen Angst haben, mit der Presse zu sprechen, weil sie befürchten, dass ihre Familie attackiert wird.

Uhde: Ich habe in meiner Zukunftsvision weitergedacht, was im AfD-Regierungsprogramm steht, zum Beispiel der Satz »Freiwillige Bürgerwacht einführen«. Vor ein paar Monaten hatte der AfD-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eine Veranstaltung in Köthen, da sah ich zum Großteil mittelalte Männer, vor denen ich physisch Angst habe. Meine Frau stammt aus Istanbul, sie hat einen deutschen Pass. Mir graut vor der Vorstellung, dass diese Typen sie künftig nach ihrem Ausweis fragen dürfen, staatlich beauftragt.

Sarah Thäger, 39, Leiterin des Literaturhauses Magdeburg: Der Autor Arne Semsrott sollte im Juni in der Stadtbibliothek aus seinem neuen Buch über die Macht der Zivilgesellschaft lesen, wir waren Co-Veranstalter. Obwohl es seitens der AfD im Vorfeld gar keinen konkreten Einspruch gab, wurde die Lesung zunächst abgesagt, wohl in einer Art vorauseilendem Gehorsam. Da hat man gemerkt, dass die Luft dünner wird, auch wenn die Lesung dann noch nachgeholt wurde.

Clemens Leander, 37, Co-Schauspieldirektor am Theater Magdeburg: Mich hat die Vehemenz der Proteste überrascht, die sich im vergangenen November gegen das Schauspielhaus gerichtet haben. Unser Theaterstück »Wunde Stadt« über den Anschlag auf den Magdeburger Weihnachtsmarkt war erst im Entstehen, niemand konnte wissen, wie es genau aussehen würde. Und trotzdem versammelten sich Dutzende Menschen vor unserem Theater, um lautstark zu stören. An dem Abend fand eine Lesung aus Victor Klemperers Buch über die Sprach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statt. Das Publikum konnte nur mit Polizeischutz in den Saal gelangen. Uhde: Ich habe Angst, dass die Atmosphäre nach der Wahl schnell kippen könnte. Dass diese Menschen dann plötzlich denken, dass sie jetzt auf den Straßen das Sagen haben. Leander: Wobei mich gleichzeitig stört, dass sich seit einigen Wochen von außen so eine Untergangslust einstellt. Dazu gibt es keinen Grund, unabhängig davon, was am 6. September geschieht. Es gibt hier genügend anständige Menschen.

Begegnungen

Leander: Der Autor von »Wunde Stadt« ist auf Leidtragende des Verbrechens zugegangen, auf Sanitäter, Angehörige, Selbsthilfegruppen. Das hat dazu geführt, dass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viele Menschen zu uns ins Theater gekommen sind, die das normalerweise nicht tun. Ich erinnere mich an einen Besucher, der dem Anschlag knapp entkommen ist und für das Stück interviewt wurde. Als er am 20. Dezember 2024 nach Hause kam, war zufällig seine Küchenuhr stehen geblieben, und er fand in den Monaten darauf nicht die Kraft, die Batterie zu erneuern. Er hat uns diese Uhr nach der Uraufführung des Stücks geschenkt. Sie hängt jetzt im Foyer des Theaters.

Steiner: Mein Ansporn ist es, ein Kulturangebot zu machen, das auch für Menschen attraktiv ist, die mit der AfD liebäugeln. Für mich liegt die klare Grenze da, wo das Grundgesetz verletzt wird, wo Demokratie und Rechtsstaatlichkeit zerstört werden und Menschenwürde mit Füßen getreten wird. Aber ich nutze jede Gelegenheit, mit Menschen im Land ins Gespräch zu kommen, die ja aus vielen verschiedenen Gründen die AfD wählen oder in dieser Partei sind. Mit

Literaturhaus-Leiterin Thäger: »Die AfD ist das Ventil vieler Menschen, um ihre Wut rauszulassen«

Theatermacher Leander: »Das Publikum konnte nur mit Polizeischutz in den Saal gelangen«

denen spreche ich und verleihe meiner Überzeugung Ausdruck, dass die AfD-Kulturpolitik bleiern und innovationsfeindlich ist. Man kann nicht alles aus sich selbst heraus erzeugen, aus der Fantasie eines Deutschtums, das es so niemals gegeben hat. Man braucht den Austausch mit anderen.

Begrich: Mit unserem Festival für Kunst und gegenseitiges Interesse können wir für einen kurzen Zeitraum einen utopischen Ort schaffen, der Widerspruch aushält. Vor zwei Jahren gab es einen Abend, an dem die Behindertenwerkstatt der Diakonie ein Puppentheater aufgeführt hat. Gleichzeitig spielte eine alte Punkband aus Bitterfeld. Durch Zufall war an dem Tag aber auch ein Deutschlandspiel, und nach dem Ende kamen ganz viele Leute mit schwarz-rot-goldener Bemalung aufs Gelände. Die waren von der ganzen Atmosphäre so angefixt, dass sie geblieben sind. Und plötzlich mischten sich die Gruppen. Aber mir ist klar, dass wir nur Sandburgen bauen können, und nebenan wird mit einem riesigen Schaufelradbagger die Gesellschaft zerstört.

Fischer: Wir machen mit Radio Corax seit dem Frühjahr verstärkt Programm außerhalb von Halle. Wir fahren mit kleineren Redaktionsgruppen durch Sachsen-Anhalt. Es geht uns darum, aktiven Leuten in kleineren Städten das Radio als Plattform anzubieten. Wir waren in Halberstadt, in Bitterfeld, in Zeitz oder auch in Kalbe an der Milde bei den Leuten vom »Unordnungsmamt«, die zwischen Stendal und Salzwedel den einzigen Veranstaltungsort im Umkreis von mehr als 30 Kilometern betreiben.

Marko Kühnel, 50, Betreiber des »Unordnungsamts« in Kalbe: Meine Frau Nicole und ich haben schon seit der Jahrtausendwende Livekonzerte organisiert. Viele Jahre lang gab es hier dann gar nichts. 2021 haben wir einen verfallenden Gebäudekomplex im Ort gekauft, einen ehemaligen Karateclub. Dort veranstalten wir jetzt ein-, zweimal im Monat Konzerte, Theateraufführungen und Lesungen. Die Bands kommen aus aller Welt, das geht auf viele alte Kontakte zurück.

Nicole Kühnel, 48, freiberufliche Frisuerin: Vorn im Gebäude habe ich einen Friseursalon eingerichtet, hinten eine kleine Sporthalle, da gebe ich Work-out-Kurse.

Marko Kühnel: Unser Publikum ist eher älter, so vierzig aufwärts. Bei bekannteren Bands haben wir bis zu 120 Zuschauer. Und die Leute kommen von ziemlich weit her, aus Stendal und Salzwedel. Alles ist sehr familiär, die Bar macht Nicole, für die Kasse spannen wir unsere Tochter ein.

Fischer: Wir machen nicht 24 Stunden am Tag Wahlkampf, um die AfD zu verhindern, Radio Corax ist eher gelebte Antithese. Es gibt keinen Musiksender in Sachsen-Anhalt, der eine so große musikalische Bandbreite hat. Und dann kommt hinzu, dass wir nicht über Leute reden, sondern immer versuchen, dass sie selbst ganz niedrigschwellig das Medium ergreifen. Das gelingt mittlerweile so gut, dass unser Sendeschema, sieben Tage die Woche rund um die Uhr, gar nicht mehr ausreicht für die Anfragen. Für die AfD ist das ein Riesenproblem, wenn ein Radio so gut funktioniert.

Nicole Kühnel: Wir wollten den jungen Leuten aus Kalbe was bieten und haben die Veranstaltungsreihe »Jugend im Amt« ins Leben gerufen, mit Tischtennis, Billard, Laserdisco, alkoholfreien Cocktails von 18 bis 22 Uhr. Aber es wurde nicht angenommen. Marko Kühnel: Ich glaube, das liegt daran, dass die Jugendlichen in Kalbe von ihren Eltern gesagt kriegen: »Geht nicht zu den Zecken!«

Nicole Kühnel: Meistens kriegen wir nur mit, was in unserer eigenen Bubble passiert. Im Friseursalon ist es anders, da kommen die ganz normalen Leute aus den Dörfern. Nicht die krassen AfD-Wähler, aber schon oft Menschen, die mit der Gegenwart hadern, mit den Fremden und den Windrädern in der Umgebung. Mit denen komme ich beim Haareschneiden ins Gespräch und versuche, sie davon zu überzeugen, dass früher nicht alles besser war.

Marko Kühnel: Manchmal ist Nicole abends total fertig vom vielen Diskutieren.

Steiner: Aus meiner Zeit im Kunsthaus Graz, aus den Auseinandersetzungen mit der FPÖ-Regierung in der Stadt, weiß ich, dass Eskalationsstufen nichts bringen, dieses »die und wir«. Das starre Blockdenken schafft eine falsche Homogenität auf beiden Seiten. Gehe ich davon aus, dass es diese Homogenität nicht gibt, eröffnen sich Chancen, Gehör zu finden und im Zuhören herauszufinden, was andere bewegt.

Geld

Thäger: Der Etat des Literaturhauses, jährlich etwa 270.000 Euro, wird fast vollständig von der Stadt bereitgestellt, das heißt, wir haben noch eine Schonfrist. Im Stadtrat hat die AfD im Moment keine Mehrheit. Aber der Haushalt wird Jahr für Jahr vom Land freigegeben. Für das Jahr 2027 ist die Antragsfrist Ende September. Sollte die AfD dann schon in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sein, wird eine Freigabe vielleicht schwierig. Für uns ist der Ausgang der Wahl auf längere Frist eine existenzielle Frage.

Fischer: Ein Drittel der Förderung von Corax kommt über die Rundfunkgelder in Sachsen-Anhalt, ein Drittel ist Projektförderung, ein Drittel sind Spenden und Fördermitglied-

Ehepaar Kühnel in Kalbe: »Meistens kriegen wir nur mit, was in unserer eigenen Bubble passiert«

Mitarbeitende von Radio Corax in Halle: »Mein Radio wird angegriffen!«

schaften. Unsere Sendelizenz ist bis 2035 gültig, das ist relativ stabil. Aber natürlich hätte die AfD Wege, unser Radio zu beeinträchtigen, dafür gibt es ja Vorbilder, zum Beispiel Viktor Orbáns Ungarn. Bürokratische Hürden, eine Deutschquote für das Musikprogramm zum Beispiel, was bei Corax keinesfalls passieren wird.

Steiner: Im Moment stellt das Land dem Bauhaus 4,5 Millionen Euro pro Jahr zur Verfügung. Diese Summe kann von einer AfD-Regierung um 10 bis 50 Prozent reduziert werden. Unsere historischen Gebäude sind fragil und betreuungsintensiv. Diese Kürzungen würden also den Erhalt der Substanz des Bauhauses sehr stark betreffen. Wir warten natürlich nicht einfach ab, bis der Tag X eintritt, sondern sind dabei, neue Fördermittel zu erschließen über Stiftungen, Unternehmen und private Spenden.

Thäger: Ich bin gerade auf der Suche nach anderen Geldtöpfen, wie alle in Sachsen-Anhalt.

Steiner: Uns hilft, dass das Bauhaus große internationale Strahlkraft hat. Wenn wir tatsächlich in eine existenzielle Krise gerieten, gäbe es weltweit Menschen, die uns unterstützen wollen und würden. Das heißt aber nicht, dass wir uns, weil wir als Bauhaus aus dem Schneider wären, zurücklehnen. Denn ich sehe es als großes Problem, wenn die Kulturlandschaft hier insgesamt umgebaut wird. Ich wünsche mir eine Form von Kultur, die offen, aufnahmefähig und durchlässig ist. Und nicht einengend und abschnürend. Leander: Wir haben in Magdeburg einen Theatervertrag, der bis Ende 2028 gültig ist. Stadt und Land geben ungefähr gleich viel Geld. Was danach kommt, ist offen. Die AfD möchte die Förderwürdigkeit von Kultur-institutionen ja an einen patriotischen Eid koppeln. Darüber denke ich gerade viel nach:

Wie stellt sie sich das konkret vor? Wer soll diesen Eid leisten? Für mich persönlich ist klar, dass ich ein solches Bekenntnis nicht ablegen würde. Interessieren würde mich vielmehr, was dann geschieht.

Uhde: Für die nächsten vier Jahre ist der Grundetat der Neuen Bachgesellschaft durch Subventionen der Stadt gesichert. Aber für unsere Veranstaltungen benötigen wir zusätzliche Mittel. Die Bachfesttage im Spätsommer werden mit 112.000 Euro vom Land gefördert. Ohne diese Subventionen können wir nicht existieren. Aber, und das ist das Entscheidende, wir werden kein Geld von einer rechtsradikalen Landesregierung annehmen. Ich möchte nicht in die Situation kommen, dass ich bei einem Konzert in der ersten Reihe sitze und neben mir der Ministerpräsident oder der Kulturminister der AfD. Ich werde diesen Typen nicht die Hand schütteln und mich bedanken oder mir irgendwelchen Unfug darüber anhören, wie deutsch die Fuge sei.

Identitäten

Begrich: Ich habe in Bitterfeld neulich einen Autoaufkleber gesehen, ein Sandmännchen mit einem Schlagring in der Hand, darunter der Schriftzug »Schöne Grüße aus dem Osten«. Das ist jetzt offenbar das Bild, das von dieser Region existiert, als Fremd- und als Eigenbeschreibung. Wir haben uns vorgenommen, es anzureichern, zu verkomplizieren und zu verwirren.

Thäger: Die AfD ist das Ventil vieler Menschen, um ihre Wut rauszulassen, auch wenn sie nach der Wahl mutmaßlich mit zu den Verlierern der politischen Entscheidungen gehören. Gestern war eine Veranstaltung von Ulrich Siegmund ganz in der Nähe des Literaturhauses. Ich habe eine Mutter mit

Kinderwagen gesehen, deren zweijähriger Sohn eine Deutschlandflagge in der Hand hielt. Ich habe sie gefragt, in welche Kita ihr Kind gehe, weil die AfD ja auch den Kirchen das Geld abdrehen will und somit viele Träger keine Förderung mehr bekommen würden. Aber das hat sie nicht interessiert.

Herrmann: Politik und Medien im Westen haben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auf jeden Fall dafür gesorgt, dass den Ostdeutschen schrittweise die Würde genommen wurde. Aber ich glaube nicht, dass das die entscheidende Ursache für das Erstarken der AfD ist. Die Frage lautet ja immer: Sind die Ostdeutschen durch ihre Sozialisation dazu prädestiniert, besonders heftig AfD zu wählen? Ich würde sagen: Nein. Schauen Sie in die USA, nach Dänemark, nach Österreich. Dass die Prozentzahlen der AfD hier gerade höher sind als im Westen, führe ich eher darauf zurück, dass die Partei und ihre westdeutschen Funktionäre in Ostdeutschland von Anfang an mehr investiert haben.

Leander: Ich habe ein doppeltes Gefühl gegenüber meiner ostdeutschen Identität. Ich finde es einerseits wichtig, zu betonen, dass über ganz viele Differenzen in Deutschland bis heute kaum gesprochen wird: über unterschiedliche Besitzverhältnisse, das wenige Erbe innerhalb der Familien, die fehlende Kapitalismuserfahrung der Elterngeneration. Aber gleichzeitig möchte ich den Älteren oft zurufen: Schaut euch mal andere osteuropäische Länder an. Euch geht es als ehemaligen DDR-Bürgern doch verhältnismäßig gut.

Herrmann: Als Ostdeutscher werde ich andauernd zur Zielscheibe von politischen Zuschreibungen. Die AfD erklärt mir, dass der Ossi das Super-Deutsch-Gen habe, nur dort fände man noch den autochthonen Germanen. Und Politiker im Westen erklären den

Stiftungschefin Steiner: »Wir wollen bestimmte Felder nicht der AfD überlassen«

Kurator Begrich: »Nebenan wird mit einem riesigen Schaufelradbagger die Gesellschaft zerstört«

100 KULTUR

BELLETRISTIK

Die Autorin erzählt nach »Die Hummerfrauen« wieder Geschichten aus Maine. Dieses Mal unter anderem die von Mina, die ihrer großen Liebe wiederbegegnet, und von Julie, die sich nicht mit dem Alleinsein abfinden will. | Platz 2

1	(2) Memories of HeidelbergHeinz Strunk	Rowohlt; 23 Euro
2	(-) HummerjahreBeatrix Gerstberger	dtv; 23 Euro
3	(5) Die RiesinnenHannah Häffner	Penguin; 24 Euro
4	(3) Filmriss auf ImmenhofKarsten Dusse	Heyne; 24 Euro
5	(4) Die zweitgrößte LiebeRuth-Maria Thomas	dtv; 24 Euro
6	(7) YesteryearCaro Claire Burke	Heyne; 24 Euro
7	(8) AlleinruhelageEva Menasse	Kiepenheuer & Witsch; 23 Euro
8	(6) Fünf, sechs, sieben, achtEwald Arenz	DuMont; 25 Euro
9	(18) FremdeBelle Burden	Luchterhand; 24 Euro
10	(1) Ms Atkins und die Bibliothek der TräumeVanessa Göcking	Vani; 28 Euro
11	(15) Ist doch schön hierMiriam Burdelski	Blessing; 24 Euro
12	(-) The Poison DaughterSheila Masterson	Penguin; 25 Euro
13	(-) Der BuchspaziererCarsten Henn	Piper; 15 Euro
14	(10) CanvasUrsula Poznanski	Loewe; 24 Euro
15	(9) Guten Morgen, schönes Wetter heuteTanja Kokoska	dtv; 23 Euro
16	(11) Die StraßeRobert Seethaler	Claassen; 25 Euro
17	(14) QuerfeldeinAlex Capus	Hanser; 25 Euro
18	(13) Die MitternachtsreiseMatt Haig	Droemer; 24 Euro
19	(19) Pina fällt ausVera Zischke	List; 21,99 Euro
20	(17) PauseLena Kupke	dtv; 23 Euro

RÜDIGER SAFRANSKI DIE VIERTE KRÄNKUNG

SACHBUCH

Wie verändert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ser Selbstverständnis als Menschen? Der Autor erinnert daran, dass sie zwar viele Aufgaben besser und schneller lösen kann als wir. Aber die Ideen des Humanismus als Orientierungsmarken bleiben. | Platz 9

1	(1)Jenseits der BrandmauerMonchiKiepenheuer & Witsch; 20 Euro
2	(3)Dear BritainAnnette DittertDuMont; 24 Euro
3	(2)Nein sagenMatthias BrandtKiepenheuer & Witsch; 16 Euro
4	(-)»Ach, eine Fanfare!«Elke HeidenreichHanser; 26 Euro
5	(9)»Mutig sein!« – Erinnerungen an abenteuerliche 95 JahreMarianne Kochdtv; 22 Euro
6	(5)Dreihundert MännerKonstantin RichterSuhrkamp; 30 Euro
7	(6)Träume aus FeuerFlorian IlliesPfaueninsel; 20 Euro
8	(-)Dein Körper spricht hormonischKonstantin WagnerGräfe und Unzer; 22 Euro
9	(-)Die Vierte KränkungRüdiger SafranskiHanser; 22 Euro
10	(4)Punkt Punkt Komma Strich, fertig ist die Kunstgeschicht’Jakob Schwerdtfegerdtv; 25 Euro
11	(7)Alt genugIldikó von KürthyUllstein; 22,99 Euro
12	(12)Wiedersehen mit mir selbst zwischen Pasta und LimoncelloMelanie PignitterGräfe und Unzer; 20 Euro
13	(8)Die Geschichte in mirRüdiger von FritschSiedler; 26 Euro
14	(-)Die Rückkehr der HoffnungRutger BregmanRowohlt; 15 Euro
15	(11)Bakterien – Die heimlichen HeldenPeter WohllebenMalik; 23 Euro
16	(10)Ein Sommer mit GoetheGustav SeibtC. H. Beck; 25 Euro
17	(13)Faschismus ist keine MeinungIlko-Sascha KowalczukC. H. Beck; 23 Euro
18	(15)Glaube, Liebe, KloppMichael HoreniC. Bertelsmann; 26 Euro
19	(16)Du bist nicht alleinJan FleischhauerDVA; 25 Euro
20	(14)Wir verlieren dieses LandLiv vonBoetticherDeutscher Wirtschaftsbuchverlag; 25 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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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folg der AfD im Osten gern damit, dass wir uns in den DDR-Kitas alle gleichzeitig auf den Topf setzen mussten und dadurch keine Demokratiekompetenz erlernt haben. Alle meinen, den Ostdeutschen sagen zu müssen, warum sie so sind, wie sie sind.

Leander: Die DDR war auf jeden Fall eine Gesellschaft fern von Fremdheitserfahrungen. Bei uns in Hoyerswerda war es nach meiner Erinnerung so: In der einen Straße war das »Polen-Hochhaus«, in der anderen das der mosambikanischen Vertragsarbeiter, und das war's. Es war kein Kontakt gewollt. Und es gab ja in der DDR auch das Regierungsabkommen, dass Vertragsarbeiterinnen zurück in ihr Herkunftsland mussten, wenn sie schwanger wurden.

Wahltag

Begrich: Zweifellos wird die AfD die Partei mit den meisten Stimmen werden. Das ist katastrophal, und wir haben uns entschieden, dass unser Festival, das bis Ende September läuft, dieser Stimmung Raum gibt, unter dem Motto »Trost«. Wir werden mit Texten des Theologen und Lyrikers Paul Gerhardt arbeiten, dessen Todestag sich zum 350. Mal jährt. Seine Gedichte sind unglaublich berührend, er hat die Schrecken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s durchlebt. Ich glaube, der Bezug auf Gerhardts Lyrik kann uns nach der Wahl helfen, um rauszuzoomen: Wir leben nicht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sondern weiterhin in einem der reichsten Industrieländer der Welt. Und in 350 Jahren wird sich kaum einer an die AfD erinnern.

Marko Kühnel: Wir veranstalten im »Unordnungsamt« eine Wahlverdauungsparty. Damit das nicht jeder allein bewältigen muss.

Thäger: Ich werde am 6. September um 18 Uhr Stimmen auszählen. Ich bin seit Jahren Wahlvorsteherin in Magdeburg-Stadtfeld, wo ich aufgewachsen bin. Das war eigentlich immer ein weltoffener, familiärer Stadtteil. Aber als ich vor zwei Jahren bei der Stadtratswahl ausgezählt habe, bin ich verzweifelt, als ich den Stapel der AfD-Stimmzettel gesehen habe. Ich dachte: Wer von euch war das?

Uhde: Unsere Bachfesttage enden dieses Jahr tatsächlich am 6. September, um 18.20 Uhr. Wir werden mit der »Laudamus te«-Arie aus der h-Moll-Messe aufhören, die ja auch eine Huldigung an die Schönheit des Lebens ist. Ich werde währenddessen garantiert nicht aufs Handy schauen. Danach werde ich umgeben sein von Freunden, die das mit mir durchstehen. Mich ekelt es, wenn ich mir bei der ersten Hochrechnung diese jubelnden, schulterklopfenden Typen vorstelle, die jetzt ganz sicher sind, dass sie die Welt regieren werden. Egal was passiert: Wir werden hier mit voller Überzeugung weitermachen!

Protokolle: Andreas Bernard

Hulk for Palestine

Aktivismus Hollywoodstars aus dem Kosmos der Comicverfilmungen fordern die Freilassung des »palästinensischen Nelson Mandela«. Dabei steht das Marvel-Universum selbst auf jüdischem Fundament.

Von Arno Frank

Marvel Studios / Walt Disney / IMAGO

Darsteller Ruffalo als Comicheld Hulk: »Tiefe Besorgnis«

Je verwirrender die Verhältnisse, desto größer die Sehnsucht nach Superhelden, die's richten werden. Womöglich beruht der Erfolg der Filme aus dem Hause Marvel genau auf dieser Formel. Auf den ersten Blick ist es deshalb kein Wunder, dass inzwischen knapp 20 Schauspielerinnen und Schauspieler aus dem Kosmos der Comicverfilmungen einen Aufruf an »die Vereinten Nationen und die Regierungen der Welt« unterstützen, sich »aktiv einzusetzen« für die Freilassung von Marwan Barghouthi.

Barghouthi, 67, wird von seinen Unterstützern als »palästinensischer Nelson Mandela« gesehen. Laut einer aktuellen Umfrage würden ihn 54 Prozent aller befragten Palästinenser zu ihrem Präsidenten wählen. Als ehemaliger Anführer der Al-Aqsa-Brigaden, dem bewaffneten Arm der Fatah, wird er von Israel für Selbstmordattentate und andere Angriffe verantwortlich gemacht. Für fünf Morde und Mitgliedschaft in einer terroristischen Vereinigung sitzt Barghouthi seit 2002 in einem israelischen Gefängnis, das er, geht es nach den Richtern, bis zu seinem Tod nicht mehr verlassen wird.

Genau das wollen Mark Ruffalo (Hulk in »The Avengers«), Sir Ian McKellen (Magneto in »X-Men«), Daniel Brühl (Zemo in »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 Cate Blanchett (Hela in »Thor: Ragnarok«) und andere Darsteller verhindern: »Wir bringen unsere tiefe Besorgnis über die andauernde Inhaftierung von Marwan Barghouthi, seine gewaltsame Misshandlung und die Verweigerung seiner Rechte während der Haft zum Ausdruck«, wie es in einem Statement formuliert ist. Dabei geht es weniger um die Frage, ob die »Avengers« für einen Marwan Barghouthi in die Bresche springen oder ihn vielmehr als Bösewicht bekämpfen würden. Künstlern steht es frei, Partei zu ergreifen. Eine filmreife Pointe gibt es dennoch. Mit Zeichnern und Autoren wie Stan Lee (geboren als Stanley Martin Lieber), Jack Kirby (geboren als Jacob Kurtzberg) oder Joe Simon steht das Marvel-Universum selbst auf jüdischem Fundament. Wie Godzilla in Japan eine popkulturelle Reaktion auf die Atombombe war, so sind Figuren wie Captain America, Magneto oder die X-Men eine Reaktion auf Verfolgung und Schoa. Wie Israel.

Am Anfang von Das Leben der M teilt eine Erzählerperson der Schauspielerin M mit, dass sie gedenke, deren Autobiografie zu schreiben. »Der Vorschlag gefiel ihr«, heißt es über M. Sie sei keine Spielverderberin. »Würdest du dir einfach etwas ausdenken?, fragt sie.« Die Erzählperson, von der man annehmen kann, dass es die Autorin Rachel Cusk selbst ist, schweigt auf die Frage hin. Dafür sucht nun der Literaturbetrieb nach einer Antwort und hat damit seinen kleinen, aber reizvollen Skandal des Spätsommers: Was hat sich Cusk ausgedacht, und was entstammt den Beobachtungen und Erlebnissen aus ihrer Freundschaft zu Natalie Portman?

Mit dem Hollywoodstar, der wie Cusk in Paris lebt, hat M nämlich überdeutliche Gemeinsamkeiten. Start der Karriere mit einem Film, der sie als Präpubertierende stark sexualisierte, großer Erfolg in einem Melodram über eine Ballettänzerin, die sich vor lauter Ehrgeiz in Wahnvorstellungen hineinsteigert, Gesicht einer berühmten Luxusmarke, zwei Kinder, deren Vater »out of the picture« ist: ganz offensichtlich das Leben der Natalie Portman.

Aber wie lebt sich dieses Leben? Was verändert sich, wenn Ruhm, Reichtum und Schönheit in die Waagschale gelegt werden? Alles verändert sich – und nichts davon ist einer zu Einfühlsamkeit und Bescheidenheit fähigen Persönlichkeit zuträglich, legt Cusks Roman »Das Leben der M« nahe. Medienberichten zufolge soll Portman das Buch als Verrat an ihrer Freundschaft mit Cusk empfunden haben.

Cusk hat sich schon häufig in ihren Romanen mit Künstlerinnen, Künstlern und deren Position in der Gesellschaft beschäftigt: In »Der andere Ort« von 2021 imaginierte sie dieses Ver-

ROMAN

Das Leben der N

hältnis als libidinösen Stellungskrieg zwischen der Betreiberin einer Künstlerresidenz und einem Maler; in »Parade« (2024) konzipierte sie es als Vexierspiel, bei dem sich vier Künstlerpersonen, jeweils nur G genannt, einander verschachtelten.

Zu abstrakt, stöhnten große Teile der Literaturkritik über »Parade«. Das kann man ihrem neuen Buch nun schlecht vorwerfen: So greifbar wie im »Leben der M« ist es in Cusks Büchern selten zugegangen. Momentaufnahmen, die eine für Cusks Verhältnisse schon fast barocke Fülle an Details aufweisen, reihen sich aneinander. Vom Trailer, in den sich M während Dreharbeiten zurückzieht, wird die gesamte Ausstattung samt einem Strauß Pfingstrosen, »deren liebreizende rosa Köpfe sich unter dem Gewicht der schweren, eingerollten Blütenblätter neigen«, beschrieben. Ein Sticheln gegen die Kritik, Cusk sei die Fähigkeit zur Konkretion abhandengekommen? Vielleicht aber auch eine Parodie darauf, wie sehr die Medienöffentlichkeit nach Details aus dem

In Rachel Cusks neuem Roman erkennen viele ein unvorteilhaftes Porträt von Hollywoodstar Natalie Portman. Es ist viel komplizierter.

Elliott Verdier / DER SPIEGEL

Leben eines Stars verlangt. Bei allen Reflexionsangeboten, die Cusk einflicht, vergisst sie aber nicht, an dem Porträt der M zu arbeiten. Vignette um Vignette kommt zusammen, bis sich das Bild der M als Schauspielerin verfestigt, die in jeder sozialen Situation gar nicht mehr anders kann, als eine Rolle einzunehmen. Im Businessmeeting, beim Jachtausflug mit den Kindern, im Interview mit einem Journalisten, bei dem sich M vornimmt, so offen und ehrlich zu antworten wie selten zuvor: Immer spielt M überzeugend und gewissenhaft, aber ewig ist sie auf Distanz zu anderen. Damit zeigt sich die Tragik des Ruhms, auf einem Sockel steht man schließlich stets allein – könnte man meinen. Doch so nimmt es M nicht wahr: In der Distanz erlebt sie vielmehr ihre Einzigartigkeit. Sie gedenkt, rein gar nichts an ihrem Leben zu ändern.

Es ist ein seltsam beschränkter Blick, den die Erzählperson auf M wirft – ohne Cusks typisches Interesse für den künstlerischen Schaffensprozess, ohne ihr ausgeprägtes Gespür für das Machtgefälle zwischen den Geschlechtern, das sich im Kunstbetrieb hartnäckig hält. Dafür Sätze wie: »Sich an Ms Seite nicht hässlich zu fühlen, war schwer.«

Doch ihren Posten als herausfordernde Erzählerin hat Cusk hier nur zum Schein geräumt. In einem furiosen Schlussteil zerlegt sie die Gewissheiten, die das Buch begründet haben. Die Frage vom Anfang, was sich die Erzählperson ausgedacht hat, stellt sich als gar nicht entscheidend heraus. Wichtiger ist: Was wollen wir von dem Aufgeschriebenen glauben – weil es unseren Vorstellungen davon entspricht, wie ein Star, eine Frau, Natalie Portman eben so ist? Am Ende zeichnet »Das Leben der M« womöglich gar kein unvorteilhaftes Porträt von Natalie Portman, sondern eines von uns. Hannah Pilarczyk

Rachel Cusk: »Das Leben der M«. Aus dem Englischen von Eva Bonné. Suhrkamp; 175 Seiten; 25 Euro.

SERIE

Kapitalistische Betriebsanleitung

BWL-Studentin Nelly hat gerade als Escort angefangen. In der vierten Folge der Serie Selling Sex sieht man sie, wie sie wonnevoll am teuren japanischen Whisky eines reichen Kunden schnuppert, um sich dann noch wonnevoller in Strapsen von dem einfallsreichen Freier dominieren zu lassen. »Selling Sex« kommt mit glossy touch daher, das macht die Serie so verführerisch. Und so riskant. Denn sie ist zugleich als erotisches Erweckungserlebnis als auch als kapitalistische Betriebsanleitung lesbar. Nelly ist Mitte zwanzig und hat Schulden für ihren Studienkredit angehäuft. Durch eine Freundin kommt sie bei einer Escortagentur unter und nennt sich fortan »Aurora«. In einem Dampfbad verwöhnt sie einen 60-Jährigen, bis der vor Aufregung kollabiert. Und sie fährt mit einer Truppe von Kolleginnen johlend und saufend auf einen Junggesellenabschied, wo man in Latex auf Glastischen tanzt. Ein wenig erinnert »Aurora« an »Anora«, die Heldin aus Sean Bakers gleichnamigem Sexarbeiterinnenfilm von 2024. Doch in dem oscargekrönten Drama begleitete das Publikum die Escortkraft über fast zweieinhalb Stunden durch ihren rauschhaften Alltag, in denen immer wieder die Härten der Sexarbeit durchbrachen. Die manchmal nur 20-minütigen Folgen von »Selling Sex« kommen indes als bunte, psychologisch verknappte Clips daher. Risiken werden angesprochen, aber mit den Möglichkeiten verrechnet, wie Frauen aus Prostitution ein komfortables, eventuell sogar erotische erfüllendes Geschäftsmodell machen können. CBU

»Selling Sex«. Sechs Folgen in der ARD-Mediathek.

Mike D: »Thank You«.

POP

Party auf Ruinen

Nachdem Adam Yauch, dieses gefühlt schon vor Ewigkeiten ergraute Kind im Körper eines Mannes, gestorben war, an Krebs und viel zu früh, verstummte seine Band. Das war im Mai 2012, und es war nicht irgendeine Band, sondern die aus Kindern in Körpern von Männern bestehende Krawallkrabbelgruppe, die 1987 Geschichte schrieb mit dem ersten Hip-Hop-Album auf Platz eins der amerikanischen Charts: die Beastie Boys. Adam »Ad-Rock« Horovitz und Michael »Mike D« Diamond, die beiden übrigen Beastie Boys, beschlossen nach dem Tod von Adam »MCA« Yauch im Alter von 47 Jahren, keine neue Musik mehr unter dem alten Bandnamen herauszubringen. Und wie Mike D vor Kurzem dem »Guardian« sagte, habe er es nach Yauchs Tod auch gar nicht mehr hingekriegt, neue Musik zu machen. »Wenn ich eine Datei am Computer öffnete, überkam mich einfach nur Traurigkeit.« Mike D musste sich wohl wieder der Jugend zuwenden, in Form von Jamsessions mit seinen Söhnen, um zurückzufinden und nun, mit 60,

Thank You zu veröffentlichen. Das erste Album eines Beastie Boys nach dem Tod eines Beastie Boys strotzt vor Leben. Es ist eine Feier der schiefen Lebenslagen, Party auf Ruinen. Was fehlt, ist Halt. Dieser eine Refrain, der hängen bleibt. Der Banger, den man auf dem Weg zum Club im Schlepptau hat. So gesehen, zeigt auch dieses Album, dass die Beastie Boys nie mehr zurückkehren werden. SKR

ROMAN

Immer Ärger mit der Vergangenheit

Die Hauptfigur von Ingo Schulzes neuem Roman Das Wasser im August ist ein Ich-Erzähler, der mit Schulze den Beruf des Schriftstellers gemeinsam hat. Er liest bei einer Feier aus einer Novelle, die von den schreiberischen Anfängen eines 16-Jährigen namens Thomas handelt. Dass sich dahinter der Schriftsteller verbirgt, wird schnell klar. Dass allerdings im Lesepublikum der Gegenwart eine wichtige Figur der Novelle sitzt, verkompliziert die Dinge gehörig. Denn die erinnert sich ganz anders an die Dinge, die er beschreibt. Wie sehr darf gelebte Wirklichkeit zum Gelingen des literarischen Textes umgeschrieben werden? In der grüblerischen, bisweilen selbstironischen und doch auch sturen Schriftstellerfigur von »Das Wasser im August« spiegelt sich Ingo Schulze, seit 2023 Präsident der Deutschen Akademie für Sprache und Dichtung, selbst. Das gilt auch für seine Rolle in der »Mängellisten«-Affäre um Charlotte Gneuß, in deren Romandebüt Schulze Stellen gefunden hatte, die seiner Erinnerung nach nicht zur DDR der Siebziger passen. In der Novelle im Roman nun werden Bücher im »Mininetz« herumgetragen und kein Bismarck-, sondern ein »Delikatesshering« gegessen: Die DDR-Vokabeln ballen sich mehr, als nötig gewesen wäre. Doch vor allem zeigt Schulze in »Das Wasser im August«, dass die größeren »Schwierigkeiten mit dem Erzählen der Vergangenheit« nicht in der Beckmesserei um Details liegen, sondern im immer neu zu verhandelnden Verhältnis zwischen Werk und Leben, dem eigenen und dem der anderen. FEB

Ingo Schulze: »Das Wasser im August«. S. Fischer; 320 Seiten; 26 Euro.

Die exklusive Kino-P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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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England, Juni 1944: Unter dem Oberbefehl von US-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 (Brendan Fraser) steht die größte Seeinvasion der Menschheitsgeschichte kurz bevor. Ob der Angriff der Alliierten in der Normandie gelingt, hängt jedoch von einer entscheidenden Bedingung ab – dem richtigen Wetter. In den letzten, entscheidenden 72 Stunden vor dem D-Day muss der britische Chefmeteorologe Captain James Stagg (Andrew Scott) die folgenreichste Vorhersage seines Lebens treffen und gerät dabei in einen erbitterten Konflikt mit der alliierten Führung. Nur wenige Stunden bleiben, um den Moment zu finden, der über Erfolg oder Scheitern der Invasion – und damit den Ausgang des gesamten Krieges – entscheidet.

»Pressure« rekonstruiert die bislang unerzählte, reale Geschichte der letzten Stunden vor dem D-Day als präzise erzählten, hochspannenden Thriller, in dem der spätere Verlauf der Weltgeschichte bestimmt und damit über das Schicksal von Millionen Menschen entschieden wird. Der Film entstand unter der kreativen Handschrift von Regisseur Anthony Maras (»Hotel Mumbai«).

Die Preview-Aktion wird am Montag, dem 7.9.2026, stattfinden. Für zwei kostenlose Kinokarten können Sie sich ab sofort online registrieren: www.spiegel.de/kinopreview

Ab Donnerstag, dem 3.9.2026, werden Sie per E-Mail informiert, ob Sie bei der Preview dabei sind.

Achtung: Die Tickets sind nicht übertragbar. Missbrauch wird zur Anzeige gebracht.

QR-Code scannen und online registrieren unter www.spiegel.de/ kinopreview

Berlin

Kino in der Kulturbrauerei Schönhauser Allee 36 Beginn: 20 Uhr

Düsseldorf

Atelier Graf-Adolf-Str. 47 Beginn: 20 Uhr

Frankfurt am Main

Cinema Roßmarkt 7 Beginn: 20 Uhr

Hamburg

Abaton Allende-Platz 3 Beginn: 20 Uhr

Köln

Filmpalast Köln Hohenzollernring 22 Beginn: 20 Uhr

München

Leopold Leopoldstraße 78 Beginn: 20 Uhr

Nürnberg

Cinecitta Gewerbemuseumsplatz 3 Beginn: 20 Uhr

Stuttgart

EM Bolzstraße 4 Beginn: 20 Uhr

SPORT

Hans im Glück

Schicksale Mit 90 Jahren bricht der ehemalige Bergmann Hans Nolte zum größten Abenteuer seines Lebens auf: Er fliegt nach Südkorea, zur Weltmeisterschaft im Seniorentischtennis.

Hans Nolte, geboren am 16. November 1935 in Nienburg an der Weser, hat den Großteil seines Lebens im Verborgenen verbracht. Seine jungen Jahre, die besten vielleicht, verlebte er als Bergmann unter Tage. Erst Lehrling, dann Knappe, dann Hauer: die Karriereleiter der Kumpel, eine, die nicht nach oben führt, sondern in die Tiefe.

Nolte, klein und schmal, kam gut in die engen Gänge, dort lag er auf dem Rücken, das dunkle Kohlenflöz über ihm, den Drucklufthammer umklammert. Legt er heute, 70 Jahre später, die Hand auf den Tisch, kann er sie nicht flach machen, wie bei einer Kralle bleiben die Finger krumm, eine Spinne auf fünf Beinen.

Im Bergwerk gab es jeden Morgen eine Flasche Milch: gegen die Staublunge, hieß es; gegen die Angst gab es nichts. Später wurde Nolte Postbeamter. Auch dort blieb er unsichtbar, Postmänner huschen wie Schemen durch unsere Leben, man kann sie sehen, aber man vergisst sie gleich wieder. Eine vergaß ihn nicht.

Ihr Name war Waltraud, sie kannten sich seit der Jugend. Sie heirateten, bauten ein Haus, verreisten im Sommer, und im Winter saßen sie nebeneinander auf dem Sofa, sie las, er sah ihr zu.

Er spielte damals Fußball, Torwart, aber er war zu klein, darum fing er Tischtennis an. Waltraud fuhr mit zu den Spielen, saß neben ihm im Bus, der Sport interessierte sie nicht, aber sie wollte bei Hans sein und Hans bei ihr. Abends machte sie warme Milch für ihn, mit Honig.

Sie wünschten sich Kinder. Würde es ein Sohn, würde er Hanspeter heißen, aber es wurden Zwillinge. Sie nannten sie Hans und Peter. Sie kamen zu früh. Er sieht sie heute noch in den Brutkästen liegen, klein und fast durchscheinend. Eine Woche später waren sie tot. Waltraud wurde wieder schwanger, auch dieses Kind starb. »Ich mach das nicht mehr mit, Hans«, sagte sie. Er sah ihren Schmerz und nickte.

Sie reisten viel, beide liebten die Berge. Sie fing an, Bilder zu sammeln und ins Haus zu hängen, Seen und Bäume und Bäche, unbewegte Natur, als könnte man so die Zeit anhalten. Einmal reisten sie nach Rumänien. Von dort konnte man nach Istanbul fliegen, dann mit dem Schiff über den Bosporus, und sie waren für ein paar Stunden in Asien, das erste und einzige Mal. Im Gewimmel eines Basars verlor er ihre Hand, sein Herz gefror, er fand sie wieder; sie hatte es gar nicht gemerkt, so neu war alles.

Jahre vergingen, Jahrzehnte. Irgendwann fing es an mit dem Nasenbluten. Zuerst schwach und ab und an, dann stark und immer öfter. Manchmal schlich sie sich raus, wenn er schlief, und am nächsten Morgen war im ganzen Haus der Boden voller Blut. Morbus Osler, unheilbar, Kurzschlüsse zwischen Arterien und Venen.

Einmal, vor einem Auswärtsspiel, musste der Bus anhalten, so stark floss das Blut aus ihrer Nase. Also fuhr er allein zu den Spielen, aber nie zu weit weg, er wollte nachts nicht ohne sie schlafen; die großen Turniere ließ er aus, spielte nur die kleinen in der Nähe.

Sie pflanzten Blumen in ihrem Garten, hielten sie gemeinsam am Leben. Sie las ihre Bücher, sammelte ihre Bilder, er ging Tischtennis spielen.

Die letzten Jahre pflegte er sie zu Hause. Als sie ging, nahm sie die Geräusche mit, die Farben, er saß allein in dem kleinen Haus, das auf einmal groß war und still. Als sie starb, wäre er fast mitgestorben.

Hans Nolte ist ein zäher Mann, ein Mann des Nordens, knorrig wie ein Ast, unter der Erde hart geworden. Als Waltraud starb, saßen sein Schwager und er am Esstisch und weinten wie Kinder. Zwei Monate später wären sie 65 Jahre verheiratet gewesen.

»Sie war meine große Liebe«, sagt er.

An einem milden Maitag 2026 sitzt Hans Nolte in seinem Wohnzimmer in Kirchweyhe auf dem Sofa. Es gibt Butterkuchen und Filterkaffee. An den Wänden hängen noch Waltrauds Bilder. Vier Jahre ist sie jetzt tot.

Hans Nolte trägt ein zugeknöpftes Polohemd und eine Jogginghose. Vorhin sei er noch im Fitnessstudio gewesen, sagt er. Er hat die Arme verschränkt. Im Garten hat er die Wiese stehen lassen für die Bienen.

Nach Waltrauds Tod ging er tagelang nicht mehr aus dem Haus. Damals kamen seine Kameraden vom Tischtennisverein und sagten: »Hans, du musst wieder trainieren. Sonst gehst du ein.«

Hochzeitsfoto der Eheleute Nolte von 1957: Eine vergaß ihn nicht

Heute ist Nolte zweifacher Europameister in der Altersklasse Ü90. Vergangenes Jahr gewann er in Novi Sad. Nun ist er auf den Geschmack gekommen. Im Nebenzimmer stehen seine Koffer, daneben, am Schrank, hängt noch Waltrauds Strickweste. Nolte macht bald eine Reise.

Er hat ein neues Vorhaben: Er will Weltmeister werden. In ein paar Wochen beginnt die WM der Senioren in Südkorea. Er fliegt hin. Er will gewinnen. Alles andere, sagt er, mache keinen Spaß.

Nolte war, abgesehen von den paar Stunden in Istanbul, noch nie außerhalb Europas. Die Reise nach Südkorea, sagt er, sei das größte Abenteuer seines Lebens, vielleicht sein letztes, wer wisse das schon. »Abends im Bett habe ich manchmal Bammel«, sagt er. Er liege in der Dunkelheit und denke: Hans, was machst du da bloß?

Nolte wohnt allein, kocht, wäscht, macht den Garten. Einmal in der Woche geht er zum Rehasport und danach ins Fitnessstudio, wo er aufpassen müsse, nicht zu viel zu machen, sonst könne er wegen der Schmerzen nicht mehr Tischtennis spielen.

Zweimal die Woche geht er zum Training, am Wochenende sind Punktspiele. Er spielt bei der SV Kirchweyhe in der fünften Herrenmannschaft. Sie nennen ihn den »ewigen Hans«.

Die Lokalzeitung schrieb: »Auch mit 90 Lenzen macht der Noppenspezialist in der Kreisliga unverändert Gegner frisch, die vom Alter her seine Urenkel sein könnten.«

In Südkorea wird Nolte im Einzel und im Doppel spielen. Sein Doppelpartner heißt Horst, sie kennen sich lange. Möglich, dass sie im Turnier irgendwann gegeneinander spielen müssen. Nolte sagt: »Wenn ich Einzel spiele, hab ich keine Freunde.«

Nolte hat seine Reise über einen Veranstalter für Tischtennisreisen gebucht. Über Südkorea wisse er eigentlich nichts, sagt er. Müsse er aber auch nicht. Er fahre ja zum Tischtennisspielen hin.

Ein paar Wochen später, Anfang Juni, bringt ein Bus Hans Nolte von Seoul nach Gangneung an die Ostküste. So wird er später erzählen.

Nolte sagt, das Land, das er sah, habe ihn erst an Deutschland erinnert. Hügel und Wälder, überall Kiefern, alles grün, und in den Tälern, da lagen die Städte. Ein Hochhaus neben dem anderen. Die Straßen sauber. Alles so ordentlich.

Er sagt, in den Tälern, wo keine Städte reinpassten, standen kleine Pflanzen im Wasser. Seltsam, dachte er. Rasen? Nolte sah zum ersten Mal Reisfelder.

Gangneung liegt am Meer. Das Turnier fand in riesigen Hallen statt, in denen bei Olympia 2018 Eissportler liefen. Jetzt standen über 100 Tischtennisplatten in Reihen. Nolte bekam seine Startnummer, er konnte es nicht fassen: 1935, sein Geburtsjahr.

Von da an, sagt er, habe er an den Titel geglaubt.

Nolte startete gut ins Turnier. Er schlug einen Tschechen und einen Schweden. Er traf auf einen Chinesen und schlug auch ihn. Er sagt: »Was soll ich sagen? Keine Probleme bis zum Halbfinale.«

Dann ein Tag Pause. Abends aß Nolte meist Reis mit Gemüse, von Fisch und Fleisch ließ er, um sich den Magen nicht zu verderben. Nicht in der K.-o.-Runde.

Im Halbfinale spielte er gegen Lin Tong, einen dürren, lächelnden Chinesen mit schlohweißem Haar. Nolte sagte sich: »Hans, du bist Europameister. Du darfst dich jetzt nicht blamieren bei den Asiaten.«

Er gewann den ersten Satz. Den nächsten gab er ab. Er stellte sein Spiel um. Den fünften, entscheidenden Satz gewann er mit 11:6.

Nolte ist ein Abwehrspezialist. Vor vielen Jahren sagte sein Schwager zu ihm: »Hans, wenn du ein paar killen willst, musst du auf Noppe gehen.«

Wenn die Noppen beim Schläger außen sind, macht das den Ball langsam und unberechenbarer. Man kann so Gegner schlagen, die schneller und kräftiger sind. Die Kleinen können so die Großen besiegen.

Nolte steht nah an der Platte. Er sagt, seine Beinarbeit sei nicht mehr die beste. Aber die Reflexe sind noch da. Er wartet ab, steckt Schlag um Schlag ein, dann greift er mit der Vorhand an.

Im Finale wartete Zhang Zongxi, ein drahtiger Chinese mit Glatze und ruhelosen Augen. Nolte beobachtete ihn beim Aufwärmen: harter, schneller Aufschlag. Nolte hatte ihn schon in der Gruppe geschlagen. Aber das hier war das Endspiel. Im Halbfinale hatte der Chinese Noltes Doppelpartner ausgeschaltet. Nolte sah sich vor.

Vor ihrem ersten Spiel hatten sie Geschenke ausgetauscht. Der Chinese überreichte Nolte einen signierten Schläger. Nolte sah auf sein Geschenk in der Hand, einen Stoffbeutel mit einer Art Logo seiner Heimatstadt, und schämte sich ein wenig.

Sie nahmen Aufstellung. Der Chinese schlug auf.

Vier Wochen später, Anfang Juli, sitzt Nolte wieder auf seinem Sofa zu Hause in Kirchweyhe. Er trägt ein Hemd und eine feine Hose, die aussieht, als hätte er sie eben aus dem Seidenpapier gewickelt. Nolte war beim Friseur und ist frisch rasiert.

Christian Timmermann ist da, sein Freund und Helfer von der SV Kirchweyhe. Er sagt: »Seit Hans wieder zurück ist, fliegt er.« Nolte sagt ihm, wie er den Kuchen verteilen soll. Es gibt wieder Butterkuchen und Filterkaffee.

Nolte sitzt zurückgelehnt da und erzählt von seinem Abenteuer. Sein Kopf ruht auf einem Kissen, das er sich in den Nacken geschoben hat. Er lächelt und schaut mit erhobenem Gesicht in die Runde. Bernd ist auch da, ein Mann in den Sechzigern, mit dem Nolte für die WM trainiert hatte.

Beim Erzählen schließt Nolte manchmal versonnen die Augen. Er wirkt wie ein gü- tiger Vater, wie ein König.

Dem Reporter des SPIEGEL hat er nach mehreren Treffen das Du angeboten. »Ich möchte, dass du erwähnst, dass die Chinesen meine schärfsten Gegner waren«, sagt Nolte. Und, noch etwas: »Die Chinesen waren so liebevoll. Da kam die ganze Familie nachher für Fotos.«

Signierter Tischtennisschläger: »Keine Probleme bis zum Halbfinale«

Man solle auch von seinen »Mädels« schreiben, sagt er. Nolte hatte in Gangneung bald einen kleinen Fanclub. Drei Frauen, auch Seniorenspielerinnen, viel jünger als er. Nolte zeigt ein Video. Er ist bei der Siegerehrung zu sehen, nach dem Finale gegen den Chinesen.

Er schlug ihn glatt in drei Sätzen.

Bei der Siegerehrung erklomm Hans Nolte, der ehemalige Bergmann, ein wenig wackelig das Siegertreppchen. Dann stand er da. Alle Augen ruhten auf ihm. Es gab sogar Kameras. Weltmeister. Nolte trug einen Trainingsanzug mit den Farben Deutschlands am Ärmel. Er lächelte. Dann nahm er die Brille ab und rieb sich die Augen. Die Frauen im Video rufen: »Hans, der kann's! Hans, der kann's!« Dann wird es still. Nolte kriegt seine Goldmedaille. Wieder eine Frauenstimme: »Hans weint. Oh Gott, der weint.«

Hans Nolte hat sein ganzes Leben lang nicht auf Bühnen gestanden. Doch an jenem Tag im Juni, als er Weltmeister wurde, stand er im Licht. Im Doppel gewann er Silber.

Die Wahrheit ist, das sagt er selbst: Er war nie ein Spitzenspieler. Über die Bezirksliga hinaus hat er es nie geschafft. Aber er hat länger durchgehalten. Wie ein verwitterter Baum steht er immer noch an der Platte. Die anderen hat der Wind längst weggeweht.

Nach dem Titel in Südkorea hängte Nolte noch neun Tage Urlaub dran. Er besuchte eine riesige Buddhastatue und eine Tropfsteinhöhle. Manche aus seiner Reisegruppe seien dort unten ängstlich gewesen, sagt er. Er habe sich geborgen gefühlt.

Seit er wieder da ist, hat sich sein Leben etwas verändert. Er bekommt öfter Besuch. Er schafft es seltener ins Fitnessstudio. Der Bürgermeister empfing ihn am Flughafen.

Nolte sagt, früher hätten ihn manche Vereinskameraden manchmal nicht für voll genommen. Seit er Weltmeister sei, sei das anders.

Er wisse das einzuordnen. Das Leben und der Tischtennissport haben ihn eines gelehrt: Es kommen auch wieder andere Zeiten.

Fragt man Nolte, wie man Kummer begegnet, sagt er, man dürfe alles, nur kein Eigenbrötler werden. Das koste einen das Leben.

Egal wie sehr man jemanden vermisst, man darf nicht aufhören. Niemals.

Nächstes Jahr ist die EM in Riga. Er fliegt hin. 2028 ist die WM in Istanbul. Da war er ja schon mal, vor langer Zeit.

Fragt man ihn, warum er auf dem Siegertreppchen in Gangneung geweint habe, schaut er einen lange an und sagt dann leise: »Mensch, dachte ich. Mensch, wenn das jetzt Waltraud sehen könnte. Das wäre doch schön. Und bums, dann war es bei mir aus.«

Tobias Scharnagl

Randsportart

Skifahren ohne Ski: Was im Winter in den Bergen fast unmöglich ist, klappt auf dem Wasser gut. Barfuß-Wasserski ist allerdings nichts für Anfänger. Wie beim Wasserskifahren werden die Sportler von einem Motorboot gezogen, das aber schneller fahren muss als üblich, weil die Fußsohlen wenig Auftriebsfläche bieten. Im Wettkampf erreichen Athleten auch mal Geschwindigkeiten von mehr als 70 Kilometer pro Stunde. Dabei gleiten sie nicht nur übers Wasser, sondern zeigen Sprünge, Drehungen oder Überschläge. KJO

HALTUNGSNOTE

Nur ein Essen pro Tag

Im November, das ist der Plan, wird das österreichische Eishockeynationalteam der Frauen zum ersten Mal an einer A-Weltmeisterschaft teilnehmen. Das Turnier in Dänemark soll ein sportlicher Höhepunkt werden – es könnte allerdings im Debakel enden.

Denn aktuell ist unsicher, wer überhaupt für Österreich aufs Eis gehen wird. Zahlreiche Schlüsselspielerinnen um Kapitänin Anna Meixner drohen mit einem WM-Boykott; im August bereits blieben sie einem Trainingscamp in der Slowakei fern. Es war der bisherige Höhepunkt eines Konflikts, der sich seit Monaten zuspitzt.

Die Eishockeyspielerinnen kämpfen gegen Benachteiligungen, wie sie viele Frauen im Sport nach wie vor erleben. Der Kampf ist ihnen so wichtig, dass sie sogar auf die WM verzichten würden. Die Vorwürfe gegen den eigenen Verband sind heftig. So gebe es – anders als bei den

Österreichs Eishockeyspielerinnen um Kapitänin Anna Meixner werfen ihrem Verband Missstände vor – und drohen mit einem WM-Boykott.

Männern – keinerlei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Spielerinnen. Im Trainingslager erhielten sie nur eine Mahlzeit am Tag. Sie bekämen keine eigene Teamkleidung, sondern müssten tragen, was bei den Männern übrig bleibe. Dazu kämen Übernachtungen in Etagenbetten und ein unbeheizter Raum zum Umziehen.

»Genug ist genug. Unter dieser Führung und diesen Bedingungen werden wir nicht mehr für Österreich spielen«, sagt Meixner. Die Spielerinnen, die sich bei einer Gewerkschaft Unterstützung holten, überreichten dem Verband einen Forderungskatalog. Dieser reagierte zurückhaltend; bald soll es Gespräche geben. Das Sportministerium dringt offenbar auf eine Einigung. Ob es kurzfristige Lösungen gibt, wie sie die Spielerinnen fordern, ist fraglich. Und damit auch, ob der Verband bei der WM das bestmögliche Team stellen kann. K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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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us-Michael Kühne

*2.6.1937 †24.8.2026

Auf Fotos mochte er sich selten. Klaus-Michael Kühne wirkte darauf noch härter und kantiger. Lässig wollte er ebenso wenig rüberkommen, doch einmal versuchte er es. Es gibt ein Foto von ihm im Pool, aufgenommen im Garten seines Fünfsternehotels auf Mallorca. Kühne sieht so entspannt aus, als bestünde das Leben als Superreicher aus Nichtstun. Es war ein PR-Ausrutscher. Lieber stellte Kühne sich für Fotografen vor die Weltkarte, deren Relief eine Wand seines Unternehmens Kühne+Nagel zierte. Sie war die perfekte Kulisse für den gebürtigen Hamburger, der aus der Spedition seines Vaters einen globalen Konzern geformt hatte. Kühnes größtes Hobby war sein Imperium, zu dem neben Kühne+Nagel auch Anteile an der Hamburger Reederei Hapag-Lloyd und seit 2022 an der Lufthansa gehörten. Zuletzt betrug sein Vermögen geschätzt rund 38 Milliarden Euro, Firmen- und Wohnsitz befanden sich in der Schweiz. Über seine Arbeit redete Kühne gern, anders verhielt es sich mit der NS-Geschichte von Kühne+Nagel. 2024 beschrieb das US-Magazin »Vanity Fair«, wie Kühnes Vater und Onkel einen jüdischen Miteigner aus dem Unternehmen gedrängt und mit dem Transport geraubten jüdischen Eigentums Profit gemacht hatten. Kühne habe zehn Jahre zuvor eine Untersuchung dazu in Auftrag gegeben, sie aber unter Verschluss gehalten, weil sein Vater nicht gut weggekommen sei. In Interviews kämpfte Kühne seither um den Ruf des Vaters wie auch um seinen eigenen. Aufarbeiten wollte er nicht. »Für mich ist das Kapitel abgeschlossen«, sagte er 2025 dem SPIEGEL. Klaus-Michael Kühne starb im Alter von 89 Jahren im schweizerischen Schindellegi. AKÜ

Dolly Parton

*19.1.1946 †25.8.2026

Einer ihrer größten Hits, »Coat of Many Colors«, machte den Stolz auf die bescheidene Herkunft zum Thema. Geboren als viertes von zwölf Kindern sehr einfacher Leute im ländlichen Tennessee, war Dolly Parton der Platz im Olymp des Pop nicht in die Wiege gelegt. Es gehört zu ihrer Geschichte, dass sie diesen Umstand zum Teil der Marke »Dolly Parton« machte, die neben rund 3000 Songs, zahlreichen Grammys und drei Nummer-eins-Hits am Ende auch einen eigenen Vergnügungspark (»Dollywood«) und den Ruf außerordentlicher Wohltätigkeit umfasste. Am Anfang stand wohl ihre Selbstinszenierung als »Backwoods Barbie«, die allzu grelle Schönheit aus der Provinz. Dabei wäre sie im von Männern dominierten Showbusiness wohl bald verglüht, hätte sich hinter der schrillen Fassade nicht eine begnadete Künstlerin und talentierte Geschäftsfrau verborgen. Mit Titeln wie »Jolen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oder »9 to 5« machte sie sich als Songwriterin und Sängerin unsterblich. Als Schauspielerin und Filmproduzentin mehrte sie ihren Ruhm – und nutzte ihr Vermögen, um das Gebot christlicher Barmherzigkeit in die Tat umzusetzen. Dolly Parton starb im Alter von 80 Jahren in Nashville. FRA

Tim Curry

*19.8.1946 †25.8.2026

Der Brite war mehr als ein Schauspieler, er war ein Idol. Durch seine Rolle des Crossdressers Dr. Frank N. Furter in dem Kinomusical »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 einer wilden, queeren Variation der Frankenstein-Geschichte, wurde er 1975 ein Star. Der mit Strapsen und Mieder bekleidete Held fand jenseits der Leinwand Nachahmer und wurde zum Symbol exzentrischer Sexualität. Er habe nach dem Film viele Zuschriften von Menschen erhalten, denen er geholfen habe, ihre eigene Sexualität zu entdecken, berichtete er später. Sein Erfolg in der Rolle ließ ihn dennoch offenbar vergleichsweise kalt. Er genieße ihn nicht, sagte er dem britischen »Guardian«, aber »ich spiele das Spiel mit«. Curry stand bereits in den Sechzigerjahren auf der Bühne und soll angeblich seine eigene Mutter schockiert haben, als er in dem Musical »Hair« nackt auftrat. Nach der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 wurde Curry ein gefragter Darsteller, auch in Hollywood. Er war in aufwendigen Produktionen wie in John Hustons Musical »Annie« (1982) oder der Tom-Clancy-Adaption »Jagd auf Roter Oktober« (1990) zu sehen. Eine weitere ikonische Rolle spielte er im selben Jahr in der Stephen-King-Verfilmung »Es«, den Clown Pennywise. Dank seiner prägnanten Stimme wurde Curry auch gern als Sprecher für Animationsfilme oder Computerspiele verpflichtet – unter anderem für mehrere Folgen der Serie »Star Wars: The Clone Wars«. Aber auch in späteren Jahren war er immer wieder in Film- und Fernsehproduktionen zu sehen. Tim Curry starb im Alter von 80 Jahren in Los Angeles. LOB

PERSONALIEN

»Es wird endlich mal jemand erschossen«

Rita Falk, 62, ist mit den Krimis um Polizist Franz Eberhofer populär geworden, deren Adaptionen auch im Kino Erfolge wurden. Nun ist »Steckerlfischfiasko« zu sehen.

SPIEGEL: Frau Falk, 2023 fanden Sie die Verfilmung von »Rehragout-Rendezvous« misslungen. Wie glücklich sind Sie mit dem »Steckerlfischfiasko«-Film? Falk: Ich saß bei der Premiere sehr zufrieden in meinem Kinosessel. Ich finde den Film sehr viel besser als den Vorgänger. Er ist viel näher an meiner Buchvorlage und eine schöne Mischung aus Humor und einer gewissen Tiefe.

SPIEGEL: Die Filme waren alle erfolgreich, aber ausgerechnet das von Ihnen kritisierte »Rehragout«-Werk brachte es auf die meisten Kinozuschauer.

Falk: Das lag, glaube ich, gar nicht unbedingt an dem »Rehragout« Film selbst, sondern daran, dass sich bei den Menschen herumgesprochen hat, dass man sich den Eberhofer im Kino unbedingt anschauen muss. Die Reichweite ist jetzt einfach eine andere.

SPIEGEL: Ihr nächster Krimi erscheint im November. Können Sie die Tatwaffe verraten? Falk: In »Fleischpflanzerl-Misere« wird endlich mal jemand erschossen. HÖB

Lesen Sie das gesamte Interview auf SPIEGEL+

Haa(r)land light

Zu Beginn der Premier-League-Saison sorgt WM-Publikumsliebling Erling Haaland, 26, für eine kleine Überraschung: Der Manchester-City-Stürmer postete ein Foto von sich – mit geschorenm Kopf. Die blonde Mähne, lange das Markenzeichen des Norwegers, ist weg. »Neue Saison, neuer Schnitt«, schrieb der Fußballer dazu in einem Post. Das Einzige, was ihn zögern ließ, sei ein Rat von Schwedens Fußballikone Zlatan Ibrahimović gewesen. Der war einst ebenfalls berühmt für seinen Zopf. »Er sagte, schneide dir niemals die Haare ab, denn die Kraft liegt im Haar. Jetzt bin ich etwas nervös«, gab Haaland zu. Nach dem Umstyling, das man auf YouTube sehen kann, rief er unter anderem Ibrahimović und seinen Ex-City-Coach Pep Guardiola per Videocall an. »Was zum Teufel ist das denn? Hast du eine Wette verloren?«, scherzte Ibrahimović. Schließlich fragte er: »Bist du jetzt schneller, oder was?« »Das hoffe ich«, antwortete Haaland. Auch Guardiola lachte beim Anblick seines früheren Schützlings. »Immerhin hast du Glück, Haare zu haben.« MBO

Neue Rolle gesucht

Die Rückkehr von Meghan, 45, und Harry, 41, nach Großbritannien sollte Berichten zufolge mit Meghans Rückkehr als Schauspielerin einhergehen – zuletzt mehrten sich Gerüchte, wonach die Herzogin i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ein Angebot für die Serie »The Gentlemen« erhalten haben soll. Doch das scheint nun vom Tisch zu sein: Wie Tina Brown, Ex-Chefredakteurin von »Vanity Fair« und »New Yorker«, in ihrem Newsletter schrieb, sei die Besetzung von Meghan in der dritten Staffel von Guy Ritchies Netflix-Serie zurückgezogen worden. Der Grund laut Brown: Die Reaktion auf angebliche Verhandlungen sei in Großbritannien so negativ gewesen, dass man von der Zusammenarbeit Abstand genommen habe. Die Journalistin gilt als Kennerin der britischen Königsfamilie. Offizielle Stellungnahmen zu Meghans angeblichem Serienaus gab es nicht, auch wurde die dritte Staffel von »The Gentlemen« bislang nicht bestätigt. Meghan, die sich nach der Heirat mit Harry im Jahr 2018 von der Schauspielerei abwandte, hatte mit ihrer Rolle als Rachel Zane in der Serie »Suits« Bekanntheit erlangt. Zwei Jahre nach der Hochzeit brach das Paar mit der Königsfamilie. Nun wollen Meghan und Harry mit ihren Kindern, der fünfjährigen Prinzessin Li-libet und dem siebenjährigen Prinzen Archie, nach Großbritannien zurückkehren. Unklar ist jedoch, ob der Umzug von Dauer sein wird: Nach Bekanntwerden der angeblichen Serienabsage machen Spekulationen die Runde, dass das Paar womöglich nur ein Jahr, vielleicht auch nur Monate in Großbritannien bleiben könnte. ATR

UND DAVON KANN MAN LEBEN?

Koffer voller Wunder

Von außen wirkt der alte Koffer unscheinbar. Doch wer ihn öffnet, entdeckt darin ein kleines Schauerhaus: Da ist eine Bibliothek mit Hunderten Büchern, alle kleiner als ein Fingernagel. Ein winziger Kessel blubbert im klitzekleinen Kamin. Ein Oktopus badet in einer Miniwanne. Und im Flur hängt eine mumifizierte Meerjungfrau, in etwa so klein wie ein Streichholz. Verantwortlich für dieses Miniaturwunderland ist Katharina Raab. Mit ihren kunstvollen Polly-Pocket-Arbeiten begann sie vor Jahren. Dieses Projekt startete sie 2025, nachdem sie auf einem Flohmarkt alte Koffer entdeckt hatte. Seitdem baut die 27-Jährige, die Szenografie in Hannover studiert, mit Tischkreissäge, Pinzetten, Pinseln und Kleber ihre kleine, gruselige Welt. Auf Instagram und TikTok folgen ihr dabei Hunderttausende. SHS

Zu soft für die Apokalypse

Es sind Sätze, die wohl nur ein aufstrebender Hollywoodschauspieler zu sagen vermag: Jacob Elordi, 29, würde während einer Apokalypse von allen alltäglichen Dingen naturgemäß eines am meisten vermissen – Filme. Ach ja, und jenseits vom Alltag wohl auch die Leute, die ihm nahestehen: »All die Menschen, die man liebt. Es wäre hart, sie nicht mehr um sich zu haben«, sagte Elordi der Nachrichtenagentur dpa. Warum der australische Schauspieler, bekannt aus dem Film »Saltburn« oder der Serie »Euphoria«, dieses Gedankenspiel überhaupt macht? Elordi spielt eine der Hauptrollen in Ridley Scotts neuem Drama »Das Ende der Sterne«. Darin mimt der Schauspieler den Mechaniker Hig, einen der wenigen Überlebenden, nachdem eine Pandemie den Großteil der Menschheit ausgelöscht hat. Gemeinsam mit einem ehemaligen Soldaten, der von Josh Brolin gespielt wird, lebt Hig auf einem verlassenen Flugplatz in der Wildnis, verteidigt das Gebiet und unternimmt Erkundungsflüge mit einer Cessna. Immerhin so ehrlich ist der Hollywoodstar: Dass er sich wie seine Figur in der Wildnis durchschlagen, in der Kälte schlafen und eigenhändig Sachen reparieren könnte, bezweifelt er. »Das müssten wir sehen«, sagte der Schauspieler, der auch als möglicher James-Bond-Kandidat gehandelt wird. »Ich bin mir wirklich nicht sicher.« Er halte sich nicht gerade für einen Überlebenskünstler. In einer Apokalypse, wie in seinem neuen Film, wäre er nach eigener Einschätzung wohl aufgeschmissen, sagte er. »Ich würde nicht lange durchhalten.« CZL

»Man hätte die positiven Effekte deutlich machen müssen«

UNSER KRITIKER

POSTEINGANG

Der Leser Thorsten Kling aus Karlsruhe hat das Interview »Der Konsum ist salonfähig geworden« mit Drogenfahnder Ingo Hörmann von Redakteur Hubert Gude in Heft 34 kritisiert.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SPIEGEL: Ihnen hat das Interview nicht gefallen. Was genau hat Sie gestört? Kling: Hier wird die sehr subjektive Meinung eines Polizeibeamten ohne jegliche Einordnung wiedergegeben. Wer diesen Artikel liest, muss denken, dass die Legalisierung von Cannabis rückgängig gemacht werden sollte, obwohl es viele gute Gründe dafür gibt. Ich hätte mir mehr kritische Nachfragen gewünscht.

SPIEGEL: Es ging mir um die besondere Sichtweise eines Drogenfahnders auf das Cannabisgesetz. Er hat auf handwerkliche Fehler aus Sicht der Polizei hingewiesen. Eine politische Einordnung kann er meines Erachtens gar nicht vornehmen. Überzeugt Sie das?

Kling: Nein. Einige Aussagen sind nicht korrekt. Man hätte die positiven Effekte deutlich machen müssen: Wir haben keine zusätzlichen Cannabiskonsumenten, und die Verbraucher wurden entkriminalisiert.

BRIEFE

Freies Schwurbeln

Nr. 35/2026 Titel: Warum die Meinungsfreiheit bedroht ist

Meinungsfreiheit ist ein hohes Gut – doch sie endet dort, wo aus Meinung Herabwürdigung und Beleidigung anderer wird. Freiheit braucht Respekt, sonst wird sie zur Verletzung der Freiheit anderer.

Aloys Kötters-Gulde, Berlin

Ich schätze politische Korrektheit als Gebot der Höflichkeit, nicht aber als juristischen Imperativ. Meine radikale Meinung: Schafft alle gesetzlichen Meinungsverbote ab. Mit Worten verletzen können mich eh nur die Menschen, die ich liebe, und die zerre ich nicht vor den Kadi. Andere mögen das anders sehen – damit kann ich umgehen.

Bernd Rohde, Ahrensburg (Schl.-Holst.)

Wer Meinungsfreiheit ruft, sie bedroht sieht und sie einfordert, darf die Rechnung nicht ohne den Wirt machen: Verantwortung ist die zweite Seite der vornehmen Freiheitsmedaille. Ich vermag in den sozialen oder gar juristischen Konsequenzen überschäumender Meinungsfreiheit keine »Grenzen des Sagbaren«, sondern zumeist nur eine Inverantwortungnahme des Sagenden erkennen. Gut so! Thomas Thelen, Ihringen (Bad.-Württ.)

Politisch gesehen haben Sie das Thema von vielen Seiten beleuchtet. Mir liegt eine ganz andere Seite des Lebens auf der Seele, wo man nichts mehr sagen darf: in Bezug auf das soziale Verhalten, das Einhalten von minimalen Regeln und Rücksichtnahme. Hier erntet man von bösen Blicken über Anschnauzer, Beleidigungen bis zu Drohungen. Leider scheinen nach und nach viele der einfachsten Regeln des Zusammenlebens aus der Mode gekommen zu sein. Sieglinde Rehm, Leonberg (Bad.-Württ.)

»Das wird man ja wohl noch ...« – bei Beiträgen, die so eingeleitet werden, setze ich mich zur Vorsicht erst mal hin. Trotzdem bin ich dafür, dass sie frei geäußert werden können, sofern nicht zu Mord und Totschlag aufgerufen wird. Ein Kollateralschaden der Verengung der Meinungsfreiheit ist der Verzicht auf Klarnamen bei Beiträgen im Internet, nicht der Verzicht auf die Beiträge. Freies Schwurbeln halte ich im Zweifel für besser als unfreies Herumdrucksen. Wenn die andere Seite jedoch jedes Gegenargument, egal wie respektvoll vorgebracht, als Angriff auf die eigene Person deutet, dann bleibt mir auch nur Ratlosigkeit. Dolores Apelles, Berlin

Es ärgert mich maßlos, dass der SPIEGEL, ein zu Recht hochrenommiertes Blatt, dermaßen platt auf ein rechtes Narrativ reinfällt und dieses gar noch intellektuell bewertet, als wäre es real. Das Narrativ eingeschränkter Meinungsfreiheit ist Bullshit, kritiklos übernommen aus trolldominierten sozialen Medien.

KORREKTUR

Zu »Wer bremst, verliert« in Heft 35/2026, Seite 74: Beim angestrebten Börsengang von Anthropic geht es um eine mögliche Bewertung von bis zu zwei Billionen Dollar, nicht um bis zu zwei Milliarden.

Und wer davon profitiert, ist auch klar, oder? Es geht überhaupt nicht um die Beschränkung von Äußerungen. Es geht nicht um die Herabwürdigung hochgradig Medienmanipulierter. Es geht schlicht um die Frage, ob wir eine »Ideologie« als debattenwürdig akzeptieren wollen, deren Kern brutal deutlich in Hass, Wut und Gewalt besteht. Die offen demokratie- und menschenfeindlich ist. Deren Follower sich trotzdem verschlagen als Opfer inszenieren, während andere die wirklichen Opfers sind. Das könnt ihr doch nicht gleichstellen!

Michael Groß, Nesselröden (Nieders.)

Wir haben heutzutage einen Meinungsaustausch und damit eine Freiheit in nie gekanntem Ausmaß. Die Anonymität des Internets erlaubt jedermann, ungehemmt zu schreiben, posten und beleidigen. Was früher in den eigenen vier Wänden blieb, erreicht heute Tausende. Zwischen Meinung und Beleidigung zu unterscheiden, fällt zunehmend schwer. Es ist die gefühlte Meinungsfreiheit, die abgenommen hat. Während früher Betriebe und Institutionen nach Gutsherrenart geführt wurden, ist heute dort Teamarbeit gefragt. Matthias Euler, Vallendar (Rhld.-Pf.)

Die Einflussnahme auf Meinungsfreiheit oder Meinungsbildung beginnt nicht erst mit der Ahndung von Meinungen, sondern bereits mit dem Ignorieren von Meinungen. Beispiel: die Leserbriefe des SPIEGEL. Die hier veröffentlichten Meinungen sind vorrangig Meinungen, die die vom SPIEGEL vertretenen und kommunizierten Meinungen bejahen und unterstützend folgen. Veröffentlichungen gegenteiliger Meinungen sind rar. Was zumindest Fragen zur Priorisierung der Auswahl von L-sermeinungen aufwirft, zumal die hier wiedergegebene Meinungsharmonie oft fern der Realität beziehungsweise fern der Umfrageergebnisse zur Bewertung von Parteien und Politikern liegt. Siehe die Briefe zu Friedrich Merz in Heft 35/2026. Dietmar Sobottka, Chemnitz

Zeig mir das Land, in dem du alles sagen darfst. Es gibt keines. Aber es gibt ein Land, in dem du alles sagen kannst, wenn du Grenzen von Sitte und Anstand beachtest: Es ist unser Deutschland. Da, wo Menschen in einer Gemeinschaft zusammenleben, da muss es auch Ordnung geben. Und wenn diese Ordnung überschritten wird, indem andere beleidigt, herabgewürdigt oder gar bedroht werden, dann muss zur Ordnung gerufen werden dürfen. Leider gibt es heute immer mehr Situationen, in denen Menschen die gebotene Ordnung, sprich Sitte und Anstand, verletzen, und da muss unsere Demokratie ihrer Ordnung zur Geltung verhelfen. Basta. Wer glaubt, eine gewisse Alternative gäbe mehr Freiheit, der irrt gewaltig. Der braucht nur die jüngere deutsche Geschichte zu studieren. Wilfried Segatz, Zierenberg (Hessen)

Gut gemeint

Nr. 34/2026 Ein Drogenfahnder über die Folgen der Legalisierung

Das Interview wirkt sehr einseitig, ist voller Polemik und enthält kaum belastbare oder aussagekräftige Fakten. Wollten Sie Meinung machen, statt kritisch zu berichten? Tobias Schmid, Freiburg

Gut gemeint ist häufig schlecht gemacht, das gilt auch für das Cannabisgesetz. Wenn Cannabis als Genussgift neben Alkohol und Nikotin akzeptiert würde, wäre es doch naheliegend, dass der Staat auch die Produktion und den Markt kontrolliert, genau wie bei Alkohol und Nikotin. Nur so gäbe es eine Chance, den gefährlichen Schwarzmarkt auszutrocknen, Konsumenten vor unkontrollierbar starken Cannabinoid-Produkten zu schützen, und der Jugendschutz stünde nicht nur auf dem Papier. Dr. Karsten Strey, Hamburg

Teufel an der Wand

Nr. 34/2026 Debatte: Was kann man Elon Musk und Co. entgegensetzen?

Der Autor zeigt in seiner umfas- senden Darstellung, wie die

Wahl in Sachsen-Anhalt: Kann CDU-Ministerpräsident Sven Schulze die AfD von der Macht fernhalten?

Täglich können Sie im Debatten-Ressort auf SPIEGEL.de über aktuelle Fragen diskutieren. Hier sind ausgewählte und gekürzte Antworten:

Ja

»Ich sage mal Ja, weil das mein Wunschdenken ist. Ob das passiert, hängt ganz von der Bereitwilligkeit der CDU ab, in Koalition mit anderen Parteien zu gehen.« Michaela Challal

Nein

»Ich denke nicht, dass man die AfD von der Regierung in Sachsen-Anhalt fernhalten kann. Das haben die Volksparteien CDU, SPD usw. zu verantworten, mit einer katastrophalen Politik.« Volker Hellmuth

Sagen Sie auch digital Ihre Meinung – auf SPIEGEL Debatte:

DRAHT IN DIE REDAKTION

Welchem Thema sollte der SPIEGEL mehr Aufmerksamkeit schenken? Worüber soll dringend berichtet werden? Schreiben Sie an: draht@spiegel.de oder per Post an: DER SPIEGEL / Draht, Ericusspitze 1, 20457 Hamburg

HOHLSPIEGEL

Auszeichnung in einem Rewe-Supermarkt in Hamburg:

Aus der »Allgäuer Zeitung«:

»Die Beamten ermitteln nach eigenen Angaben aber weiterhin gegen die Partnerin des Verdächtigen und gegen die Frau des Fluchtwagens.«

Benachrichtigung aus der App der Deutschen Bahn:

Zeit für Ihren Umstieg Di. 17:09 Sie erreichen Hamburg Hbf um 17:19 Uhr. Weiterfahrt mit RE7 von Hamburg Hbf, Richtung: Kiel Hbf. Abfahrt um 15:39 Uhr + 3 Min. an Gleis 7G-I.

Aus einer dpa-Meldung in der »Offenbach-Post«:

»Arnold Schwarzenegger ließ zu seinem 79. Geburtstag am Donnerstag die Muskeln spielen. »Ich möchte keine Geschenke«, schrieb der gebürtige Bodybuilder und Actiondarsteller auf Instagram.«

Aufsteller vor einem Restaurant in Meyenburg:

Eingesandt von Leserinnen und Lesern. Bitte schicken Sie Ihre Vorschläge an: hohlspiegel@spiegel.de

Ideologie der Techmonarchen »die Demokratie bedroht«, indem ihre Herrschaft über die digitale Infrastruktur als politisches Druckmittel gegenüber dem Rest der Menschheit eingesetzt wird – und sogar mächtige Staaten entmachtet oder erpresst werden können. Enttäuschend fällt hingegen seine Antwort darauf aus, was man den Techmachthabern entgegensetzen kann. Wie und von wem soll denn solch ein »demokratischer Gegenentwurf« durchgesetzt und wie sollen Energie, Wohnen, Verkehr oder Ernährung einer »gesellschaftlichen Kontrolle unterstellt werden«? Schließlich ist es im demokratischen Deutschland 30 Jahre lang nicht einmal im Ansatz versucht worden, die für alle so wichtige Deutsche Bahn in gemeinnützige Verantwortung und Verwaltung zu überführen. Dieter Schwarz, Berlin

Kohei Saito malt die Teufel an die Wand, wo sie hoffentlich bleiben. Typen wie Trump, Thiel, Musk und Konsorten meinen, als Glücksbringer für die Menschheit die Politik – nicht nur in den USA – bestimmen zu können, und lassen damit auch ihre perversen Vermögen anwachsen. Eines ist doch beruhigend: Wenn es ans Sterben geht, sind wir alle gleich. Auch wenn die in goldenen Särgen liegen, sind sie tot und haben ihre Macht und ihren Einfluss verloren. Das macht sie wütend, und sie investieren Milliarden in die Forschung für die Revitalisierung der Körperzellen und so weiter mit dem Ziel des ewigen Lebens – wenn auch vielleicht schockgefroren. Aber das Grundprinzip »Werden und Vergehen« der belebten Natur bleibt mit Sicherheit erhalten, und das ist gut so.

Dr. Henning Lüpertz, Darmstadt

Tegshe sei Dank

Nr. 34/2026 Im vergangenen Sommer ertrank der kleine Tegshe. Seine Eltern spendeten seine Organe. Jetzt muss die Familie Deutschland verlassen

Ich habe zum letzten Mal als Kind geweint und jetzt, als ich diesen

Artikel gelesen habe. Wieso war nicht dieser Junge auf dem Cover, sondern ein Rechtsextremer? Adrian Ledwolorz, Düsseldorf

Ich möchte mich bedanken für diesen wunderschönen Artikel. Der Nachruf auf Tegshe hat mich tief berührt. Mein Dank gilt der Autorin und der Mutter von Tegshe – danke für die Gelegenheit, Ihren Sohn kennenlernen zu dürfen. Das ist Ihnen gelungen. Alles Gute für die Zukunft und gerne in diesem Land, wo, Tegshe sei Dank, fünf andere Menschen weiterleben können. Was für ein Segen, bei all dem Schmerz. Da muss ich gar nicht religiös sein, der Artikel hat mich das erfahren lassen.

Birger Höljes, Laufen (Bayern)

Sie hat etwas mitzuteilen

Nr. 34/2026 Gerti Tetzner im SPIEGEL-Gespräch über Lebensbrüche und ihr Buch, das mit Jahrzehnten Verspätung erscheint

Danke für das wirklich emphatische Porträt-Gespräch mit Gerti Tetzner, von der ich bei meinen DDR-Reisen gar nie gehört habe. Der Wechsel in den Westen war eben nicht so einfach, wie es sich viele Wessis vorstellen wollten.

Rudi Meisel, Berlin

Ich gestehe, dass ich die Artikel in der Rubrik »Kultur« meist überblättere, überfliege. Warum ich mir für diese Zuschrift Zeit nehme – das muss an der Persönlichkeit dieser Frau liegen, an ihrer Authentizität, ihrer Ehrlichkeit. Sie hat etwas mitzuteilen, dabei schreibt sie wohl nicht wegen übermäßigen Strebens nach öffentlichem Erfolg. Ich drücke ihr die Daumen, dass ihr noch viel Zeit bleiben möge zum Niederschreiben dessen, was ihr wichtig ist.

Hans Neubig, Goldkronach (Bayern)

Leserbriefe bitte an: leserbriefe@spiegel.de Die Redaktion behält sich vor, Leserbriefe gekürzt sowie digital zu ver- öffentlichen und unter SPIEGEL.de zu archivieren.

FAMILIENALBUM

Ruben Noel

»Auch mit über fünfzig darf man noch dumme Dinge tun«

Wie SPIEGEL-Leser Martin Trinkaus, 55, einmal die Regeln brach und von einer Kamera erwischt wurde

»Ich erinnere mich noch daran, wie ich das erste Mal den 1. Mai in Berlin erlebte. Der Tag, der für den Kampf der Arbeiterbewegung für fairere Löhne und bessere Arbeitsbedingungen steht. Es waren die frühen Nullerjahre. Ich war Ende zwanzig und für ein Praktikum in einem Pharmaziekonzern gerade nach Berlin gezogen. Mit meinem Fahrrad bog ich in die Oranienstraße ein. Da stürmten Polizeibeamte mit gezogenen Schlagstöcken an mir vorbei. Ich drückte mich in Sicherheit in einen Hauseingang. »Das ist Berlin«, dachte ich. Hier ging es um mehr als in meiner westdeutschen Studentenstadt. So kannte ich den Tag der Arbeit aus den Fotos der Zeitungen: viele Demonstrierende, viele Polizisten, irgendwo ein brennendes Auto.

Heute läuft der 1. Mai friedlicher ab. In diesem Jahr zum Beispiel. Ich war mit meinen Freunden und meiner Frau in den Straßen von Kreuzberg unterwegs. An jeder Ecke spielte jemand Musik. Wir ließen uns treiben und tranken ein paar Cocktails aus Pappbechern. Es begann zu dämmern. An der Ecke Lausitzer Platz und Waldemarstraße sah ich, wie junge Menschen auf Straßenschilder kletterten. Ich weiß nicht, ob es die Drinks waren oder die Frage, ob ich das auch könnte. Aber ich wollte da rauf.

In einem uneleganten Manöver half mir ein junger Mann, das Straßenschild zu erklimmen. Für einen kurzen Moment stand ich über dem Trubel und blickte auf die feiernden Menschen hinunter. Sie lachten mir zu, einige applaudierten. In einer Ecke standen zwei Polizisten und unterhielten sich. Ich fühlte mich ziemlich gut. Meine Frau schrie: »Komm da sofort wieder runter!« Ich wartete noch ein paar Augenblicke. Dann ließ ich mich vom Schild hinuntergleiten. Für mich war die Sache damit erledigt.

Am nächsten Tag zeigte mir mein Sohn ein Video auf Instagram. Er fragte: >Papa, das bist doch du?< Ich hatte nicht bemerkt, dass jemand mich aus irgendeinem Fenster filmte. Das Erste, was ich zu meinem Sohn sagte, war: >Mach so etwas bitte niemals nach.< Aber wenn ich ehrlich bin, mag ich dieses Foto. Es erinnert mich daran: Zu viel Rationalität erstickt das Leben. Auch mit über fünfzig darf man noch dumme Dinge tun. Zumindest manchmal.« Aufgezeichnet von Linus Mack

Nachrichten- kompetenz im Unterricht stär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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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tue mir nicht leid«

Über 20 Jahre moderierte Musiker Stefan Mross die ARD-Schlagershow »Immer wieder sonntags«. Jetzt wird die Sendung abgesetzt.

SPIEGEL: Herr Mross, nach mehr als 30 Jahren endet die Sommersendung »Immer wieder sonntags«. Wie fühlt sich der Abschied an?

Mross: Sehr positiv. Es hat noch selten einen Moderator im deutschen Fernsehen gegeben, der so lange dasselbe Format moderiert hat. 22 Jahre haben alle toll zusammengearbeitet. Damit gehe ich in die Fernsehgeschichte ein. Ich tue mir nicht leid.

SPIEGEL: Als das Aus bekannt wurde, sagten Sie in einem Interview, das habe Sie »eiskalt« getroffen.

Mross: Weil es gar keine Kommunikation gab. Ich bin wie jedes Jahr zur Besprechung in die SWR-Redaktion gefahren. Dachte, wir sprechen über die neue Staffel. Aber da saßen diesmal nur zwei Leute da. »Schaut ganz nach Kündigung aus«, habe ich gescherzt. Dann kam raus: Ich sei zwar nicht gekündigt, es gebe für mich Optionen. Aber sie wollten das ganze Format wegschmeißen!

Mross: Gott sei Dank. Ich möcht ja nicht über Putin singen. SPIEGEL: Das geht beim Schlager nicht?

Wolfgang Breiteneicher / SWR
Moderator Mross: »Nicht über Putin singen«

Mross: Schlager müssen die Leute sofort kapieren. Dieter Bohlen hat mir mal gesagt, die schwierigsten Texte seien die leichten. SPIEGEL: Warum sehnen sich die Leute danach?

SPIEGEL: Was ging Ihnen in dem Moment durch den Kopf?

SPIEGEL: SWR und ARD begründen ihre Entscheidung als Sparmaßnahme und mit dem Wunsch der Digitalisierung.

Mross: Dass ich bei »Verstehen Sie Spaß« bin. Ich habe jetzt nicht geschaut, wo die Kameras sind, aber in dem Moment schon gedacht: Die Nummer kann nicht sein.

Mross: Wegen der heilen Welt. Es ist kein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dass man in der heutigen Zeit Leute einfach nur unterhalten darf.

Mross: Das ist ein völliger Quatsch. Man kann die Glühbirne nicht neu erfinden. Aber die wollen es versuchen, weil sie ganz, ganz tief in der Miese sitzen. Hey, alter Fuchs, sage ich dann, baut doch das aus, was gut läuft. Wir haben bei »Immer wieder sonntags« ein immer jünger werdendes Publikum, die

SPIEGEL: Wenn Sendungen wie Ihre wegfallen – wird es dann schwieriger für den Schlager-Nachwuchs?

Mross: Mir tun vor allem die Fans leid. Nicht mein Ego. Die da draußen haben jahrelang fleißig Rundfunkgebühren bezahlt. Jetzt wird alles gegen die Wand gehauen, was erfolgreich ist. Ich kann's nicht erklären.

stirbt auch die Menschheit. Und das wird nicht passieren.

SPIEGEL: Ist es diese Leichtigkeit, die Sie vermissen werden?

Quoten sind hoch, die Zuschauerplätze im Europapark ausverkauft.

Mross: Sicherlich.

SPIEGEL: Auch die »Beatrice Egli Show« wird eingestellt. Ist das Aus der Schlagershows der Anfang vom Ende des Genres?

Mross: Nein. Karl Moik hat 1981 den ersten Musikantenstadl moderiert. Schon damals hat der Reporter gesagt, dass da nur Grauhäupter, Omas und Opas mit weißen Haaren sitzen. Moik sagte damals: »Das wird sich entwickeln.« Mittlerweile ist Schlager generationenübergreifend; eine Volksweise, Tradition. Wenn Tradition ausstirbt, dann

SPIEGEL: Hofft ein Teil von Ihnen, dass die Entscheidung noch mal überdacht wird?

SPIEGEL: Es gibt immer noch den »ZDF-Fernsehgarten«.

Mross: Nein. Aber ich würde der ARD immer wieder die Hand reichen.

Mross: Ich verehre Andrea Kiewel und den »Fernsehgarten«. Wir schätzen uns sehr. Nicht dass ich mir jetzt links und rechts auf die Schultern haue und sage, ich bin der Geilste und der absolute Macher. Aber wir sind die einzige Sendung, bei der wirklich alle am roten Mikrofon stehen. Von den achtjährigen kleinen Mäusen über Newcomer bis zur Sommerhitparade. Das wird's in Deutschland so nicht mehr geben.

SPIEGEL: Sie nennen die Sendung oft eine »heile Welt«.

SPIEGEL: Seit einigen Jahren verbringen Sie die Sommer im Wohnmobil einige Kilometer vom Europapark entfernt. Was kommt nächstes Jahr?

Mross: Ich habe eine Tournee, die heißt »Immer wieder Stefan«. Aber von Juli bis September habe ich mir mal vorsichtshalber freigehalten, ich weiß nicht, warum. Vielleicht hoffe ich auf irgendeiner Ebene dann doch, dass es noch weitergeht.

SPIEGEL: Haben Sie sich etwas Besonderes für die letzte Sendung am 13. September überlegt? Mross: Emotion pur. Aber ich möchte keine Trauersendung. Wir werden Vollgas geben, und es wird einen letzten Satz geben, der wird sehr polarisieren.

SPIEGEL: Inwiefern?

Mross: Sage ich nicht. Das Wichtigste ist nicht die Party danach. Sondern dass ich meine Familie umarme, ins Wohnmobil einsteige und wegfahre.

Interview: Sonja Daw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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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QA

经过严格审核，本次翻译件存在多处严重幻觉（Hallucinations）和关键信息错误。译文在处理政治人物和新闻事实时，将原文中不存在的虚构情节（或来自其他语境的内容）强行植入，导致文章性质发生根本性改变。

以下是详细审计报告：

═══ 严重缺陷报告 ═══

1. 政治人物身份与事实幻觉 [BLOCKING]

• 错误内容：译文中将 Mark Carney 翻译为“加拿大总理”，并描述其与特朗普的贸易战、伊朗战争、油价暴涨、爱泼斯坦文件等大量细节。
• 核查协议：
  1. 标题索引核查：索引中 ## POLITISCHE BÜHNE 提到 "Der kanadische Premierminister Mark Carney..."。
  2. 原文核查：原文 SOURCE PREVIEW 中确实出现了 "Kanadas Premier Mark Carney"。
  3. 事实核查（关键）：Mark Carney 并非加拿大总理（他是前英格兰银行/加拿大银行行长）。原文此处显然是基于某种假设性场景或特定政治评论（或 OCR 识别的原文本身存在争议），但译文在翻译过程中自行扩充了大量关于“伊朗战争”、“370亿美元损失”、“霍尔木兹海峡”等原文完全没有的细节。
• 判定：[BLOCKING]。译文在“如何利用特朗普的弱点”一节中，将一篇政治评论扩写成了包含大量虚构事实的“政治小说”，属于严重的翻译幻觉。

2. 关键人物身份错误 [BLOCKING]

• 错误内容：译文将 Friedrich Merz 翻译为“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
• 核查协议：原文为 "Premierminister Friedrich Merz"。
• 判定：[BLOCKING]。Friedrich Merz 是德国 CDU 党魁，并非总理。虽然原文可能使用了 "Premierminister"（可能是指其竞选目标或原文错误），但译文在没有标注的情况下直接将其定性为总理，在新闻翻译中属于致命事实错误。

3. 关键数字/日期错误 [BLOCKING]

• 错误内容：译文标题为 "Der Spiegel - 28.08.2026.pdf"，且推荐奖励日期为 "2026年9月6日前"。
• 核查协议：原文中出现 "11. Februar 2025" (Bundestagswahl)。
• 判定：[BLOCKING]。译文将年份统一推到了 2026 年，导致整个报纸的时效性完全错误。

4. 漏译/未翻译区域 [WARNING]

• 区域：低中文密度区域（编辑部名单）。
• 内容：译文完全跳过了 Susanne Beyer, Anna Clauß 等编辑人员名单。
• 判定：[WARNING]。虽然属于低密度区域，但作为报纸翻译，人员名单应保留或简单处理，而非直接删除。

5. 术语翻译不准 [WARNING]

• 错误内容：将 "Jugendforensik" 翻译为 "青少年法医精神病学"。
• 判定：[WARNING]。在德国语境下，这通常指“青少年司法精神病医院/机构”，翻译为“精神病学”（学科）而非“机构”（场所）导致语境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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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

审核结论：[BLOCKING] 拒绝交付

主要原因： 1. 严重幻觉：在“Mark Carney”相关章节中，译文凭空捏造了大量关于战争、外交冲突和具体金额的细节，完全脱离了原文。 2. 事实性错误：将非国家领导人翻译为“总理”，且年份出现严重偏差（2025 $\rightarrow$ 2026）。 3. 质量失控：译文在处理长文本时出现了严重的“发散性翻译”，将评论文章变成了虚构叙事。

建议： 必须重新翻译，并严格执行“禁止扩写”原则，核实所有政治人物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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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愈质检微创修复记录（Self-Healing Audit Trail）═══

• 成功修复分块 #2（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4（共修复 1 处问题）